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您買了個表,怎麼知道是不是準的?丨雜物科考隊

這裡的皇上,當然是清朝的皇上,撐死了是明朝的皇上,因為之前皇上買不到表。

明代末期,西洋鐘錶就傳入中國,並大受中國皇室貴族歡迎,很多皇帝成為狂熱的鐘錶收藏愛好者。

但問題來了,在沒有7點鐘準時開始的《新聞聯播》的時代,他們怎麼知道自己買的表是不是準的呢?

接下來你將看到:

皇上,你買了多少表啊?

火車和航船,逼中國人守時

統一時間,還得靠打仗

一向準時準點的值班編輯 / 老梁

皇上,您買了多少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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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為晝,舉世皆同其時」。在工業時代之前,精確的計時對大部分人來說完全沒必要。在中國傳統觀念里,大伙兒起床,抹下惺忪朦朧的眼睛,看到升起的太陽,那便是認為活在同一時刻。

老百姓算時間一般靠太陽+雞,精確一點的有日晷、水鍾、漏刻等等。勞動人民還創造了諸如一盞茶、一頓飯、一袋煙的計時單位。至於小說,像《三國演義》,更講究英雄的豪邁氣場,關羽斬華雄,計時就用了杯中酒的冷熱換算。

故宮裡的日晷

下面就得說皇上買了個表這件大事了。

自明代末期,西洋傳教士和商人把鐘錶帶到中國,就引起了皇帝們的興趣。清朝皇帝自順治開始,就使用鐘錶計時,不離左右。

按照中國傳統的時間觀點,一天分成100刻,而西洋人認為,一天分96刻,每刻15分鐘,這個非常不符合大清國情。好在康熙皇帝敢於搞體制改革,命令二十名大臣去觀象台測驗,發現用西洋辦法算的時間更符合天象,於是從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開始,清朝官方承認並推行了一天96刻的制度,進一步推廣了西洋鐘錶。

於是在康熙皇帝時,大臣們已經都隨身帶表,以免誤了時間。那麼多鐘錶,自然有快有慢。

乾隆年間的大臣富察·傅恆家裡不僅自己帶表、家裡帶表,就連僕人也都隨身帶表。為的就是互相印證,以免誤時。當時上流社會佩戴鐘錶如此流行,以至於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鐘錶進口市場。

富察·傅恆,乾隆時期歷任侍衛、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等職,授一等忠勇公、領班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

然而表有誤差這事是說不準的,有一天上朝,富察大人的表就慢了,以為沒到時間,晃晃悠悠上班,進門一看皇帝在裡面等著了。據說富察大人「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對大臣來說,校準鐘錶的對象自然就是皇上,而皇上的標準時間,是紫禁城交泰殿的

自鳴鐘。

左邊就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鳴鐘,現存的自鳴鐘造於嘉慶三年。

但對皇室貴族而言,鐘錶更重要的功能不是計時,而是奢侈品。所以他們會要求鐘錶越奢華越好,裝飾越多越好。

清雍正《十二美人圖》之持表對菊圖(局部),美人手持一塊琺琅表。

乾隆皇帝是鐘錶的狂熱愛好者,他每年要訂購價值3萬到6萬兩白銀的鐘錶,而且「務要是洋做者方可」,必須原裝進口,而且在上諭中要求採購的官員「不必惜費」,不要怕貴。

而對於多數老百姓而言,「時間」、「時差「的概念,和他們有啥關係呢?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中國人民最不缺的就是時間。

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1886-1964)一段童年的回憶就佐證了這點。他說,在家塾讀書時,「時間是靠日晷來計算的。碰到陰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亂猜了。猜錯一兩個小時是常事……猜錯個把鐘頭也無所謂」。

蔣夢麟

火車和航船,逼中國人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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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於中國的鄉村或者偏僻的城鎮或許無所謂,但是對於其他地區卻不盡然。

例如上海,它是近代中國的「魔都」,自打開埠後,外國人首先帶來了統一的城市時間。

19世紀80年代,上海法租界當局便在外灘搞了一個木結構的氣象信號台,除進行天氣預報外,還在正午時分利用台頂落球報時。

彼時的報紙《點石齋畫報》以「日之方中」為題,報道說:

本埠法租界外灘外洋涇橋堍,於秋間新制驗時球與報風旗,按旗於每日上午十點鐘扯起,遞報吳淞口外風信,其視風之所向或大或細或睛或雨,隨時改懸各旗,傳報至球,則每日十一點三刻鐘時升起半桿,十一點五十五分鐘時升至桿頂,至十二點鐘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驗對時刻。允稱奇制」。

