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之旅 | 一個新聞故事的誕生

* 本文為新聞專業期刊《新聞與寫作》約稿，刊登於2018年第2期

文 | @葉偉民

直至2006年，也就是我從業3年後才第一次知道特稿。當時我從長沙來到廣州，進入剛創刊的《南都周刊》，這是一份立志以《紐約時報雜誌》為品質標杆的新銳刊物，到處洋溢著對「特稿」的熱情。

我領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去湖北黃石採訪警察吳幼明，他因發帖揭露當地交警罰款內幕而被處理。我在一個被貨運鐵路貫穿的小鎮找到了他，這是我見過最個性的警察，熱愛搖滾和地下文學。編輯很興奮，認為那很「特稿」。

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非常不堪的寫作經歷。這個「特」字讓人云里霧裡，我起碼重寫了三遍，每一遍都筋骨寸斷，某種範式被打破。媒體時代也大致如此，市場化轉型敲碎「臉譜化」新聞，特稿無疑是其中有力的一支。但在相當長時間裡，它的術語色彩遠大於外界認知，一名特稿記者可能不止一次窘迫地解釋：我的工作就是將新聞寫得好看一點。

特稿很難定義。回溯其英文詞源是「Feature Writing」，字面意思按理是「專題報道」，但移植到中國的新聞語境就很不靠譜了，完全是另一個範疇。縱然釋義紛繁，特稿的內涵終究通過行業實操逐步固定下來。此後，以《南方周末》提出「中國式特稿」為標誌，其本土化進程開啟。

總的來說，特稿可以理解為一種文學性和創造性兼備的新聞。題材不強調時效，表述更注重故事，篇幅也更寬鬆。在紙媒的全盛時期，特稿被視作彰顯實力和提升美譽度之舉，組建「特稿部」曾成一時風氣。

也因為是舶來品且探索時間不長，特稿在中國根基尚淺，特徵之一就是實踐有餘而學理不足，技法經驗多以作坊式師徒相授，徒添不必要的神秘感和門檻幻覺。我們有必要揭一揭這冰山一角，展現一篇特稿的一錘一煉。當然，囿於個人經歷，它將更多以我曾供職的南方周末特稿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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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最早為《南方日報》周末增刊，不乏故事基因，但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特稿要到2003年才出現。時值非典，專題部主任楊瑞春和記者李海鵬在廣州總部討論前亞洲舉重冠軍才力的死訊。楊說這個題材她想做成「特稿」，李說他也這麼想。

這簡單的對話成了南方周末特稿的起點。當年6月，《舉重冠軍之死》出來了，並且在報社內部引起震動。大家覺得新聞這樣寫不錯，摒棄老套的敘述、鋪陳、剖析，緊緊抓住故事，通過細節和衝突推動讀者情緒，最終意會一些更大的「問題和道理」。

之所以將界線划到這篇，因為較之以前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等類型，它更具新聞專業主義色彩，無論在價值內核和文本精神上都是一個全新的物種。這樣的演變是市場化的必然，讀者只會為更高的品質買單。特稿的新風讓行業興奮，新世紀萌芽數年後便成逐鹿之勢，比如另一個重要流派——中青報的「冰點」。

縱然名聲鵲起，圍繞特稿的爭議卻不絕。除李海鵬外，南香紅、關軍等也做了非常大膽的探索。他們逐漸從具體事件中抽離出來，觸摸特殊群體和現象，例如盲藝人、孤獨症、四合院、同性戀等，筆觸細膩且充滿人文主義關懷，同時也在某種層面與傳統新聞觀抵觸，例如題材過軟和文學手法的濫觴。這種聲音從未消失，直至我入職的2008年仍時有發生。

當時我剛從汶川地震現場歸來，一篇關於羌族災後命運的長篇特稿被引起注意。當年8月，我從《南都周刊》內部調崗至《南方周末》。此時距《舉重冠軍之死》發表已5年，南周特稿也日臻成熟。最初的「專題部」，已陸續改為「特稿版」和「新聞二疊」。編輯則從楊瑞春、張捷、李海鵬到朱紅軍，題材範圍也進一步延伸，發展為以社會新聞為圓心，文化、經濟、商業、科技、環境等多領域應用的報道類型。也就是說，特稿既是文體，也是技法。

那什麼樣的題材適合特稿？這是一個讓人頭痛的事情，由於真實性的限制，意境和審美的高門檻，獵取特稿題材的過程就如激流淘金，蹲了半天也可能一無所獲。如果你翻閱不同媒體的內部資料，標準更繁雜得驚人。

