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明星式哲學家悲劇性的一生

作者李文倩｜原載《中國研究生》2018年第2期

在二十世紀，羅素可以說是一個明星式的哲學家。其中固然有時代的原因，但羅素本人的所作所為乃至個性因素，仍是不容忽視的。在某種世俗的眼光中，羅素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人生大贏家」：在嚴格學術的領域，他有《數學原理》這樣的巨著傳世，並因一系列的哲學論著而被普遍認為是分析哲學的奠基人之一；在社會-政治乃至廣泛的文化領域，羅素的聲音可謂無處不在，他是聲名卓著的公共知識分子，並因其頗為成功的通俗性寫作而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學術和政治之外，羅素的情感生活頗為豐富，一生四次結婚、情人亦不少，因此頗有些風流倜儻的意味。

在中國，羅素也有一大批粉絲，有人視他為智慧的象徵，有人視他為道義的化身，亦有人對其所鼓吹的「新道德」頗富感應。而像張申府這樣的人，則更是視羅素為其人生的導師，所思所行無不以其為榜樣。

但就是這樣一位「成功」的大人物，在其傳記作者瑞?蒙克的筆下，卻被認為是度過了悲劇性的一生。這究竟是為什麼？考慮到瑞?蒙克花費十年之功，在查閱了大量的書信、檔案，並做了大量訪談的基礎之上，撰寫了一部上千頁的羅素傳記這一事實，即可想見他的這一判斷絕非虛言。

羅素的一生，是圍繞學術與政治這一主線而展開的。在普通公眾的眼中，羅素或許是一系列通俗著作的作者，也可能是一位反戰的英雄，或者是一位婚姻與道德問題的「專家」。但在哲學學術領域，羅素首先是一位哲學家，分析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倡導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來解決傳統的哲學問題。也就是說，哲學學術才是羅素的立身之本。

羅素的哲學研究，始於他對數學基礎問題的探索。在十多歲的時候，羅素即因哥哥的教育而接觸到幾何問題，這使他有機會感到後者的「美妙」。這一方面表明羅素在數學領域具有天賦，但同時恐怕也與其童年的生活經歷有關。父母早亡，使羅素在很小的時候，即深感人世無常，倍嘗孤獨的滋味。在這樣一種孤寂的生活氣氛中，幾何那種不依賴於任何特定的個人而單憑證明為真、以及不依時間流逝而有所變的性質，帶給羅素極大的慰藉。這也就是說，幾何或數學領域的工作，對於早年的羅素而言，絕不只是某種技術性的東西，而是其充實生活的來源。

羅素對於數學的濃厚興趣，從少年時期開始，一直持續到一戰之前。在這中間，他雖然間或對社會-政治問題表現出興趣，並撰寫了相關著作，但總的來說，他理智生活的重心仍在數學問題上。在研究數學基礎問題、並撰寫相關著作的同時，羅素相信數學的世界是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沉浸在這個世界之中，有助於他避開人事的「紛擾」。

熱衷於數學問題的早年羅素，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專家，但這並非其最終的目的。其根本性的旨趣，在於通過這一探究的過程，獲得一種智性上的滿足。羅素說，「我希望在為數不多的專家心中獲得知名度。但是，我的主要願望——作為我調控生活原則的願望——是純粹以自我為中心的，旨在獲得思想上的滿足，探索讓我感到困惑的事物。」（《羅素傳：孤獨的精神 1872～1921》，139頁；以下簡稱「《孤獨》」）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其探索的動機而言，早年的羅素是極為純粹的。

瑞?蒙克對羅素早年在數學、邏輯和哲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這些天才的傑作雖非完美無缺，卻是真正能夠展現羅素才智的東西。羅素苛刻的學生、哲學研究中的後來居上者維特根斯坦，對於早年羅素所取得的理智成就，亦「從未失去敬仰之情」（《羅素傳：瘋狂的幽靈 1921～1970》，312頁；以下簡稱「《瘋狂》」）。瑞?蒙克和維特根斯坦以及其他哲學史家的評價表明，羅素在其早年的理智工作中，不僅抱有極為單純的動機，而且事實上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傑出成就。

艱苦而長期的理智工作令羅素感到厭倦，但這並非其告別嚴肅學術的真正理由。致命的一擊來自其高徒維特根斯坦。在本文前面的部分，我們已經談到，早年羅素從事數學研究的根本動力，在於他相信數學的世界是一個沒有人事的紛擾，也沒有時間的永恆世界；在數學的世界中，他得以擺脫一種致命的孤獨。顯而易見，這樣一種對於數學本性的理解，是畢達哥拉斯式的。但早期維特根斯坦的研究表明，數學的本質是重言式。這一結論使羅素感到痛苦，卻又不得不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它。

