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賞析 | 這部金棕櫚大片，為何會如此迷人？

去年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大獎《方形》是近年難得的佳作。它在保有北歐電影的特殊氣質外，還具備突破地域的力量。其簡潔幹練的敘事，富有設計感的視聽語言，犀利的命題都讓這部影片有著360°無死角的魅力。

看完《方形》後，我甚至激進地稱讚魯本·奧斯特倫德為下一個羅伊·安德森或者英格瑪·伯格曼——如果他按照現有路線走下去的話。不僅僅因為他們都是瑞典人，更重要的是，魯本體現出了與兩位大師相近的形式主義觀念。當然差距也是有的，安德森與伯格曼的電影蘊意豐富，魯本目前則較單一。他的電影通常會選取爭議性話題，能死死掐住觀眾的神經（這可以說是取巧，也可以說成關懷，看你願意站在什麼角度）。他對視聽的運用也非常敏感，讓影片變得極其生動，有很強的感染力。

魯本早期的作品充滿實驗性，並且在主題表達上非常激進，引起了許多爭議。從第四部電影《遊客》開始，魯本變得更平易近人，也確實讓更多人理解了他的才華。

他的題材都比較巧妙，像是從報紙社會版的豆腐塊故事裡摘選出來似的。這些故事既能概括性地第一時間抓住人們的好奇，同時也具有很好的發散性，將之擴展為社會學層面的議題。《遊客》即是從一場饒富意味的雪崩開始的。丈夫在雪崩時沒有想到救身邊的妻兒，憑本能獨自逃走了。雖然雪崩只是虛驚一場，但對這個家庭來說，真正的雪崩則開始了。

妻子和孩子面對獨自逃走又回來的丈夫，顯得異常尷尬。丈夫也是如此，他的行為引發了家庭情感危機。魯本非常善於刻畫人際關係出現裂痕後的一系列連續效應，「尷尬時刻」在他的影片里往往是點睛之筆。《方形》亦是如此。

克拉斯·邦飾演的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從影片開始就籠罩在一種莫名尷尬的氛圍里。美國女記者安妮採訪他時，詢問如何解讀他曾經提出的「展覽/非展覽」概念，他一頭霧水，不得不借過來稿子親自看看。在向貴賓們介紹即將展覽的藝術品「方形」時，某人的電話鈴聲不適宜地響了起來。好在克里斯蒂安用幽默化解了尷尬，但隨後廚師介紹菜品的段落則直接尷尬到雪崩了。

除此之外，還有美國藝術家朱利安講座上的「穢語症」，YouTube視頻二人組的推介會，克里斯與安妮在廁所門口排隊，以及隨後兩人搶奪避孕套和更久之後的爭論……「尷尬時刻」在本片中無處不在。

魯本為何會讓這些作為重要情節去表現？因為「尷尬時刻」完美揭示了人際關係的脆弱性。尤其在當代社會，這種脆弱無處不在。而脆弱又是從何而來呢？魯本通過籌辦展覽、財物被偷、病毒視頻三大事件去探討背後的深層原因。

當代北歐電影通常有著屬於自己的特質——冰冷，或者叫性冷淡風。這似乎與當地氣候有關。這種冰冷造就了迥異於主流電影，尤其是商業電影審美的圖征。體現在視聽風格上，就是大塊的冷色布景、乾淨有序的畫面元素，以及人物克制的行為。這種整齊簡潔的語法，令電影散發出一種「拒絕」的氣質。而這種氣質又會產生疏離感，不自覺地拋給觀眾一個個困境，又讓觀眾以完全旁觀的心態去審視事件。

同時，北歐電影中的情節常常是激化的。這些棘手事件和衝突，被放到如此中性的語境下，往往又會讓其中的人物不知所措，產生一系列令旁觀者深感怪異的效應。這種怪異造就了北歐電影獨特的冷幽默，以及魯本的那種「尷尬時刻」。《公羊》、《狩獵》、《遊客》、《寒枝雀靜》、《處子之山》，甚至是類型片的《獵頭遊戲》和《失蹤順序》，以及恐怖片《生人勿進》，均著此道。在冷峻的外表下，這些作品總有一顆熾熱的內核。

