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建築理論——進擊的建築人類學

「今天，我展示的是自己在開羅、新加坡和棉蘭進行微氣候的人類學研究的某些方面。我希望強調現代建築的微氣候的觀念和城市設計實踐之間的相關性。在我看來，在霸權性、標準化的建築和城市模式帶來種種矛盾的今天，微氣候這一概念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替代性選擇和新的可能性。微氣候的觀念，能夠激發我們對於內外條件的相互依存的新理解。」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門德里西奧建築學院碩士潘暉推薦

在這篇文章中，門德里西奧建築學院的Sascha教授從建築人類學的角度分析了全球三處不同的鄉土建築類型。從傳統的歐洲建築學視角看來，這些建築都是全新的建築類型——它們發源於當地的微環境特點，而並非建築師們高深的建築理論。通讀文章，似乎這是一篇關於綠色建築的文章，但事實上他所闡述的是更有啟發性的建築類型與地域文化的關係（而這種類型的產生則明顯區別於羅西的集體記憶）。

如果我們認為非職業建築師的建造方法是一種隨機的拼貼，而職業建築師的建造更趨於理性的話，那麼這幾個例子則進行了很好的反駁：在很多情況下，匿名的鄉土建築更有能力去結合當地建造技藝和建造傳統，它們會更理性地去適應當地的自然地理特徵。

現今，「先鋒建築師們」更習慣於將對傳統和本土性的解釋局限在美學框架下，而這篇文章提供的線索能指引我們逃脫形式主義的枷鎖，更加理性地去尋找新的建築類型的可能，建成更加能夠禁得住歷史考驗的建築。

正文

Sascha教授對建築學和人類學的歷史做著大量的研究。在這篇演講中，Sascha教授將為大家介紹他關於當前氣候控制與城市氣候之間的思考、當下的建築理論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並將重點關注建築人類學與建築氣候之間關係的思考。

此次演講中將首先談到微氣候，說說微氣候的概念，和大家探討一些關於微氣候的研究。在微氣候的引導下，我們密切關注物質文化，密切關注能源依賴型社會下的社會狀況和政治願望。換句話說，微氣候遠遠不只是物理熱力學上的一種現象。因此，我們可以將微氣候看作是文化和社會的產物。同時，它也在建築中得到體現。

Sascha教授還將簡要介紹建築人類學與現行建築理論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

那麼請大家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建築人類學是建築理論概念的一部分嗎？還是說它自成體系。

接下來，教授將重點講述建築人類學的特殊性。之後將結合三個親身參與案例研究——分別在新加坡、埃及開羅和印度尼西亞棉蘭。最後將給出一些結論性意見。

註：下文的理論部分可能過於艱深。通俗地解釋來說，人類學主要的兩大研究方法是民族志和田野調查，都是指進入當地社群，和他們一起生活，學慣用他們的眼光去看待他們的世界，去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從而總結出社會學方面的理論。早期人類學，主要是歐洲的人類學家去「未開化」的海島上，研究島上的族群「原始」的社會組成。當代人類學則傾向於研究社會中不同種類的人，例如：建築師、科學家、外來務工人員等等。可能根據職業、民族、身份等等來分類，然後人類學家親身融入這群人進行觀察。人類學與其他學科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人類學的知識來源於具體的經驗和觀察，而其他學科可能來自於抽象的書籍理論和資料。在講座中，演講者關注的似乎是那種沒有建築師的建築，未經抽象訓練的普通人通過經驗改造空間的方法，而他對這些普通人也有他的分類，這就是民族志。講座中所說的微氣候，這裡認為是指建築空間創造的一種更為舒適的環境。（補註來自對於耶魯大學環境研究型碩士翁佳與UIUC建築學人類學雙本科俞洲的微信訪談）

第一部分 - 建築人類學VS建築理論

最開始的時候,建築理論難以與人類學的概念聯繫到一起。在我看來，建築人類學後來的出現其本身可以理解為建築理論概念上疏忽的結果。今天的建築理論與建築歷史學家的描述基本一致，並從歷史中吸收它所需的材料,從而上升到理論層面。人們可以從自1960年以來建築理論和建築本身發展的角度來理解。

