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什麼輸了？
- 從一開始，共產黨軍隊的理想和國民黨軍隊不同。國民黨軍隊的理想「三民主義」是高高在上的，對普通士兵來說與浮雲無異。而共產黨軍隊卻從最基礎最好理解的東西教起。「這是什麼？」「這是紅旗。」「這是誰？」「這是一個窮人。」「什麼是紅旗？」「紅旗是紅軍的旗。」「什麼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六篇第五章「人生五十始」）
- 共產黨軍隊在革命戰爭時期始終沒有採用徵兵制（但不排除地方組織強迫農民參軍的情況）。
「（八路軍）所有的服役都是志願的。」（〔美〕愛潑斯坦：《歷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92頁）
「新四軍不徵兵，來這裡的都是志願兵。」（同上書，118頁）
按照毛的說法：
「我們現行的，既不是舊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徵兵制，而是第三種兵役制——動員制。」（《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選集》第三卷）
即政府通過遊說，以及物質精神上的獎勵，最大限度地鼓勵農民參軍。所以對於每一個翻身農民的紅軍子弟兵來說，為誰打仗，為什麼打仗是比較清晰的：不是為了發戰爭財，不是為了保命，而是為了保衛自家分到的一畝三分地。如果紅軍（或解放軍）被消滅了，如果共產黨被打敗了，已經分到的土地就要被地主奪回去，所以必須拚命打仗。而且後顧之憂也少：軍屬的田有人代耕；傷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烈屬有政府照顧（雖然並未完全實現）。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當了孬種，犯了紀律，成了逃兵或叛徒，我的家屬可能就不能再享受「軍屬」待遇。家裡的田就沒有人代耕，家裡人在村裡就抬不起頭來。一切都是最最現實的情況。所以共產黨軍隊里雖然也有逃兵叛徒，卻多為個人，極少出現成建制投降的情況。侵華日軍在記錄下國民黨軍隊大批量「歸順」的同時，還留下八路軍極少投降的記錄：
「1月下旬，120師正規部隊的連長率兵前來投降，這是少有的現象。」（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第三章第七節「華北方面軍第二期後段的肅正建設」）
「在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地區，曾見到若干正規共軍的投降士兵，這是過去所見不到的」（同上書，上冊第四章第四節「1941年夏季的各項主要施策」）
即使到了需要做「戰略肉盾」的時候，共產黨軍人往往也奮不顧身。
「其（八路軍）負責掩護主力退卻的部隊，即使兵力薄弱，也必進行頑強抵抗。」（同上書，上冊444頁）
- 國民黨的徵兵制度依賴的還是古老的保甲系統，而這早已被農村豪強把持。
「我們的徵兵制度和村長徵用騾子時差不多，都是將命令交派給職務較低的人，去欺壓弱勢者。」（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中國內陸」這一章）
既然士兵是被迫參軍的，就註定了國民黨軍隊對待士兵的野蠻殘酷。
「國民黨拉壯丁，用繩子綁著行軍」（〔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中國的戰歌》，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394頁）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裡，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徵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裡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徵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這些士兵在家鄉的家屬卻難以得到共產黨軍屬那樣的待遇。這是很好理解的：正是因為他們家在當地沒有勢力，這些士兵才被保長之類的人送去當兵。以該壯丁在家時家裡尚且如此受人欺負，他一走家裡人丁更少，下場可想而知。
（原國民黨60軍軍人）齊開文，父親因為弄折財主家一把鋤頭，被財主用鐵絲將下巴舌頭穿起困住。然後財主當著全村人的面用梭鏢將其父活活戳死。「幾年後，財主勾結保長將尚未成年的齊開文抓了壯丁，送上了「抗日救國」的戰場。」
「原國民黨暫編第21師第1團1營有一位雲南宣威籍士兵，控訴運動開始後，每天啥話都不說，一個勁兒地「嗚嗚」直哭，整整兩天粒米未沾。經指導員反覆動員，他才倒出剜心摘肝、難以啟齒的苦水。原來，這位士兵的父親病故不久，母親就被貪色的保長強姦了。隨後，保長又強姦了他的姐姐。不久，這位根本不夠服兵役年齡的孩子也被「光榮」地送去「抗日救國」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經歷，在原國民黨第182師545團3連有一位，在暫編第52師第2團還有一位。」因為這幾支部隊的訴苦並不是在一起進行的，故基本排除串通起來抄襲經歷的可能。「據當時對4個營、2個連、1個教導隊控訴情況的不完全統計，起義官兵家屬被地主惡霸殘害致死的有392人，被姦汙霸佔的有105人」（高戈里：《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第二篇，摘自作者博客，為作者親自採訪當事人「搶救史料」所得）
這樣一來，士兵來當兵本身就是一萬個不情願，來了以後家裡處境更艱難，而且在外地打仗也看不出家裡有任何好處，我為什麼要賣命？所以這些征來的兵員毫無戰心也就不難理解了。解放戰爭三年，即使按照共產黨公布的數字也能發現，論傷亡，國民黨軍隊並沒有比共產黨軍隊多很多。（共產黨軍隊152萬，國民黨軍隊171萬）但是另外兩個數字就很驚人了：生俘458萬，起義投誠改編176萬。（《簡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版13章第8節）極高比例的國民黨軍人在可以戰鬥的時候選擇了投降，這構成國民黨軍隊損失的主要部分。陳誠所說的「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毫不誇張。
這些情況就引出了共產黨軍隊里除「子弟兵」以外的另一個重要成分：解放戰士，即原國民黨軍人，被俘虜之後選擇加入解放軍的士兵。這部分士兵越到後面越成為共產黨軍隊的主力。到1947年11月，西北野戰軍中解放戰士比例到達70%，個別團營甚至到達80%。（孫文廣：《一野戰事珍聞全記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281頁）
1947年10月，遼東三縱隊7師中解放戰士佔34%，遼瀋戰役之後上升到54%。（《遼東三縱隊的訴苦教育情況專題綜合報告》，轉引自張正隆：《雪白血紅》22章）
解放戰士多來自國統區，因此解放軍無法利用土改分地的方式拴住他們。因此解放軍採用的是另一個辦法：訴苦。說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你參加共產黨軍隊之前的經歷。於是被地主欺壓，被抓壯丁，在國民黨軍隊里受虐待的事全倒出來了。如果說子弟兵是被共產黨的政策栓在了共產黨軍隊里的話，解放戰士則可以說是被國民黨的政策給栓在了共產黨軍隊里。
「訴苦」之所以有效，一則是因為所訴之苦的真實性；二則是因為所訴之苦的口味實在太重了。國民黨統治下廣大農民的悲慘遭遇，成了國民黨最積極的掘墓人。除上文提到的地主豪強欺壓、殘殺農民之外，還有軍隊內部的壓迫。因為國民黨軍隊下級對直接上級的絕對依附關係，使得上級對下級可以為所欲為。吃空額，扣軍餉，喝兵血，凌辱體罰都是司空見慣之事。
「據統計，第144師2451名士兵在舊軍隊期間，有345人被吊打過，289人被捆打過，1238人被棒打過，13人被刺刀打過，677人被槍托打過，1362人被打過耳光，945人被皮帶打過，991人被拳打腳踢過，53人曾被打得昏死過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殘廢」
「該兵團的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高戈里：《歷史的曲折應該歷史地反思——《心路滄桑》創作感言》，載於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觀察與交流》，此處引自作者博客）
結合前文《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的相關描述，我認為這絕不是起義官兵在裝腔作勢。
當年在舊軍隊的經歷，當事人幾十年以後都無法釋懷。「雲南省石林縣的起義士兵符啟元、張珩等，說到在舊軍隊挨打，時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難言泣不成聲。半個多世紀了，張珩當年被軍官用扁擔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淚水浸泡的心靈感受，有兩句很值得回味。一句雖然低語輕聲，但卻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國民黨太壞了！」（同上）
這種待遇，激發出來的是一種「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仇恨。粉身碎骨不要緊，拉你墊背就行。在這種仇恨之下，恐懼蕩然無存。在國民黨軍中無心戀戰的懦夫，在共產黨軍隊內成了兇猛的鬥士。
「咒罵共產黨「共產共妻」的楊班長，在控訴大會上，更是捶胸頓足失聲痛哭，一邊訴說自己母親、姐妹所受的苦，一邊自責，痛罵自己「忘本」，「對不起老百姓，對不起共產黨」。從此，換了個人樣。幾個月後，楊班長在南下參加解放戰爭的途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鄂川戰役期間榮立戰功。」（高戈里：《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第一篇，摘自作者博客）
東北野戰軍3縱7師20團9連戰士王福民曾是國民黨士兵。訴苦運動之前，此人「怪話」最多，「為人不當差，當差不自在。干這窮八路，打不死也累死了。老子不怕槍，不怕炮，就怕一天一夜不睡覺。」訴苦運動後，「俺王福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五次負傷（兩次重傷）不下火線。三保臨江大北岔戰鬥犧牲，臨終前抓著趙緒珍（連指導員）的手要求入黨。這位當初被列為「危險分子」的兵痞，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張正隆：《雪白血紅》22章）離休前為某師副參謀長的崔俘元老人說「最靈的還是訴苦教育。先找個苦大仇深的典型引路，一個個那苦水就像決堤的洪水倒出來。都是當兵的，有幾個沒受過地主老財的剝削、壓榨呀？訴苦會上，許多人都哭成了淚人。苦水一倒，那心裡就亮堂了，那人就像變了個人，跟國民黨勢不兩立了。個把月教育結束，報名參軍，沒有不報名的。」（張正隆：《槍杆子1949》，第八章第二節「大改編」）
「一位叫谷德貴的起義人員經歷了控訴運動後感慨承認：『在安東時（起義之後，訴苦運動之前），誰最反動，怪話最多，那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最高。現在呢？誰要反動，誰不進步，誰就被大家看不起！」（高戈里：《歷史的曲折應該歷史地反思——《心路滄桑》創作感言》，載於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觀察與交流》，此處引自作者博客）
國民黨能不能搞「訴苦」？當然可以。地主家庭子弟說起赤匪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也是咬牙切齒的，而且這些人在對共產黨作戰的時候同樣視死如歸。解放軍攻打海南時，碰到原山東的地主還鄉糰子弟組成的國民黨軍，發現：
「敵人砍倒樹木做路障，利用民房做工事，死戰不退。有的負傷了，拉響手榴彈，和衝上來的戰士同歸於盡。」（張正隆：《槍杆子1949》27章第3節）
但地主畢竟是少數派。既然國民黨站到了少數派這一邊，自然就要承擔相應的代價。
到這裡又可以小結一下了。可以看出共產黨軍隊中兩大部分都有自己參軍的目的所在。對於子弟兵來說，參軍打仗是為了保衛自己分到的土地和家人。對於解放戰士來說，參軍作戰就是向舊社會復仇（國民黨本來有機會不和「舊社會」綁定在一起的。但它放棄了這個機會，從革命者變成了舊秩序維護者，那就活該給舊社會殉葬了）。這兩種目標都與指揮員是誰無關。只要是打國民黨就行了，跟誰打不是打呢？所以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部隊更換指揮員後，指揮不動的情況較少。比如蘭州戰役時，原屬聶榮臻指揮的18、19兵團劃入第一野戰軍建制，歸彭德懷指揮全然無礙。這在同期國民黨軍隊里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 長期的官方宣傳把共產黨革命軍隊說得好像個個超凡入聖，不食人間煙火，思想上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事實恰恰相反。共產黨軍人一樣是血肉之軀，有七情六慾，也一樣安土重遷，貪生怕死。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十萬大軍闖關東，一路逃亡率極高。1945年12月17日，黃克誠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說：
「楊國夫部發生嚴重逃亡，且有下級幹部與成班帶槍逃走之現象，該師由山東出發到錦西，逃亡已達30％以上」（周宏雁姜鐵軍主編：《解放戰爭全記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252頁）
原因很簡單，誰捨得離開故土遠走高飛？
原魯中警3旅管理科指導員李湖說：「從敖陽出發不久，夜裡突然響槍。我們跑出去，看見哨兵倒在地上，腳傷了。說是特務打的。……到龍口又聽說8團2營長朱延國被壞人打傷了……過海到東北才弄明白，都是自傷，為了能留在山東。」
「黑龍江省軍區綏化軍分區原司令員趙斌，闖關東時是1師3團2營副營長。老人說：在諸城還未動身，一些人就跑了……轉了一個多星期，動員回來30多……哪裡看得住呀，到龍口就剩兩個了。」（張正隆：《雪白血紅》第3章下小標題「接收武器」）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遼瀋戰役結束後，東北野戰軍入關前夕。1948年11月11日，林彪、羅榮桓、譚政在給「東北局並報中央軍委」的電報中說：
「東北解放後，部隊中議論紛紛，不少東北戰士甚至某些幹部怕入關作戰，怕走路大遠，怕離開家鄉……最近開始增加逃亡。五縱向義縣移動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兩縱向冀東前進，十一縱一至七日逃亡六百餘；四縱十一師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滿各獨立團開到前線殲敵，亦發生同樣情形」（同上）
尤其在第四野戰軍渡海攻海南前夕，再次出現自傷避戰現象。40軍參謀長寧賢文在渡海攻海南前夕開槍自傷。（張正隆：《戰將韓先楚》，第五章）
「別說老紅軍、老八路了，就說那滿口高粱米、大植子味兒的東北兵在東北那3年吧，打了多少仗，誰能說得清？那時總覺得那仗打不完了，腦袋別在褲腰上，這一仗下來摸摸還在，還有多少仗等著，說不定哪一仗就沒了。這回新中國都成立了，都打到大海邊了，明明白白是最後一仗了，生命就格外珍貴起來，想活在勝利這邊，不想死在勝利那邊。」（張正隆：《槍子1949》，第26章「最後一戰」）
螻蟻尚且偷生，豈有人不惜命？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共產黨軍隊的凝聚力來源於現實的利益和真誠的人性。不是什麼空中樓閣般的革命理想。「洗腦」不解決問題。「子弟兵」參軍打仗是為了自家的土地。這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在勝利前夕反而出現自傷避戰現象，因為覺得已經不必再冒生命危險了），並不需要特別的灌輸。「解放戰士」努力作戰是為了跟舊社會算賬。但他們心中的仇恨與其說是共產黨灌輸的，恐怕不如說是國民黨灌輸的。最後總結一下就是：
- 國民黨拒絕深入農村，拒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社會，決定了他們的兵役制在事實上延續了曾國藩以來的私人軍隊傳統。又因為其兵役制度的野蠻殘酷，決定了絕大多數參軍者的理想不是作戰而是保命。又因為主流理想是保命第一，決定了軍隊凝聚力依靠的是直接上下級之間的依賴關係，即下級只信任並服從有限級別內的上級軍官。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越擴大則產生軍閥越多，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削藩」便沒完沒了，內戰也就永無止境。
- 共產黨通過土改，獲取絕大多數農民支持。「子弟兵」參軍打仗，是為了保衛土改成果。「解放戰士」打仗，是為了復仇。可見無論哪一種成分，其作戰目的說到底都只有一個：絕對不能讓國民黨再回來。打敗敵人是第一位的，保命在其次。共產黨全軍上下在這一點上高度一致。共產黨士兵作戰目的不綁定於直接指揮員個人，而是綁定於整個中國共產黨的興衰榮辱。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內如果有誰要明目張胆地發動共產黨之內的「內戰」（如國民黨內蔣桂戰爭、中原大戰那樣），多半沒戲。就連曾經妄圖「另立中央」的張國燾，也沒能調動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全面開戰。共產黨內部，有「山頭」，沒有軍閥；有政治鬥爭，沒有內戰。所以趕走國民黨以後，就只剩下了政治鬥爭，而不再有內戰。
轉發一條國粉為國軍洗地的回帖————網友們是不是笑掉大牙
一、 對手 1936年前共軍：國軍不重視，沒有先進的戰術（指沒有德國人培訓）。 1943年前日軍：日軍有重武器，有制空權，單兵戰鬥力強大。是工業化國家。1943年後日軍：日軍有武士道精神，比較頑強，還有漢奸協助。
1937年~1945年共軍：共軍用繳獲的日本武器打國軍，國軍當然打不過。 1946 年~1949年共軍：共軍有蘇聯援助，共軍打仗不講道德，共軍人多，共諜多。 二、 自身 1921年：國軍沒有自己的軍校和軍官，沒有經驗。 1927~1936：國軍操練尚未完成，軍官素質差，武器質量差，軍閥不聽指揮，國家工業化差，老百姓覺悟差。 1937~1941：國軍精銳得死多貪污的多，德國人不給賣武器，蘇聯人不給援助，美國給的援助不夠多。 1942~1943：美國援助差，美國參謀差，工業生產差。 1944~1945：美國沒有援助運過來，美國航空隊沒能阻擋日軍，美國光炸日本本土不幫黨國運武器，國軍武器庫存差，河南老百姓覺誤差。 1946~1949：美國沒有無私援助黨國，老百姓不夠富裕三、 軍官
有黃埔軍校生輸了：黃埔學生不夠多，裝備不夠好。 沒有黃埔軍校生輸了：軍官不行，輸了正常。 四、 制空權 1927~1936：飛機太少，飛機太舊，飛行員太差，飛行員視力差（指看不清紅軍動向） 1937~1943：飛機不如日軍，丟制空權很正常。 1944~1945：陸軍打得差，共軍牽制差，機場都丟了，制空權能不丟么？ 1945~1949：美國援助飛機太少，飛行員怕死，飛行員叛變，指揮官水平差，空地協同差，美國航空汽油質量差。 五、 火力 1927~1936：火力密度太差，近戰共軍紅纓槍比國軍槍長，當然輸。1937~1945：日軍火力比國軍准，日軍武器精良，國軍武器質量差。
1945~1949：美式裝備火力密度太大，後勤跟不上，共軍人海戰術，所以輸了。 六、 戰術 1927~1936：原本戰術就不行，共軍戰術沒見過，國軍戰術沒有「向國際靠攏」 1937~1945：國軍學習德國、蘇聯、日本、美國戰術，學得太多弄亂了。 1945~1949：美國戰術太複雜，後勤消耗太大，共軍人太多，共軍士兵太精，國軍槍法太差。 七、 機動 1927~1936：共軍裝備少跑得快，國軍裝備太沉跑得慢。 1937~1945：日軍有車坐，國軍沒車坐。 1945~1949：共軍破壞 道路，美國卡車越野差。八、 指揮
蔣介石指揮太差，胡宗南指揮太差，湯恩伯指揮太差，軍閥手下軍官指揮太差，黃埔軍校的指揮差，講武堂畢業的指揮差，基層軍官指揮差，蔣介石他老婆指揮差。 九、 攻防 國軍進攻：共軍依託工事抵抗，不公平。 國軍防守：國軍處於被動，共軍沒等國軍修好工事就進攻了。 國軍防守石頭山：到處是石頭無法挖掘戰壕，沒有水！ 國軍進攻石頭山：共軍憑險而守，居高臨下，易守難攻。 國軍防守平原：共軍竟然出動日本造坦丨克，肯定是蘇聯援助的！ 國軍進攻平原：軍艦炮擊不到位，飛機不到位，炮火準備不到位。 國軍攻城：共軍依託城牆防守，工事堅固。國軍守城：城太大，城牆不夠高，城牆不夠厚，兵力不夠多，空投物資不準。
十、 增援 日軍增援：日軍有汽車，增援來得快，美國飛機沒能拖延日軍增援。日軍使用毒氣。 共軍增援：共軍跑得快，共軍防守頑強，共軍武器差耗彈少可以長期堅持，共軍拼刺刀節省彈藥。 國軍增援：共軍破壞道路，日軍會阻擊，國軍走路慢，國軍坐車更慢，國軍鉤心鬥角不肯去。對手太強大，堅持不住。 十一、天氣 晴天：太熱，脫水，機動困難。 雨天：下雨，傷病增多，泥濘不好開車，吃不上熱飯跑不動。 陰天：天氣太好，不能給對手造成麻煩。不能空中支援。 白天：對方視野太好，容易發揮火力。 晚上：我方視野不良，無法發揮火力。 黎明：對方視力太好，單向透明。 十二、地形 國軍在高地：吃水困難，風太大，容易被發現。 國軍在低地：敵人居高臨下。 國軍在山地：重武器無法發揮作用。 國軍在平地：太暴露，不容易隱蔽，不能限制對方重武器發揮作用。 總結： 1。對手，國軍說了算，自己英明神武一點毛病不出，指揮官換成曼史坦因，美式裝備管夠，補給無限，天氣國軍說了算，飛機找印度空軍，有汽車有高速路，地形不高不低，共軍不許裝備熱兵器。 輸了……靠，共軍居然晚上用大刀砍過來，真 TMD不講道義。 國軍人多時，大家都以為贏定了，所以不願意拚命，當然頂不住人少的共軍拚死一戰，所以敗了 國軍人少時，當然打不過人多的共軍，所以敗了 2、國軍待遇好時，當然怕死，能享受生活誰願意去死？國軍待遇差時，當然怕死，為了那點待遇誰會拚命 3、國軍裝備好，當然不擅長近戰，大炮不能上刺刀吧？國軍裝備差，當然不擅長近戰，根本貼不上去被敵人的火力打光了 4、國軍進攻解放區，情報肯定不如共軍，人家是內線作戰有優勢；國軍防守國統區，情報肯定不如共軍，進攻方肯定是有備而來早就把情況摸透了 如此多如牛毛和複雜的原因所以國軍即難真正戰勝日軍最後又輸給了共軍。真沒辦法呀，不是國軍差是共軍太狡猾。哈哈！！！基本贊同Sylvia Wang觀點，在此補充部分細節。提綱如下：
