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如何理解今日伊斯蘭？

訪談人物簡介：

穆罕默德·阿爾昆（Mohammed Arkoun，1928-2010），當代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之一。出生於阿爾及利亞，大學畢業後旅居法國，巴黎大學教授。主要以法語寫作，其主要著述圍繞「重新解讀伊斯蘭教經典、讓伊斯蘭教適應時代發展」這一主題。他既批判當今阿拉伯世界盛行的保守與僵化思想，也批判西方的伊斯蘭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見與歧視。其著述在西方及阿拉伯世界均有很大影響。

哈希姆·薩利赫，旅居法國的阿拉伯人文學者，曾將穆罕默德·阿爾昆的大量著作譯成阿拉伯語。常年為《中東報》、《生活報》等主要阿拉伯語報刊撰寫專欄。

哈希姆：你如何看待現代與後現代問題？我指的是，你如何從阿拉伯知識分子、而非歐洲知識分子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

阿爾昆：阿拉伯和穆斯林知識分子對此問題有一些誤解。他們的理解是模糊混亂的，而且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強調古典理性即「古典意義上的現代性」是對的。我說的理性是指由笛卡爾、斯賓諾莎、康德所確立的理性，以及一般概念上的啟蒙理性。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古典意義上的理性成就非凡，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忽視。這種理性形成了現代性（或者說是「古典意義上的現代性」，因為現在有人在談論「後現代」）。古典理性有一些不容置疑的結論，認為理性只要按照其自身確定的嚴格而精密的規則工作，就能獲得真理。斯賓諾莎完全信任古典理性的這些原則，寫下了著名的《倫理學》。他認為：只要理性按照規則探索，就一定能發現確鑿無疑的證據，這就是古典理性的核心。後來，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上述原則受到了現代科學的質疑。我們正向一個超越古典理性階段的新階段過渡，有人把這一階段稱為「後現代」，比利時哲學家伊里亞·普里戈金稱之為「確定性的終結」。所謂的「確定性」，指的是自牛頓以降古典科學的一些定論。眾所周知，啟蒙時代的哲學家都視牛頓為盟友，伏爾泰曾崇拜牛頓，康德則有一句名言：「沒有牛頓也就沒有康德」。所以，我們現在向一套新體系、或者說是新世界觀過渡。科學現在取得了新的飛躍，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看法。換言之，牛頓的理論已經不適應了，因此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上的哲學也受到了批判。

哈希姆：但是，你談這些變化的時候，考慮的是歐洲和西方。從我們的角度該如何看待問題？你是否認為阿拉伯和西方之間存在著歷史差異？

阿爾昆：當然存在歷史差異。從時間而言，這種差異有4個世紀。只有充分考慮到阿拉伯和西方在物質和思想各個層面的歷史差異，我們才能理解阿拉伯和西方的關係。你只要坐上兩個小時的飛機，觀察一下兩個地區的現狀，就能發現這種差異十分懸殊而顯著。這個問題我們不必浪費時間去討論了。我們應該知道，自16或17世紀，理性在西歐就開始了文明的歷程，開始在迥異於之前的新基礎上啟程。我要再次談到斯賓諾莎和笛卡爾。他們在17世紀做了什麼呢？他們將哲學思想從基督教神學思想中解放出來。從那一刻起，歐洲開始趕超伊斯蘭世界，而且一發而不可收；從那一刻起，精神和思想上的大解放就逐漸發生了。他們兩人的功績是無可估量的，他們將獨立的個性賦予人的理性，賦予人之本體，擺脫了中世紀神學思想的利爪。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知道這在思想史上帶來了多麼大的顛覆性革命嗎？當然，不光是他們倆這麼做，他們之後的整整一代人也功不可沒。那一代人包括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百科全書學派的思想家，還有康德和他之前的英國人。什麼叫做「獨立的個性」呢？我指的是人類自身制定了倫理、行為準則與社會制度，並且自負其責。立法、制憲完全變成了人自己的事情，這在此前的幾個世紀里是不敢想像的。之前，人一直不敢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於外界的標準，他被這外界的標準控制了許久許久。同樣，理性的地位也與之前迥異，出現了一種新的思想，正是這種新的理性思想使得歐洲領先於世界各民族。這一點應該說清楚，以便我們能明白西方為什麼先進。就這樣，歐洲從中世紀的神學思想跨越到了古典意義上的理性。

