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慮的異托邦 | 你不曾看到的社會空間真相

「雖然示威者們說『華爾街是我們的』，但事實卻不是這樣。華爾街不是『他們的』或者『我們的』，它是一條早已被許多契約所佔領的街道。」

——維德勒

「這些實際存在烏托邦就是場所之外的真實場所——花園、墓地、避難所、妓院、監獄、俱樂部、大村莊……我夢想創立一種關於這些我們所生活的神秘、具有爭議性的、異乎尋常的空間的科學，將其稱作異托邦。」

——福柯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耶魯大學建築系翁佳推薦

在《約翰.威爾金斯的分析語言》中，博爾赫斯「發現」了一個中國百科全書的片段，其中，動物被分為：皇帝所有的、芬芳的、馴順的、乳豬、鰻螈、傳說中的、自由行走的、躁動的、不計其數的、剛剛打碎水壺的等種類。福柯在《詞與物》中引用了這段令人捧腹的分類，並用它來證明人類科學中分類的武斷與荒謬。對於他來說，類型扭曲了人們的視野，並導致了籠罩一切事物的天空從人類世界中消失。異托邦本身是一種秩序。監獄、醫院、和瘋人院是異托邦，它們接納了無法被社會歸類的人，並通過設計空間來組織罪犯、病人、和精神失常者的生活。花園、植物園和殖民地是異托邦，它們在原有的秩序之上，實驗著想像中抽象的秩序。蜜月、學期和假期是時間上的異托邦，在一段時間裡，人們脫離自己被賦予的社會生產職責，專心生育、學習和休息。雖然福柯關於監獄和瘋人院的研究，往往著重於揭露空間安排中權力的相互作用，異托邦的概念也總是會與圓形監獄的形象關聯；但事實上，對於福柯來說，或許異托邦既是詛咒，也是福祉。在他1984年發表的《異托邦(Heterotopia)》中福柯寫道：「沒有航海的文明就如同無法在父母的大床上玩耍的孩童 – 它們的夢想會枯竭。背叛會取代冒險，監控的醜惡會取代專屬於海盜們的陽光普照的美好。」異托邦是逃離既有秩序的機會。

早在1966年，福柯就提出了異托邦這個概念，但《異托邦》這篇文章直到他死後的1984才得以發表。當時的福柯已經和建築學者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對於福柯遲遲不肯發表這篇文章的原因，維德勒猜想，或許是由於建築師們往往對新的概念信手拈來，而從不考慮它們在哲學語境下的意義。

每棟建築都有可能是一座異托邦。異托邦不是監獄也不是瘋人院。它僅僅是一種挑戰常態的秩序。對於建築師來說，或許異托邦並不是一種直接的形式暗示，而是一個讓人類在想像世界中更加深邃地遨遊的邀約。或許對於設計師來說，相比19世紀的圓形監獄，在華爾街上集會的人潮，才是更好的形式參考。或許只有通過某種異托邦，人們才能在人類構築的抽象世界中，再度看見由於秩序與類型的存在而早已消失的天空。

背景介紹

異托邦（Heterotopia）是福柯空間哲學中的重要部分。「?τερο?」在希臘語中表示「兩個中的另一個」，Heterotopia即指「the other space「——」另一個空間「。相對於烏托邦（utopia）和反烏托邦（dystopia）而言，異托邦是真實存在的。維德勒把異托邦比喻成「皮膚上的一個皮疹」——異托邦和社會有一定的連續性，又有不一樣的秩序。在任何的社會和已經建立的烏托邦中，還會不斷出現異托邦，這是一種已經發生的反抗；而異托邦對於任何生活在其中的人來說，都是令其津津樂道的烏托邦。在本篇演講結尾部分，可以看到福柯對異托邦更為詳盡的闡述。

安東尼·維德勒（Anthony Vidler）是一位久負盛名的理論家和建築評論家。他曾擔任Cooper Union院長，在此之前，他任教於普林斯頓和UCLA。這篇文章記錄的是他2014年在AA的演講。

佔領運動在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下，一直是政治運動的重要形式。維德勒在演講中談論了1968年以來關於佔領（occupation）的政治運動和理論，並通過上世紀六十年代激進主義理論家福柯、列斐伏爾、德勒茲、阿圖塞等人的理論對這些行動進行探討，並以此表達了對傳統馬克思主義中時空理論的敬意。