根據Rossi的觀點，「集體記憶既被保留下來，又被建築所強調。」根據Tafuri最著名的建築理論之一，「這兩個思潮在相互依存關係中反映出來，並被提升到一個新的理論層面。」在1973，他引用了現代建築史的研究方法，對現代建築史的研究採用了嚴格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批判的方法論工具方法，試圖引起人們對歷史理論和建築歷史交叉領域的關注。Tafuri認為,在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上，歷史分析比共時分析更加重要，同時他對歷史比較和經驗方法的綜合鑒賞也在建築理論的新領域進行了檢驗。遺憾的是，這些理論當時並沒有進入建築理論的講壇。到了1980年，Zbigniew Nerczuk提出「一種人類學的建築理論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他曾是非正式建築師組織的成員，當時已經在亞洲踐行了多個項目。在他的文章《關於建築學的一般歷史理論與建築人類學大綱》（an outline of architectural anthropology in relation to the general history theory of architecture）中，他闡釋了一些當時未解的建築人類學研究，和一些相關的建築理論。今天閱讀他的文章，他把建築人類學與建築理論明確的聯繫在一起的這種思想無疑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他把建築人類學描述為建築歷史方法論的對應物。

得到歷史層面上的理解絕不是建築研究的唯一目的。建築人類學必須找到一個決定性的研究實踐的方法，正如《美國人類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中所說，「建築人類學不做推測」。（Architectural anthropology does not speculate.）根據Tafuri，關於建築功能的思考產生於建築歷史學家的角色中，包括建築人類學的問題研究。他還關注了人種志學家的地位作用，認為歷史學在方法論層面上被人種志學補充。

據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建築並非由建築師設計。 建築學科需要挖掘人類建造物中潛藏的知識。建築人類學的任務，就是讓這些知識可用。很明顯，這是建築理論的擴張。所以說，建築不僅是一個建築師和工程師的建築理論，而且也是人類的建築活動。對於這些建築，我們通常把它們稱為地方建築、非正式建築或自建建築。

從歷史層面上來說，建築人類學是20世紀比較建築研究的結果。它繼承了流亡殖民地城市主義的現代智慧措施，以及系統的田野考察及其發展的成果。在20世紀，其發展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在這四個階段活躍著不同的人群。首先，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由於二戰而流亡的德國建築師是主要成員。其次，20世紀40年代50年代，後殖民地時期的城市規劃者活躍起來。第三，自上世紀60、70年代以來，實地研究的建築師是重要的人群，以及70年代至80年代更多的是較為發展成熟的建築師。通過旅行，在實地進行研究或在國外引領建築方面，現代建築師不得不在自己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外培養理解和實踐記錄。

這就是德國著名的建築師Ernst May，他流放去了俄羅斯，後來到了東非50多年，當農民，後來又重新做回建築師。

而這就是荷蘭建築師赫爾曼?漢（Herman haan），在這張照片中，他就親身站在通往多隆（Dogone）的田野上。所以這個建築師把不熟悉的環境歸類，並且通過它們學習非歐洲建築和建築的知識形式。

田野研究涉及一種特定類型的觀察方式和數據彙編方式，它們發生在在建築工作室和研究室之外，它是建築學領域中較為特殊的一個知識領域。所以這是一個不能在研究室也不能在建築工作室里產生知識的學科。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建築師們就照片圖畫和建築調查以及建築圖形文本中的流行建築作出了全面的民族志文獻，這項研究是切實可觸摸的。建築師的人類學眼光可以在文本和文件中觀察到，例如規劃的照片地圖，以及由建築師設計的文化特定建築，例如，在卡薩布蘭卡的兩名瑞士建築師建造的建築，通過對小型體塊作為形式和結構構成成分的應用，展現了鮮明的地方特色文化。

第二部分—理論思考

下面，在這裡介紹第二部分--理論思考。建築縮小了人類科學研究的鴻溝，沒有其他的物質文化可以起到這樣的由物質文化到技術邏輯之間過渡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起到符號形象的作用，溝通建築建造中的實物與精神意向。它在人類的自然和文化歷史之間的衝突中表現出模稜兩可的特徵。 基於建築導向的研究，建築人類學家提出了2001年建築人類學的以下主題：「建築人類學,不是探索，不是人類行為的整個空間維度，而是人類建設行為的產物。」它被定義為一系列旨在改變自然資源的行動，以及製造空間，定義空間。如果我們同意這個定義，那麼建築人類學就是建立在建造和建築活動之上的，基於人類學方面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研究，建造人類可居住場所和居住環境的活動。