同樣，今天的歐洲正從強調絕對的、確定性的古典理性向相對的、批判的理性過渡，這種新理性不斷反省自身，以便糾正或改變自身，有人把這種理性稱為「後現代理性」。這種理性更謙卑，同時也更精細、更動態，這是重大意識形態和確定性崩潰後的理性。但是這種新理性在探尋知識、信奉進步的可能性這些方面並不退卻，否則，它就會墜入虛無和迷茫的深淵。當代歐洲的部分哲學家也確實墜入了這樣的深淵。現代理性和後現代理性的惟一區別，在於後者在探尋知識的同時，深知理性自身不可能抵達絕對的真理，它只能抵達相對的、暫時的真理，這種時效性或長或短，但肯定不會永久持續。而斯賓諾莎和笛卡爾則認為，理性是可能抵達絕對、確定和最終真理的。

哈希姆：那麼我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該如何看待這一切？

阿爾昆：我們不得不同時從事兩方面的工作，這樣才能順應歷史的進程，並寄希望予有朝一日趕上這一進程。首先，我們要補課，這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工作。古典理性完成了一項重大任務，它挑戰基督教宗教思想，進行了一場為真理的鬥爭，這是為獲得解放的必要一步。而在伊斯蘭世界，無論是阿拉伯國家或其他國家，這一步我們至今尚未跨出。即便在世俗化的土耳其，這一步也沒有完成。凱末爾領導下的土耳其跳過了這個問題，而不是像歐洲人那樣直面它。所以，不能說凱末爾模仿了西方，如果他真的是模仿西方，那就不會以跳過去的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原教旨主義潮流今天在土耳其又捲土重來，而且來勢洶洶。看看法國、德國和荷蘭，原教旨主義潮流能在這些國家捲土重來嗎？當然不會。因為歐洲有足夠的時間，以漸進的、穩紮穩打、逐個階段消化的方式直面這個歷史上最重大的問題。所以，他們取得了穩固的進步，之後也不可能發生逆轉。而凱末爾有點急於求成，他急於改變現狀，發展國家，讓土耳其擺脫落後的中世紀。他實施變革的機會有限，就想跨越某些階段，跳過一些問題，而不是一步一步逐一解決問題。當然這不是說他的初衷不對，他也確實在為國家的發展和進步著想。

哈希姆：在薩爾曼·拉什迪的事情發生後，特別是你接受了法國《世界報》的採訪後，有些人指責你是「反啟蒙」的，對此你作何解釋？

阿爾昆：這是一些無謂的爭論。你說的那次採訪在法國和阿拉伯的一些知識分子那裡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他們未能從更大的背景考慮問題。一個人很容易說：我擁護伏爾泰，支持啟蒙，反對黑暗、保守和極端，等等。但是，我們應該把問題置於具體背景——即阿拉伯、伊斯蘭和國際背景——中加以考慮。總體而言，阿拉伯人、穆斯林正在經歷一段十分困難的歷史時期。由於內外多種因素，他們感受到屈辱、失意，同時意識到文明的隊伍把他們遠遠地拋在後面，令他們難以追趕；或者說他們剛趕上一步，人家又前進了幾步。因此他們失落而絕望。況且，他們中許多人還生活在赤貧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下，思想自由成了莫大的奢侈；傳統成了廣大窮苦大眾的惟一寄託，他們視其為惟一的希望。作為思想家，作為作家，我們無法蔑視他們，貶低他們的信仰。我當初說的一切，都是要表達這個意思。當然我同時還補充說：阿拉伯、伊斯蘭的傳統，也應該經受歷史的批判的研究，正如歐洲17世紀以來基督教傳統所經受的那樣。但是，這番話很少有人注意，他們只留意我講話的前半部分，而忽視了後半部分，並誤以為我是反人權的，似乎高喊人權、以人權作交易就是捍衛人權！這有點不知恥了。我的立場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特別是在歐洲和西方。想把問題冷靜地解釋清除不容易，因為西方的傳媒都在群情激昂地反對伊斯蘭和阿拉伯。