講座正文

一、兩場「佔領」活動

今天我想講的內容關於「異托邦」，又或者說，「被佔領的空間」。我將其稱為兩種「反思」（reflection），因為這並不是已經被證實的假設，而是對上世紀60至70年代思想的一些思考。對於過去三四年中各式各樣的「佔領」活動，這些思想值得被重新閱讀和思考。我將先做一個簡短的概括，然後從紐約的佔領活動開始今天的討論和演講。

首先，我想討論的是理論和實際中「佔領」的概念和行為。我認為，所有關於空間的理論的提出都與特定的空間行為有關。所以，柏拉圖通過他對古希臘民主和法律體系的經驗，提出了理想國；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 Eugene Haussmann）在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城市規劃實踐促進了所謂的城市化的科學探索。而二戰之後關於空間的各種政治理論，則是對他們自身、後殖民主義和1968年接連發生的佔領和示威活動的一種回應。

如果我們將建築看作是空間的一種理論化形式，就會發現建築策略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對於政治行為有著同等程度的回應。對此，我將從最近的兩場佔領活動講起。

這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它發生於2011年9月17日。這場運動是一段長時間的靜坐抗議，它發生在一個已經被界定的建築空間中。這個地方原先叫做自由廣場公園，在911事件中，它遭到了破壞，之後被更名為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這個公園雖然一直被公眾使用，但從來都不屬於公共財產。公園在1986年由美國鋼鐵公司建造，通過建造這個公園，美國鋼鐵公司得以在談判中說服紐約市和匹茲堡政府，讓他們建造一幢高於允許範圍的樓房。這棟摩天大樓在1972年完工。911之後，為紀念捐贈者John Zuccotti，它更名為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所以說，祖科蒂公園裡的「公共」部分實際上並不屬於公眾，這一點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紐約市警察局、紐約市市長和Brookfield Properties公司表現的非常明顯。

華爾街對於示威活動並不陌生，在1920年，它遭遇了第一次炸彈襲擊； 1929年黑色星期二，華爾街崩盤；在2000年，華爾街又一次遭遇了炸彈襲擊，在此之後的911事件中，雙子塔被摧毀。

華爾街爆炸事件發生於1920年9月16日中午時分，爆炸地點位於紐約市曼哈頓金融區，事件造成38人死亡，143人重傷。爆炸發生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的社會動蕩、工人鬥爭和反資本主義運動。/Wikipedia

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國飛機，操縱其中兩架撞上了紐約市世貿大廈「雙子塔」，一架撞上了美國五角大樓，另一架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

911之後，一個奇怪且耀眼的東西——自由塔（Freedom Tower）重新佔領和極化（repolarized）了這個場地。就像里根總統會說的：「在這裡，我們重新開始。」

所以說，雖然示威者們說「華爾街是我們的」，但事實卻不是這樣。華爾街不是「他們的」或者「我們的」，它是一條早已被許多契約所佔領的街道。

讓我對佔領華爾街（Wall Street Occupation）和佔領加濟廣場（Gezi Park Protest）兩場運動感興趣之處在於社區形成的方式。現在網上有許多佔領華爾街運動形成的社區的地圖。佔領者用木樁圍合併劃分空間，地圖上還標示出了圖書館、廚房和演講台。在這場佔領運動中最有趣的部分莫過於社區圖書館的建立：所有人都把書捐到圖書館，書在社區中流通。可惜的是，這個圖書館在警方摧毀營地時化為了灰燼。

第二個例子是塔克西姆團結組織（Taksim Solidarity）在2013年5月23日進行的佔領加濟廣場運動。截至2013年5月30日，在這裡聚集的人數已經上千。在6月11日至15日這段時間裡，他們形成的社區逐漸在警方進攻中消散。

在這之後，抗議開始蔓延，反對黨將塔克西姆廣場改造成了一個奧托曼軍營（Ottoman Barracks）的複製品。奧托曼時代的軍營建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到了上世紀20年代，這些軍營已經不再作為軍隊設施使用，而是變成了足球場、集會聚集點一類的半公共空間。它一直作為私人所有，卻為公眾所使用。在1940年，軍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法國學院派建築師亨利·普斯特（Henri Prost）的設計。他的設計早已完工，看來像一個大交通島。

