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滅亡的原因是什麼？
據說晚清滅亡是因為慈禧昏庸的統治，可是又聽一些人說有內因和外患，那麼晚清滅亡是因為什麼？
運氣不好。滿清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是很成功的。他們終於把中國治理成了一潭死水。和明朝相比，滿清的皇帝算很勤政的，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昏君。照這樣下去，繼續維持幾百年好像不成問題。
可是，世界是不會等誰的，它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打進來了，歐風美雨也進來了，洶湧的海潮不認可這一攤死水，滿清這把破傘再也撐不下去了。
捲入現代化大潮後，沒有實現現代化，清朝這就完了，就這麼簡單。
國內太把失敗當回事了，沒法現代化的國家，早完早好，因為放眼一看，這球上許多國家連失敗的資格都沒有。
最起碼中國還能知恥而後勇，雖有買辦階級上台，但也確實在半個世紀後完成了工業化。某些當時沒失敗的區域，現在好像都成了被人類遺忘的角落了。
關於清朝滅亡原因，教科書上的革命史觀大家都很熟悉了。現在嘗試著用中國傳統史觀來總結下（參考漢末三國、唐末五代）：
清中期以後，朝政腐敗、對基層控制力衰落。釀成了太平天國、捻軍、回亂等一系列民變。
中央在面對席捲天下的民變時束手無策，不得不將權力下放到地方。
民變平定後，靠鎮壓民變崛起的地方勢力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狀態。中央政府的權威進一步衰退（刺馬案、東南互保）。
在西方侵略的壓力下，清廷推行新政。滿洲權貴們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摻入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私貨」（袁世凱罷官、鐵路收歸國有）。這引起了地方實力派們的強烈不滿。
因此當會黨在武昌舉事，各省督撫便紛紛宣布獨立。最終清廷退位。中國也進入到了相當於三國五代的民國大動蕩時期。滿清滅亡的原因和蘇聯解體的原因類似，權力下放得過快(清末新政)，中央政府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大幅削弱，地方政府的力量增長過快，最終失去控制，而中央政府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集團或者說是領導者(慈禧，光緒去世)，所以武昌一呼，瞬間瓦解，而其後唯一能使地方政府齊心的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史觀認為:
1.社會歷史是客觀的合乎規律的辯證發展過程，社會基本矛盾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動力，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初源泉。
2.在 階級社會 ，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 3.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所以，慈禧一個人不可能導致清國走向滅亡
你想，如果滿朝野都是目光高遠勵精圖治渴望改革的官員，朝野上下一心，你慈禧再壞又能怎麼樣
退一萬步說，咸豐皇帝不看的起她，不晉她為妃，就沒後面這麼多事。那豈不是咸豐帝背鍋咯?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為什麼不是英雄造實勢呢?因為客觀環境不是一個人的主觀意志能決定改變的。
再說:殖民統治。我同樣照搬上面的邏輯，你會覺得外國殖民者這個群體是使晚清滅亡的原因嗎?
如果統治者目光高遠，勵精圖治中華兒女團結一心，奮力拚搏balabalabala，還會被這些外國佬弄成這樣?
這些都是因素，不是原因。
原因有內因和外因。
內因:晚清內部的包括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思想問題等，表現為整體的落後性和局部的複雜性外因:殖民統治者的殖民活動 .........不勝枚舉總結一下就是:我弱，敵強
為什麼?
沒有跟上時代潮流，發展工業走資本主義其實這已經可以說是根本原因了。
那為什麼不走資本主義?
這是在1840之前的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產生的必然結果:走不上資本主義。2000多年的政治體制定型，沒有你資產階級的位置
從不改變的男耕女織生產模式，生產力低下，經濟發展緩慢越來越被束縛的思想閉關鎖國.........但如果這麼問下去你會發現:
晚清為什麼滅亡?因為人類存在，晚清才會滅亡.......