這意味著此類電影需要對次文本進行關鍵性塑造。所以像伯格曼、安德森、拉斯、魯本這樣的代表性導演，都是玩兒次文本的好手。至於什麼是次文本，你可以簡單將之理解為冰山理論，又有些不同。「冰山」強調你所看到的不是全部，而「次文本」則有一層非真相的意味。至於真相為何？我們則可以通過視聽語言的暗示，或者聯繫上下段落去推測。當然，也有一些作品會在結尾處揭曉，一般來說，這樣會顯得不夠高明。更多的作品則故意模糊真相，只給觀眾提供有限的信息。創作者意在讓觀眾注意到次文本所傳達出的現象，不想讓觀眾分心追尋真相本身。

《方形》當然也是典型的北歐風格電影：乾淨整齊的構圖、有序的畫面元素、令人尷尬的冷幽默，以及激烈的對立。這使得電影中許多場戲都像四格漫畫那樣，以簡馭繁，諷刺有力。但實際上，影片的次文本已顯得相當直白。許多重要情節都帶有鮮明的符號和圖征意味。

影片首先對現代藝術，尤其是裝置藝術提出質疑。起點自然是美國女記者與克里斯蒂安的訪談。片中所涉及的裝置藝術不光有「方形」，同時還有「土堆」與「椅山」。勉強算上的話，還有最開始被吊車毀掉的雕像。借著女記者「展覽/非展覽」的詢問，克里斯蒂安解釋道，「如果把你的包放在展覽館裡，那麼它會不會變成一件藝術品？」這是曾經對杜尚的作品《泉》的讀解。但是，克里斯蒂安對此的引用是建立在他無法回答自己命題的尷尬處境上。這就引出了影片的第二個話題：對中產趣味和精英意識的嘲諷。

片中登場的精英們，無論是主人公，還是他的工作夥伴，亦或是藝術家或宴會嘉賓，無不體現著浮誇的中產趣味和虛偽的精英意識。比如在克里斯蒂安介紹展覽時，人們均屏息凝聽。而當廚師介紹菜品時，大家卻選擇忽略，便是在揭示精英那種有選擇性的尊重。這自然是一種虛偽。還有對與女記者一夜情之後的逃避和辯解，亦是虛偽的體現。如果說裝置藝術與展覽空間密不可分，脫離展覽空間，藝術功能將瞬間瓦解的話。那麼精英們也與自己的社交空間密不可分，脫離此空間，精英意識將會立刻坍圮。所以，對中產精英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第一個諷刺高峰，便是克里斯蒂安丟失手機錢包一事。

財物被偷的起因便是克里斯蒂安以中產精英的身份，介入了一起脫離他社交範疇的突發事件。於是，他立刻失去主動權，導致了個人的嚴重損失。雖然以一系列乖張的舉動（這裡也體現了對於他來說，接觸陌生階層足以令他驚懼而手足無措）取回了財物，但更大的危機也隨之到來。虛偽的精英意識在這裡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只會將角色拉入深淵。同時，財物被偷事件又會把觀眾引向一個更宏大的話題中去：階級的對立與固化。但是我想在這裡暫停進一步的討論，粗略分析下手機被偷這個段落的表現手法。

本片的攝影指導是弗雷德里克·文策爾，之前與魯本合作過《遊客》。他有著鮮明的攝影風格。在《方形》中克里斯蒂安手機被偷段落，他運用了大量的畫外元素令整場戲極富韻律，鏡頭運動和場面調度也非常具有設計感。我從影片中截取出了這個段落，視頻如下：

此段戲份，將敘事擴展至銀幕之外，通過立體敘事製造主人公的第一個困境，是一個非常抓人的段落。攝影利用鏡頭橫移，選擇性對焦，畫外音及隱匿細節等手段，將整件事以動感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之前伴隨著影片開場字幕，已經交代了幾個情節，包括女記者的專訪，雕像被吊車毀壞，以及展覽館門前的新藝術品「方形」。此時鏡頭切到一名在地上人事不省的窮人身上，以遠景展現，猶如公共場所的一個裝置藝術品。但旁邊的人群，幾乎由中產階級所組成的上班人群，全都無視他了。