1.
國民黨之敗，敗於諸多因素，但經常被當世和後人所嚴重忽略的一點因素（乃至是決定性因素）是黨建，亦即「基層組織能力差」；
2.
國民黨基層組織能力之差，絕不僅僅差在農村。國民黨孱弱的組織能力不僅在組織維度上貫穿從戰區中樞到班排連營、從摩登都會到窮鄉僻壤的軍政體系，也在空間維度上貫穿從淪陷區、「赤區」到中央國統區、軍閥國統區的廣闊中華大地，甚至在時間維度上貫穿整部中國國民黨黨史，持續至今。
3.
國民黨在歷史上有過諸多不同的形態，包括秘密結社性質的同盟會，北洋議會性炮黨國民黨（KMT），黑社會性質的私人政治組織中華革命黨，列寧式革命政黨性質的早期中國國民黨（KMT
of China），412清黨之後軍政府附庸性質的中國國民黨，以及1945後的KMT和台灣戒嚴前後的KMT。但在諸多形態的政黨形式中，除了「聯俄容共」的短暫時期，KMT從未認真下力氣進行過現代化的政黨改造。除了主觀意願和認知水平限制之外，412清黨是這一現象的關鍵成因。
4.
不論412清黨的最初動機何在，無可爭辯的是，清黨對國民黨自身的基層黨建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在此後的20多年腥風血雨中，直到敗退台灣，KMT高層才開始有能力重整黨建，奈何KMT包袱沉重氣數已盡，再也無法翻身，進行二次建黨。
5. 本文並不否認國民黨失敗之原因的複雜性，但本文依然要強調黨建這一關鍵因素，蓋因為黨建大體是最能集中體現政治組織的階級性、組織原則及領導層的大局觀、歷史觀和政治智慧的因素，也是現代政治組織不同於傳統暴力組織的關鍵因素。
6. 近現代革命史絕不是一部帝王將相的演義史，也不是工業科技的簡單對抗。政治組織的階級性、代表性以及其所採用的組織形式和建黨原則不僅對其自身事業有決定性的影響，更對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道路有深遠意義。然而，KMT敗亡之殷鑒不遠，其忽視黨建的教訓今日卻一再被遺忘。其頹靡渙散之象在今日，其難逆之荼毒在明日。
以下，本文從國民黨1924改組及412清黨的前後歷程出發，梳理國民黨基層組織渙散的關鍵因素，及其對國民黨之潰亡的伏筆性作用。引用直接注釋於文尾，行文思路部分參考王奇生先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
本文原創，轉載請註明出自知乎。
一 泥足巨人：國民黨改組的必然性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8年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古老的神州大地在這漫長的38年間幾乎沒有一天處於真正的統一狀態。在這三十八年間，各路豪傑志士、土匪流氓、愛國者與賣國者、革命者與非革命者一齊粉墨登場，譜寫了一段千年未曾有過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在這個歷史的舞台上，曾經有過無數種勢力，他們或懷著統一全國的野心，或懷有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豪情壯志，有的人甚至一開始僅僅是為了保命成為鬍子，後來才一步一步被命運的大手不明不白地推到了歷史的漩渦中心。經過漫長的鬥爭，各種勢力逐漸被整合為兩大黨派：共產黨與國民黨，而近代中國的命運，也註定將由兩黨鬥爭的結果決定。
作為同一段歷史的不同主角，國民黨對於這段歷史有著和共產黨迥然不同的解釋。在國民黨看來，中國的革命史簡要地講就是一段由先總理開創的，由先總統率領的，一路凱歌高奏的三民主義偉大勝利史。至於為什麼最後自己凱歌高奏到了台灣，國民黨是這樣解釋的：儘管蔣公「自黃埔建軍，東征、北伐，盪決群醜，一匡天下」[1]，然而奈何「共匪跳梁」，「受了俄國的驅使」，故而「武裝叛亂」[2]，於是國民黨就千里轉進到了台灣。可是，頗為耐人尋味的是，在1921年，共產黨還是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秘密小團體，而國民黨已經是中國政治舞台上最活躍的成員之一了。1928年，國民黨號稱統一了全國，而共產黨被清黨打的一蹶不振，就連蔣介石都認為自己已經「消滅了共產黨，擊破共產黨的陰謀」[3]。那麼，國民黨為何在戰前擁有「黃金十年」，戰時先有蘇援後有美援，內戰時又有蘇聯承諾中立的優良條件的前提下依然敗給了共產黨？再往前說，既然在蔣介石的眼中共產黨「非決心打倒我們國民黨不可」，乃至「不恤用種種兇狠的方法來敗壞我們，阻止我們前進」[4]，那麼國民黨當初何必要聯共？作為總理的忠實信徒，蔣總司令自然是不敢妄議孫中山的決定的，於是只好以「共匪狡猾，蒙蔽總理」的借口把所有事情的搪塞過去。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這麼簡單的理由，似乎難以解釋如此磅礴的一段歷史。
說到底，兩黨一切的恩怨，乃至中國日後的命運，都要從1924年的改組說起。雖然蔣介石終其一生都在抨擊聯共的災難性後果，但蔣介石對於改組，這個聯共政策的直接原因一貫是不敢抨擊的。改組究竟有什麼意義？以至於讓蔣介石不得不得出「改組（直接導致了聯共政策）使得國民黨重煥生機」，而「共產黨是國民黨唯一的敵人」這種母雞生出鴨蛋的矛盾結論呢？
毋庸置疑，改組是1924年國民黨必然的選擇，沒有改組，就不會有曾經所向披靡一呼百應的國民黨，也不會有北伐，甚至不會有黃埔軍校，更不會有蔣總司令。因為，改組使得國民黨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能夠在近代中國生存下去的革命型政黨。
國民黨（嚴格地講是中國國民黨）自認為辛亥革命是國民黨（同盟會）領導的國民革命的肇始之役，乃至於幾近無恥地宣稱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且不說武昌首義之時正在科羅拉多州洗盤子的孫先生有何等神通可以遠程遙控戰鬥，就算是談辛亥革命的全過程，孫中山及其同盟會也絕不是推翻清王朝的決定性力量。與其說清王朝是被同盟會打倒的，倒不如說是在地方諸侯相繼自立的浪潮中，被袁世凱連哄帶嚇給自行解體的。在這之後，同盟會自然希望能夠實現自身的政治主張，真正地獲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而他們首先提出的方法，便是走西方國家在過去兩百多年中走過的道路：實行議會民主制，以政黨政治的方法，通過控制議會來達成「虛君」之實，將權利從那些推翻清王朝的主力軍，即舊的清朝官僚和地方實力派中奪過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同盟會於1912年在安慶會館宣布自身成為 「國民黨」——一個西方議會制政黨，並且在1912年國會選舉中贏得了多數席位。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妄圖以三百七十餘議員[5]的筆杆子壓服乃至指揮袁世凱手中十萬餘虎狼之師的槍杆子的意圖，恐怕只能說是幼稚。宋教仁被暗殺或許可以稱之為歷史的意外，但國民黨在民國元年與袁世凱爭權的失敗恐怕就是歷史的必然了。宋案之後，孫中山憤而討袁，發動二次革命。然而，看似聲勢浩大的二次革命的過程是什麼呢？國民黨推選的南軍司令程德全棄職逃跑，陳其美的上海軍甚至攻不下江南製造局，指揮部竟被租界當局解散！革命尚未失敗，黃興即離職出走……這樣形同兒戲的革命除了失敗還能有什麼別的結局呢？這樣組織極度渙散的革命軍又如何能與訓練有素裝備精良，更重要的是組織嚴密的北洋軍抗衡呢？二次革命毫無疑問地失敗之後，孫中山召集余部組建中華革命黨，奔走於列強之間，希望爭取到列強的援助。然而，儘管孫中山一如當年低三下四地請求列強給予援助，乃至於暫時許諾以中國的經濟利益為抵押希望換取援助，可他所爭取到的援助還是杯水車薪。更讓孫中山失望的是，一向被他視為民主進步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不僅沒有大力支持他的民主事業，還去支持北洋政府，甚至公開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6]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孫中山以超人的毅力繼續頑強地奔走於列強之間，不斷尋找著他所堅信的能夠取得革命勝利的道路。然而，在不斷的失敗中，孫中山的思想也逐漸起了變化。他開始意識到，試圖把國民黨變成一個西方議會制政黨這樣的想法固然是美好的。可是，倘若國民黨的革命不能使民國成為一個真正的議會民主制的國家，那黨是一個議會民主制政黨又有何用？孫中山日後的演講鮮明反應了他思想的變化，他說：「我們的革命與歐洲的革命目的不同。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取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一片散沙……我們的革命不是為個人爭自由，而是為國家爭自由，要實現國家的自由，便要犧牲個人的自由。」[7]當然，現在看來，中國原先非但不是自由太多，反而是空前缺乏自由的。孫中山所指的「自由」，更確切地講應該是「缺乏組織」，「一片散沙」之意。故而，孫中山所指的意思，更應該是將國民黨變成革命的核心。這樣的核心，不光是精神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在物質上和組織上成為中國革命的核心。
可是，孫中山要以什麼辦法將國民黨變成具有高度組織力的政黨，又要將國民黨變成哪一種類型的政黨呢？
在二次革命大約九年之後，歷經無數失敗痛苦的孫中山得出了一個答案：向俄國人學習，以改組的方法將中國國民黨改組成為一個列寧式政黨！
國民黨改組並不能說明國民黨或者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對共產主義抱有好感。確切地說，改組是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完成國家統一唯一可行的辦法。
二 撕裂的痛苦：在分裂中走向成熟的國民黨
我們今天站在歷史的前沿向回望去，便可輕易得出國民黨走向改組的必然。然而，站在二次革命剛剛失敗的節點上向未來望去的孫中山以及革命黨諸同志，想必是異常迷茫的。別的先不談，僅僅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他們便難以解答。那就是：中華革命黨除卻賭咒發誓要推翻袁氏，建立共和之外，究竟打算以什麼具體的方法奪取政權呢？
孫中山所熟悉的，自然是奔走於強者之間，以拉一個打一個的方法實現革命大業。可是，孫先生處處碰壁，遲遲拉不到足夠支持中華革命黨革命成功的援助。況且，即便他爭取到了足夠的經濟支持，最終豈不是還要用於籠絡軍閥？倘若軍閥背叛革命，孫以及中華革命黨又有什麼能力繼續革命？退一步講，就算是軍閥暫時地與國民黨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那這樣的革命毫無疑問是軍人出力最多，國民黨又如何能保證革命成功之後這些軍人不變成另一個袁世凱？如何能保證自己能夠在新的國家裡實行自身的政治主張呢？在二次革命大約十年之後的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前，廖仲愷在一次中央幹部會議上即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他說：「三次失敗，皆因軍人持權，黨員無力，故黨之主張無力。」[8]如要避免黨被軍人所反噬，就必須依靠黨自身的力量。這逐漸成為了黨員骨幹的共識。然而國民黨應該依靠誰，這仍然是個問題。
毛主席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其實，對於孫中山來講，這聲炮響恐怕要更驚心動魄，甚至無異於一個耳光。「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9]的成果竟然還不如俄人十數年之功，更不要提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俄共對俄國速度驚人效果顯著的迅速控制了。日後的孫中山曾經羞愧地說：「10年來黨務不能盡量發展，觀之俄國，吾人殊有愧色！俄國革命六年，其成績如此偉大；吾國革命十二年，成績無甚可述。故此後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10]雖然這話是在1923年鮑羅廷到來之後才說的，但自十月革命之後，俄國革命疾風暴雨般的勝利一定給孫中山留下了與日俱增的深刻印象。
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是一個極端缺乏組織力的政黨。從根本來講，國民黨是一個走精英路線的政黨，強調空談而不強調實幹，更不要說「了解中國國情」，「發動基層群眾」這些在今天看來很基本但在當時卻非常超前的理念了。國民黨的精英們大多天生便是精英，起碼也屬於知書達理的上層知識分子。他們喜歡有力的支持，而不屑於一點一點發展自己的力量。因而，從日本回來的中華革命黨的同志們儘管又組建了中國國民黨，但其運轉的方法與之前的國民黨甚至是同盟會無甚差異。在廣州的中國國民黨主要依靠廣東地方勢力和西南軍閥，同時也在和俄國的特使接觸，希望能獲得軍火和經濟援助。然而之前的十年歷史早已證明，這樣的做法是存在高度風險的。1922年，陳炯明攻擊國民黨，炮轟總理府[11]，險些讓孫中山提前三年消失在歷史舞台上。經歷過軍閥勢力反反覆復的背叛，國民黨骨幹分子逐漸都痛苦地達成了一致：國民黨要想革命，就必須有自己的依靠。而這樣的依靠，參照俄國人的經驗，就一定是廣大群眾，是基層！廖仲愷後來在改組談話上說：「……吾黨情形，日下除少數幹部並無黨員。雖亦有力量，然不過一部奮鬥之歷史而已……改造中國之責既在吾黨，倘非從下層多做功夫，而徒拘泥於上層之幹部，必不足以負此偉大責任。」[12]這種觀點恐怕不僅僅是因為俄國人的影響才形成的，經歷了十幾年風雨的洗禮，國民黨骨幹們應該已經發現，基層是自己在腳下這片土地上唯一能夠依靠的，也是最能靠得住的力量了。
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立了改組的方針。所謂的改組，即是借用俄國人「組織技術的方法」改進國民黨的黨建工作。當然，對於有著自己核心思想「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來說，學習俄共的界線是什麼，著實是一個應該慎重考慮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頭四年中，國民黨與俄國人交往甚為密切，如今又要在鮑羅廷的指導之下進行「改組」，這不由得引起了各界的諸多猜測，甚至香港有報紙直言「國民黨已經赤化」，針對這種聲音，國民黨中宣部鄭重闢謠，聲稱：「國民黨之本體不變，主義不變，政綱之原則不變。此次改組，乃政黨之組織，採取俄國委員制」[13]。即所謂三不變原則，這集中體現了國民黨對於這場黨建上的「體用之爭」的明確態度。
但是，儘管國民黨堅持認為中學為體，俄學為用，但是這個「用」的程度還是相當深入的。深入到什麼程度呢？連黨章都與俄人類似，乃至於到了雷同的程度。據王奇生先生研究，國民黨一大頒布的《黨章》，其藍本即是1919年俄共（布）八大頒發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其主要部分近似，基本結構非常相似，乃至於大部分條文幾近雷同。[14]國民黨仿照俄共建立了一套與國家行政區劃平行的層級機構，從全國代表大會直至區分部代表大會。這在國民黨歷史上尚屬首次，在中國歷史上講也是第一個實行此機制的大規模的政黨（畢竟此時的中共還極為弱小）。更重要的是，國民黨仿照俄共建立了黨團機制，即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即成立黨支部」的機制。這項在今天看來平淡無奇的制度，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標誌著，國民黨在也不是一個政治家的俱樂部，不是一個空有綱領而無紀律，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鬆散組織。有了黨團的國民黨，將有能力將自己的組織伸到每一個有自己黨員的地方，能夠得以知曉一切有黨員的地方的情報，並且對其施加影響，在其中發出屬於黨的統一的聲音。倘若這個地方是工廠，國民黨便可以藉助黨團發展工人黨員（從日後看還可以阻止共產黨發展）；假如是學校，那國民黨便可以藉助黨團發展先進青年入黨；如果這個地方是一隻地方軍閥的部隊，而黨團的成員是部隊里的骨幹分子乃至是軍官，那麼國民黨甚至可以通過這樣的黨團反噬軍閥！如此一來，國民黨就能夠獲得較之往日無與倫比的優越組織能力，這對於改變國民黨的頹勢是極端重要的。對於黨團的意義，國民黨高級幹部也深有體會。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寫到：「黨團是一個社會或民眾組織中的秘密核心……為了掌握主動權，我們甚至會讓黨團秘密活動，乃至藉助工會的名義散布我們的聲音。再說，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某人的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因此黨也就很少有作為，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要成立秘密黨團的原因。」陳高度重視黨團的作用，甚至於在清黨時期依然利用這種「共產黨的方法對抗共產黨」，他說：「說起來，設立黨團是共黨慣用的伎倆，但現在我們也這樣做，目的和他們是不同的……家兄果夫接任組織部長之後，我們得以著手清除共產黨的黨團勢力，取而代之國民黨的黨團。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黨團區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也就是說，利用共產黨的方法打擊共產黨。」[15]在清黨期間依然堅持這種「赤色氣息濃厚」的方法，足以見得國民黨骨幹對於黨團作用的高度重視。
改組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在於國民黨第一次大規模地建立了基層組織。儘管國民黨骨幹元老奔走呼號十餘年要求建立自己的基層力量，可是國民黨始終沒有過自己有力的基層組織——不僅在清王朝存在以及袁世凱當政的時候沒有，就連後來自己重新回到中國恢複合法地位之後都沒有。因此，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國民黨黨建史上的重要成果。該組織後，國民黨不僅在城市裡有自己的力量，甚至連農村和工廠里都有了大量的基層組織。而且，從紙面上看，他們運作的前景應該是很好的。同時，國民黨也建立了大量的基層外圍組織，包括「工人總會」（區別於傾向共產黨的工會）和「農民總會」（區別於傾向共產黨的農會），同時，還加強了自身在青年學生中的組織存在，建立了「學生總會」（區別於傾向共產黨的學生會）。
然而，儘管陳立夫在晚年回憶錄中可以輕鬆地談及「以黨團反共黨」的「英明決策」，可當時的形式對於國民黨員，或者說老的國民黨員來說可並不有利。改組給國民黨和共產黨帶來的最有衝擊性的一個變化是，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是，共產黨員的黨員身份在國民黨中並不是公開的，共產黨黨中央也始終拒絕將名單交給國民黨。這種情況將會導致一個必然的結果：共產黨可以合法地在國民黨中發展黨員，而且是秘密地發展黨員。儘管共產黨員的身份不總是秘密的，但從制度上來說卻也沒有公開的必要。如此一來，就算拋開兩黨理念信仰的差異，哪怕是兩個道路類似的政黨，難道有可能長久地容許對方「挖自己的牆角」嗎?更何況，這是兩個各有各的理念和信仰，而且彼此之間絕無長期調和的可能，只能二者擇其一的政黨。既然二者理念都不可能互相改造，那麼國民黨單純地幻想「俄共的新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暗合」[16]，「與其《建國方略》如出一轍」[17]，還有「俄國革命黨人與中國國民黨人皆是再為民族主義而奮鬥」[18]，甚至還有「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集產主義均包括於民生主義之中」[19]就必定是不符合實際的。而共產黨堅持認為「我們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只能一個一個加入本黨……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國民黨去從事國民革命的運動，但不能因為加入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20]因而堅持要在黨外保持自己的獨立組織，也不可能在未來不干預到國民黨的黨建工作。在國民黨決定接納共產黨員之時，國民黨的目的是想借共產黨員的才能充實自身的組織建設能力，而共產黨的目的則是在第三國際的指示下在國民黨內部工作，將其轉化為一個工農政黨。這種動機上的根本分歧，必將在未來造成重大的問題。
在兩黨後面三年的合作過程中，中共越來越顯現出自身理論的強大優勢、強大的話語主導權和青年黨員的蓬勃朝氣，共產黨員在當時著實是充滿著革命熱情和工作積極性的，他們的成就如此顯著，以至於革命青年大多認為國民黨代表老朽而共產黨代表未來。一些熱血的共產黨員以此為傲，時常攻擊國民黨的「老朽」們，這當然會引起許多國民黨元老的不滿。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批國民黨的元老，也就是資歷很深但是在一大改組之後日益被排擠乃至於被攻擊的國民黨元老們，在孫中山去世之後便在北京西山私自召開了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也就是西山會議。當然，站在國民黨元老如鄒魯、林森等人的立場上來看，相比於鮑羅廷、汪精衛、鄧演達、廖仲愷和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人，顯然他們在總理去世之後才是更加正統的國民黨元老吧。他們在會議上表達了對於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活動的強烈擔憂，要求開除共產黨員的國民黨員黨籍並且開除其在國民黨中央執委里的職務。並且警告全黨，如果不清黨，「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紅色矣。」[21]