這張圖片是將奧托曼軍營改建為會議廳的平面圖。一位匿名參與者在6月27日將其上傳到網上，並命名為《加濟廣場的歷史地圖》（The Historical Atlas of Gezi Park）。他通過一系列的平面圖，非常詳細地標示出了不同政治團體的所在地。這引發了一場各種政治組織的地圖繪製行動。這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它讓我回想起我一會兒將會講到的關於社會空間的社會學圖表（sociological diagrams of social space）。

以上的介紹會顯得比較簡單，因為我並不打算對這兩場佔領運動進行一個深入的結構性分析。相反，我想做的是反思這些特定的空間干預措施在歷史中意味著什麼。 在漫長的歷史中，可能存在著對於過分規範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普遍抵抗。

二、「無可避免」的柏拉圖和理想國

古希臘人對佔領空間有著完整的認識。公元前404年，斯巴達打敗雅典贏得伯羅奔尼撒戰役的勝利，在雅典建立了被稱作「三十僭主」的寡頭政府。公元前403年，「三十僭主」又被武裝起來的民主派所打敗。令人驚訝的是，民主派的勝利者們立下莊重的誓言：我們不去回憶不幸的過去，而將與被打敗的暴政者共享這個城市，以此來終止內戰。 「以戰止戰」，這就是代議制民主所扮演的角色。在希臘語中，「內戰」一詞同樣意味著黨派、派系和叛亂， 「內戰」在「內戰」中得以消弭。「內戰」並不能被放到城市之外，因為它就是在城市之中產生的。

在柏拉圖二十三歲時，三十僭主掌握政權。在這三十個人中，有兩名都是柏拉圖的親戚——他的叔叔卡爾米德（Charmides）和表舅克里提亞（Critias）。克里提亞是三十僭主的領袖，而柏拉圖本人又是蘇格拉底的學生。眾所周知的，蘇格拉底與三十僭主頗為交好，之後，他被民主派判以「腐蝕雅典青年思想罪」。公元399年，柏拉圖二十八歲時，蘇格拉底飲下了那杯著名的鴆酒。柏拉圖在他的四十三篇對話中將蘇格拉底塑造成各種討論中的主要提問者。在四十三篇對話中，《克里提亞篇》和《卡爾米德篇》則是以他的兩位僭主親戚命名的。

以上就是我們對柏拉圖本人和他的老師所知道的一些事實了。

通過柏拉圖的對話，我們可以辨別出古希臘空間理論的框架，其中有關於現實的描述，也有對理想狀態的想像。這些理論奠定了西方思想和我們自己對於空間的理解。

柏拉圖的《理想國》第一次明確指出，佔領將帶來領土鬥爭。正如蘇格拉底所說，如果我們有了城市發展所需的牧地和耕地，我們就會開始看上鄰居的土地，如果鄰居也想得到我們的土地，也屈服於對於金錢的無窮慾望（這是不可避免的），超出了對於必需品的需求， 那麼戰爭就會隨之而至。對於柏拉圖在《理想國》（The Republic）、《法律篇》（The Law）、《蒂邁歐篇》和《克里提亞篇》（The Timaeus and the Critias）中的討論，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將這種鬥爭歸於柏拉圖對內戰代表的分裂和譴責蘇格拉底的民主派同等的不信任。

這是在《理想國》中，公共空間的不同劃分。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分裂的城市，而是一個被重新劃分的城市。所有的分區都很清晰。在右上角的區域里，武士們被培養成完美公民，而其他區域則屬於手工藝人、商人、非公民和奴隸。在武士區，一切都是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們一樣，一起沐浴、做遊戲、進行體育比賽，他們赤誠相見，可以隨意進出對方的房子。而在另外的區域里，一切都由時間嚴格控制。在這兩個區域之間，有一塊交叉的空間，在這裡，年紀尚幼就與父母分開的孩子們被培養成武士，因為掌權者認為他們的父母不能將孩子們教導成好公民。