甚至前面有一名女子向每一個路人詢問，「想救人一命嗎？」，都沒有人響應。但這些路人們都是非常有禮貌的拒絕，包括其中一個人甚至摘下耳機又聽了一遍女人的問題，才婉拒。這個女子的行為，也開始讓我們迷惑窮人是真的有難，還是這也是一場「行為藝術」？至此，結合之前「方形」那句「是信任與關愛的聖所」的介紹，這個場景揭示出了社會上冷漠的，由無意義的禮節和深切的不信任編織成的脆弱人際關係。

此時，鏡頭一直以固定機位的姿態，遠景展現女子的背影和人群。人群主體一直在做縱深運動，不斷地涌近觀眾。而當克里斯蒂安從虛化的背景中走出時，縱深運動的人群立刻消失了，以由右向左水平行進的人群替代之。克里斯蒂安佔據畫面中心位置，由遠景走入中景。鏡頭也脫離固定，開始橫向移動，焦點死死對著克里斯蒂安。這裡，人物的神情、步態，再次生動詮釋出了一名中產階級精英的模樣（訪談是第一次）。而人群的調度和鏡頭移動，令畫面非常具有層次感和流動性。這組鏡頭也揭示了角色本質上的普通人屬性。

鏡頭跟隨了主角一段時間，讓畫面流動到足夠合適之後，通過一個突如其來的畫外音「救命」打破了上班人群的這份秩序。不光是克里斯蒂安，每個人也都往回看，卻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對於觀眾和片中人物來說，這已算得上是未知的危險。但是當意外的力量不足以打破秩序時，人們不會貿然參與到事件中去。所以克里斯蒂安和所有人一樣，雖然回頭觀看，但並不會停下腳步。此時，他們只是旁觀者，好奇發生了什麼。以視聽角度來看，這個突如其來的畫外音，與之前無意義的禮節和不信任聯動，形成了一個連貫的主題表達。

救命聲由遠及近，最終衝進畫面中時，鏡頭卻第一時間移開了。我們沒有看到喊救命的女子是什麼樣的，也沒有看到女子所沖向的路人的清晰模樣（他一直在焦距之外）。電影非常清楚自己所表達的是什麼，因此這個突發事件並不是創作者優先考慮的情節。克里斯蒂安，一名自由派中產階級精英分子的反應，才是我們需要看到的。鏡頭略過最令人好奇的當事人，切到了主人公的中近景。再次完成了對概念的表達。

此時，貪婪的鏡頭才將焦點移向事件主體。一名衣著普通，頭髮散亂的女子在求救，並撲向了前景中的路人。她的形象暗示著自己的階層，而前景中的路人與克里斯蒂安一樣，都穿著西服，打扮得體。然後鏡頭選擇性對焦，在路人和克里斯蒂安身上不斷變換焦點，觀察二人的反應。最終，路人將手指向了他，主人公無法繼續當旁觀者。

克里斯蒂安走到前景，參與到事件中。空間的變換預示著人物處境的改變。這時我們仍然看不到真正危險的來源，每個人都看向畫面之外。這種處理手法，不僅更進一步激起觀眾的好奇心，同時還暗示著這種救助是盲目的。即便觀眾幾乎無法察覺，這組鏡頭也並沒有丟失任何細節——我們可以看到紅圈內，女子的手已經伸進了克里斯蒂安的褲兜。

這時克里斯蒂安和路人猛向畫框外揮手，表現危險迅速逼近。目前為止，整組動作只有很少的幾個剪輯點，相當連貫地呈現著事件面貌。

鏡頭迅速切到一名奔跑中的男人，他是整起事件的起因。男人顯得相當粗壯，鏡頭以男人為主體快速橫搖，具有速度感。他咆哮著，就像一頭猛獸衝進克里斯蒂安。實際上，男人的形象也並非隨意選取的，他與後面女記者家中的猩猩，以及奧列格等角色都有著一部分的呼應。

