極權主義的病理診斷書

作者張汝倫｜節選自《時代的思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 2009

NoneButJesus來自慧田哲學04:0805:29

《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成名作，正是這部巨著奠定了她作為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的地位。然而，在冷戰後出版的有關阿倫特研究的論文集中，有關這部著作的文章可說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

阿倫特研究的熱門話題集中在政治行動和判斷，或者倫理學與惡的問題，以及性別和猶太性問題等等，而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對現代性政治特徵的宏觀觀察與分析，卻似乎成了過時的東西。然而，冷戰以後的政治現實，卻一再向人們表明，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許多論斷，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在被事實一再證明。

阿倫特本來對政治毫無興趣，正是納粹奪取政權及猶太人隨後的悲慘遭遇，以及二十世紀其他特有的政治現象，使得她決心要從政治上找到世紀悲劇的答案。政治成為她的思考對象，主要不是出於理論的動機，而是出於經驗的動機。正如英國著名的阿倫特研究者卡諾芬指出的：「阿倫特政治思想的整個議事日程都是由她對世紀中葉的政治災難的反思定的。」這個「政治災難」，當然就是指納粹統治和斯大林主義，阿倫特把它們稱為「極權主義」。「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阿倫特一切思想活動都是以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作為出發點的。」

《極權主義的起源》發表在冷戰方殷的1951年，這個書名使許多人誤以為阿倫特的這本書是為冷戰中的一方提供了重磅炮彈。可是，促使阿倫特寫這部巨著的，根本不是當時的冷戰，而是前冷戰發生的事件。實際上，對於阿倫特來說，極權主義不是指一種特別野蠻的政權，而是指某個更新更危險的東西。納粹和斯大林主義只不過是它的標準體現而已。極權主義是政治現代性的一個極端形式，是西方文明崩潰的徵象。《極權主義的起源》就是想探討這個崩潰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這些因素就是那些在現代世界通行的現象，它們本身不是極權主義的，但在任何國家都可被用作極權主義的基礎，不管其自己的特殊傳統是什麼。」所以這部書一開始並不打算用現在這個容易引起誤導的書名。

阿倫特在1944到1945年之際開始醞釀寫這部書，她與她的丈夫布呂歇爾把這部書看作是對歐洲十九世紀——布爾喬亞世紀的正面攻擊。最初她起的書名是《恥辱的諸要素：反猶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但在給出版商的寫作大綱中她也提到另一個可能的書名:《地獄的三根支柱》。它包括三部分（「論反猶主義」、「論帝國主義」、「論種族主義」）十一章，並沒有「論極權主義」。到了第二個寫作大綱時，此書分為四部分（「猶太人通向政治風暴中心的道路」、「民族國家的瓦解」、「擴張和種族主義」、「成熟的帝國主義」）十三章，仍然沒有極權主義，極權主義的問題只是在第十三章「種族帝國主義：納粹主義」才有所涉及。到了1948、1949年她才決定在原來提綱結束的地方寫現在書的第三部分「極權主義」。直到這本書即將準備出版時，才定了現在的書名。她有時也想乾脆簡單地叫它《極權主義史》。

但這個書名在不止一個意義上容易引起誤導。它並不是像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那樣，是一種發生學的研究。在回答著名政治哲學家福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給這部著作寫的書評時，阿倫特說：「我不是寫一部極權主義史，而是根據歷史來分析；我不是寫一部反猶主義或帝國主義史，而是分析仇恨猶太人的因素和擴張的因素，這些因素依然清晰可見並在極權主義現象本身中起重要作用。……這本書……對形成極權主義的因素給予一個歷史的說明，接著這個說明的是分析極權主義運動和統治本身的基本結構。」《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後，引起了很多批判，這些批判大多是從實證史學的立場批評這部著作對極權主義的描述有許多與事實不符。但從阿倫特對福格林的答辯中我們可以看到，阿倫特在這部書中並不是想要給極權主義提供一個經驗的描述，而是要將它作為現代特有的一個現象加以分析，表明我們時代的危險。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德文版的序言中，阿倫特告訴我們：「這本書，目的是要闡述從德意志第三帝國和布爾什維克體制中，我們初次看到的、我個人認為是一種新的『國家形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揭示它的起因和條件。這些起因是，民族國家的沒落和崩潰，以及現代大眾社會的虛無主義的泛濫。這種崩潰過程所釋放出來的各種因素，正是本書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所要探究的歷史根源。第三部則是分析極權主義的本質形態。」從阿倫特的這些自我告白來看，《極權主義的起源》決不是一部膚淺的對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也不是對極權主義的經驗描述；而是要從根本上探討這個現代特有現象的深層歷史原因及其結構因素。正因為如此，她的許多觀點和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