在《蒂邁歐篇》和《克里提亞篇》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虛構的城市：古代雅典（Ancient Athens）和亞特蘭蒂斯（Atlantis）。古代雅典作為現代雅典的範本所存在，而亞特蘭蒂斯則充滿奢侈和腐敗，體現著柏拉圖對當時雅典城邦的看法。他認為，如果政治按照《法律篇》所提出的好建築的標準來實施，一切都會運作的很好。《法律篇》詳細描述了《理想國》中對於理想空間的分區。

幾個世紀之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理想國」中提出了與此相似的對於領土爭端起源的看法。他寫道：「第一個圈地的人總是會說：『這塊地是我的！』，而那些單純地相信他的人則成為了民權社會的奠基人。但如果有人把他用以圈地的木樁拔起、溝渠填平，如果這個人能沖他的夥伴們大喊說：『小心這個騙子！這個地球不屬於任何人。』那麼多少的罪惡、謀殺和戰爭將得以避免。」

在這兩個理想國中，反民主、反所有制、反對沒有邊界的城邦組織形式的思想就已經建立。在德勒茲和伽塔利（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的文章中，他們區分了兩種空間策略：被政府和不動產組織起來的條狀空間（Striated Space）和像沙漠里的流浪者一樣的平滑空間（Smooth Space）。 佔領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空間應該是平滑且開放的。準確來說，佔領運動是對條狀空間的抵抗，但同時條狀空間又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發生的場所。

柏拉圖和盧梭關於理想國的模型合二為一，成為了包括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ezer Howard）的明日田園城市理論（The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在內的各種理想城市平面。

三、國際情景主義者

但我今天並不打算在柏拉圖至今的這段時間中過於深入。我即將在AA出版的書Gaming Utopia中談到了很多相關的話題。現在我想快進到戰後時期——1945年。從1952年到70年代早期，關於空間抗爭的政治觀點層出不窮，城市和建築理論家對此做出了回應。我們現在對於政治空間的大部分理論假設也在這段時期被提出。

核爆後的廣島（Hiroshima）。1945年8月6日，原子彈爆炸在瞬間夷平了廣島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奪走八萬人的生命，三天後，第二顆原子彈殺死了約四萬人，在接下來的雷子里，更多的人因核輻射喪命。

這是一個被核威脅籠罩的年代，圖中看到的是經歷過核爆炸後的廣島，它在最後一輪殖民戰爭中化為廢墟。

與此同時，建築界進行著對國際風格現代主義（International Style Modernism)的抵抗，在戰後城市再發展的領域裡，這樣的抵抗尤其突出。

在希爾伯塞默（Hilberseimer）的垂直城市和柯布西耶對戰後St-Dié的規劃中可以看出，他們致力於將城市變成一個流暢的花園城市（smooth garden city）。

戰後，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出現了，他首先開始討論社會空間。這個叫 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的年輕人是一個飛行員，他在一戰期間拍攝了很多城市的鳥瞰照片。他用帆布翅膀把自己掛在飛機後部，用一台從德國人手中繳獲的萊卡相機進行拍攝。在此之後，他成為了一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通過大量的高空鳥瞰來觀察巴黎。

這些鳥瞰照片很快成為了城市規劃的工具，被柯布西耶大力讚賞，同時，它也被用於轟炸和人口控制。這種「空中監視」被用於各種用途，有的時候就像邊沁（Jeremy Bentham）在圓形監獄理論（Panopticon）中提到的一樣。

圓形監獄（Panopticon）由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圓形監獄由一個中央塔樓和四周環形的囚室組成，環形監獄的中心，是一個瞭望塔，所有囚室對著中央監視塔，每一個囚室有一前一後兩扇窗戶，一扇朝著中央塔樓，一扇背對著中央塔樓，作為通光之用。這樣的設計使得處在中央塔樓的監視者可以便利地觀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舉一動，對犯人卻了如指掌。同時監視塔有百葉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監視以及何時被監視，因此囚徒不敢輕舉妄動，從心理上感覺到自己始終處在被監視的狀態，時時刻刻迫使自己循規蹈矩。這就實現了「自我監禁」——監禁無所不在地潛藏進了他們的內心。在這樣結構的監獄中，就是獄卒不在，由於始終感覺有一雙監視的眼睛，犯人們也不會任意胡鬧，他們會變得相當的守紀律，相當的自覺。