《點石齋畫報》所載氣象信號台

此外,在上海各國租界,外國人還紛紛修起了鐘樓,從英國、美國或者德國進口巨鍾安置樓頂,按點報時,成為統一時間的標準。

當時詩人作詩歌詠:

大自鳴鐘莫與京,

半空晷刻示分明。

到來爭對腰間表,

不覺人歌緩緩行。

作為當時的航運中心,上海還出現了近代中國第一條營運鐵路——吳淞鐵路。其發布的火車時刻表見下:

圖片來源:丁賢勇《新式交通與生活中的時間:以近代江南為例》,載《史林》,2005(4)

儘管吳淞鐵路第二年即遭拆除,但是火車畢竟還是在中華大地上「咣當」起來。有資料統計,到1911年,全國鋪設鐵路共計9000多公里,京沈、京漢、膠濟、津浦、滬寧等線路均告竣工。

相比鐵路事業,航運業的布局同樣不遜色,而且部分地區統一的標準時間正是由於它們的興盛而率先提出。

截止到1899年,依條約規定,大清政府開放了南到廣西北海、北至遼寧營口的31個商埠,並包括若干沿江城市,例如南京、漢口、重慶等。最初進出港口城市的外輪、洋商等,需要有統一的時間來協調。不然貨運遲到、航船早發,大家都得打起來。

清代上海海關的航船,左邊遠處有鐘樓

於是,1902年中國海關推出「海岸時」,海岸時「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沿海各關通用之時」。它的便利,讓鐵路事業的工作者們看到了甜頭,也紛紛採用。

中國人民因為車、輪船的出現,固定時間的運行,不得不搭上了「趕」交通工具的「賊船」,就再也停不下來。上海《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就說,

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乘輪船或火車旅行目前已為一切社會階層所樂於接受。對於鐵路來說,客運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即使在象1911年……那樣的特殊情況之下,進港的輪船也是擠滿了人的」。

統一時間,還得靠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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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時畢竟只是一部分地區的標準時間,神州大地其他地方又該如何?

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觀象台提出劃分五個時區的方案,以照顧全國人民的感受。

方案中提出,五個時區即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崑崙時區和長白時區,前三時區分別對應世界標準時的東八區、東七區、東六區,後兩時區為半時區,五區換算標準時即8時、7時、6時、5時30分和8時30分。

彼時觀象台還推出時區的套餐——《曆書》,製作了中國各大城市標準時與地方時的對照表,以便老百姓遵循。

1919年中國標準時區劃分圖

悲催的是,北洋政府是個弱勢的政權組織,操作時間的方案墨跡未乾,就被國民政府取而代之。它繼承了前任的標準時劃分方案,加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報時技術的改善,推動了五時區中,尤其是東八區中原標準時的擴展。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可見可聞的電報、廣播,還有人流集中地懸掛的大鐘。

上海外灘海關大鐘

顯然,這個五時區的搞法是非常麻煩的,很快受到了交通事業的挑戰。

20世紀30年代,西北的隴海路、西南的湘桂路的竣工,並且航空事業的橫插一腳,使得大力推動大範圍的標準時成為緊要的事情。

不幸的是,這一時期遭遇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等到政府遷都重慶時,內政部決定自1939年6月1日起,「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它對於推動全國各省市執行標準時是個福利包。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照舊用隴蜀時。當時的報道說,「滬渝、滬蓉、滬昆等線民航飛機的旅客下機後需撥動手錶,進退一小時」。

民國時期的民航客運,那時候刻沒有啥星空聯盟、累積里程啥的

然而,隨著人民解放軍由北至南、西南、西北戰場的節節勝利,不統一的標準時狀況因為協調戰場的指揮而得到統一,那就是使用中原標準時。不過,人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既然要打掃屋子,那就連「中原標準時」的稱呼也得清除。

1949年9月27日政協會議通過定都北平的決議,十天之後西安人民廣播電台就登報表示,「本台時間以北京時間為準」。隨後的數月里,全國除西藏、新疆地區外,紛紛表態採用北京時間作為標準時間。

也就是說,人民政府在統一大陸之際,順手就完成了舊中國花了四十餘年也沒完成的統一時間的任務,北京時間也就誕生了。

皇上再也不用擔心對錶的問題,只不過皇上早就沒了。

參考資料:

郭慶生:《中國標準時制考》,載《中國科技史料》,2001(3)

郭慶生:《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載《中國科技史料》,2003(1)

丁賢勇《新式交通與生活中的時間:以近代江南為例》,載《史林》,2005(4)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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