在風波已經過去的今天，我們可以說：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應該強調兩點：首先，我們應該捍衛啟蒙時代的積極成果，尤其是在出現了大步後退的今天，我們應該承認啟蒙時代將理性從陳舊的教條主義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18世紀的理性是均衡的，用歷史的邏輯來批判、篩選經典。其次，我們對啟蒙理性本身及其成就也要作分析、批判，辨別其中的積極與消極因素，這樣才能從中吸取教訓，光大其中的積極因素。要知道，啟蒙理性雖然偉大，但仍然是有限的，並非我們曾經幻想的那樣絕對；因此，在歐洲和美國哲學界有人在批判現代性。我覺得，有些阿拉伯知識分子在批判傳統的時候想把傳統全盤拋棄，而毫不考慮這樣做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我認為，如果我們在評判傳統的時候不做哲學上的、神學上的清理工作，我們就會失去很多。也就是說，應該向民眾提供可信的替代物，否則人們不會輕易放棄過去。

然而，由於傳統代表的意識形態目前在政治上給我們造成了極大壓力，有些知識分子失去了耐心，他們想以最快的速度徹底擺脫傳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只有從內部向傳統宣戰，才能擺脫傳統中過時的糟粕。光說「我反對過去」、「我反對傳統」，是不足以讓「過去」移走、讓「傳統」蒸發的。這不過是幻想罷了。何況傳統具有多種功能，並非全都是消極的。它向千百萬被剝奪一切的人民展示了希望的天際。既然你無法在物質上救助他們，你就不該禁止他們將惟一的解脫寄托在傳統信仰上。否則是不人道的。人沒有希望不可能活下去，希望是人的存在的一個基本的心理要素。此外，傳統還意味著集體性溫暖的深層記憶，我們不應該對其嗤之以鼻，而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它，這才是對傳統最大的尊重。

哈希姆：可是，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身處的也是貧困而多難的時代，跟我們的現狀類似，儘管如此，他們卻依然批判傳統，宣揚啟蒙。

阿爾昆：當然。為什麼呢？這恰恰因為他們向人們提供了比基督教傳統更可信的新希望。這個希望、這個新生兒這樣宣告：理性憑藉自身的能力，能夠實現人類的進步。實際上，理性也實現了自己的承諾，展示了解決人類問題、構建偉大文明的能力。如果理性未能實現承諾，人們就會棄之而去。所以，古典理性——即啟蒙時期的理性是真實可信的，沒有辜負人們的希望。因此，啟蒙思想家們才戰勝了基督教神學家，佔領了他們的陣地。從那次偉大的起步至今，科學一直在不斷地奉獻各種發明創造。