當然，客觀地講，站在「正統的國民黨」的視角上來看，這樣的擔憂恐怕不得不說是非常有道理的。西山會議三個月之後，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共產黨實際上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著國民黨。」「共產黨的影響力太大了……是否應該讓國民黨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享有更多的一些自由呢？」[22]1928年在孫中山逝世三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已經清除了共產黨勢力的蔣介石在演講中還是念念不忘地說：「本黨各同志在去年共產黨沒有消滅以前，去年三月舉行總理逝世兩周年紀念的時候，連三民主義四個字都不敢提出來！到了這樣的危險情形，本黨生命幾乎斷絕了，國民革命的前途幾乎消滅了！」[23]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兩大重要首腦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竟然如此的一致，可見當時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是如何的「如魚得水」了。根據王奇生先生的研究，到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時，國民黨竟有90%的地方組織已經置於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24]考慮到這些左派都是潛在的共產黨員，國民黨元老們的擔憂就不得不說是很有道理的了。
然而，儘管這個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可是它對國民黨是否就意味著單純的威脅乃至毀滅呢？透過之前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共產黨的加入和共產國際的幫助，才使得國民黨在組織建設工作上取得了前十幾年乃至幾十年都從沒取得過的輝煌成就，國民黨的地方黨部不僅在南方遍地開花，一直發展到了長江流域，甚至在北方都有了自己的黨部。這樣的成就，即便是國民黨在日後也是從不否認的。沒有人可以否認，如果沒有改組，國民黨就不可能改變自己的精神面貌，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武裝。那麼，國民黨連「橫掃陳逆，統一廣東」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在日後完成北伐，統一全國。蔣介石在演講中即對改組予以高度評價：「在民國十三年正月，總理將本黨改組，要使本黨的紀律嚴密起來，不許黨員像從前那樣浪漫，那樣沒有紀律，使黨僅有虛名，所以改組本黨，一方面積極宣傳本黨的主義，在各省各地，從區分部組織起，直至省黨部止；一方面開始創造黨的武力決定開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有了這個學校，總理就預備掃除一切反革命的叛徒……」[25]然而，蔣介石刻意將「共產黨」與「改組」割裂開來，這符合事實嗎？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革命熱情和組織能力，國民黨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以如此的速度發展各地的地方黨部，而沒有共產國際的人員、物資支持，孫先生憑藉什麼成立黃埔軍校呢？
或許，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活動確有「咄咄逼人」的意思，但是既然兩黨同為國民革命而努力，同以民族解放為目的，那麼國民黨的右派們又為何要把共產黨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也許，如果國共合作繼續保持下去，那國民黨是會產生一些變化，乃至於被逐漸地邊緣化，但是起碼國民黨還是一個真正成熟起來了的現代政黨，是一個有組織有能力的革命黨。而從日後國民黨真正清黨後的表現來看，歷史上的國民黨顯然不是這樣一個政黨。
拋開這些問題先不談，單單就西山會議來看，國民黨的這些老右派們不愧是「老國民黨員」，舊有的國民黨的那些特性：空談、缺乏行動力、過於浪漫、倚老賣老、狂妄的精英意識在他們身上體現地一覽無餘。他們的「對手」，是遠在廣州身為正統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其中的左派和共產黨、以及提供強大的物資和人力支援的共產國際，而他們有什麼呢？除卻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和一腔老朽的愛黨情懷（恐怕還會被一大批左派青年黨員視為笑柄）之外，幾乎別無他物。他們手中既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也沒有任何武力，僅有的一點政治「道義」，還不被大多數黨員所強烈支持。彷彿是老邁的唐吉可德，騎的還是衰老的瘦驢。故而，他們的下場也就是註定了的。國民黨二大否定了一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並且「永久開除」了發起者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儘管失敗了，但卻加深了黨內不少黨員對於共產黨的不信任感。再考慮到共產國際指手畫腳的身影和驕橫跋扈的態度以及他們身上洗不掉的「紅色帝國主義」的氣息，一些國民黨員，尤其是血氣方剛的軍人黨員，又如何可能對他們抱有更深的好感呢？
西山會議只是一個開始，但遠遠不是結束。它標誌著國共合作之初就存在的矛盾第一次公開地爆發出來了。然而，僅僅開除幾個老右派就能夠解決這個矛盾嗎？恐怕這是絕不可能的。然而，此時雖然一些國民黨黨員深感「國父被欺騙，主義被篡改」，然而他們畢竟沒有什麼實際的力量來撼動左派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直到中山艦事件的發生。
關於中山艦事件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歷來是眾說紛紜。清黨之後，共產黨方面一直認為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陰謀，目的是奪取第一軍的控制權，清除共產黨勢力。而國民黨方面則堅稱中山艦事件是共產黨陰謀叛亂，乃至於有「陰謀綁架蔣至海參崴」這種荒誕的說法。直至1994年，陳立夫在回憶錄中談及中山艦事件的時候，開篇第一句話，而且是獨句成段的一句話還是說：「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項陰謀，完全是針對蔣先生而來的。」[26]儘管陳立夫在書中並沒有給出什麼令人信服的證據。目前筆者認為最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是，中山艦事件乃是一場誤會，起因是孫文主義學會的右派們惡意挑撥。畢竟，蔣介石在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自請檢討，稱知道軍艦擅自離港後「得此項報告，深以為異……中正防其有變亂政局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惟此次事起倉卒，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嚴紀律。」[27]倘若真是陰謀叛亂，蔣介石何不藉此機會大做文章，一舉掃平共黨勢力呢？
當然，中山艦事件究竟是因何而起，並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列。無論如何，事件的結果是很明了的：蔣介石清楚了第一軍的黨代表，完全掌控了第一軍，獲得了自己第一支穩定而又戰鬥力的部隊。另外，由於當時關於此事眾說紛紜，身處事中的國民黨黨員們，尤其是軍隊里的青年黨員，恐怕不可能不對共產黨更加反感、敵視和畏懼了。
在這種背景下，兩個月後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出台了《整理黨務案》，不僅大大加強了蔣介石的權利（幾乎是賦予其軍事上的獨斷權，恰巧汪精衛此時又出走了），而且大幅削弱了中共黨員在上層的勢力。不過也正是因此，大批中共黨員被迫從國民黨上層走向基層工作，反而使得共產黨在基層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強大到令國民黨恐懼的地步，甚至有「上層國民黨，下層共產黨的趨勢」。這就顯出了《整理黨務案》的詭異效果，表面上看，《整理黨務案》是國民黨人[28]的反攻，而且力度還不小。可是從效果上看，共產黨的實力不但沒有受到實際的削弱，反而還愈發有從基層架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的趨勢。[29]而且，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通過這種「吃虧」的方式無形中佔據了道德的高地。畢竟，共產黨可從來沒有提出過驅逐國民黨黨員，或者加大中共黨員在中央的比例這種提案啊？如此一來，國民黨內的保守派便很難進一步對共產黨發難，可是削弱共產黨的目的並沒有很好地達成。同時，《整理黨務案》的發起人之一是蔣介石，最大受益人還是蔣介石。可是蔣介石拿到的權力與自身的威望完全不相符，他的地位無疑會日益受到共產黨、左派甚至是國民黨元老們的挑戰。而且蔣介石也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手下的那些青年軍官熱切地希望他清除共黨，恢復三民主義呢！甚至對他向共產黨暫時妥協的態度都頗有微詞，逼得他不得不安撫他們說：「而中正亦自開校以來，惟恐同學因懷疑而起決裂，是以時時以總理之意為意，務使本校革命之基礎，免除共產與非共產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團結，完成國民革命之責任，……故同學間有以中正為偏袒共產，或抑置同學為言者，皆一概置之，但求無愧於神明而已。」[30]可見蔣校長這種里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想必會時刻置校長於火爐之上吧。
回顧孫中山去世直至整理黨務案的一年多時間，無論是國民黨中央，還是共產黨中央，都既沒有做出根本的，原則問題上的讓步，也沒有想出一致的，和平的消弭矛盾的方法。因此，兩黨關係從最初的「容共」走向了後來的「聯共」，再到後來的「兩黨合作」，乃至於後來佔據話語和理論前沿的共產黨甚至試圖走向「容國」，竟然逼得國民黨一部分黨員認為局勢已經到了「全黨赤化」的境地。可以說，從國民黨改組確立容共方針的時候，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矛盾就註定會越來越深。如果不加以有效解決，早晚有一天雙方的矛盾會激烈地爆發。考慮到雙方都是熱血的革命者，這樣的「激烈爆發」恐怕找不出除了流血之外的別的方式。這絕不是兩黨互相指責對方「破壞國共合作」或者「陰謀叛亂」亦或「挑釁」的問題，而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西班牙畫家達利在1936年前完成了經典的作品——《內戰的預感》。筆者倒是覺得，如果用這幅畫形容1926年的廣州，恐怕真是再合適不過了。畫中那個竭盡全力避免身體被撕裂的頭顱——無論是共產國際、陳獨秀還是汪精衛、廖仲愷，恐怕都難以避免最終的分裂吧。更何況，他們本人在多大程度上還在有意無意地促成未來的分裂，恐怕也是個未知數呢。
三 過激之手段與必然之結果:清黨對國民黨自身的破壞作用
本來這篇論文的重點應該放在清黨之上，可在寫了這麼多字之後，筆者突然覺得，有了前面的分析，清黨對於讀史者來說還算得上是一個意外嗎？
就算蔣介石不依靠暴力開展清黨，兩黨之間的矛盾也遲早要得到解決。或許短時間內還到不了誰把誰吃掉的地步，可是以當時的條件來看，尤其是在《整理黨務案》出台，蔣介石已經得罪了蘇聯人和中共，漸漸難以再扮演左翼分子之後，似乎中共大有佔據革命主導權，漸漸將國民黨邊緣化的趨勢。或許，這對於國民黨內的左派來說並不是什麼壞事，乃至於是一件好事，可是這對於國民黨內的老黨員、篤信三民主義的革命青年和熱血的青年軍人來說，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信仰上都是絕不可以接受的。對於暫時掌握軍權但是權力並不穩固的蔣介石來說，他已經到了必須抉擇的時候了。選擇向左還是向右呢？對於蔣介石來說，向左，左邊有一大幫比自己資歷老水平高的國民黨政治家，還有一幫咄咄逼人的共產黨，甚至有來自異國的共產國際，他去了左邊，能獲得什麼呢？憑資歷，他比不過汪精衛；論能力，他比不過共產黨；如果要耍橫玩硬的，他能比得過出錢出槍出顧問的共產國際嗎？這樣看來，《整理黨務案》賦予蔣介石的地位蔣介石非但保不住，就連有限的軍權恐怕都拿不到。這樣看來，無論是從感情、信仰還是利益上來看，蔣介石都毫無轉向左邊的動機。至於我們今天指責蔣介石背叛革命，那更是一個笑話了。在1926年如果蔣介石都不革命，那中國還有革命的人嗎？只不過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一大批人眼中，共產黨才是背叛革命的那群人。這兩種說法，硬說誰是誰非似乎也沒有什麼道理，說到底恐怕只是立場不同罷了。畢竟在1926年，蔣介石可沒有什麼依靠帝國主義列強和買辦勢力的劣跡，反而是我們，自稱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31]
對於當時的蔣介石來說，要想保住自己的權力不被架空，保證三民主義不被篡改，保證國民黨[32]依然掌控革命的領導權，那就只能依靠自己現有的力量。國民黨中常委主席和組織部部長都是虛的，蔣介石在當時還遠沒有依靠政治力量和黨務工作立足的能力，只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軍人部部長才是實的——這兩個職務的背後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幾萬將士，其中不少還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仰者。當然，黨內地位不穩，那軍權同樣是不穩的，起碼在和平時期是這樣。只有在戰爭狀態下，自己的軍權才是穩固的。[33]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率領部隊誓師北伐，並且宣稱自己「認定帝國主義為吾人真正之目的敵」[34]。當然，實際上蔣介石並不是這麼認為的。不到一年之後，完成清黨的蔣介石就高亢地說：「所以我們北伐軍出發誓師的時候，已經看得很明白，目下在中國的軍隊，隨便哪一派哪一個的部隊，都不配做我們的敵手。北洋軍閥是不配做我們敵手的」，那麼真正的對手是誰呢？是帝國主義嗎？非也！此時，帝國主義已經成了蔣介石的盟軍了。關於真正的對手，蔣是這麼說的：「立在主義上說，共產黨實在是我們國民黨唯一的敵人，他是破壞國民革命，阻礙三民主義實行的；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就不能與共產黨並存。」「打倒武漢的共產政府，才能完成責任。」[35]
在這種背景下，從蔣介石誓師出征的那一刻起，國共合作恐怕就難以避免破裂了。
而1927年三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剝奪蔣介石黨內權力（撤除其中常委主席一職）的決議，則徹底宣布了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與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完全決裂。蔣介石憤怒地說：「武漢這個地方，我們費了多少心血，犧牲了多少將士，辛辛苦苦的從北洋軍閥手裡奪過來，滿望從此可以拯救兩湖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那曉得到如今反給共產黨盜竊去，而且自稱中央，夜郎自大，利用武漢重要的地位，來搗亂謀害我們國民黨！這不單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極大損失，也就是我們全體將士最恥辱的事情！如果不努力把武漢奪回來，我們不單對不起已死的同志們，實在還是兩湖同胞的莫大罪人。」[36]雖然這番話帶有極其強烈的主觀色彩，而且刻意隱瞞了因果，但是畢竟反映了一大批軍官和青年黨員的心聲。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提到了「還是兩湖同胞的莫大罪人」，這又如何解釋呢？
這實則反映了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在爭取權力時的策略：從上層和下層同時發動進攻。由於共產黨和左派控制了90%的基層組織，所以他們在解放的地區——主要是兩湖地區——大肆實行土地改革。與其說是土地改革，不如說是對支持舊軍閥的地主勢力的報復行為更為確切。毫無疑問，這個過程是比較暴力、急躁和草率的。這種行為不僅引起了地主勢力的強烈對抗，就連農民和國民黨員也頗有微詞——畢竟這種行為對當地的秩序造成了嚴重的擾亂，而這個政策推行的時間也比較短，還沒有讓大多數人適應過來。於是，蔣介石抓住了這個輿論優勢，鼓動革命軍軍官稱：「我們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最大目的，是要實現本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隨便到哪一個地方，都要救民水火，然而現在兩湖的同胞，反因我們打倒軍閥更受共產黨的痛苦，尤其是湖南，簡直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情形，是我們國民黨莫大之恥，不把兩湖同志救出，把共產黨真正消滅，我們將何以對兩湖的同志！何以對已死的將士！
我們一定要打倒共產黨啊！……共產黨壓迫兩湖同胞……謀害我們將士，破壞我們革命，離間我們本黨……消滅武漢的共產黨，救活兩湖的同胞，是這一次各將士所負的責任。」[37]這種論調，國民黨從南京一直說到台北，即便是蔣介石去世的時候，國民黨還在以同樣的論調對大陸宣傳。但是，不能將這種現象歸為清黨的原因，更不能因此認為「清黨」即是為了「清黨護國」。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國共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而且早已不可調和，蔣介石也不是這一天才開始反共的。
總之，經過了這麼久的鋪墊，蔣介石終於開始清黨了。從四月十二號起，國民黨中央（乃是自立的中央）不斷督促各地「清共」。可是國民黨地方組織是左派天下，蔣介石怎麼清共呢？沒辦法，只能依靠各地的留守部隊和地方勢力。所謂的地方勢力，在大城市表現為幫會、地痞。在農村則表現為土匪惡霸、土豪劣紳。這些人，恨透了與左相關的一切人士——關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恨不得一律殺之。問題是，國民黨中央根本不知道誰是共產黨，陳立夫回憶說：「中共從來沒有將他們的名單交給過我們，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分辨誰是共產黨，誰是純粹的國民黨。」[38]那麼怎麼辦呢？陳立夫頗為自豪地寫到：「我告訴吳倚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打鬥，因為一旦打起架來，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就會分出鴻溝來……我們可以發報給各地值得信賴的同志，對於無法分辨的人，只需要讓其打鬥，然後儘可能地清除掉他們……而後來的事情證明，我們的秘密命令果然是很成功的一招。」[39]
成功？筆者自認為閱史不少，記憶中也很少見到這種荒誕的事情！不光是事情本身荒誕，而是陳立夫居然還如此自豪地回憶出來這種事情，著實是荒誕啊！靠打架區分忠誠，實在是一個奇招啊！在這種方法下能分出多少真正的共產黨，大家是可以想像的。況且，如果我們更近一步地思考，恐怕會更加不寒而慄吧！陳立夫承認，很難區分出「純粹」的國民黨員。而他能想到最有效果的辦法，居然是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辦法。那麼，各地還有多少更加荒誕的辦法呢？其效果又會如何呢？那些早就看國民黨，或者說革命黨不順眼的地主勢力，又會怎麼辦呢？王奇生先生的書中提到，廣州清黨之時，幾乎「凡是穿西裝的、中山裝的、學生裝的、頭髮向後梳的」，統統逮捕。李宗仁回憶錄中也提到：「廣西當時共產黨甚少，只有少數左傾分子，沒有真正的共產黨。誰知電到之後，留守人員竟將這些左傾的省委全部槍斃，各縣黨部中的極少數共黨也被捕殺。桂林縣黨部中，我的一位年輕的表弟李珍鳳也被殺……其胞兄李血淚，早年曾任梧州市黨部執行委員，抗戰末期也被戴笠所囚，後來還是我保他出來的。」[40]可見，當時的清黨「擴大化」到了什麼地步。黨內老黨員即向上級反映：「各地黨員互控案件積牘盈尺，其違背黨紀應行查辦者固不乏人，而挾嫌誣告，希圖陷害他人者什常四五。一經調查，真相多為彼此攻擊，互相裁誣共產黨、反動派、土豪劣紳、惡化腐化皆可隨意加諸異己。」[41]所謂「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絕不是汪精衛一時興起所說的，這確確實實是清黨的真實寫照。
更可怕的是，這個被錯殺的一千，大多是國民黨員，而且是左派的國民黨黨員。據中共六大不完全統計，從27年到28年，清黨共殺害31萬人，其中共產黨黨員2.6萬人（而在四一二之前，中共黨員約為57900人，清黨後減為一萬人。）[42]，那麼剩下的二十餘萬人又是些什麼人呢？恐怕大多是陳立夫所言的難以被認為是「純粹的」國民黨黨員吧。
對國民黨更為不利的是，在當時，「左」往往與革命熱情和能力是有關的。
清黨之後，大批的舊官僚，地主勢力和城市流氓混入了國民黨。蔣介石為了確立本來就很不穩定的黨內地位，對抗元老和左派，默認了這種趨勢，正所謂「只需腐化，不需惡化」，就連一批資歷極深的青年軍官也加入到了腐敗的大潮當中，蔣鼎文就是一個鮮明的代表。在清黨之後，國民黨號稱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但實際上其風氣卻也以與其取得勝利同樣驚人的速度迅速腐化下去。開始了悲劇的「逆淘汰」的過程——人才害怕被認為是左傾、惡化，反而積極向庸才靠攏。而那些靠溜須拍馬的人，及表現了「政治正確」，又體現了其忠誠。這種現象的出現，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更為悲劇的是，清黨使得剛剛建立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幾乎全面癱瘓，在農村地區更是全面絕跡，給中共留下了大量的真空地帶。而這些真空地帶，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敗逃台灣，都沒有真正地填補上，即使有，也會很快地被共產黨搶去。