微氣候——也是這次演講的真正核心主題探究的領域，是展示建築人類學和材料和建造的相關性，作為自然或技術現象，它是有物理特徵的。它們受到溫度、濕度、雨、風、雪、雲、空氣質量的影響。

受微氣候影響下的建築本質上還是是人類製造的人工製品，但微觀氣候是由各種文化社會和政治含義和含義所影響的產物。在書《Thermal delight in architecture》中，建築師Lisa Heschong對微氣候給出以下的解釋——特定的氣候促進特定的社會活動。當人們聚在一起利用這個地點的時候，那些具有理想中的特性的地方自然會成為社會空間. 在每個文化中，都有這樣的例子——比如，有著良好的熱環境的場所成為了社交空間。

保溫較好的地方(thermal place)的產生，既指與地的氣候條件相關，也與用戶當地的社會文化習俗相關。他們的好用程度和意義依賴於日照時間和季節，以及用戶的要求和期望。作為建築師，要研究並依據城市微氣候進行建造，需要了解這些場所的文化複雜性和時間動態。 在2013年，我在開羅進行一項工作，這項工作基於微氣候，同時我們也在這個主題上進行了組織研討。微觀氣候人口學的關鍵任務包括將微觀氣候描述成為人類的產物，就算它看起來像是自然的、非物質的物理現象。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有一個方面至關重要，那就是，在微觀氣候的情況下，物質性並不等於可視性。因此任何研究微氣候的研究必須首先關注其物質文化，而不是屈從於視覺的首要地位。在建築領域中，物質性通常等同於視覺性，而均衡導致了錯誤的方向，因為微氣候影響著人的其他感觀。

人類學家丹尼爾·米勒（Daniel Miller）則強調隱身性，「物體的意想不到的能力減弱或聚焦，並保持在我們的視野之外，有時決定了我們的行為。「微氣候既有形也有無形，因此必須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予以關注。例如建築物部件供暖系統等物理對象，需要基礎設施來生成它們，但是在影響人們生活的層面上它又是無形的。

從認識論的層面上看，微氣候是自然文化的產物。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揭示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過渡階段，以便對微觀氣候的物質性和製造性有足夠的了解。 通過特別關注城市微氣候，逐步提升對城市和城市化進程的關注度。我們有許多方法去充分考察城市微氣候的不同層次，有學者提出，應該在我們室內的氣候、一個城市的氣候、整個世界的氣候之間架起橋樑。

我想這兩幅圖像都是很清楚的例子，說明當地的微觀氣候如何受到跨國現象的影響。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新加坡的霧霾影響著這個城市。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這個島， 在蘇門答臘。新加坡經常受到蘇門答臘島上的刀耕火種農業的影響，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霧霾的起源。

在這段介紹後，我將展示我所做的3個案例研究，它們分別位於開羅、新加坡和棉蘭（註：棉蘭是印尼蘇門答臘島第一大城市，位於蘇門答臘島東北部）。

案例一：開羅

在我產生對城市微氣候的研究興趣後，首先研究的是開羅。據估計，開羅65%的居民都住在非正式或半非正式的住宅中。在開羅，非正式住宅類型催生了高密度的集合住區，在不斷建造新部分的過程中，住宅集合體在水平方向無限延伸。

從Ard el Lewa街區的谷歌衛星圖可以看到這個屬於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地區之一的非正式住區的特定結構。在2010年，我在位於開羅西部的Ard el Lewa地區住了一個月。從1970年代起，Ard el Lewa就不斷地延展開，正如開羅的許多其他非正式住區一樣。

開羅Ard el Lewa非正式住區的衛星圖 credit to Sascha Roesler

非正式的住宅具有向心的結構，建築三面無窗，但是建築立面和內表面的各種凹槽、切口和窄縫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自然通風，也保障了房間的基本採光。如果窄縫的尺寸適宜，則可建立通風系統，讓公寓內部依靠自然通風降溫。此外，建築立面上的這些凹進去的槽縫也預示了城市肌理未來的發展。正因建築立面預留了凹進去的空間，當建造與舊建築直接相接的新部分的時候，這裡就可以直接形成通風井了。顯然，絕大多數非正式建築並沒有安裝任何空調設備。無論是建築工人還是當地居民，都信任這些傳統的建築降溫機制和提高居住舒適性的辦法。