事實上，它們都有相似的指向。在我擔任南方周末特稿編輯的2012年，我將其簡化為三大核心問題，即：

一、從敘事學角度審視故事的質地。包括情節的複雜度、衝突的激烈與否、人物形象的豐滿度、可選擇的敘述方法等。通俗地說，就是故事好不好看，帶不帶勁兒？

二、故事背後是否指向一些公共性問題？特稿的基礎是故事，但不是所有故事都能成為特稿。王寶強婚變再精彩絕倫，也只會是獵奇的寵兒。因為它沒有公共性，也就是沒有足夠廣的群體關聯和公共利益影響。什麼是公共性問題？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惡性犯罪、城鄉二元差異等等皆是。

更形象地說，特稿故事應該是「花瓶狀」，入口很窄，一旦進入，內里將足夠遼闊。這也是特稿為什麼反對宏大敘事的原因之一。

三、是否折射一些終極意義？即在故事和問題以外，能否抵達更具哲學色彩、相對永恆的層面。例如人性、正義、倫理、價值觀、文明衝突、人類命運等。

通過這三點的錨定，一個具有特稿潛力的題材就基本鎖定了。多說一句，第三點的「意義」為可選項。一篇故事精彩、猛攻問題的特稿依然難得，「調查特稿」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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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確立艱難而值得欣喜，就像一個登山者走出密林看見遠處阿爾卑斯山的雪頂一樣。有了主題，從努力方向上是一大步，從程序上卻依然初始。我們需要做一個周詳的登頂計劃，有人從北坡，有人從南坡，有人走之字，有人走山脊，放在特稿上就是角度選擇和邏輯預判。

你也可以將其統稱為「理解力」。互聯網降臨後，獨家新聞的紅利逐漸消退，題材的爭奪變得集中和激烈。隨著「猛料」難繼，事實趨同，各特稿編輯部的「護城河」也向理解力層面後移，包括解析一個事件的視角、方法論、邏輯工具、實現路徑以及更後期的敘事方式等，它們是一個特稿團隊整體競爭力的所在。

再細分的話，理解力還可以分為「橫向」和「縱向」。橫向的前提是介入較晚，其他媒體已經把大路走盡，需要另闢蹊徑，彎道超車。但如果你是首家或發現新的處女地，大可忘記角度，縱向進擊，這時候可抵達的深度就是你最好的角度。

例如《伊力亞的歸途》，其背景是2011年新疆的民生新政——解救並接回在外地的流浪兒童。雖有新聞點，但核心故事在後方，即流浪兒童身上，但這又是一個典型的傳統題材。各種苦難的童年，因其淚點屬性，多年來已是各版面的常客，維族村莊、救助中心、志願者、學者等能想到的方面均有涉及。

再發現新角度的可能性已接近於零。這種感覺就像一個潔癖者因躲避別人的腳印而把自己逼到牆角。同時我也發現了新東西，這麼多報道里，均是些面目不清的人在講著一些情節模糊的往事，也就是尚缺一個具有足夠穿透力的人性大作。我知道我的「角度」就在那。

想清楚後，某些執念也隨之泛起。那是2006年，我讀到普利策特稿獎名篇《恩里克的旅程》，這是一個關於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故事。時為《洛杉磯時報》記者索尼婭·納扎里奧在與她的瓜地馬拉鐘點工閑聊時，意外得知一個「死亡之旅」。在中美洲的叢林，存在一個由極端天氣、飢餓、野獸、惡警、黑幫組成的延綿數千公里的生命收割機，等待著每年近5萬名為生存或尋親而經此的兒童。

索尼婭實地調查半年，終獲一個滿意的樣本——宏都拉斯少年恩里克。他八次穿越邊境尋母，充滿殘酷的黑血現實和複雜的人性因素。無論格局、細節、文學性還是終極關懷，都呈現一個偉大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我為之迷戀，並期望他日能寫出致敬之作。於是，在新疆流浪兒童的報道中，我執意要尋找具有如此質感的故事。一個多月後，我遇到了伊力亞，一個被自己父親誘拐行竊的維族孩子，在死亡脅迫和母親召喚的交織中，逃亡萬里，最終獲得救贖重回故里。在我看來，他就是中國版的恩里克。