羅素在後來撰寫的《我的哲學的發展》一書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回顧了上述轉變的過程，可見其對此的看重。在該書第十七章「放棄畢達哥拉斯」中，羅素寫道：「我已經不再認為數學在題材上是和人事無關。我終於相信（雖然是很不願意）數學是由重言式而成。」（《我的哲學的發展》，211頁；以下簡稱「《發展》」）與此同時，數學的超時間性也遭到了羅素的質疑：「我想數學的超時間性絲毫沒有我從前以為它所具有的那種崇高和莊嚴，而只是由於純粹的數學家是不談時間的。在默想數學真理的時候，我再也得不到什麼神秘的滿足之感了。」（同上注）

維特根斯坦的批評之外，動蕩不安的外部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羅素告別了純粹的學術研究，而投身到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之中。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自那以後，正如羅素自己所言，「我把不少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哲學以外的事情里。」（《發展》，216頁）根據瑞?蒙克的傳記，羅素後來雖然也曾「重返哲學研究」，並撰寫了不少哲學論著，但這些論著再也沒有像他早年的工作那樣，在專業的哲學研究者那裡產生重要影響。事實上，「真實的情況是，到了1944年，羅素在普通公眾中的聲譽很高，與在學術精英中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此。」（《瘋狂》，313頁）

數學不過是重言式，認識到這一點，那種早年羅素在數學研究中所獲得的形而上的滿足，就不可避免地喪失了。混亂的外部世界，也時時刺激著羅素走出書齋。而促使羅素由一名艱深的專業著述者轉變為一個自由作家的另一原因，是他和學術體制的關係。一方面，羅素由於對政治問題的積極介入，在學術體制中變得不那麼受歡迎。另一方面，羅素對僵化的學術體制本身也感到厭倦。而成為一名自由作家，有比較豐厚的收入，則可以讓他擺脫這一切。

羅素最終選擇成為一名自由作家，並以其流利的文筆而大受普通讀者歡迎，一時之間可謂名利雙收。但從學術的角度看，羅素為他的這一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瑞?蒙克說：「與自由作家的生活相比，講師的職位更沉悶，更乏味，但是，他至少可以從事哲學研究，不受流於膚淺的誘惑（也許可以說免除這樣的責任）。當一個人必須出售自己所寫的一切文字時，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孤獨》，669頁）事實上，羅素在成為一名自由作家後，有時迫於經濟上的壓力，不得不炮製一些膚淺的文字。

但更大的代價在於，忙於參加政治活動、撰寫報刊文章的羅素，在離開學術體制之後，切斷了與哲學學術界的聯繫。這使他對後來哲學發展的細節不甚了了。後來，羅素曾一度重返哲學研究，但他悲哀地發現，專業的哲學研究者雖對其示以表面上的尊敬，但事實上並不真正關心他後來的研究成果。賴爾、斯特勞森等都是如此。羅素對此深感憤怒和痛苦，但已無力扭轉乾坤。

在撰寫通俗文字的問題上，將羅素與維特根斯坦做一對比，或許不無啟示。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維特根斯坦對羅素早年的工作，雖不無批評，但始終抱有尊敬。而對其後來所寫的一系列通俗著作，則持一種激烈批評的態度。維特根斯坦本人，從未撰寫過應景的報刊文章。瑞?蒙克說：「對維特根斯坦來說，放下身段，撰寫報刊文章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孤獨》，669頁）一九二九年，維特根斯坦重返哲學研究之後，通過對自己早期思想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學思想，以至在相關著作出版之前，即對專業的哲學研究者們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於羅素的通俗性著作，這裡有必要簡單談一下他的《西方哲學史》。在中國，長期以來乃至於直到今天，不少人都將羅素的這部著作當作哲學的入門書加以推薦。但事實上，羅素本人並不看重此作。在《我的哲學的發展》一書中，羅素認為如果說有一本書是他在哲學上的代表作，那麼這本書就應該是他發表於一九一二年的《哲學問題》。如此一來，問題即在於，為什麼連作者羅素本人都不看重我們長期以來如此「重視」的《西方哲學史》呢？