同時，自此難以依靠黨權進行治理的蔣介石不得不依仗軍權、買辦、官僚勢力和帝國主義。本來愛國的蔣介石不得不進行大量的妥協。僅僅以軍權發家的蔣介石急於穩固獨裁地位，不屑同時也難以依靠黨的力量發展完善中國的政治結構，導致其統治能力一直難以提高，對基層更是幾乎沒有掌控能力。
現在看來，儘管清黨來的「很痛快」，可以迅速地剷除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勢力，而不需要像往日一樣依靠黨代會上磨磨蹭蹭的討論和投票。但長遠地來看，清黨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表面上看來是避免國民黨赤化、幫助蔣介石穩固獨裁地位的便捷道路，但長遠看來只能是國民黨自廢武功的道路。在之後的22年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國民黨都難以放手改革，大量時間疲於奔命用於平衡派系鬥爭。直接導致了其調用資源、動員群眾和統一思想的能力極端薄弱，陷入了無解的僵局。究其根源，就是1927年蔣介石不僅僅清除了共產黨，還清楚了異己勢力，並且壓得那些銳意改革的黨員不得不收住鋒芒。同時，蔣介石還大大破壞了剛建立不久的黨建成果，使得基層黨組織幾乎完全崩潰。等到他們再重建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已經愈發腐化，難以建立起1926年之前那種民望極高的黨組織來了。另外，歷史證明，缺乏了共產黨人的組織能力，國民黨果然無法快速發展地方組織。因此，清黨的必然結果就是國民黨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外戰外行，內戰不內行。一不能發展自己的工業（靠「黃金十年」從西方買一點自持力極差且不成體系的軍火就算了，況且這還是以擠垮民族資本家為代價的。），二不能改善民生。甚至連安撫人民的能力都極端欠缺，更不要說具有徹底改變中國面貌的能力了
蔣介石的勝利無疑是快速而耀眼的，但是也未免太過於「廉價」，而這樣的勝利實在是後患無窮。國民黨之所以執政整整22年最終還是不敵共產黨，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清黨清得太過於激進了。國民黨在他百年的歷史中大部分時間都是戰鬥力低下，組織渙散，風氣萎靡的。從前面的分析來看，這似乎有其歷史原因在其中，也似乎就是國民黨的「天性」——從同盟會開始國民黨就是這個樣子的。本來，通過容共開展改組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好方法——起碼曾經收穫過不錯的成效。可是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同樣採取了更為咄咄逼人，乃至是槍下不留人的態度。最終，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從長遠來看，「筆比劍更具有威力」。或者說，「你可以用刺刀締造你的寶座，但你在上面坐不長」。
顯然，1927年的蔣介石，暫時還不明白這個道理。
在1927年，國民黨不敗而敗，共產黨不勝而勝。
如果說真的有命運，那麼，這也許就是國民黨的命運，也是共產黨的命運，同時，這既是蔣介石、汪精衛和林森的命運，也是陳獨秀、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命運，同樣也是鮑羅廷和羅易的命運。但更重要的是，這就是中國的命運，是中華民族四萬萬兒女——無論是青年才俊的還是傳統老朽的，無論是革命的先進的還是落後的保守的，所逃不脫的共同的命運吧。
[1]秦孝儀
：《序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2] 《民國三十八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3] 《三年來革命工作之回顧》，《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4] 《認識我們唯一的敵人》，出處同上。
[5] 民元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合計841人，其中國民黨獲得了45%的席位。
[6] 秦珊
著：《美國威爾遜政府對華政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7] 孫中山
：《民權主義》，黃彥編《孫文選集》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中央幹部會議第十次會議記錄》（1923年12月9號），《革命文獻》第8輯。
[9] 引自《總理遺囑》，嚴格來講在文中的1917年之時應該是「三十餘年」。
[10] 孫中山
：《在廣州國民黨黨務會議上的講話》，《孫中山全集》第8卷。
[11] 頗為諷刺的是，身為粵軍軍閥的陳炯明與孫中山鬧翻的重要原因是陳希望以和平協商建國，而孫堅持武力北伐。這種政見分歧似乎與他們的身份頗為不符。筆者記得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就這段歷史曾經諷刺道：「孫中山在鎮壓叛變時曾憤怒地推開不願向市區開炮的中山艦水兵，親自操炮向居民區中的逆軍開火。看來我們的國父也並不總是我們在書中讀到的那副溫厚的模樣咧！」
[12] 《中央幹部會議第十次會議記錄》（1923年12月9號），《革命文獻》第8輯。
[13] 引自《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廣州。
[14] 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15] 陳立夫
著：《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正中書局1994年版。
[1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孫中山
：《與日本廣州新聞社記者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9卷。
[18] 孫中山
：《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
[1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21] 李正華
：《西山會議派》，引自《歷史教學》1990年第4期。
[2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編著：《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
[23] 《三年來革命工作之回顧》，《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24]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25] 《三年來革命工作之回顧》，《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26]陳立夫 著：《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正中書局1994年版。
[27] 《呈軍事委員會為中山艦事件自請出分書》，《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28] 恐怕不僅僅是幾個右派那麼簡單，否則這個決議也通不過。
[29] 實際上，僅僅是一年之後，共產黨就在二屆三中全會上又奪回了因為《整理黨務案》所失去的權力。
[30] 《告軍校同學書》，《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31] 《北京李代表意見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32] 空洞地講國民黨當然是非常不嚴謹的，具體地說可能更好的表述是「國民黨內的保守派」。
[33]實際上即使是在北伐期間，左派和共產國際試圖削弱蔣介石權力的動作也從未停止，比如1927年3月的二屆三中全會。
[34]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告將士書》，《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35] 《認識我們唯一的敵人》，《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36] 《認識我們唯一的敵人》，《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37] 同上。
[38]陳立夫 著：《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正中書局1994年版。
[39] 同上。
[40] 唐德剛
編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1]《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汪寶宣倪弼葉楚傖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1927年6月1日，台北黨史館藏檔
[42]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本文回答的非常詳細！
——叫我勤勞的搬運工就好咯
本文摘自高華：《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作者：高華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國民黨為什麼失敗？這是一個大題目，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生長在大陸的不同年齡段的人，從小就從老師和教科書那兒，從文學、電影、戲劇、歌曲、美術、舞蹈等中獲知：1949年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又叫「三座大山」，因為反共反人民、貪污腐敗而被人民推翻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中外學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說」，「人民選擇說」，「歷史規律說」，「日本和蘇聯侵略打擊國民黨說」，「美國責任說」等等，能說到的都說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讀了幾本書和一些文章，中心內容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有的還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蔣介石日記，又讓我想起這些問題，再翻看更多的歷史資料，思前想後，還是圍繞這個主題：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失敗的？
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張正隆的新作《槍杆子：1949》，作者曾寫過著名的《雪白雪紅》，上本書寫的是「四野」在東北，新書則是全景寫「四野」南下的過程，全書的精華是披露了一些毛澤東的電文以及作者對當年參戰者、各級指揮者的口述採訪，提供了「四野」橫掃大半個中國的大量生動的細節。我讀的第二本書是跟隨蔣介石几十年、橫跨大陸和台灣兩個時代的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的《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該書有頗高的史料價值，是根據作者當年的日記而寫成。
我讀的第三本書實際上是一篇長文，作者李黎是台灣女作家，卻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生。她潛心呆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查閱剛開放不久的蔣中正日記，寫下《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作者具有敏銳的歷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蔣氏日記，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蔣的心理圖錄。
這三本書都從不同的側面涉及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國民黨大廈傾覆，使得中共取國民黨而代之，奪取了天下？
關於這個問題，最流行的答案是：國民黨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說法，是非常全面的，確實每個方面都能找到證據。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國民黨的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裡派生出來的，說到底還是軍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毛澤東在建國後多次說過類似的話：「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將軍中間，只有林彪，劉伯承等有數的幾個人是軍事學校中出來的……不是黃埔軍校的洋包子打敗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敗了洋包子。」應該說，毛澤東說的這番話是事實：在國民黨軍內，特別是中央軍內的中高級指揮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張靈甫就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是抗日名將，以後卻輸於中共之手，不僅僅是他，一大批國民黨的黃埔生，陸軍大學畢業生，也都敗於中共之手。例如國民黨著名軍事將領，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學，系黃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學工兵，通德、英文，善詩律，也是抗日名將，1949年1月亡命於淮海戰場。
相比之下，中共將領大多文化低，多為貧苦農民出身，知識分子擔任高級軍事將領的極少。而國民黨高級將領都通文墨，中低級軍官大多也有文化，許多人還是「十萬青年十萬兵」時投筆從戎，怎麼會被沒文化的「老粗」打敗？共產黨確實創造了一項奇蹟。
二、抗戰勝利後，很少人想過國民黨政權有可能被中共打敗的問題
首先從實力對比上講，國共雙方懸殊較大，國民黨占絕對優勢。1945年底，國民黨軍數量有450萬，遠超過共產黨軍隊；後者只有127萬。在武器裝備方面，國民黨軍隊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優於中共。據國民黨方面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告，政府軍有可起飛的飛機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權，並有海軍船艦240多艘。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中共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少於美國對蔣的援助。
由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蔣介石輕視共產黨軍隊的思想非常嚴重。1945年9月23日，蔣介石說：「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禍患已除其半矣」，而實際上共產黨軍隊的力量集中在長江以北，實力俱在。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彭學沛說，共產黨的軍隊只是「毫無訓練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戰役國民黨獲勝後，蔣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裡，他對其內部人員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蔣介石還說，「共產黨的戰術和江西時代一樣，並無多少進步……他們在東北雖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並不知道運用」。「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如果配合的好，運用靈活……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
至於老百姓，在抗戰勝利後的一個階段，普遍將國民黨和蔣介石視為「正統」，更沒想過國民黨有可能被中共打敗的問題。抗戰勝利，中國進人「五強」，蔣介石的聲望達到頂點，在東北，因長期遭受日本統治，老百姓的「正統觀」更為強烈。張正隆的書中引述前福州軍區政委江擁輝的回憶說，八路軍從山東到東北，「那感覺是天冷，人也冷。有時老百姓也圍著你，那是看熱鬧賣獃的。四平保衛戰後北撤，到吉林時又飢又揭。想買點東西吃，路邊店鋪關得緊緊的，怎麼敲門也不開……我們前腳出城，國民黨後腳就進城了，老百姓都擁到大街上，有的還揮動著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黨」。1946年5月30日，國民黨第一八四師在遼寧海城起義，一份調查材料顯示，由於受「正統」觀念影響，在該師一個有139名士兵的連隊，「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有敵意的只有兩人」。
至於毛澤東，也沒想到中共會快速戰勝國民黨，毛澤東雖然在1944年12月說過，「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可在當時，那只是在黨內高層表達的一種心裡願望。幾年以後，毛澤東提出要敢於勝利、敢於打敗蔣介石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到那個時候，許多中共黨員也沒想到果真能打敗國民黨。
地方實力派也沒想過蔣敗毛勝的問題。與蔣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實力派如傅作義等在1946年公開批評毛澤東與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之後，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澤東的路線，卻是全面掀起戰爭，號召人民參戰參軍，長期戰爭」，「一年以來，國家就在商談不斷而戰亂無已的情況下，勝利的光彩退色了，國際地位降落了，全國人民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這個罪惡的責任，誰應該擔負呢？」
1945年後，知識分子對國民黨不滿，甚至是強烈不滿，但是他們中的多數，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蔣介石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擁護到不滿的變化過程。1943年後，隨著經濟狀況惡化及國民黨官僚腐敗的越演越烈，在大後方高校中，左傾思想逐漸傳播，牟宗三擔優時局將有巨變，經常與左傾學生爭論，甚至擔心未來會落於王船山、朱舜水之處境，而唐君毅則認為不至於此。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中間派為數更多。1943年4月4日，蔣介石前往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視察，受到數千學生歡呼，使蔣頗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
彼等親愛熱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無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現者，平生之樂，惟此而已。
兩年後的1945年12月16日，蔣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會見兩萬多名大、中學生，又受到熱烈歡迎，這可能是他在大陸時代最後一次得到青年的歡呼。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講話畢，即往場中巡閱，初時學生尚有秋序，余與其中數人握手以後，其他學生皆離隊前來，使余受圍不能前進，余乃登壇答禮，正向西階步出時，未下階，學生又擁擠而上，以後愈擠愈緊，一時乃至不能吐氣，侍衛心慌，擁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擁擠在群眾之中，或進或出，局促於一圈之內，足有一小時之久，此為從來所未經歷之情景也。青年之熱情有如此者，能不為之感奮乎？
美國學者胡素珊的研究證明，40年代後期，學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國民黨，而只是限制它的權力……他們中間多數人顯然不贊成中共統治中國的想法」，她的書中還例舉了當時的調查資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學生中，也就只有3.7%的人贊成共產黨政府，而72%的人贊成組織聯合政府。知識分子對蔣介石是有批評也有期待，中間派知識分子占多數。胡適、傅斯年等則是公開同情國民黨的，至於其他知識分子，更多抱觀望的態度。