所以個人認為最好的答案是:沒有跟上時代發展的潮流。整體處於落後狀態。落後就會消亡，就會被新事物取締，替代。
以上謝謝。因為生產力的進步
如果把思想禁錮，文字獄那部分去掉，那麼清更像是明的延續，甚至可以說是加強版的明，不是武力，而是指統治力。其實到了太平天國的時候，大清已經不成了，如果沒有外國干涉，那麼只有兩個結果，一是太平天國滅清，二是地方軍閥崛起，大清明存實亡。要說晚清滅亡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導致地主武裝的形成，就像晚明一樣，不過到了新時代，蒙古人藏人武功已廢了，沒有另一個大清，而西方殖民者，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人數也不夠，根本不足以做改朝換代的事，只是為了自已的利益體面的維持大清中央朝廷的存在，而地方各省，事實上已經處於獨立半獨立的狀態。
標誌是溥儀發布退位詔書，直接原因是袁世凱為首的中華民國，或者北洋政府的要求，即武力推翻清政府，根本原因在於內憂外患導致的國內革命。
滿清本身就是殖民政權，加上思想落後盲目自大，滅亡是必然的
從1644年滿族入關到1921溥儀退位，清王朝維持了兩百多年。兩百多年曆經風雨，特別是後期，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和革命黨，清王朝早已千瘡百孔，地方權利越來越大中央政府掌控力不足，還有列強的侵略。這時候的中國就是一堆乾草，一點就著。
各地軍閥割據，革命黨上躥下跳，這時候的清政府早就無能為力了，當革命黨對北洋軍閥頭目袁世凱妥協時，推到清政府簡直輕而易舉。
封建王朝的統治阻礙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禁錮了先進思想。
在千瘡百孔的境地下，說要還政於民，結果幾年後，搞出了一個皇族內閣。
一自明入清，治國者由滿替漢，老百姓留起了辮子，可是治理邏輯則一以貫之，政治上愈來愈趨專制保守，經濟上愈來愈趨官商專營，對外閉關鎖國，對內散沙化，社會進步全然喪失動力。金觀濤和劉青峰發明了兩個辭彙形容這一時期的中國——「超穩定結構」與「高水平停滯」。大清帝國前後延續了268年，其中，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稱為「康乾盛世」。盛世的標誌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長，由建國時約1億增長到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餘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間生活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在國史上，若以時間計算，「康乾盛世」僅次於「貞觀—開元盛世」。這一穩定狀態在19世紀初被打破，其原因是：外患和內憂。先是因鴉片的非法輸入，帝國在1826年第一次出現了貿易逆差——這一事實可以被看成中國經濟被西方超越的標誌性事件，白銀大量外流，決策層試圖通過禁煙的方式遏制外貿和貨幣狀況的惡化，激烈、信息不對稱的貿易摩擦導致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關於這場戰爭，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斷，中國學者大多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於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鎖國的狀態。卡爾?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一篇文章中便認為:「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進入當代之後，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國的學者，也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這場戰爭的「不可避免性」。[25]對國家治理造成的更大傷害來自內部。從1800年開始，北方地區爆發了白蓮教運動，朝廷為鎮壓這一運動花去一億兩白銀，國庫為之半空。到1851年，南方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戰爭前後持續十四年，國家財政為之支出約七億兩白銀，相當於十年財政收入的總和。戰爭時期，由滿蒙八旗和綠營組成的中央軍屢戰屢敗，朝廷不得不允許下層漢族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力量抵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乘機崛起。這些地方軍閥為了籌集軍餉，在各商業市鎮「設局勸捐」徵收「厘金」。地方武裝的壯大及厘金制度的出現，實為地方自治力量強大之始，自宋太祖之後九百年不復出現的「藩鎮現象」死灰復燃。在內外交困之下，治國者又走到了必須變革的懸崖之畔，此時的中國，雖然中央財政已瀕臨破產邊緣，白銀的穩定性遭遇挑戰，西風東漸造成人心思變，但是維持大一統的基本制度卻未遭到致命的挑戰，在體制內進行改革的動力和空間仍然存在。很可惜的是，後來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寬恕的「最劣選擇」。
二
在歷代經濟變革中，晚清洋務運動可謂最為兇險的一役。當其時，外敵環伺，國力積弱，政府財政和民間財富幾乎無以憑藉。在改革範式上，這是史上第一次輸入式改革，意識形態上的破冰難乎其難。而就經濟來說，這又是本民族從千年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驚險一躍」。李鴻章在變法之初就驚呼:「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來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由此可見變革者當時的困局、心境及無奈。洋務運動不是一場「遲到的運動」後世史家常常喟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列強的侵辱。然而，若進行一次全球環視，答案也許會不一樣。在中國開始洋務運動的19世紀60年代中期，後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三個國家——美國、德國以及日本——也剛剛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並相繼開始它們的現代化之旅。