Chombart不僅拍攝了巴黎鳥瞰圖，而且在其上標明了教育、商業和各種生活習慣的空間單元用途，這令人得以辨識出城市在微觀上的空間組織。Chombart以一個十六歲女學生一年的活動給這種微觀空間組織以說明，通過一個小尺度的空間描繪了1950年代巴黎人高度基於鄰里的生活。

這些對於鄰里街區日常生活的研究對包括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內的大量情景主義者（Situationist）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我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講的太深，但是我要提醒你們的是，關於空間分割成小單元的概念將最終成為福柯所說的異托邦，這在50年代的社會學思想和情景主義者的意識形態中就已經出現了。

事實上，居伊·德波在1958年再版《情景主義國際》雜誌（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的時候，刊登了Chombart繪製的一副畫，城市科學的模糊性和對城市理解之間存在著矛盾。這樣的討論和對話在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思想家中連續不斷地出現。這篇關於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的文章建立了對於都市生活的情感和心理認知，與之相對的則是被強加構成感和幾何性的蠕蟲般的都市生活。

居伊·德波和他的朋友們關於城市化和城市化實踐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們認為：人不應該只存在於建築平面中，而是被包含於城市生活之中，體現於人穿過街區的活動之中，比如，一個人會在巴黎分辨出屬於自己的心理地理（Psycho-Geological）空間。這樣一種繪製地圖的方式實際上就來源於Chombart和他的朋友的「社會地圖（Sociological Mapping）」。

1965年洛杉磯和1967年在底特律發生的暴動對於情景主義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1968年發行的最後一期《國際情景主義》雜誌中，你可以感受到居伊·德波對於1968年那場「失敗的革命」（指「五月風暴」）的挫敗感。

1965 洛杉磯騷亂

起因在於兩名白人警察和一名被懷疑醉酒駕駛的黑人摩托車駕駛者發生了扭打事件。事件在種族衝突下愈演愈烈，抗議者搶劫商店、焚燒建築，最終在上千名安保人員的鎮壓下騷亂財得以終結。整個事件造成34人死亡，1032人受傷，將近4000人被捕。

1967 底特律騷亂

1967年7月23日星期日早上開始，當時警方掃蕩一間無牌照酒吧，支持者及旁觀市民與警方發生衝突，並進一步演變成美國歷史上最多人死亡的暴動事件之一，事件持續5日，其破壞性超越1943年發生的種族騷動。

1967年的騷亂被認為是底特律由盛轉衰的分水嶺，事後有大量相對富裕的白人居民遷出底特律，造成底特律經濟轉差，地方政府稅收減少，此又引致政府投放在市政服務和建設的資金減少，最終後果是造成更多富人遷出，形成惡性循環。

四、列斐伏爾

接下來，在我的演講的第二部分，我想談論兩個人——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們提出了反對當時時代背景的空間理論：無論發生在監獄暴亂還是城市暴動中，他們都反對激進的對空間的重新闡釋，反對激進地佔領空間，反對激進地對城市空間進行挪用。

1971 阿狄卡監獄暴亂

美國阿狄卡監獄在1971年發生過一場暴亂和屠殺。當時的監獄佔領者拒絕接受調解，紐約州長洛克菲勒於是派遣軍隊進入監獄，對監獄裡的犯人無差別地開火，造成了至少38人的死亡。

列斐伏爾對建築的興趣在他與南特（Nanterre）大學一名學生的交往中產生。這名學生在交給列斐伏爾的論文中寫到了柯布西耶的佩薩克住宅項目（the Pessac Housing Project）。這些白色的方塊被賦予了住房的形式，就不再是白方塊本身了。

這篇論文探究了這種情況為什麼會發生，在當時，這是對國際主義的一項主要控告。然而列斐伏爾並未思考這件事，但他非常大膽給這篇文章寫了一份非常有趣的理論性的引言。在引言中，他開始描繪出對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理解框架。在此之前，列斐伏爾早已通過一系列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的批判性說明取得了學術聲望。他在戰後就發表了最初三篇關於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研究，並且從20世紀40年代就對鄉村地區和鄉村語境中棲息地的社會含義（social implications of habitats）產生了興趣。他隨後加入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在這裡他遇見了各個學科的學者——對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產生影響的心理學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和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曾受到列斐伏爾關於日常生活理論的影響，又反過來對列斐伏爾產生了重要影響。