國民黨方面雖然知道經八年抗戰，中共軍力已大為擴充，但是抗戰以後雙方畢竟沒有大規模交手，而國民黨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經驗又嚴重誤導了國民黨軍中的中高級將領，使之嚴重輕敵，從蔣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國民黨中宜部部長，再到領兵的國民黨將領，多把中共軍隊看成是「烏合之眾」。
和高調的國民黨相比，這個時期的中共對外十分低調，雖然中共軍隊在數量上完全不佔優勢，但是，中共也有其獨特的優勢，這就是經過八年抗戰，生聚教訓，中共實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團大戰」後，在繼續和日軍作戰的情況下，重視軍力的發展和保護。
2.思想統一，和國民黨奪天下的意識明確。
3.黨、政、軍完全軍事化，指揮統一，輕裝上陣。
4.經過土改，擴大並強化了中共的社會基礎，使得中共軍隊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使中共擴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黃克誠也說，幾個月時間，開往東北的10萬部隊就擴大為30餘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從事醫務和技術兵種，從東北一直跟著到了華南。共產黨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沒有負擔，中共軍隊不需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國民黨軍隊則與此相反，要支付巨額軍餉，蔣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記上寫道：「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
6，中共幹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寫的日記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鑒」，列數中共優點七項，將「於部不準有私產」列為中共優點第一條。
7.進入東北後，得到蘇軍的巨大的支持，包括軍火方面的支持，蘇軍佔領下的北朝鮮也給了東北民主聯軍許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後，中共東北局在平壤就設有辦事處，在其他四個城鎮設分辦事處，對外稱「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資格中共黨員朱理治任全權代表，僅平壤辦事處就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專門負責兩方的交涉，北朝鮮曾援助東北民主聯軍兩千車皮的軍火物資，南滿的東北民主聯軍1.8萬傷病員和家屬多次進人北朝鮮避難。
8.由於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了，為適應和國民黨的決戰，東北自衛軍(後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在戰法上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說，當他在1946年初開始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他還弄不清楚這運動戰應當怎麼打，更不曾和裝備好、作戰能力強的敵人打過仗。在東北打了幾仗後，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
9.中共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根本不在乎因丟失地盤國際輿論會有什麼看法。
現在看，國民黨在1945一1946年的驕傲是虛火上升。國民黨歷史上的幾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紅軍向西突圍。那是因為國民黨軍隊佔了絕對優勢。現在看，即便當時中央紅軍由毛澤東領軍，若國內形勢不發生變化，中共處境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抗戰期間國軍打日本侵略軍常有重大戰果，那是因為民族主義激發了國軍的抗日鬥志。1946年春，國民黨在東北挾抗戰勝利之勢，加之由善戰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敗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爾濱。但是1947年後國民黨軍隊打中共軍隊就節節失敗了，蔣介石所面臨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劇，使得他的日子越來越難過，這一年確如金沖及所說，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其標誌就是國民黨從強者變成弱者，只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
三、1947年後，蔣介石無法建立舉國一致的戰爭動員體制，軍事軍事戰略指揮嚴重混亂，造成不可挽回的軍事失敗，致使國家的經濟形勢極度惡化
1947年，國民黨的局勢開始嚴重惡化，即如毛澤東所說的：1946年跟國民黨是小打，1947年7月就開始反攻，每月消滅它八個旅，可靈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莊、濟南，以後就是三大戰役。
導致國民黨由強變弱的關鍵因素是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致使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不斷失敗，由此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套在蔣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繩索是他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1947年後，他進一步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些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民黨軍隊要守護的攤子太大，為反擊國民黨在東北的進攻，中共軍隊在關內四面開花，使得國民黨軍窮於對付，兵力不敷使用，蔣介石為此深為優慮，他感嘆「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持續的戰爭給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國民黨軍費巨大，軍隊官兵要發餉，要開飯，這是一筆巨大的支出。蔣介石的親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說，他的很大任務就是征糧送東北內戰戰場，不問豐歉，都徵到九成以上，由於征糧任務重，江西省田糧處處長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國民黨短期內又不能打贏內戰，局勢無法平穩，致使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狂漲，蔣介石卻不在意，以為只是暫時現象。
1947年12月25日開始行憲，次年4月舉行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而在1947年7月4日，國民政府宣布「動員截亂」，但是大選照常進行，南京市內，「各派系你爭我斗，立法院內各派系人馬為提名副院長事爭執不休，好像戰爭遠在天邊」。
蔣介石以軍事起家，本應知道軍事的重要，可是卻在大戰硝煙瀰漫全國之際，沒把軍事放第一，相反卻把許多精力放在開「國大」，選總統，而此時國內危機已到了爆發的臨界點，1948年2月，甚至出現「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伴搗毀社會局」等事件。蔣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記中概嘆「經濟窘迫，人心動搖，軍事失利，環境險惡極矣」。情勢既如此惡化，為什麼還要舉行「國大」，是蔣要虛名?還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國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資料顯示，在這個問題上他或許受了馮友蘭的影響，1943年，馮友蘭給蔣介石寫信，勸他要搞民主憲政，不能重蹈前清失敗的覆轍，蔣介石閱之落淚，1945年後，蔣果然之。
蔣介石身為中國最高統治者，對推行民主憲政有興趣也有意願，即便是半心半意，這也給中共提供了機會。1945年秋天，毛澤東在重慶通過和蔣介石的幾次長談和近距離的接觸，看穿了蔣實際上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在重慶，毛澤東對身邊的胡喬木說，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可以吹掉的」。 回延安後，毛澤東又說：「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毛澤東看出蔣和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蔣介石是局中人當然不知此理，當他悟出此道時已經太晚。
1948年5月，蔣介石就任總統，其時正內外文困，「東北戰局瀕臨絕望，西北、華北也陷入困境」，物價飛漲，出現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胡秋原說，「上海的物價指數已漲到戰前的三百萬倍，法幣已如廢紙」。蔣介石在日記中也提及一石米價已達4000萬元(l948年8月14日)。8月15日，王雲五主持幣制改革，以舊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一元，初始情況不錯，胡秋原說：「一時全國人民熱忱反應，甚至鄉下的老太婆也將所藏金耳環送到銀行換取金圓券」，他認為，「這表示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所謂「國家還有可恃的人心」。蔣介石日記也稱，「一星期下來總共收入一千八百多萬美元，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萬美元之多;對於人民如此擁護幣制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而實行10天後，就收到二千七百萬美元。
但很快金圓券也失敗了，是什麼原因所導致?按胡秋原的說法，國統區經濟的崩潰是由東北戰事而引發的，他說：「政府的軍費，百分之七十用於東北，每月飛機運送金圓券發餉，次日原機返回上海，換成黃金，再飛東北。」胡秋原是歷史親歷者，他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白先勇也是這個看法：首先在東北被困住的國民黨四五十萬軍隊，因東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當時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
蔣介石後來總結大陸失敗教訓時提到，當初「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大陸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蔣介石認為，應將東北問題國際化，借美英力量等來制約蘇聯和中共。然而，這些都是他的事後話，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他怎麼可能不派軍隊去接收已淪亡十四年的東北?國民黨在東北戰局的失敗更多是和軍事主帥的錯誤指揮，以及未能及時動員民眾、施惠於民眾有關，隨著中共在東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統觀」想法的東北民眾得到了實際利益，在「保衛土改果實」的口號下，他們積極參軍，被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了「四野」，從而使「四野」在東北獲得了對國民黨軍的壓倒性的優勢。
在國統區，由軍事失敗帶動經濟崩潰，再引發學潮，如此惡性循環，當時的一般社會大眾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趨於麻木」。劉述先回憶道：那時的知識分子流行看《觀察》雜誌，輿論普遍僧惡國民黨貪污腐敗，他那時雖是中學生，也感知國民黨的江山將不保。
金圓券的失敗，造成人心大崩潰，但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機，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餓死了，此時銀元(「袁大頭」)已成為流通貨幣。當局對一些軍、公、教人員還實行實物配給。張正隆的書上引用當年解放軍幹部的口述資料寫道，解放軍打下天津，某團駐在一中學教員家，房東「他們早晨油條、豆漿、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飯、饅頭，炒幾個菜，相當於團級幹部的小灶」。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當然是因為仗沒打好，但是為什麼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得不到民眾支持。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成都郊縣為美軍的「空中堡壘」修9座機場，45萬老百姓自帶乾糧，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幾個月就修成了機場，這種場面，誰見之不感動落淚?那個時候，政府對底層普羅沒有關懷、照顧，大家也以「抗戰第一」多予諒解，但是內戰爆發後，就不一樣了，老百姓是不願打仗的。國民黨忙於和中共爭奪地盤，而共產黨趕到前面去了，以土改爭取農民支持，國民黨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條令，諸如：《修訂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為具文。共軍土改對國軍衝擊巨大，連國民黨的文件都稱，許多農民接受了「國軍是替地方打仗」的說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長鄭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點明：「共產黨策動減租與分田之運動，深合於農民之要求，……故能廣泛號召農民受其驅使，為其效命。」台灣名作家王鼎鈞回憶，在山東戰場，國軍將領因老百姓為共軍通風報信而氣急敗壞，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齒，就是那時情況的一種真實寫照。
國民黨政府在內戰爆發後，由於缺乏強大的動員能力，始終沒能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老百姓不知道為什麼要打內戰，國民黨也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宜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飛重慶指揮，其時重慶已非常危急，隨行的蔣的機要秘書周宏濤發現當地百姓「表面上看來作息正常」，和陪都時代「沒有多大改變」。蔣介石在1951年也承認：我們當時的確沒有動員。
國民黨在政治上更不行，對美公關很差，美國是支持蔣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條件，美援一旦不來，國民黨上下「頓失信心」，精神幾乎崩潰。1948年2月18日，杜魯門向國會提出援蔣5.7億美元財政援助，後修訂為其中1.2億美元為軍用物資，4月3日獲國會通過，但到淮海戰役打起來時，美援第一批軍火才到中國。而相比較於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對美工作做得十分細膩。
蔣介石對內整飭更不行，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從沒有實現真正統一，特別在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系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衝突更加劇烈。蔣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與非嫡系，劃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記中以蔑視的態度大罵出身彝族的龍云：「龍雲之驕橫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玀玀終身為玀玀，夜郎自大為意中事，無足為奇。」在蔣系內部也矛盾重重，戰場上的擁兵自重，見死不救，已是常態。
蔣介石感嘆國民黨不能做到毛澤東的一元化，在被解放軍追得東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記里不是罵毛澤東，而是贊毛澤東。1949年6月2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看毛澤東所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益於我也」。他特別欣賞中共善於「檢討、研究、批評、學習、坦白」。說到底，蔣介石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他的對手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介石卻不能堅持。1948年2月，蔣介石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介石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舍離開察、綏老地盤，說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介石也就同意了。
蔣介石對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歡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介石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介石的指令有錯也執行。白崇禧當時就批評道：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認為國民黨軍隊的失利為蔣介石軍事干預的結果。何應欽則批評部隊用人，團長以上皆由蔣介石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見，蔣介石完全拒絕。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記中加以辯駁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餘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蔣介石並斥責何應欽與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負責，不知立信，而反於此時局勢嚴重，人心傍惶之際，意作是想，是誠萬料所不及者。」他在日記中還大罵何應欽：「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豪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城枉費我一生之心血。」
內戰初，蔣介石把勝利的「寶」壓在「速戰速決」，還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這樣的指令固然稱得上是細膩、嚴整，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蔣介石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 ,「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毫無創意，機械搬用之，前線指揮官就不能隨機應變，當機立斷，怎麼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戰法的解放軍?相比之下，林彪則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他的六個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機會就講，不僅師團幹部會用，連許多老兵都懂、會用。