深刻理解一個故事的內涵和外延後，邏輯優勢就建立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給時間和運氣。在出發前，特稿記者通常會閱讀上10萬至30萬字不等的材料，以確保對事件及其背景最大程度的通曉。還有做採訪清單，我曾見過列出100多個問題的同行。採訪如破案，得把地毯上的頭髮絲兒都考慮到。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這將是一段與陌生人共處的未知時光。對採訪對象來說，只是多了一個問東問西、連米缸上的花紋都不放過的神經質傢伙，忍忍就完了。但對記者來說，則是需要八面玲瓏、處處煎熬的一段，因為必須在大腦高速運轉的同時，經受住海量信息的沖刷，此外還要應對突發情況和照顧對方的情緒。任何一種意外都可能無法挽回，好比你百轉千回，卻怎麼也想不到栽在對方的口音上。

極度愉悅的時刻也是有的。如果遇上一個極好的採訪對象和電影般的情節，那是大聊三天三夜也不夠，直至你的多巴胺被掏空，身體因虛脫而發抖。2011年我採訪伊力亞，以及2012年到緬甸採訪時均曾體驗。

採訪的操作極其複雜，本質上是一場溝通策略和心理大混戰。只要新的對話仍在發生，就沒有人敢說能窮盡一切技巧。對此我有兩個最基本的建議：真誠和換位思考。尤其是後者，除了官員和公共利益相關者，沒有人有義務接受你的採訪，與你合作必定有所求，哪怕虛榮、發泄傾訴欲也是。只有想清楚這個問題，所有應對方案才有正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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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特稿寫作技巧時常充滿誤解。在我看來，特稿的「寫」是系統工作的結果，是在建立信息優勢後的重組和厚積薄發。畢竟我們不是在寫小說，不需要拼想像力。故事就在那兒了，你只需給讀者提供琳琅滿目的「料」，並把它說準確、精彩和有趣。

文學技巧當然能為特稿增色，但任其泛濫則是另一種災難。特稿寫作必須、一定、必定是戴著鐐銬跳舞，因為有真實性的巨大限制，這個至高無上的鐵律，將懲罰一些不安分的筆觸。

打個比方，如果我寫小說，我可以信手拈來一個《百年孤獨》式的開頭——多年以後，面對末日四騎士，老王將會回想起母親帶他去見識雪蓮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沒問題的。但如果是特稿，我採訪老王：「你當時想啥咧？」老王說：「俺啥也沒想。」以上所有技巧都坍塌了。

因而，一些為炫技而在事實上有所退讓的做法實不可取。非常不幸，在特稿寫作中具有實戰意義的文學技巧少之又少，什麼用典、象徵、意識流，基本用不上。對特稿抱有過高的文藝想像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特稿最大的屬性仍是新聞。但無須過度悲觀，特稿為此所做的讓渡將另有補償，例如真實的魅力，它比其他形態的故事更具俘獲力，讀者因那種無法抵擋的逼近感而欲罷不能。

縱使坦陳了種種桎梏，特稿寫作並非無技巧可循。我依然有兩點建議：緊緊抓住「結構」和「邏輯」，前者如萬丈高樓的圖紙，後者如內部空間的設計，遠觀恢弘，進入又不會迷路。

體現到特稿上，文章結構代表著一種敘述的戰略。故事可以靠時間來推進，可以沿空間躍遷，還可以依事實間的關係鋪開，取決於不同的情節特徵。例如，一場災難和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情節從速度到影響都是迥異的，結構的選擇自然也有所不同。

邏輯則比較抽象，大可理解為一種最大限度的全知全覺。想像一下，你是唯一坐上熱氣球看清森林脈絡的人，那你就要為迷路的人指明方向，告訴他們每一段路的相互關係和通往的世界。

最後是字詞句等微觀層面。這也是大多數人最直觀感知的特稿文學性的所在，即俗稱的「文筆好」。這種形容其實很模糊，在我看來，做到語義準確、意境深遠，並且對句式、節奏、音律有所執念，就是寫得好。

《舉重冠軍之死》里有這樣一句——「但是生命的時間表已經排定。趕在午夜之前，冠軍與五月一起離去了。」命運的弔詭和無常感撲面而來，讓人心生唏噓。但如果寫成「才力再也等不到明天，5月31日夜裡，他死了。」那就非常沒勁了。

這種微妙之處，非三兩言能盡，需要吸收極其海量的文學養分，用時才擠出那麼一點點。但我依然認為，「文筆好」並非天賦使然，而是在所有工序都達到卓絕之後，順水推舟所碰出的激流浪涌。

走過這麼多環節，一篇特稿該成形了。這是一個漫長的征程，特稿之難，首在心志，技巧只是自然之事。縱然如此，仍不影響未來我們探討更多的方法和規律，在特稿寫作的諸多層面，並不存在那麼多不可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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