哈希姆：西方嘗試理性已有200多年了，如何才能既不破壞理性的成就同時又超越理性？在你看來，批判現代性、跨越到後現代意味著什麼？

阿爾昆：應該說，儘管理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仍未解決宗教問題，也未解決自身的進程問題。這就是說，理性應該重新評價宗教——或者說精神信仰，重新評價自身取得的成就。在這一點上我要說：現代性不容置疑的成就之一，就是確立了理性是獨立的這一觀念，而不必依附其它任何事物，這種獨立性是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獲得的。理性是獨立的，意味著理性獨自在場，它不會期望外來的拯救和幫助，它割斷了與高高在上的外力聯繫的臍帶。對於現代思想而言，這一點現在已經有了定論。所以，理性應該承擔起這種獨立帶來的責任，這一責任十分重大。在以往，如果犯了錯誤，造成了災難，人們可以把責任歸於外在的冥冥之力，而今天，人必須自己對自己負責。是的，人是第一次成為自由人，但他要負責任。他為了這份自由付出了重大代價，所以必須時刻謹慎行事，以免誤入歧途，陷入無理性或非理性，成為壓制和恐怖的工具，而非思想解放的工具。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在歐洲理性有幾次偏離正道，導致了世界性的災難。希特勒就是啟蒙理性偏離正道的產物，他並非出生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他出生在歐洲最文明、最先進的國家——20世紀的德國。但是希特勒的災難並沒有讓我放棄啟蒙理性，考慮往回走，陷入神秘主義或遁入虛無。不，它只會讓我反思歐洲啟蒙的實踐，以了解何時、為什麼發生這樣的偏差。對最近的瘋牛病醜聞也可作同樣思考，它也是理性偏離正道的產物。自由的、人道的、啟蒙的理性淪為工具性的、機會主義的、冷漠資本家的「理性」，這種「理性」不擇手段欲以最快速度攫取利潤，毫不考慮人的健康和公共利益。正是這種「理性」導致了環境、空氣和自然的污染。正是發生在西方理性身上的這種偏差，招致了法蘭克福學派、福柯、哈貝馬斯等許多人的激烈批判。對理性的批判並不意味著放棄理性，而是意味著糾正其方向，擴充其內容，使它變得更多一些人道，更少一些自私。在啟蒙初期，人們考慮的也正是這些問題。當然，歐洲也有一些虛無主義者，他們主張毀滅理性，作為對發生的一切的反動。但這不是我們的立場。

在反思現代化對待宗教的立場時，我要說：像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佛教這樣的偉大宗教，如果我們能聆聽它們，了解它們深厚的歷史底蘊，就能在精神上、文化上使我們豐富許多。我們不能說宗教是古舊的、破落的、過時的，並因而拒絕關於宗教的一切。這樣做不行。這樣的話，我們就割裂了自身，割裂了人類的精神與文化歷史。因此，正如你所知，我一貫強調伊斯蘭教精神的、文化的、哲學的價值。這是那些極端分子所忽視的，那些人心目中的宗教，只代表著暴力、敵對、激烈的意識形態。宗教在宗教的名義下被歪曲了，正如理性在理性的名義下被破壞了一樣。我們應該正本清源，還宗教與理性的本來面目，去除那些偏差、歪曲和誤解。

也許，在19世紀或之前對宗教的激烈反應還有情可原，因為中世紀的神學被黑色恐怖籠罩著。今天，最起碼在歐洲，再作同樣的反應則不可理解了，因為歐洲已經徹底擺脫了這樣的黑色恐怖。因此，現在有可能同宗教建立一種新型關係，一種完全自由的、不附加任何強迫和桎梏的關係。人類的宗教實踐，實際上是一種能讓人升華的抽象經驗，它能夠讓人感受自己身上高尚的部分。這是宗教的積極因素，我們不能像某些歐洲人那樣用實用主義的、簡單化的方式棄絕宗教。

哈希姆：最後一個問題：在現代化和後現代的背景下，我們如何同西方文明建立一種正確的關係？

阿爾昆：應該注意兩點。首先，直到19世紀初，伊斯蘭思想沒有為現代性的形成作出過貢獻，因此，現代思想是獨立於伊斯蘭思想而形成的。其次，這一狀況要求我們回過頭去，了解古典意義上的現代性，即自17世紀一直延續到1950年的現代性。