然而，開羅非正式區域內空前的集合住宅系統在逐漸喪失傳統建造方法，仍在使用的傳統的降溫策略不斷受到人為的城市氣候的挑戰，住宅微氣候的動態平衡也受到了影響。許多非正式公寓的平面布局並不能保證合理的風量，而新鮮空氣的進入、熱空氣的排出需要一個有效的循環。非正式住宅的窄縫和切口並不具備埃及的傳統捕風塔」malqaf」的效率。不像舊城裡牆體很厚的那些房子，現在的非正式住宅使用的板柱結構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儲存空間。在埃及，傳統的厚牆建築的建造方法逐漸被燒結磚與板柱結構相結合的方式所取代。傳統建築中自然通風與蓄熱的相互作用在現代的結構中無法生效。

然而，我的田野調查的記錄表明，這個地區的鄉土建築和現代的非正式建築之間，存在著驚人的概念上的連續性。開羅盛行著一種利用建築的自然通風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在氣候應對方面，我們必須將Ard el Lewa地區非正式的高層住宅與帶有阿拉伯和埃及特徵的住宅聯繫在一起看。這些非正式建築為建築師們提供了關於如何用現代化的手段實施傳統通風技術的線索。非正式建築使用的降溫策略為我們展現了發展中國家是如何應用新的低技的建築降溫概念的。探究這些策略，不僅要通過技術的眼光，還要用到人口學的洞察力。

案例二：新加坡

在新加坡，住宅空調系統的流行其實是新近出現的現象，其歷史還不到二十年。在進入辦公樓和工廠後，空調系統也被帶入了私密的居住空間，成為了一種新的「傢具」。在新加坡，政府組屋（HDB,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中安裝空調系統的比例在1977年至2007年之間增加了70%，隨之而來的是這項技術在社會層面的廣泛滲透。如今關於住宅空調系統的討論主要聚焦以下3個方面：

1.社會生產力

2.能源消耗的增長

3.新加坡社會文化的轉變

人們認為空調系統有助於提高社會生產力，從而獲取更多財政收益。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稱讚空調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空調讓人們擺脫了對氣候條件的過度依賴，從而使勞動生產能力大幅提高。

新加坡的著名政論記者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將住宅空調系統的擴散看作一種政治隱喻，並把新加坡稱作「空調國度」（註：他曾在2000年出版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一書）。隨著空調的大規模使用，新加坡成為了世界上人均能源消耗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最近幾年中，住宅的空調使用需求極大地提高了新加坡的能耗水平。一方面，這與較低的電費和空調系統價格有關，另一方面，這也與社會生活方式不斷強調更高的舒適程度有關。

在1990年代早期，機械空調系統在新加坡的大規模公共住房中並不常見，當時流行的是自然通風方式。那時的建築師們認為居民們都知道如何提高室內對流通風的能力。在大約50年的時間中，新加坡的住房項目中誕生和發展了帶有新加坡特色的被動式氣候調節的文化。這種文化繼承了馬來半島和中國的一些鄉土建築的通風形式。在新加坡的住宅項目中，國家引導的被動式氣候調節系統，和居民自身的自然通風實踐，就像硬幣的兩面一樣，在同時產生著影響。

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在城市尺度上對住宅及其周圍環境做出處理，比如在建築之間增設熱帶植物的綠化空間、控制建築的特定朝向、控制住宅間距等；在建築尺度上，則對建築立面設計、建築材料運用、窗戶尺寸、遮陽設施、建築體量、公寓平面布置都有所要求。

另一方面，居民的某些自發行為也在調節住宅微氣候。例如住宅入口外的走廊就是一個可調節的生物氣候因素。在許多住宅項目中，走廊不僅是短暫停留的交通空間，也是比室外更為涼爽的過渡空間。居民們在走廊上種植的植物可以吸收部分熱空氣，達到降溫的效果。公寓的金屬防盜門既能保障安全，又能提高住宅舒適性。當門打開時即可產生空氣對流。可調節的百葉窗在保障通風的同時，也避免了住宅隱私性受到干擾。此外，與建築立面相連接的晾衣架也是新加坡住宅的一個顯著特徵，衣服上水分的蒸發有助於立面的降溫。