路人和男主攔下了這個不速之客。這裡的畫面元素較為豐富，層次感也很強。我們可以看到被攝主體的反應，也可以觀察背景中人群的態度，如果細心的話，我們也能看到被救女子再次將手伸向了克里斯蒂安的衣兜。

危險解除後，克里斯蒂安與路人都鬆了一口氣。兩個人似乎變成了「一分鐘戰友」，頗有惺惺相惜之味，開始侃侃而談。這裡很好地表現出了克里斯蒂安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的樣子，自然也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他所代表的群體面貌。兩個人不乏有擊掌這樣的肢體動作，更顯出角色的某種釋放。

從克里斯蒂安隨人群走動，到突發事件後與路人交流，整場戲的節奏感相當精確，畫面擁有極強的空間張力。在這裡，上班人群是關於某種圖景的指涉，暗含著主角以及大部分精英人群缺乏激情、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機械式的生活，人們面無表情地行進，冰冷而沉默。而突發事件，讓主角被動參與其中，卻恰恰又給了主角與他人交流的機會，因此會有一種釋放的快感，雖然代價未免太大。也許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景象並不能說明什麼。但是在特定的電影語境中，這種場景便有了某種象徵性，有著冷漠、壓抑和枯燥的味道。

與對方告別後，克里斯蒂安系好西服扣子，他的生活和身份又回歸正軌。直到鏡頭跟隨他的背影，表現出手機和錢包被偷後，我們才意識到這起突發事件背後的意義。這個強調戲劇性的段落，引出了今後的一系列事件，也將影片引入更高層更宏大的命題。那名衝進畫面，沖向克里斯蒂安的強壯男子，是他生活被打亂的原因，也是外力打破平靜的具象化表現。

同時，克里斯蒂安向路人藉手機而不得，又與開頭趴在地上的窮人和不斷問詢「想救人嗎」的女子形成互文關係。實際上，這個段落的三個節點：地上的窮人、女子求救、財物丟失，在文本上互為表裡，互作補充。

總之，這起事件將兩種不同階層的人聯繫了起來。一個是克里斯蒂安代表的中產階級，另一個則是移民、難民、失業者、乞丐組成的社會底層。有趣的是，影片對兩個群體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嘲諷。當然，對中產精英的抨擊，並揭示其弱點是影片的重點主題，表現起來也非常不留情面。但是在7-11那場戲中，一名要飯的「底層人口」同樣露出了貪婪的嘴臉。

影片中有許多鏡頭花在了街道邊、地下通道里的乞討人群身上。這些看似與主線無關的閑筆，反而是影片著重想展現的情景。它們反映著社會上不同階層的對立與固化。

具體到克里斯蒂安身上，則是其丟手機之後所選擇的尋回方式：挨家挨戶投放威脅信。以及後面小男孩找他要求道歉的情節。影片沒有全景展現底層街區的面貌，但我們不難想像出它與克里斯蒂安所處圈子的差異。這讓我想到《人類之子》中戰亂的貧民窟與富人階層社區巨大的景觀落差。在《方形》里，兩個群體不同的表情、著裝、景別、光線，構築出了二者巨大的鴻溝，彷彿電影在平行展現兩個不同的國家，更宛如一座充滿恐懼的敵托邦。信任危機與群體間的偏見歧視，造成了如此脆弱的人際關係，且毫無破冰可能（主人公最終沒能完成對小男孩的道歉）。

這種人際之間的冷漠與脆弱，甚至迫使克里斯蒂安在商場找女兒時，不得不讓一名乞丐替他看包……這種充滿冒險的「越界」舉動，反而更映襯出兩者的對立性。

另外，影片還放大了瑞典的階級對立和不平等的財產分配。這種虛構性讓它脫離了地方語境，達成一種世界範圍內的共鳴。令人遺憾的是，魯本想藉助影片表達一些鋒利的觀點，但在《方形》中，他仍然有操之過急之嫌。大量面對底層人口的鏡頭，雖補充了景觀的含義，卻傷害了敘事，且意圖過於明顯。然而，歸根結底，這仍然是側重點的問題。若只為展現，則這些鏡頭很有必要，若為敘事，則會顯得冗餘。《方形》的戲劇化程度並不低。