歐洲在這3個世紀完成的科學和哲學革命，直到19世紀初才開始被我們了解，而且我們的理解仍然是欠缺的、零散的，有時還是歪曲的。所以，應該在伊斯蘭國家的主要語言——如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波斯語——中構建關於現代性的完整的歷史知識。換言之，經歷現代性階段是一種歷史的必需。也許，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龐大的研究中心譯介歐洲思想，如同麥蒙在伊歷3世紀為譯介希臘思想而建立的「智慧宮」那樣。阿拉伯人必須經歷這一階段，以便有史以來第一次運用獨立的理性——我指的是獨立於宗教、神學既定價值之外的理性，他們應該嘗試走出樊籠（或者是自我之繭）、獲得自由的滋味。一切別的主張都是錯誤的。阿拉伯的意識形態時代應該結束了，由具備深刻認知能力的認識論時代取而代之，這種認識論心無旁騖，首先旨在尋求真理。我們對意識形態的種種喧囂與噪音已經厭倦。

在承認我們有必要經歷伊斯蘭、阿拉伯的啟蒙時期之後，我們還應經歷另一個階段：後現代階段。這樣就可以總結過去3個世紀現代化道路上出現的各種教訓和前鑒，對這段歷程作批判性梳理，這正是歐美大思想家們在過去30年里所做的事情。在此，我無法列舉批判現代性的各個話題，我想說的只是：我們應該從20世紀後半葉的實踐中總結教訓和前鑒。那麼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首先發生的是殖民主義的衰亡，與此同時破滅的，是認為理性可以無止境實現人類進步的信心。由於經歷了許多災難，這一希望破滅了。破滅的還有這一設想：理性可以產生一種普世的、全人類的共同思想。這是啟蒙時期的一個偉大夢想，但它未能實現。什麼原因？因為人是自私的。實踐證明，這一想法雖然偉大，卻有著局限性，不具備普世意義。證明之一就是歐洲以外的許多文化和民族被排除在外。如果這種想法如同倡導者所稱的那樣具有普世性，那就不該把其他文化排斥到一邊，那就應該以同樣的熱情捍衛世界各地的所有人。

哈希姆：托多羅夫說過：在所有的啟蒙哲學家中間，惟有盧梭和孟德斯鳩兩人考慮整個人類，而非僅僅考慮歐洲人的利益……

阿爾昆：不，不，這不對。盧梭也是在歐洲社會的有限框架內寫作和思考的。也許他曾泛泛地談論過一般的人性，但這種羅曼蒂克的方式改變不了現實。因為每當歐洲人同穆斯林、阿拉伯人、黑人及印度人發生了摩擦，那種將人種、世界和人類文化作等級劃分的說法就應運而生，即認為存在著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存在著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等等，而無人再提啟蒙思想家理論上倡導的普世理性原則。要知道，理論和實踐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其實，即便是在歐洲社會內部，也沒有對所有人實行平等。19世紀的工人階級得到了什麼？僱主們是怎樣對待他們的？在成立工會之前，他們每天要承受多少個小時的艱苦勞動？他們被視為奴隸，即便是婦女，也未得到照顧。你知道法國婦女是什麼時候得到投票權的？是在二戰以後戴高樂執政時才得到的。

至於說到南方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那我也不妨直言：西方如果想要這些國家得到合理的發展，以避免發生大規模的移民潮，那就應該徹底改變同這些國家的關係。西方今天在經濟上、技術上、金融上、政治上支配著世界的資源，這種支配甚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種現狀不能永遠存在下去。8億歐洲和北美人生活優裕，而地球上的其他多數人則生活在飢餓和窮苦之中，這是世界秩序的嚴重失衡，而這種失衡往往會導致災難爆發。所以，如果發達國家想要忠實履行啟蒙時期的原則，那就應該在實踐中體現出來，而非僅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形成一種可感知的、真正人道的哲學，可以向世界各民族推而廣之。

當然，我這番話並非要把一切責任推到他人身上，這是阿拉伯的意識形態主義者和當今的原教旨主義者的做法。因為我強調的是「內部的批判」，並視其為基本的出發點。病菌存在於我們自己身上，不承認這一點是不可信的。所以，我的口號是：「首先從內部做起！」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認清國際因素的影響，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一種分析想要臻於全面，就應該考慮到內外各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