要回答上述問題，其實並不太難，只要我們了解一下羅素撰寫此書的動機及過程，即可得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上世紀四十年代，羅素因為早先在婚姻、性及相關道德問題上的自由化主張，在紐約受到了不公正的道德非議和審判，以至其失去了本已得到的教職。這樣一來，羅素一家即不可避免地陷入經濟危機之中。這時，正好有一家基金會邀請羅素擔任某個通俗講座的主講人，而聽講者大多沒有哲學專業背景。羅素為準備這一講座，撰寫了《西方哲學史》一書，並為當時的聽眾考慮，突出了哲學與一般政治、社會狀況的聯繫。這似乎沒什麼問題。但從哲學史研究的角度看，羅素這一匆忙趕製的著作，在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而如果我們將此作視為哲學的入門書，則問題更大，因為它扭曲了哲學的功能，將哲學視為一項解決政治或社會問題的工具，而不是一門具有獨立價值的、自由的學術。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提及，羅素的一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但就總體而言，羅素對二者關係的處理是失敗的。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羅素撰寫了大量的通俗文章，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政治問題的討論。瑞?蒙克認為，羅素在政治問題上的意見雖非一無是處，但與其在專業著作中所展現出來的敏銳與才智相比較，則不免顯得乏善可陳、前後矛盾，而並非像一般公眾所期待的那樣高明。

羅素在政治問題上頻頻發言，但卻並未展現出多少過人的才智，可能有這樣幾種原因。一是羅素髮表那些文章和講演的動機，在不少情況下是為了緩解自身的經濟危機，而不是為了表達對政治問題的真知灼見。二是羅素有一份貴族的清高，在骨子裡看不起普通民眾，因此不認為有對政治現象進行細緻研究的必要，而只願意談論一些相對抽象的政治原則。三是羅素在數學方面的訓練，使他在思考一般問題時，傾向於以一種高度簡化的方式來進行，但這樣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對一個政治觀察者而言，並不一定是好事。對於這一點，羅素自己也認識到，「雖然他在數學和數學哲學方面擁有專業知識，可是這並未賦予他就政治問題發表看法的權威。」（《瘋狂》，62頁）

以上分析表明，健全政治判斷的形成，有賴於對複雜的政治現象做細緻的分析和研究，但這恰恰是羅素所不願意去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同瑞?蒙克的判斷，「羅素從來不是非常老練的政治思想家。」（《瘋狂》，538頁）

那麼，如何評價作為知識分子而非哲學家的羅素呢？在一個意義上，公共寫作和演講讓羅素名利雙收，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內心中難以擺脫的孤寂，並在大眾之中成就了他現代「聖人」的名聲。而在學術的意義上，羅素投身於公共寫作和演講，則是一種巨大的智力浪費，這也正是瑞?蒙克為其痛惜不已的原因。深受羅素影響的中國學者張申府，一生熱衷於政治活動，但到了晚年，卻在接受採訪時不斷表示，自己最遺憾的是未在哲學領域留下一部「大書」。

政治之外，羅素就婚姻、性及相關道德問題所發表的言論，引發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對羅素這方面的觀點，進步主義者自然大加讚賞、表示歡迎，而保守主義者則視其為罪惡。維特根斯坦則評論說，「如果一個人告訴我，他去過最糟糕的地方，我無權對他的說法進行判斷。但是，如果他告訴我，他擁有的超人智慧讓他可以去那些地方，那麼我知道，他這是在騙人。」（《瘋狂》，130頁）

就羅素的觀點本身，人們自然有權利基於不同的立場，而做出各自的評論。但驗之於羅素自身，則其婚姻生活與其所倡導的理論之間，似乎常有不合之處，並令當事人深感痛苦。比如羅素認為，在婚姻生活中，丈夫或妻子有自己的情人，這並非是不道德的。但當其第二、第三任妻子朵拉、彼得有自己的情人時，羅素起初表面上並不在乎，但實質上深懷痛苦和妒意，並終而選擇離婚。

而且，即使在離婚之後，羅素亦對朵拉表現出巨大的冷漠，以至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拒絕與朵拉見面，涉及財產、子女的教育及撫養等問題時，都是委託律師辦理，避免有直接打交道的情況。不僅如此，羅素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自己的兒女亦不甚關切。有評論者認為，根據瑞?蒙克的傳記，羅素糟糕的家庭生活，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羅素也曾不無反省，他寫信給自己的女兒凱特說，「我越來越病態，反思之餘，深感自己人生失敗，無論作為丈夫還是作為父親均是如此。我試圖讓自己相信，都是別人的過錯。但是，這樣的事情反覆出現，看來說明實情並非如此。」（《瘋狂》，349-350頁）

瑞?蒙克說，羅素的一生是一個「悲劇」，對於這一看法，人們在讀完傳記之後，當可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但無論如何，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每個人在做選擇的同時，必定也在付出相應的代價；在某些表面耀眼的人生背後，同樣存在著失敗的陰影。聰慧者如羅素，似乎亦不能例外。

（《羅素傳：孤獨的精神 1872～1921》，[英]瑞?蒙克著，嚴忠志、歐陽亞麗譯，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版；《羅素傳：瘋狂的幽靈 1921～1970》，[英]瑞?蒙克著，嚴忠志、歐陽亞麗譯，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版；《我的哲學的發展》，[英]伯特蘭?羅素著，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