美國在1865年結束了南北戰爭，林肯總統雖然解放了黑奴，但種族隔離仍然持續，南北對峙情緒未消。在1860年前後，美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總數的3%，全美超過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個，鋼鐵產量不足100萬噸，歐洲的報紙直接將之比喻為「跟在英國、法國後面的小兄弟」。1865年，後來成為美國首富、此時年僅30歲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人合夥創辦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也向清朝廷遞交了《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也是在這一時期，德國剛剛完成統一，1870年，以「埃姆斯電報」事件為導火索，普法戰爭爆發，普軍大獲全勝，在巴黎凡爾賽宮宣布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美國與德國分別在1879年和1873年宣布接受金本位制。日本與中國進入現代化的時間更是驚人地接近，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幾乎同時拉開帷幕:1868年1月3日，西鄉隆盛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迎回明治天皇，日本進入維新時期。通過比較便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一場「遲到的運動」，遲到不是落後的理由。洋務運動在實務層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重構了中國的產業格局，打下了一個基本完備的工業化基礎，洋務派修建了鐵路，架設了全國性的電報網路，建成了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和船舶製造工廠，創辦了銀行和保險公司，勘探及開發全國礦產，擬定了第一份股份制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是，洋務運動的先天性缺陷使它無法讓中國真正地告別過去，我試從制度建設的角度提出它的四條缺陷。其一，缺乏制度上的頂層設計。與之前乃至以後的經濟大變革相比，洋務運動最特別之處是，它並非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發動，而是由一些在地方任職的漢族官員自發地、缺乏組織性地各自展開，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袁世凱、盛宣懷等洋務派官員從來沒有真正執掌過朝政，而慈禧及滿族大臣則首鼠兩端，一味以「維穩」為第一要義。因此，洋務派無法從體制設計的高度來完成制度性的頂層設計，變革的隨機性很強，常常因人而異，非常容易變型或被打斷。
其二，從未涉及財政、貨幣和土地政策。這三大元素是歷代經濟變革的核心命題，成敗得失俱因之於此。可惜的是，整個洋務運動時期，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白銀體系風雨飄搖，土地改革無從談起，所有的變革只密集地發生在工業經濟的領域裡，我們可以視之為「增量改革」，而增量對存量沒有形成根本性的替代效應，因此，變革雖然轟轟烈烈，卻無法造成社會機制的轉變，李鴻章晚年自嘲為風雨飄搖中的「裱糊匠」，確是實情。其三，洋務運動不是一個普惠性的經濟振興運動。從四大利益集團的獲益分配來看，洋務運動本質上是一次有利於地方和工商階層的分權式改革。對於億萬基層民眾來說，經濟改革如久旱聞雷聲，雷聲頗隆，卻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對改革的支持熱情。尤為關鍵的是，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在改革中得到經濟利益，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朝廷的收入仍然依賴於農業稅、鹽稅和關稅，在最高執政集團看來，他們既要承擔改革的成本風險、制度風險，又要承擔道德風險，卻看不到政權因此鞏固的跡象，甚至到後期，改革訴求已儼然危及政權本身。所以自始至終，朝廷一直對改革抱持敵意和戒心，成為最被動的一個集團。相對的，那些啟動或參與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的獲利階層，盛宣懷、李鴻章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時，成了權貴貪腐的典型。其四，現代化有餘，現代性不足。任何經濟變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經濟領域的投射性體現，經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無法背叛本體。早在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就認定「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到1894年，張之洞仍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十餘年思想幾無進步。因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嚴重滯後。等到民間喧囂於立憲之際，政府卻沒有任何的預備，一味拖延彈壓，導致溫和改革的「時間窗口」猛然關閉。「庚子國變」後，清廷簽下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本息共計9.8億兩，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為8800萬兩，也就是說，條約規定的賠款相當於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總和，中央財政已實質性破產。代表朝廷簽約的李鴻章被國人視為「千古罪人」，過去30餘年致力於實業興國的洋務派在民間信用盡喪。三1900年，北方爆發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義和團運動，慈禧試圖借勢驅洋，貿然對列國開戰，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攜光緒西逃，是為「庚子國變」。