這一連串發生在克里斯蒂安身上的意外事件，也就最終必然導致了宣傳視頻所引發的災難。這件事不僅被迫讓主人公引咎辭職，同時進一步顛覆了裝置藝術的效應，成為克里斯蒂安解釋「展覽/非展覽」概念的佐證，是對當代藝術戲謔式的質疑。視頻里，那個本應倡導「關愛、信任、平等、權利、義務」的方形，卻把一名金髮小乞丐炸碎了。藝術品的一切意義頓時蕩然無存，此事同時又是在展覽空間外發生的。這裡也順帶黑了媒體和網路無下限博眼球的風氣。

同樣的，發著光的方形成為藝術館的展品，供人瞻仰、解讀，甚至在克里斯蒂安辭職的記者會上成為「視頻門」之後的新焦點，引發公眾之期待。但影片中幾處比較明顯的方形，卻頻頻被人忽略，甚至代表著與藝術作品截然不同的意義。

貧民社區的樓道盡頭組成了一個漆黑的方形。這個構圖像極了希區柯克，令人目眩而驚悚。對克里斯蒂安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處境，即便這只是他個人因偏見而產生的多心之舉。這裡否認的是藝術品方形的「信任」主題。

方形的單元門在視覺上將克里斯蒂安禁錮住，體現他的渺小，以至對即將到來的困境無力應對。垃圾箱前面的帶刺柵欄，令主人公更像身處監獄一般。同樣否認了藝術品方形的「信任」和「關愛」主題。

克里斯蒂安打開門，發現是兩個女兒回家了。父女的互動，缺席的母親，以及背後的方形畫，組成一組意象。這仍是一個逼仄的構圖，門框限制了畫面的寬度。此時克里斯蒂安不僅內心紊亂，兩個女兒之間也在吵架。背後的無數方形就像一個無底洞，主角的腦袋正好處於中心，意義不言自明。這裡的方形雖具備一定的關懷，也與「權利」和「義務」暗合，但這種關懷一點兒也不神聖，義務也並沒有被共同分擔。

影片中這些生活場景里的方形，無不從各個角度去對展覽作品「方形」的主旨進行解構，提出質疑。再結合宣傳視頻的爭議，於是那件阿根廷藝術家創作的「方形」徹底淪為失敗之作，喪失了全部本意，也喪失了最後的審美價值。它對大眾再無任何指導意義，也戳破了藝術的某種虛無主義性質。魯本利用當代藝術這一道具，揭示了脫節、變質的社會風貌，以及軟弱、異化的人際關係。

由此來看，《方形》也是一則亡羊補牢的政治寓言。它靈活運用並置、模仿、誇張、對比等諷刺喜劇的手法，割開社會圖景的表皮，去指涉背後的政治隱喻。影片中的高光時刻來自於猩猩表演藝術家大鬧開幕式晚宴。這是一個可以上升到醜聞級別的事件。在與影片氛圍保持一致性的同時，又與敘事主體格格不入。正是這種突兀，彰顯了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我也把這段截取下來了：

https://www.zhihu.com/video/943523092799139840

從《方形》的各種物料和海報可以看出，這場與劇情無關的戲恰恰是整部影片的點睛之筆。當然，拍得也確實精彩，具有令人難忘的爆發力。「猩猩表演藝術家」奧列格一角，由好萊塢動作指導泰瑞·諾塔里飾演。他曾經參與過《金剛》和《人猿星球》系列的製作，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一個研究猩猩的專家。

影片用了十分鐘的長度去呈現這場戲，全景展現了奧列格如何大鬧現場，極具諷刺意味，同時又存在著大量的威脅和侵犯，進而造成壓迫式的恐怖感。高級宴會廳與原始叢林的音效形成強烈反差，一身肌肉張牙舞爪的奧列格，與正襟危坐的賓客們也顯得極不和諧。表演開始時，人們還能正襟危坐，滿堂笑聲。而當表演失控後，這齣戲就變為一次對「場效應」的破壞。偌大的宴會廳，轉變成了真正的叢林。