然而，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住宅空調系統的大量使用正在改變著新加坡原有的日常文化。原來流行於新加坡的各種各樣應對炎熱氣候的方法能與社會條件和季節節律有機結合，從而精準適應不同建成環境，然而它們正逐漸被機械降溫手段所取代。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指出，這是一種「源於空調的個人主義」，空調讓人們一直待在公寓里不出門。在空調系統愈發深入私人領域後，公共話語再一次發生改變，從空調能提高生產效率轉為空調將增加人際矛盾。越來越多的人能負擔空調，空調的使用滲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項技術已經逐漸變成了一個必需品。然而，在越來越多新建公寓樓都配備機械製冷系統的今天，政府組屋在官方層面仍然採取自然通風的降溫方式，這就產生了矛盾。目前，新加坡的組屋中自然通風和空調系統共存。在2013年和2014年對組屋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用建築分析圖表達了這種複合型的通風系統。這樣的分析是未來發展新的住房概念和建築新規的前提條件。大家知道，自然通風和空調系統所要求的設計策略是完全不同的。理論上講，安裝空調系統的建築需要有良好氣密性的圍護結構，然而自然通風的建築卻需要通透性好的圍護結構。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東亞國家必須在不久的將來內決定，究竟是通過系統性地提高整棟建築圍護結構的隔熱性能、還是只增強建築某些部分的隔熱性能，能夠達到理想的節能效果，而歐洲國家在1960和1970年代已經經歷了這一步。

隨著居住標準的提升，許多組屋的公寓出現了個人隱私與舒適性之間的矛盾（註：開窗通風往往造成隱私暴露），很多人選擇通過關閉房門、打開空調來解決。在卧室這種本來就缺乏空氣對流的房間，人們卻更加習慣於關門、開空調。趨於私人化的社會生活方式與傳統的自然通風方式愈發不相容。我們出版的一個手冊中展示了我們為新加坡組屋設想的熱舒適提升策略。公寓兩側的陽台在遮陽的同時能降低室內溫度，公寓中間裝有空調的卧室以100mm厚的隔熱牆體與外界相隔。我們將混亂的氣候調節系統有序分解開，從而使需要空調的房間有更好的隔熱效果，需要通風的部分也具備通風的條件。這樣一來，組屋的空調系統能夠集中化處理，主動式和被動式氣候調節系統能夠有機結合，共同生效。如今，東亞各大城市建築的通風策略需要與各國不同的通風傳統相結合。需要注意的是，空調同時也是新加坡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案例三：棉蘭

在第三個案例中，我主要關注了一種特殊的建築類型，即印度尼西亞棉蘭的煙倉（tobacco barn）。煙倉是一種同時高度本土化又高度國際化的建築類型。一位瑞士作家稱之為「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席捲全球的煙草種植產業中的煙草教堂」。在煙倉這種建築形式中，鄉土建築的傳統和現代工業的影響交織在一起，難捨難分。

煙倉的尺寸非常重要，它們基本具有精確的寬25米、長70米的平面尺寸，高度達到13米，以適應煙草收穫所需的條件。在煙倉中，人們把煙葉懸掛起來晾乾，通過一個生化精鍊的過程來去除其中的水分，這個過程需要17到21天的時間。煙倉的形式有利於捕捉和調節季風，以加速水分散失。它們完全是用自然材料建造的，用到了柚木樹榦、竹根等。柚木作為承受屋頂重量的主要支承結構，竹網則形成次級支承結構，同時也用於懸掛煙葉。17個木材捆紮形成的桁架承受主要荷載，而在長邊上的對角線交叉支架則加強了整體結構在水平方向的穩定性。

煙倉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保持內部相對恆定的微氣候條件。空氣溫度、相對濕度和風速這三個主要氣候因素都必須保持在煙草生產者所規定的範圍之內。一個成功的煙葉晾曬過程，必須保證這三個氣候因素的浮動範圍不能過大，並且需要遵循6個方面的基本原則：建築的朝向、煙葉的懸掛、建築的體量、立面的材質、室內的火爐以及立面的百葉窗。