蔣介石的軍事教條主義極大地限制了戰場主官的靈活性和能動性，1947年6月，國民黨頒定「制定剿匪作戰四大守則與六項要目」，也說行動秘密和迅速機動的重要，但是蔣介石卻具體布置作戰部隊是否帶重武器裝備的問題。邱清泉向蔣報告，因裝備太重，行動遲緩，錯過戰機，蔣介石則訓示：「重武器如一時不易留後，亦需編配在一個旅之中，而將其他兩個旅完全成為輕裝備之機動部隊，方能適合目前戰役之要求」，蔣介石的指示細密具體到如此程度，很難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蔣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的將領。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淮海戰役是關鍵到「黨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介石仍然沒有章法，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而且整個國統區日常生活照樣運轉，不受影響，直至解放軍完全佔領長江以北。毛澤東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與彭真在一些重大間題上有不同意見，1946年6月16日，毛澤東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1948年3月2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甚嘆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返觀國軍將領，「貪婪怯懦，毫無生氣」(陳誠語)，打起仗來，只顧保存實力，互相推諉，見死不救，臨到緊急關頭，往往丟下部隊，臨陣逃遁。1948年7月，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看著第七十五師師長沈澄華被解放軍包圍也不救，致其被解放軍消滅，使蔣大為憤怒，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全由於邱清泉違令不進之所致。中原戰局從此萬分嚴重，將領自私自保，不能團結互助，而又怕戰，毫無出擊精神，至此能不嘆軍事前途之慘暗淡乎?」邱清泉為蔣介石的嫡系，就是見死不救，事後也沒事，到了淮海戰役時他又故伎重演，黃伯韜兵團被解放軍包圍，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動，連參謀總長顧祝同親飛徐州，請他出兵也被拒。
國民黨「軍統」頭目毛人鳳總結遼瀋戰役國民黨軍失敗原因就提到：「高級軍政長官擅離職守。當『匪軍』未及抵瀋陽時，衛總司令(即衛立煌)即於10月30日飛離瀋陽，未服從上級指示作有計劃部署，部隊因無人指揮軍心動搖，自行潰散。又瀋陽警備司令胡家驥、市長董文琦、遼寧主席王鐵漢等高級將領，身負防守重任.亦竟於30日棄職離去，激起軍民怨恨，相率搶劫，全市混亂激起民變。」此等情況在解放軍渡江後更加嚴重，蔣介石憤然道：」無論上海、廈門、廣州，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任何作用。國民黨軍中的政治部從來就是軍事主官下的一個幕僚機構，1946年6月，也就是內戰爆發之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開始學美軍，從軍中撤出黨部，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外成立國防部監察局和民事局，將原政治部的職能一分為三。黨部退出軍隊後，政工人員在軍中更無地位，普遍被視為「賣狗皮膏藥的」，使軍隊內部更無凝聚力。據王鼎鉤回憶，內戰後期，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國軍貌似強大，內里十分軟弱，這當然就是共軍的機會，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發出《關於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軍委、大軍區、野戰軍、各縱隊、師、旅、團政治部和軍分區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國軍工作的機構，調選與國軍有各種關係的幹部，經過訓練後，將他們打人國軍長期潛伏，交結朋友，用各種途經，對第一線的國軍和被國民黨收編的偽軍進行策反，策動他們實行戰場起義。以後的事實證明，這項決策是完全成功的，內戰後期，特別在解放軍渡江後，國軍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積起義、投誠，許多時候，解放軍幾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編國軍就可以了。
對於國民黨軍的失敗，蔣介石一直不解，他說，從武器裝備到後勤補給，國軍樣樣在先，怎麼還是「不能迅速把匪軍消滅」,「匪軍何以能用劣質裝備而已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蔣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責任往下推，只能罵下屬。但是怎麼罵，還是不同的：蔣的嫡系打敗仗.蔣也罵，但和罵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樣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敗淮海.杜被俘，邱自殺，蔣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殺當日寫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將領雖作戰失敗，但其始終聽命，奮鬥到底，實不愧為革命軍人。」
如此觀之，蔣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祟禧為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的將領，因不是蔣介石的人馬，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介石重用胡宗南幾十年，但關鍵時胡宗南卻讓蔣等大失所望。
至於虛報戰功，矇騙上峰，在國民黨軍中已是常態，以至於1949年10月25日，國民黨軍在金門取得幾年來第一次勝利，蔣介石還懷疑消息是否有假，因為「前方報案之不實幾乎每每如此」。
幾年來，蔣介石主持了許多會議，諸如六省剿共檢討會議，也多次組合軍事指揮機關，把綏靖公署改成綏靖區等等。在戰略戰術方面，先從速戰速決，到全面戡亂，再到分區防禦，又到總體戰(軍事、政治、經濟)，全都無濟於事。
四、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和共產黨對它的成功的情報滲透有密切關係
在40年代後期內戰環境下，國民黨的情報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戰場上的勝負。然而多數論者沒有注意到，或不了解，這就是在抗戰前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處於「非法」狀態的中共無法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就不再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戰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和破壞卻是經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機關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轉移到中央蘇區，依靠紅軍的保護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機構——上海中央局又被國民黨大破壞，兩任中央局書記被捕後都叛變。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中統」在中共內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都有內線「布置」，對中共的動態了如指掌。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合作，實現了中共合法化，從而給中共的情報工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用蔣介石的話說，中共從此獲得了「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
抗戰軍興，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對共產黨確實比較親密和友善，「中統」原來是全部對付中共的，但在抗戰後，「中統」將對共產黨的工作壓縮為一科，只有五六個工作人員，原來專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轉向」人員，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余飛、王雲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許其離開各奔前程。1939年後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張浩《黨的建設》小冊子的刺激，以及由敵後八路軍的發展、擴張而帶來的兩黨關係的摩擦。但是國民黨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蘇聯、英美和國內社會輿論的相當的牽制。
於是，1938一1939年，就成為中共向國民黨黨政軍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操盤和布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人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建立了一系列情報關係，重點針對國民黨黨軍政大員和國民黨的耍害部門，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員，對地方實力派，對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積極做統戰和情報收集的工作，總之蘭教九流，全面撤網。這些人中有「東北總會」的閻寶航、白崇禧的秘書謝和庚，以及黃慕蘭、董竹君等等。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為黨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幹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中共西安情報處龐智(王超北)系統下的中統陝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轉變人員」，李1926年參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後加入「中統」，從1941年開始就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後才作為特例，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黨，並由康生代表中央，當著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為「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處長，李茂堂為副處長。爭取李茂堂為黨工作，對保衛陝甘寧邊區有重要意義，因為他有資格出席由胡宗南親自主持的極機密的、出席者均須化名的「黨政軍警憲特聯席會議」，李茂堂將每次的會議記錄「都按期交給西情處」,「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統的電報密碼告訴我黨中央，中央因此破譯了許多敵人的重要軍事情報」。
為什麼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發展中共情報人員很不順利，但在1938年後，有許多人不為名利，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國統區有許多人敬慕八路軍；
2.中共有廉潔和奮鬥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欽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顯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據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社會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迫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普羅的民粹情緒;
5，原投降叛變的中共人員，只是因怕死而叛變，腦中的左翼思想卻很難清除，加之在國民黨內不受重用，他們對過去行為產生歉疚感，轉而想為黨做貢獻以贖前錯;
6.地方實力派害怕蔣介石以「抗日」為名兼并自己，他們要聯共以制蔣。
而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顯的，中共在抗戰後高舉的民主和民生這兩面旗幟，讓中共站在了制高點，吸引了不少人。
從技術層面而言，國民黨也是比較容易滲透的，國民黨是一個外表西化、內里非常「中國化」的黨，微信：歷史塵封檔案。早年號稱學蘇俄，但始終學不會，國民黨的「中國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施政、辦事十分「人情化」，蔣給其部下，也是其黃埔的學生的電報，多稱對方為「弟」就是一例。國民黨的組織非常松垮，軍隊雖有政工部門，但形同虛設，發揮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軍中任要職或帶兵，他的同鄉，同學、七叔八侄皆可引人軍中。如此情況下，國民黨的情報和機要部門就如大門洞開，中共地下人員滲人極為便利。
1988年，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
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粵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夾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楊尚昆所言極是，事實也正是如此，甚至蔣介石的身邊也有中共情報人員：沈安娜從1938年就潛伏在蔣的身邊，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脫身。
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
劉為章即劉斐，建國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說，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繫，他本和劉斐關係很壞，只要劉斐有建議，他必反對，後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斐的關係.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斐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
郭汝瑰身居國防部三廳廳長的要職，深受蔣介石和陳誠的重用，抗戰後期就萌生歸隊意識(郭原為大革命時期黨員，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脫黨)，曾幾次秘密和中共情報工作首腦之一的董必武見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為黨提供機密情報，作為黨對其的考驗。郭汝瑰在淮海戰役剛打響的關鍵時刻，以九份絕密情報帶出交給聯繫人，希望儘速交給解放軍，因交接情報的渠道不暢，聯繫人被抓，情報被毀，郭汝瑰未及暴露。郭汝瑰後在宜賓率七十四軍起義，即向李大章提出人黨要求，李回答：階級隊伍，談何容易。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雖名氣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台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郭汝瑰寫信給董必武要求人黨，董回信要他接受組織的長期考驗，1957年郭汝瑰還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歷經35年的考驗，才被吸收為中共黨員。
現在有資料顯示，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在抗戰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觸，在1947年衛立煌從法國回國之際，也曾和中共溝通，表示「為了儘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係，希望絕對保守秘密」。1948年1月，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後，還急電巴黎，將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國內，讓汪擔任他的秘書處長，以便和解放軍取得直接聯繫。
1948年3月後，東北戰事已十分危急，蔣介石「急令衛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阻止解放軍入關，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甚至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但衛立煌以解放軍已佔領錦州瀋陽間的要隘溝幫子、國民黨駐沈部隊須經相當時期的整補方能投人戰鬥為由，拒絕了蔣的命令」。「1948年5月初，蔣介石再次電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他決心將主力撤到錦州，成立機動兵團以隨時準備行動。但衛根本不同意，陽奉陰違使事情不了了之」。
在國民黨軍隊中位居要職，卻為共產黨做事的，還有一位是韓煉成。他於1942年加入中共情報系統，1947年2月萊蕪戰役時，在中共聯絡人員的引導下，來到了華東野戰軍前線部隊的一個師部。韓煉成本擬率四十六師戰場起義，由於他的僚屬多系白崇禧的親信，條件還不成熟。中共聯絡人員按照陳毅司令員的指示精神，勸告韓煉成突圍時，秘密離開部隊，退出戰場，使所部自潰。這個建議被韓煉成接受了。果然在華東野戰部隊發起總攻後，韓煉成離隊使其率領的四十六師失去指揮，造成七十四軍長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萬餘人被殲滅，韓浚等21名將級軍官被俘。事後韓煉成又謝辭陳毅的挽留，表示願回南京繼續為中共工作，陳毅經請示周恩來同意後，與韓煉成串聯，編好說辭，讓他假裝敗仗後隻身逃脫。為保障韓煉成的安全，陳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軍營級以上軍官一個也不能釋放。韓煉成由共方情報人員陪同並在其身邊掩護，利用曾在中原大戰時救蔣介石一命的特殊關係，再度潛回南京到蔣介石的身邊工作，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舉行軍事會議，研究戰局，甚至飛赴各個戰場，韓煉成常在隨行之列。送蔣介石看的戰報要經韓煉成之手，蔣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經韓煉成過目。韓煉成將刺探到大量情報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黨接頭人員，並利用其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有意誤導國民黨的剿共戰爭。
蔣介石用人有強烈的主觀性，他對一些和自己有淵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蔣介石的這個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的身邊。這些人雖有國民黨情洽人員的多次舉報，蔣介石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例如：在韓煉成被解放軍派回南京後，萊蕪戰役被俘的國軍整編第四十六師一個受傷團長也逃回南京治傷，對韓有所懷疑;華東野戰軍有個幹部叛變，都談到韓煉成在萊蕪戰役中的反常表現，從而引起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高層注意。中統局長葉秀峰也對韓煉成旁敲側擊，甚至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說韓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蔣介石都未聽進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韓任甘肅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應欽確切掌握了韓煉成在萊蕪戰場「通共」的情報，調韓煉成回南京，準備向他下手。韓煉成在友人的幫助和地下黨的掩護下，利用國民黨上層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於1949年1月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受到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毛澤東對韓煉成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哪!」
正是因為有了韓煉成、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至於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裡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人共軍包圍圈.蔣介石焉能不敗?