為了防止戰火南延，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及袁世凱等南方四大總督對列國提出「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的「東南互保」方案，張謇、盛宣懷、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以民間身份斡旋於四大督撫和八國公使之間，最終達成妥協。在近現代史上，這是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公開參政，在政治上展現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時也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已經瓦解，皇權隕落，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1904年，張謇為張之洞起草《擬請立憲奏稿》，一時間「奏請立憲之說，喧傳於道路」，一場意在仿效日本的立憲運動拉開帷幕。也就是說，在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行至半途之際，政治改革的需求呼之即出。與此同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則試圖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與革命開始一場驚險的較量。
在民間熱情被徹底調動起來的環境中，根本沒有做好心理和制度準備的中央政府處在了無比尷尬的境地。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朝廷一再拖延召開國會的時間，甚至以「明圖煽動，擾亂治安」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立憲社團。民間失望情緒濃烈。1908年11月，光緒、慈禧在兩日內相繼去世，朝野失去談判的「最大公約數」。之後執政的「皇族內閣」全面排擠漢人大臣，武力彈壓各地的立憲請願活動。1905年，最重大的國內事件是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其決策過程非常匆忙，9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會銜上奏，當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廢除科舉制一方面讓中國精英階層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上向現代文明靠攏；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集權者失去了對全民思想及精英階層的控制。科舉制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帝國的最後一絲眷戀，精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的力量。一個可比照觀察的事實是，1977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的一個變革措施就是恢復高考制度，將潛在的不滿及反對力量納入統治體系之內。在敏感的社會轉軌時期，一廢一復，頗可參研。就這樣，清政府儘管在經濟改革上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激進和開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則猶豫搖擺和缺乏遠見，它相繼失去了洋務派、維新派、知識分子以及工商階層——幾乎所有群體的信任，顛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勢。結尾1911年，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化。甲午之後，大興鐵路漸成熱潮，朝廷將之當成國策，民間看到巨大利益，國際資本也不甘失去機會，於是，鐵路成了各方爭奪和博弈的最大熱點。從1904到1907年間，各省成立18家鐵路公司，其中，13家商辦、4家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僅有1家為官辦，數以十萬計的民眾購買了鐵路股票。國有化政策對保護民間股份毫無考慮，政府只還給民間股東六成現銀，另四成為無息股票，也就是說，投資人不但沒有任何的投資收益，還承擔了四成的損失風險。於是，「路權回收令」頒布後，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其中以湖南和四川最為激烈，長沙群眾舉行萬人集會，並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四川組織保路同志會，宣誓「拚死破約保路」。四川總督槍殺數百請願群眾，民變驟生。清朝廷緊急抽調湖北新軍馳援四川，導致武漢空虛，10月10日，在同盟會的策動下，數百新軍發動起義，星火頓時燎原。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統治的辛亥革命。（此文非原創，為我從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所做的摘錄）因為是東北政權？東北不行，滿清也不行？
這個題目得從國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國際背景多方面分析這樣答題判卷老師會不會給我滿分。。。。
從鎮壓太平天國開始，軍權和財權的融合開始。 這種制度的誕生，導致無數新的政治組織誕生。 每一個政治組織的最終目的都是生存和擴張。除非武力消滅，其它一切都是空談。
軍閥誕生的開始從1853年開始，直至1950年結束。 這段時間，中國內政不舉，外戰失利，喪失國土。 而1961年，即使中國出現災難性事件，外戰也沒有失利。中國停止丟失領土，是從1950年開始。 抗日戰爭，我認為是輸了，丟了外蒙。
而新中國之後，無論如何政治鬥爭，派系如何勾心鬥角，中國卻從未出現武裝動亂。
武裝叛亂的兩個條件人和錢要同時具備。軍權和財權的分割，是任何國家穩定的必要條件。
而今天貪腐愈演愈烈，根源在於行政權和監察權的融合。反貪，不消滅這種制度，一切都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