首先，建築的朝向。為達到理想氣候條件，最重要的因素是對風的控制。所有的煙倉都必須保持同樣一個朝向，而這個朝向是由東南亞季風的朝向決定的。

第二，煙葉的懸掛。將煙葉鬆散地懸掛在竹網上可以為空氣流通預留足夠的空隙。竹網如同梯子一般，隨著煙葉水分的流失增多，煙葉懸掛的位置向屋頂上移。

第三，建築的體量。大體量有助於維持熱效應的平衡，這是因為更大的煙倉的熱惰性也更大。

第四，立面的材質。棕櫚葉製成的保護層可看作一個氣候調節過濾器，在調節風、日照、雨等外界氣候因素的同時，又不會完全將煙葉與外界隔絕開。

第五，室內的火爐。小型火爐遍布倉內各處，能在下雨時保證煙葉水分的足量蒸發，絕不能讓煙葉充水腫脹。

第六，立面的百葉窗。百葉窗系統有利於調節氣溫和濕度水平，實現對流通風。

由於需要24小時檢測煙葉的情況，煙倉的看管人必須居住在煙倉內。煙倉內因此配備了各種居住設施，包括床、桌子、長椅、裝廚房器皿的架子等，它們均由竹子製成，此外還有一個用來做飯的灶台。在煙倉之外則有廁所、盥洗區和一個花園。在我們的實地調研中發現，煙倉看管人、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都住在煙倉里。白天會有一些訪客到來，有些和他們一家簡短交談，有些則會長留。因此，煙倉也承擔了居住會客的功能。

在蘇門答臘島150年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遷中，這個獨特的建築形式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也證明了它能夠適應各方面的變化。煙倉演變成為一種非常巧妙的東南亞建築形式。而如果仔細察看，我們會發現煙倉體現出的建築特性之豐富，與現代歐洲的建築知識體系別無二致。如果我們認為外行人的建造方法是一種隨機的拼貼，而建築師的建造方法是趨於理性的話，那麼煙倉剛好將這兩種互異的風格聯繫在一起了。儘管煙倉的靜態結構由理性的技術所優化，但它也根據當地的建造技藝條件和建造傳統所調整。我們不妨視其為一種動態銜接的建築類型，它在內外之間，在建造過程和建成實體之間，在工作和居家之間，在人類和非人類的植物之間，在不同社會的建造傳統之間，搭起了橋樑。因此，對煙倉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在廣義層面上思考，如何將自然環境和文化背景同時融入到被動式氣候調節的方法中。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建築師所做的人類學研究需要同時具備科學和美學的基礎，這種認識論的雙重視角是此類研究的基石。

獨特而精巧的煙倉建築 credit to Sascha Roesler

結語

我們一般認為建築理論和建築人類學擁有相似的歷史起源。發展人類學視角的建築理論的機會當然也是存在的。然而，建築人類學研究卻從未被融合到建築理論研究之中。

對於面向全球的建築理論而言，基於歐洲檔案的歷史圖像方法已經明顯不足以呈現世界範圍內的現代空間現象。尤其是在全球城市化和非正式化的背景下，建築理論研究面臨巨大挑戰。儘管建築理論領域的後殖民主義轉向為我們指出了研究的方向，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認識到，對於殖民地建築的挪用形式的研究不僅僅停留於研究現代空間現象的層面，還需要運用田野研究的方法，因此這已經超出了歷史圖像學的範疇。

研究文化和科技轉移必須依賴於將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歷史圖像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的分析形式。

今天，我展示的是自己在開羅、新加坡和棉蘭進行微氣候的人類學研究的某些方面。我希望強調現代建築的微氣候的觀念和城市設計實踐之間的相關性。在我看來，在霸權性、標準化的建築和城市模式帶來種種矛盾的今天，微氣候這一概念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替代性選擇和新的可能性。微氣候的觀念，能夠激發我們對於內外條件的相互依存的新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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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伯舒茲. 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 施植明,譯. 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

Rudofsky, Bernard.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UNM Press, 1964.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Rizzoli, 1980.

魯道夫斯基. 沒有建築師的建築：簡明非正統建築導論. 高軍,譯. 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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