五、淮海戰役後，國民黨大廈將傾，蔣介石就是盡人事卻無力「補天」了
1948年國民黨的軍事失敗是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後，國民黨雖還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國承認，但是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中共勝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寫道：「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我國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
民國將亡，人心已散，大勢已去，蔣介石最恨誰呢?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蔣介石責美國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年l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是失敗於俄史(蘇俄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美國馬歇爾),「美必後侮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
蔣介石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勝，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罵：「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戰局逆轉，情勢不利之際，一般高級將領往往乘機爭取，挾匪要脅，如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漢市私籌一千萬金元，由某個人支配應用，不令中央知雲也。時局稍變則叵測之徒即起異心。」3月7日，又大罵李、白：「革命紀律與黨德全為李宗仁等掃地殆盡，白逆之罪惡更大」。到該年底，蔣介石設局以閣揆之位誘白祟禧去台，還派人攜其信函及金磚去海口慰問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蔣的假象菠騙，白崇潛遂在1949年12月30日從海口飛台灣，從此沒離開台島一步，以後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務的監控。
蔣介石下野後隱息於奉化，遙控各地，最關鍵的事，還是細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陳誠為台省最高負責人，統領三軍，俾使白己和「黨國」保有一後方基地。蔣對空軍，更是親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見空軍司令王叔銘，更指令陳誠，對撤退來台的空軍及其眷屬，應特別協助安置，如有必要，經費可先津貼，准予報銷。此舉極為重要，當「兩航」宣布在香港起義後，國民黨能用上的就是軍機，若沒有軍機往返台北和大陸，不知有多少國民黨軍政大員要落人解放軍之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打過長江，攻下南京，5月23日佔領上海後，國民黨已沒兵可打了，中共占絕對優勢，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將失信心，兵無鬥志」，兵敗如山倒。毛澤東最清楚，把國民黨軍隊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澤東原以為用五年時間打敗國民黨，是從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澤東看到新形勢了，就改說：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國民黨那裡，毛澤東的「五年說」在國民黨內部盛傳就成為中共預定以五年時間奪取全國，他們以這句話做救生圈，僥倖以為還有兩三年時間，讓國民黨「從容做好充分準備」，但實際上，「大家對軍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
解放軍渡江後，「四野」南下，直撲華中、華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國民黨軍隊只剩下兩個主力軍團：
1.白崇禧還有5個軍團，約25萬人，佔據著湖北和廣西; 2.胡宗南集團，佔據川、陝、康等地，下轄3個兵團，共12個軍，總兵力40萬。
白崇禧部號稱善戰，特別善於打山地戰，林彪以「四野」90多萬對付白祟禧部。毛澤東說;「白匪本錢小，極機靈」。毛在1949年9月9盡給林彪等人的電報中說：「白崇禧是中國境內的第一個狡猾陰險的軍閥」。白崇禧有實力，毛澤東看重他，對其盡量爭取，毛澤東對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長期在桂系和共產黨之間協調溝通的劉仲容說，白建生很喜歡帶軍隊，他的廣西部隊只有十來萬人，將來和談成功建立國防軍，我們可以請他繼續帶兵，讓他指揮30萬軍隊，人盡其才嘛。毛澤東甚至說，我們過江後……只要白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
至於湖南的程潛，有號召力卻無實力，毛澤東給林彪等的電報中說，「可考慮予程潛以高級名義，例如南方招撫使之類」，熟讀史書的毛澤東順手拈來一個古代官職，用於對他當年從軍時的老長官搞統戰，但在對部下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程潛、陳明仁「就範」。毛澤東兩手並用，很快實現了程潛和陳明仁的起義，從背後給了白崇禧沉重一擊。
毛澤東指示用大迂迴，包抄白祟禧的後方廣西的戰略戰術來消滅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寶戰役中消滅白部精銳第七、四十八軍的4個師，約4 . 7萬多人，極大挫敗白崇禧部的銳氣，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斷了白崇禧集團主力退往雲、貴的道路。隨後，「四野」尋機在廣西消滅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殘軍逃往海南島，兩萬多家屬在欽州被解放軍截住，而在附近的一個村子裡，逃難到那兒的一千多家屬被當地村民剝去衣物，裸著身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一片哭嚎聲。白祟禧和蔣介石雖然矛盾甚深，最後還是歸去台灣，白祟禧沒有相信毛澤東所說的，「三年不進廣西」的口頭承諾。
胡宗南部則由「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解決。毛澤東鑒於胡宗南重點防守秦嶺，下令以大迂迴，從貴州、川東南人川，以斷其南逃之路。1949年11月，胡宗南已開始南撤，進入川北。蔣介石一向偏愛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親筆寫信給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請王為他本人幫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額補齊，王陵基無奈，只得將其好不容易強征的、準備留給自己保命的保安團共8萬人送給胡宗南。蔣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介石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他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從解放軍渡江後的1949年4一12月，蔣介石奔波各地，部署軍防，舉大要者，有東南防衛計劃，廣州保衛戰，還有西南保衛戰，說起來轟轟烈烈，其實也就是盡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陳誠擬「我軍今後作戰計劃」，提出國軍以持久戰為目的，將確保廣州和重慶兩大陪都，沿浙贛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區準備第二抵抗地帶，但此時國民黨軍已是「兵敗如山倒」，任何努力也無濟於事了。
蔣介石還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計劃：調胡宗南從陝西後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護衛川東，調華中的黃傑增援貴州，使川黔與兩廣聯繫起來，再使張淦兵團、徐啟明兵團、魯道源兵團肩顧湘南和粵北，調駐海南的劉安棋兵團的兩個師到廣州駐防。蔣介石的這個方案也是說時容易，做時難。1949年6月，閻錫山內閣成立前，專程赴台向蔣介石請教，蔣指示：「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在解放軍大舉進攻之際，蔣介石說不出來什麼具體對策，卻空談發展，述孔迂闊，完全不切實際。
進人10月，大陸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11月14日，蔣介石親臨重慶坐鎮指揮，蔣口稱保衛大西南，卻讓閻錫山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從台北直飛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銀行的僅有的周轉資金80萬銀元。此時蔣介石已眾叛親離，手下都做叛蔣起義的準備，蔣介石心中全知。11月28日解放軍逼近重慶郊區，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巡視重慶市區，當天日記記載：沿途車輛梗塞，憲警已無法維持秩序，一般民眾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同日，解放軍攻抵南溫泉，蔣不得已決赴機場宿營，「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蔣介石抵機場後，即登「中美號」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號」專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與解放軍相距僅20里。11月30日，解放軍佔領重慶，之前，10萬銀元因送不上飛機而留在重慶白市驛機場送給了解放軍。連陳立夫、谷正綱等一批部長，也搶不上飛機，而是坐卡車逃到成都的，差一點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1949年12月l一10日，是蔣介石一生在大陸的最後10天。王陵基每天見蔣介石几次，蔣總是諱莫如深，聽不出他一點口氣，他身邊的親信也閉口不談，王陵基只是每天見著蔣介石對著軍事地圖發獃。
蔣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專機成員不準下機，隨時準備逃跑，新近披露的蔣介石的日記提到，文武官員要他儘早離蓉去台，而蔣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是「為了掩護胡宗南部隊的集中」，但因盧漢、鄧錫侯和劉文輝起義，微信：歷史塵封檔案。他對胡宗南的掩護作用已失，他才飛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點，蔣介石自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前往台北。從此沒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應了那句著名的詩詞：「別時容易見時難，無限江山!」
「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淚縱橫」，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含淚揮毫寫下這句詩後，搭機離開成都，飛往台灣，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幾十年的大/陸/中/國，從此沒再踏上故土一步。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時刻。
蔣介石雖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飛機，說走就飛走，其他高官都在為一個機位而發狂，「行政院長」閻錫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飛機座位，200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部長、次長、司長，包圍閻錫山大吵大鬧，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那種混亂不堪的情況真無法用筆墨形容」。所幸，閻錫山有「豐富的經驗和靈活的手腕」，最後答應撥五駕次包機，讓這些「國大代表」成行，每人還發給黃金一兩、銀元40做生活費，使他們去台灣後成為「法統」的象徵。
在蔣介石離開前一天，「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一批要員也飛離成都逃往台北。閻錫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軍已渡江、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長，後也隨國民政府前往重慶和成都。12月9日，閻內閣的「財長」關吉玉和「次長」陳良通知王陵基去領幾萬兩黃金，王不想去，因為他覺得此時黃金也沒啥用了。這筆錢，原是在閻錫山和顧祝同的要求下，陳誠每月從台北撥5萬兩黃金做西南國民黨軍隊的經費和其他開支，首批10萬兩於11月23日運到成都，改鑄小條。到11月底重慶易手後，台北方面就不給了，由於閻錫山和顧祝同力爭，蔣介石也同意，陳誠才如數又撥來，閻錫山交給王陵基4萬兩，留在成都制幣廠化整為零進行改鑄，因為還沒改鑄好，想運回台灣又沒有飛機，就留給王陵基。就在12月9日，陳立夫、朱家驊與閻錫山搭同一班機離成都逃台時，在川與鄂交界處，遇到氣流，飛機兩翼結成厚冰，往下墮落七百尺，不能前飛，只能回返成都，機師將情況宜布，陳立夫望見機下燈火一片，還以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漢口，掏出手槍，準備一落地就自殺，當發現還是飛回了成都，才放下心來。後來方知，閻錫山在機上載金條幾十箱，使飛機超重才險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飛，閻錫山寧可減少衛士數人，也堅持要把金條全帶上。
1949年12月6日，「二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切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雲南的公路線，而後合圍敵於成都地區，以軍事進攻和分化、勸降兩手，爭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義、投誠。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決定將軍政長官部遷西昌，23日，他同參謀長羅列等人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起飛後因西昌氣候不好改飛海南島，在榆林港機場降落。胡宗南飛往海南島後，沒有立即飛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龍無首，更加混亂。此時解放軍大軍壓境，加之成功策反，使國民黨軍大批倒戈，正所謂「一片降蟠出石頭」，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個兵團，共20多萬全部戰場起義，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戰役結束。
胡宗南部不戰而降使蔣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記中，蔣介石把一切責任推給胡宗南：「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瓊島之故徹底失敗絕望矣」。12月28日，胡宗南派羅列飛台灣面見蔣介石，報告其離蓉赴瓊的經過，蔣並親筆手書指示胡宗南：「大陸局勢繫於西昌一點……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飛西昌，「單刀前往，坐鎮其間」。胡宗南於30日飛回西昌，其時他的部隊尚未到達，只有此前從漢中空運至此的700餘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l萬胡宗南的殘部集中到西昌。1950年l月25日，蔣介石派蔣經國飛西昌傳達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並轉告胡：「如台灣失陷我必死於台灣以盡我職責」。從1950年2月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運彈藥七次，共40架次。只是國民黨大勢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軍完全包圍西昌，國民黨軍只剩下l萬多人。
要不要派飛機救出已陷人絕境的國民黨高級指揮官，蔣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蔣介石派飛機接走了顧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無線電電話後，請求派飛機來接他，卻沒有得到迴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團的李文會合一起往西邊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帶的李文部已被解放軍包圍。本來在12月9日，王陵基還是有機會隨楊森、孫震同機逃台的，以後顧祝同也叫他同機走，但他不敢不聽蔣叫他和胡會合的命令，謝絕登機，沒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聯繫，王陵基最後被解放軍活捉。
蔣介石本來對胡宗南極為惱怒，一度想丟下他，要他與殘軍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蔣介石才默許派出兩架飛機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賀國光飛海南島返台灣，而賀國光言，胡宗南有自備專機，另台灣飛來一機，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當地土司的掩護下，當解放軍逼近時，適遇地方土司截擊，將其阻於河對岸數小時之久，彼等始得起飛，否則實無法脫逃。胡宗南、賀國光下台，留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羅列指揮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殘軍全部覆沒，羅列化裝繼續流竄大陸4個月，才輾轉逃回台灣，後獲蔣介石重用。
陳立夫晚年曾議論，他說，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麼仗，就敗退下來，真不為人諒解。一直跟隨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也說，胡宗南過早離蓉，使其幾十萬部隊不戰而降，使他「感到憤慨」。
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主力軍隊全部被消滅，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土地。
六、面對大失敗，蔣介石強忍支撐
國民黨統治的覆亡，使蔣介石痛苦萬端，他實際上幾次想尋死。1949年5月17日，蔣介石飛澎湖，見要塞和營區破敗無人，氣憤難忍，在日記上寫道幾乎想「循跡絕世了此一生」，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記寫道：「念大勢憂心如焚，幾乎不知人生有何意義矣，抑鬱悶損莫可言狀，1949年10月10日下午，蔣介石飛浙江定海視察沿海陣地，見「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兒戲」，而官/兵均面黃骨瘦，不見一強健之人，病兵呻吟卻告以無醫無葯，蔣介石極為痛苦，「此為帶兵以來從未見過這悲劇，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記載：「昨晚冬至，夜間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扎爬上梯底時已力竭氣衰而醒。若此為預兆，前途艱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但是蔣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調節的本領也是罕見的，他居然還能在土崩瓦解之際隨時體會環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蔣介石自澎湖馬公飛高雄。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台清，當天日記記載：「到岡山下機……直上高雄要塞之壽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蔥籠，神悅心怡，不勝自得之至。」同年12月10日，蔣介石最後辭別大陸，從成都飛往台灣，雖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但當天的日記記載：「十八時半抵台北，與辭修(陳誠——作者注)同車到草盧寓(今陽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氣清淡，環境清靜，與成都灰塞陰沉相較，則判若天淵也。」1949年12月底，蔣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記寫道：「在此重大失敗之中，亡命台灣猶有自由生活，殊覺自慰……」
現在知道，使蔣介石在大難當頭堅持下來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日記顯示，宗教信仰，是支持蔣介石渡過重重難關的精神支柱。1947年底東北戰況危急時，他即在日記寫道：「至十時禱告三次，天父許我明年聖誕節可消滅山海關以內各省之共/匪，並令我不可放棄永吉、長春各要據點。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實際與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1947年5月，長春之戰進人關鍵時刻，蔣介石在每日的早禱和晚禱之外，「午未之間與子丑之間又各增加禱告一次」。日記中記載：「自覺對天父、對基督皆專誠無貳，故時勢雖艱危萬分，而心神安定如常。」1947年12月29日，蔣介石的日記記載：「十日來各戰區告急，失敗電報如雪片飛來，誠令人有應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無優懼，夜間安眠勝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絕非人力所能強制，故自問無愧。」
1949年l月1日，就在毛澤東向全黨、全軍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的同時，已準備再度下野的蔣介石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
去年一年雖經過全年的試臉，過遇無數的兇險，葉於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動搖，實可引為自慰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湯之盤銘曰：「苟日斷，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靈，果有進步否?去年一年之失敗與恥辱之重大，為從來所未有，幸賴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過，自今日起，必須做一個新人，來作新民，建立新中國，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務以不愧為上帝的子民，不愧為基督的信徒自譽。