這場戲的調度頗見功力，運用了動作電影和災難電影的一些表現手法，進而營造出某種程度的驚悚感。景別從寬鬆的全景、遠景，慢慢過渡到緊湊的中景，近景。結合奧列格的表演，給人以非常強的壓迫感。

兇猛的奧列格宛如一頭真正的野獸穿梭在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這種互動性極強的演出，打破了旁觀者與當事人的界限。前一秒是安全的觀眾，後一秒就有可能成為猩猩的獵物。在座的貴賓瞬間變成了敏感又羸弱的待宰羔羊。這自然也是對中產精英的無情嘲諷。

首先遭殃的是多米尼克·威斯特飾演的美國藝術家朱利安。有趣的是，碰到穢語症患者的也是他，可見其倒霉指數（這裡是否有歐洲人對美國人的諷刺？）。影片以一個小的長鏡頭表現奧列格對朱利安的侵犯。直到朱利安被迫離開座位，甚至退出宴會廳，整個人群也並未有任何補救行為，連策劃者克里斯蒂安本人亦是如此。雖然最後克里斯蒂安試圖友好地宣布演出結束，但這種仍然受精英意識作祟的虛偽舉動，在發狂的野獸面前毫無作用。至此，奧列格的獸性一發不可收拾。

朱利安離開後，奧列格繼續在人群中尋覓獵物，人們仍舊坐在座位上，甚至有人雙手祈禱，顯得滑稽可笑。此時某人手機鈴聲響起，再次激怒了這隻猩猩。鏡頭有條不紊地緩慢移動。奧列格侵犯了那個女士，又一桌賓客被逼走了。猩猩轉頭沖向靠近機位的餐桌，一躍而上，似乎在宣布自己是叢林的主人。宴會廳幾百號賓客，無人吱聲。

此時，奧列格以猩猩的姿態，向一名女子求愛。在摸臉蛋、抓頭髮等一系列冒犯性舉動之後，猩猩看到並無人制止，立刻將女子拖到地上，做出試圖強姦的行為。直到這時，沉默的貴賓們才一擁而上，對奧列格拳腳相加。

影片無意去探究這位「猩猩表演藝術家」為何會做出如此激進的舉動，也並沒有對此人做出哪怕一句的背景交代。因此，這場戲是完全遊離於敘事之外的，具有深刻的寓言意味。如果說穢語症段落還如四格漫畫一樣幽默精巧，那麼猩猩大鬧晚宴這裡，則是一出龐大的諷刺驚悚劇。

再結合演出前的開場白：「歡迎來到叢林，各位將要與一頭野獸見面。眾所周知，軟弱會激發狩獵本能。如果你面露懼色，野獸將會察覺。如果你試圖逃跑，將被野獸獵殺。但如果你一動不動，屏息凝神，它便不會注意到你。你可以隱匿在人群中，靜待他人成為野獸的盤中餐。」這段話似乎在要求人們秉持自私本性，堅持「見死不救」的態度。反過頭來看克里斯蒂安丟手機的段落，也對應了這段開場白所確立的規則。而如克里斯蒂安這樣從精英身份出發的有限補救，根本無濟於事，反而往往讓事態進一步失控惡化。至於這指涉了什麼樣的現實問題，諸位可以放開聯想了。

奧列格的猩猩無疑是影片一個重要的多義性符號，人所扮演的假猩猩，反而比女記者家中被馴化的猩猩要更像動物。這場戲裡，奧列格只是用一種退化的手段，釋放了人類的動物性，卻令一眾高級人士抱頭鼠竄，進而忍無可忍，群起攻之。在野蠻面前，文明如同一張薄紙，一撕即破。而當文明的忍耐達到限度後，它會變得更加野蠻。

這個多義性符號，你可以將之解讀為野蠻與文明的衝突，或是底層與上層的衝擊，或是移民問題/難民問題的縮影，或是原始對秩序的侵害。無論在道德還是政治層面，他都能顯現出某些象徵性。最終，這些問題化為了表面上脆弱的人際關係，異化的人性，不同階級和族群的偏見與歧視，以及倫理道德上的危機。

所以，當結尾奧列格道歉無果，望向自己的兩個女兒時，影片似乎在暗示：人類社會的鴻溝，會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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