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是一個新的現象，它之新，不在於它所造成的痛苦，人類從來就不乏痛苦；也不在於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於它使人性本身處於危險之中。它是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和傳統的暴政或專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無法用傳統的範疇去把握它。任何歷史流傳下來的類似之事都無法使它那種恐怖的原創性遜色。它的特點就是依靠意識形態和恐怖來統治。

極權主義與傳統的暴政或專制不一樣，首先在於它的行為不是像專制暴君的行為那樣是完全任意的。它固然也蔑視成文法，但它不是毫無「章法」，它有它的法，這就是它信奉的自然或歷史的法則。它不但自己嚴格服從這法則，而且還強制實施這法則。由於堅信這法則就是天道或歷史的必然規律，它不惜一切代價使之實現，包括犧牲具體的人。極權主義相信只有人類，而不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才是這些法則的實際承擔者，其餘東西都是被動地被它們決定的。

極權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把法則解釋為運動的法則，自然和歷史本身就是運動，它們的法則就更不用說了，與穩定和不變沒有關係。統治者的職責不是應用法律，而是根據其內在的法則無條件執行這運動。統治者談不上什麼「正義」和「明智」，他們只是「科學地」認識。因為他們認識了自然和歷史的法則，他們就有責任排除一切干擾讓其得到貫徹。主要的手段就是用恐怖來為其掃清一切障礙，確切地說，是具體的、複數的個人給運動造成的干擾和障礙。

因此，恐怖給運動或自己掃清障礙不完全靠肉體消滅，因為人總是殺不完的，而是靠通過恐怖使人劃一，失去自己的個性和特殊性，失去自己的創造性和創新能力，成為人這個類的一個樣本。「恐怖通過取消法律的種種邊界使所有的人劃一化，而正是這些邊界給每個人的自由提供了存活的空間。極權主義的恐怖並不剝奪所有自由或取消某些根本的自由，至少根據我們有限的知識，它也沒有成功地從人們心裡根除對自由的熱愛；它只是無情地逼迫人們互相反對，這樣，自由行動的空間——這就是自由的現實——就消失了。」

在阿倫特看來，人區別於動物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個別性和他們能自發行動和思想的能力。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每個人都能開始新的事情。人的本性是「不自然的」（unnatural），即他能自發行動；他能給自然過程設置人為的界限；制訂法律，互相賦予權利，這些權利是「人的」，而不是「自然的」。但這些恰恰是極權主義的恐怖所要著力消除的。極權主義要在一切層面上消滅人的複數性和人的自發性，消除一切人為和偶然的東西，把人變成人類動物的標本，變成僅僅是一樣東西，一個低於動物的東西，「一個不停反應和反映的集合」。

要達到這種對人的完全的控制一般通過以下步驟：首先是通過剝奪各種權利和公民權毀滅法人，然後是通過創造人的良心不再能起作用的種種條件毀滅道德人，最後通過集中營和死亡營毀滅個人，使得一個個個人成為「絕對的多餘」。所以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的目標不是對人的專制統治，而是要建立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中各種各樣的人是多餘的。

要建立這樣的制度，光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意識形態的幫助。阿倫特認為，意識形態本身就像恐怖本身一樣，並不是極權主義的，「只有在新型的極權主義政府手裡，意識形態才成了政治行動的發動機，這是在雙重意義上講的：意識形態決定統治者的政治行動和使被統治者容忍這些行動」。意識形態是解釋生活和世界的系統，它們聲稱能解釋一切，過去和未來，但就是與現實經驗不一致。但這也正是它起作用的條件：既然意識形態認為自己不取決於現存的經驗，它就把一切事實視為製造出來的，這樣也就不再知道任何區分真假的標準，「謠言的重複就是真理」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總之，恐怖和意識形態本身並不必然是極權主義的，但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它們就是極權統治的兩大功能，目的都是把人變成毫無主動性的原材料，變成實現自然和歷史運動的鋪路石。不同的是前者取消個人的思想，而後者給劃一的人們一套劃一的關於自然和歷史運動的邏輯，這套理解證明了前者的合理。由此看來，極權主義就是從根本上毀滅人性。

那麼，這樣一個從根本上毀滅人性的東西，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正是《極權主義的起源》以及阿倫特畢生的工作所要回答的。她在書中揭示的產生極權主義的那些基本因素，恰恰也是現代性的基本因素，這使得任何一個不被非此即彼的冷戰思維模式束縛的人，都不能不深深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