對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而言，微信：歷史塵封檔案。1949年堪稱是「存亡絕續之交」，是其在大陸的統治總崩潰的一年，蔣介石以宗教為支撐，也以宗教為安慰。面對大失敗，1949年12月底，蔣介石竟然還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為能在台灣有一塊安身之地「頻謝天父與基督洪恩不置也」
同日，在國內外時局感言中，蔣介石寫道：本年憂患重重，於內奸外敵包圍之下，而競能出死入生，堅韌不撼者，實由於上倉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脫離此無比之艱險，而《荒漠甘泉》一書，對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為堅定，毫不為之動搖也。
有資料透露，在當年「黨國」前途命懸一線的最後關頭，蔣介石也似有似無地預留了退路，他的機要秘書周宏濤曾讓駐日使團團長朱世明在日本安排一下，後朱世明回復，在箱根找了一處前親王的故宅，蔣介石沒回應。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林彪在武漢，彭德懷在西安，他們都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很快戰爭結束，開國將帥都面臨一個適應新環境的任務，林彪先在廣州後在北京休養，劉伯承主動辭去在重慶擔任的西南黨政軍第二把手的職務，來到南京擔任軍事學院的院長。在這之後，「劉伯承看電視從不看戰爭的場面，一旦電視上出現戰爭場面，他就趕緊把電視關掉」，他說打了一輩子的仗，打仗，總是要死人的，特別是在不與外國侵略者作戰，而是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死傷的雙方.都是農民的子弟，他實在不忍看。劉伯承宅心仁厚，堪稱「儒帥」，也應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戰。
以槍杆子奪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衛戰中.毛澤東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4月6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致電林彪：「黨內若有動搖情緒，那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希望你們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覆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鄲戰役，劉伯承、鄧小平所部歷時十日，傷亡八千，卒獲大勝，可為借鑒。」1949年7 — 8月，「四野」南下兩湖兩廣，東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熱暑，僅十五兵團在9天中就熱死25人。
「四野」在7月，僅病亡就有652人。幾年戰爭，特別是三大會戰，雙方死傷都重，無數士兵的犧牲，成就了革命勝利的基石。
很快蔣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結出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原因：「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1949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在日記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計九點，其中之一乃是「軍隊投機、投降」,「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國民黨馬上失天下，共產黨馬上得天下，繼而馬上治天下，中國的歷史由槍杆子翻開了一頁。
七、結論
蔣介石是一個有高度爭議的政治人物，日記顯示他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本文不去綜論他一生的成敗，而是集中談了他在內戰後期軍事上的失敗，在那個年代，蔣介石是國民黨的最高領//袖，特別是他親掌國軍「戡亂」行動，就像毛澤東為中共的領袖和統帥，親掌解放軍的軍事行動一樣，他們兩人的見識、氣局、才能對國共的興衰勝敗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可否認，蔣介石的個性有許多缺點，甚至是非常嚴重的缺點，例如：在需要做決斷時，有時優柔寡斷，但是他確實又具有一個大國領導人的素養——有強烈的使命感，個性執著，在許多時候，也頗有戰略眼光，對許多重大問題的預測和判斷都是準確的。蔣介石也有著很強的心理素質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辯證法。1944年5月，華中對日作戰戰場情況緊急，他在日記中寫道：
古人以身苦心樂為修身養生之道，今余終日身勞心苦，毫無快慰可言，而又強顏悅容以應世，不亦殆乎?但終身有憂處，終身亦有樂處。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之惡果，在昔日反認為是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諸己而善運用者耳，何自苦乃爾。
他就是這樣，把矛盾論和修身結合了起來。
蔣介石也是一個英雄主義者和古之聖賢欽慕者，關公是他心中的榜樣，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嘆一生不能如關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無不以關公之志節自勉。」儘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仍堅持把西洋」科學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思想結合起來，甚至「不合時宜」地，或「對牛彈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員「必須皆有哲學與修養基礎，能以聖賢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聖賢之宗旨」。他對他的學生說，軍事教育應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中心，這句話，他從黃埔軍校，一直講到重慶，再講到大失敗之後的台北。他教導陸軍大學將官班的學員，要有「數」的觀念，注重時間和空間。蔣介石甚至不厭其煩地叮囑他的學生：「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儀容、態度、精神和氣概」，然而，他的軍隊——有文化、有儀容的軍官率領的國民黨軍最終卻戰勝不了由文盲和半文盲組成的解放軍。
1949年10月31日，為蔣介石63歲生日，他在蔣經國陪同下來到台灣宜南縣小憩，親作《六三自箴》云：
虛度六三，受恥遭敗，勿惱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獨蒙神愛。惟危惟艱，自警自覺，復興中華，再造民國。
他在該日的日記中還寫道：
本日為餘六十三歲初度，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惟自問一片虔誠，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誠，始終如一，有加無已，自信必能護衛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耳。
從上述日記看，蔣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敗的環境下，已盡了他個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對白己要求甚嚴，將修身與政治行動融為一體，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自我激勵，自我打氣，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無希望的救黨救國的行動，也就是他在日記中所說的，「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應該說，他心目中的「保國保民」的信念也是執著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為徒勞，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大陸江山易手，蔣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島。
蔣介石是被毛澤東驅趕到台灣島的，微信：歷史塵封檔案。他們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認為.決定勝敗的最終原因是軍事，當然，他們也都提及軍事背後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蔣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學典禮上的講詞中明確說道：「失敗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軍事的崩潰」。蔣介石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對他個人的責任卻盡量迴避，他是「黨國」的重心，以一人領黨、國、軍，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蔣介石的錯誤，就其軍事方面講，有以下方面：
1，內戰之初的自大、輕敵。2.固守以「保城保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軍各個消滅。 3.用人看派系，缺少統帥型的將領。4.嚴重的軍事教條主義。 5.政工工作有名無實，對體制的內耗無從解決，國軍既非「軍」，更非「國軍」，而是將領們擁兵自重的「私軍」。6.保密與情報工作失敗。 7.軍隊內部無凝聚力，到了大失敗的1949年10月，蔣介石大聲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實行軍民合一，真正做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武力為人民的武力」，但為時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第四十五師拉夫搶劫，應解散徹辦。然而在大陸時代，卻未見他對此類問題的嚴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經濟、社會政策方面：
國民黨體制僵化，在大陸時代，蔣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軍政機構.用余英時的話說，蔣介石是「無效獨裁」。
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國民黨對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層民眾的支持。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他是知道並同情底層民眾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
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有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病貧益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殍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
同年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殘忍者二事，即背長纖上灘與提大鎚鑿石，令人目睹耳聞，悲傷難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難，其惟改革社會，發展工業，以提高勞工生活，保護勞工健康而已，戰後急務莫過於此也。
但是，因各種原因，蔣介石並沒有將其想法和對底層民眾的關心付諸具體有效的社會改良行動，1949年2月1日，蔣介石在故鄉溪口又寫道：
為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後整軍要著重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他說，「要為實行三民主義……提高人民生活，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專制壓迫，……而戰，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蔣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說對穩定台灣有益，但就大陸而言，歷史已不復給他實踐之機會。
如果把蔣介石放在更縱深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我們可以看到，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有著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蔣介石是從帝制時代向憲政民主時代過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隨他一生的威權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多少都和這種經歷有關。蔣介石的主要活動年代在20世紀，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現代色彩，然而他卻保留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思想。蔣介石一生尊奉曾國落，走的也是「理學經世」(理學行動派)的路線。在中年之前，蔣介石暴戾之氣很重，他發動了「41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以後又殺鄧演達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產黨，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漸成為敢於鬥爭、又善於鬥爭的「大無畏的唯物論者」。從中年起，蔣介石開始自我道德修鍊，反覆閱讀《中庸》，以後甚至還自撰有「五箴」(曰養天自樂;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強;日希天自復)，以儒家信條自律自奉。抗戰後，蔣介石受到內外因素的強大的制約，許多事，如消滅共產黨，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軍力在八年抗戰中已發展壯大成勢，解放軍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時代和萬里長征時代的弱勢，尤其在戰爭中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轉弱為強，吃掉了對手。
蔣介石比北洋軍閥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主義的思想資源，來「復興」國家，但是他遠遜於他的對手中共，他實際上無力創造新敘述，尤其在融合西方價值、創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顯得十分薄弱。蔣介石在幾十年間，說來說去都是「禮義廉恥」 , 「四維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於「剿共」，也用之於「新生活運動」，以後還用於「戡亂」，完全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容，表現出與時代脫節的嚴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陷人滅頂之災，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自強自立之道，莫急於興學、養廉，而興學之要，在於窮理致知，實踐篤行;養廉首務，在節約勤儉，敦厚樸素;戒浪費，祛消耗;明禮義，重廉恥。」如此這般，只能稱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觀之，在尚力又尚智謀的現實世界，蔣之落伍甚矣。他的軍事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本無錯誤，但怎麼可抵抗或消解解放軍的「翻身打老蔣」、「訴苦」等的作用呢?
國民黨是一個世俗化的黨，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其軍隊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國民黨的領袖和統帥卻是一個信仰上帝的政治家、軍事家兼道學家。就其個人角色而言，毛澤東更單純，他就是一位集中國農民造反傳統與列寧主義於一身的革命家、軍事家、理論家、宣傳家。毛澤東親率一個列寧主義的黨，有一套自洽的、極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眾主義的解釋體系，兼之有強大武/裝，有正確的軍事戰略戰術，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眾運動的動員方式，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糧草資源。蔣介石就非常羨慕中共幹部沒有私產，軍隊不用發工資，在當時的條件下，他是很難戰勝超凡脫俗的、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共和解放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失敗乃是不可避免的。
蔣介石丟掉大陸，對於他和國民黨而言，確是失敗了，從那以後，60年過去了：
60年後國共兩黨從分到合;
大陸也從「階級論」轉變到「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三民主義有許多重疊的地方;
蔣介石也從「人民公敵」、「獨夫民賊」、「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動派之大成」變成了領導抗日和反「台獨」的一代愛國者。
再看大陸最近30年的變化和發展，又可以發現，從新的「歷史綜合」的角度來觀察，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兩蔣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為還是被吸取了過來，例如：對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扶持中小民營企業、關心民生、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等等，最近30年大陸差不多也是這樣。
所有這一切都有利於國家發展和增進人民福扯，隨著歷史的演進，在大陸，對蔣介石的評價以後也許還會更高一些，這或許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60年後再回顧當年那場歷史巨變的題外話了。
國民黨最倒霉的地方恐怕在於，在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成為了執政黨。北伐其實太順利了，摧枯拉朽，自然也就泥沙俱下，此後的國民政府始終在和太平天國之後近百年形成的各種頑疾在做鬥爭，割據其一，政閥其二，政體浮腫其三，對外關係不順其四，國家意識形態搖擺不定其五，可以說，北洋基因是和國民黨一起退出大陸，並最後被消滅在台灣的。所以說，開戰不難，止戰不易啊。
講個故事，來自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看見蘇聯紅軍暴行的台灣人許長卿，從瀋陽到天津去賣茶，有個姓孫的同學認為他有錢，就來跟他商量做一筆生意：許長卿出錢，孫同學靠關係去跟國防部申請成立一個三萬人的兵團。拿國防部三萬人的糧餉，事實上只要湊足一萬人就可以，其它兩萬人的空額，國防部來檢查時，到街上、火車站去招人頭充當臨時「兵」點點名就可以。這筆生意，可以凈賺兩萬人的糧餉和軍火。至於軍火，可以拿去賣。「軍火賣給誰？」許長卿問。孫同學想都不用想，就說，「賣給八路軍。」給你這樣的國軍，怎能不輸？
轉自某網站，不知誰寫的（侵刪）
誰言共軍沒有錢，自有蘇聯做後援。美刀三億五千萬，至今收據在眼前。孟良崮上靈甫垮，世人皆罵李天霞。非我見死不相救，奈何共軍有高達。小米步槍有所瞞，賽亞超人豈等閑。共軍打仗太給力，殺敵只用七傷拳。錦州城頭望土鱉，飛機坦克皆美械。總統蔣公暗垂淚，米國總統是共諜。徐蚌大軍鳥獸散，杜總直說這仗難。蔣公臨終直感嘆，小平乃是奧特曼。天蓬元帥助共匪，一夜喝乾長江水。滿城國軍皆赤化，槍口直指金陵北。百萬共軍過大江，沿邊將士皆投降。黨國首都瞬間丟，航母壓頂恨蘇修。淞滬淪陷失杭州，中華民國半壁丟。恩伯橫刀向天笑，不敵共軍蓋特炮。單從戰略層面來說，國軍差日軍共軍幾個層次！國軍要能拿出蒙古騎兵15萬鐵騎征服亞歐的氣勢和作戰戰略來，能輸給日軍？
第一，路線問題。共產黨走的是群眾路線，表面上來看，是所取得的階級的支持不同，實際上，他抓住了中國問題的根本，人民群眾才具有最強大力量。第二，組織建設。革命理念，文化，信仰，執行力等是一方面，不敘述，這裡要強調的一點是共黨解放區金融的建設，金融獨立！！！！共產黨真正實現了解放區經濟獨立，他具有獨立造血的功能，且日益強大，沒有這些做保障，頂多外強中乾。還有一點是，國家組織能力，共產黨的執行力，即使是今天，大大講了三嚴三實，我們樓媽都知道了！！！第三點，軍事發展。這個就不說了。
@周明凱 說的最好，國軍的三民主義太虛了，共軍打土豪，分田地能使大家結成利益共同體
此消彼長
日軍太強大 共軍太狡猾
本質其實就是：毛澤東在一開始就已經明確了他的方向他的目標，他的目標他要做的就是：改革！於是他為了這個目標去尋找一些願意改革需要改革願意做苦力的人。
這為他帶來了成功，但是，這也在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體現出了他的局限性。
而蔣介石呢？ 他是想賺錢，而且人人賺錢。不是說這個觀念不好，而是在當時，農民都沒有當家做主的選擇，都不怎麼有「錢」的概念，只知道吃飽穿暖睡好就好。你就說要自主賺錢。
毛澤東能給人民這樣：你幫我做事，你幫我改革你就有飯吃。
蔣介石這樣：我給你機會，你能幫我做事，但是你不一定有飯吃。你要自己去爭取、自己尋找升官發財之路。在最基本的溫飽都沒有解決的年代，你就說讓別人賺大錢？好了，也算是蔣介石厲害吧。居然也能成了一個叫國民黨的黨派。結果呢？很多人就是按著升官發財這個「目標」去「自我實現」的。於是賭博、包養美女、私吞軍餉。
為什麼會這樣？這就是你最初的理想啊！人人賺錢啊，資本主義啊！至於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國民獨立性沒有達到那個點吧。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對日戰鬥死傷眾多，元氣大傷算不算。
其實，國民黨輸了，我覺得最主要是運氣，然後就是內部原因。不想講太多，簡略講幾點。
1、45年的時候，國民黨認為自己絕不會輸，共產黨也是認為自己絕不會贏。
2、遼瀋戰役，國民黨對共產黨明明就可以一手捏死，偏偏就不捏死，各種玩，各種作死。甚至看到同袍浴血奮戰 ，冷笑不救。
3、平津戰役，傅作義不是真降，是想看國民黨與共產黨斗個你死我活。結果，共產黨棋高一著。
4、淮海戰役，這才是實打實的對仗，可惜國民黨已經回天無術。
（補充）5、如果不是蔣介石嫉妒孫立人，要是讓孫立人做剿匪司令，10個林彪、粟裕也不夠打的，居然派了有共產黨背景的衛立煌，天知道蔣介石怎麼想的。
如果當年國民黨貫徹蔣介石的政策，兩黨劃地而治。現在難說又是另一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