1. 亨利·瓦隆（Henri Wallon, 1879-1962），法國哲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精神病學家、教師、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學術上，他在發展心理學的領域中建樹卓著。

2. 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國社會學家，其學術作品跨越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邊界，在相關領域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莫斯曾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有關魔術、犧牲和禮物交換的現象。

3.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國文學批評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符號學家。巴特的許多著作對於後現代主義，尤其是結構主義、符號學、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

4.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布迪厄開創了許多調查架構和術語，如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以及慣習、場域或位置，以及象徵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會生活中的動態權力關係。他的作品強調實踐與體現在社會動態和世界觀的建構所扮演的角色或其型態，經常處在反對普世化的西方哲學傳統的立場。

在1968年，列斐伏爾出版了《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逐漸從鄉村研究轉向城市研究的列斐伏爾將他的第一項研究貢獻給了帕皮永住地（Lhabitat pavillonnaire）的人們。在此之後，作為社會學教授的列斐伏爾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演講中提到了他的城市理論。正如Lukasz Stanek 在關於列斐伏爾的著作中追溯的一樣，在這時社會學家們開始和居伊·德波產生聯繫。這個激進的情景主義者領袖、大膽的電影製片人和批判性的左翼作家在與字母主義國際（The Letterist International）決裂之後成立了情景主義國際（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在那裡，他提出了反對現代建築學會（CIAM）規劃方案的總體都市主義（Unitary Urbanism）的理論。居伊·德波還在《情景主義國際》的第一期中刊登了Chombart的研究。

通過居伊·德波，列斐伏爾在荷蘭認識了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參觀了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和他正在進行的新巴比倫（New Babylon）的研究，它即將在《情景主義國際》中發表。另一個充滿了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模型在六十年代被提出，這個理論觸動了安德烈·布勒東（Andre Breton）。同時，羅蘭巴特（Rolland Barthes）和查爾斯·傅里葉（Charles Fourier）的著作將列斐伏爾的注意引向了居伊·德波。

作為一個藝術家，Constant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做了一個「反藝術」項目。他認為，當機械將人類從重複性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人們將再也不需要長期地待在同一個地方，被解放的人們恢復了喜愛玩樂且充滿創造力的天性，藝術將不再存在，因為一切皆為藝術。人們終將回復到最初的流浪狀態，在世界範圍的漫遊中改造環境，成為 「遊戲人類」（Homo Ludens/Playing Humans）。

列斐伏爾對此項目解釋說：「巴比倫，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名字。在新教徒的傳統中，巴比倫是一個罪惡之城。新巴比倫以一個被詛咒的城市命名，卻以其美好的特質成為了人們心中的未來之城。」

傅里葉是一名十九世紀的烏托邦思想家，他在後來成為了建築師對集合住宅的想像的一個標誌性人物。柯布西耶的馬賽公寓對此做出了一種垂直方向上的回應。列斐伏爾甚至在1972年為傅里葉的200周年誕辰召開了一個會議。正如Lukasz Stanek所說：「對於列斐伏爾來說，他開始研究傅里葉是因為他發現，每一個社會團體都要在一個合適的空間中才具有一致性，要創立一個社會組織或建立一種社會關係，則需要創造，或者說生產一個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空間生產的概念本身意味著社會超越異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超越現代意義上的工作。」

傅立葉的法倫斯泰爾城，是他基於自己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設計的和諧空間制度，用一種工農結合的組織形態造城，並為這種制度繪製了藍圖，以食堂、商場、俱樂部、圖書館為中心，生活區和工廠區各在一側。

傅里葉堅持認為，在空間與社會之間，社會團體和社會空間之間存在著絕對的聯繫（absolute connection），這啟發了列斐伏爾越過城市理論中的空間構成，轉向社會空間（Social Space）。在列斐伏爾被委任了巴黎大學的社會學教席後，他的空間生產理論最終得以確立。

在那裡，他寫出了《城市的權利》、《城市革命》、《馬克思的城市思想》等著作。《空間的生產》一書在1975年問世。當被問到為什麼1968年的革命會在南特（Nanterre）發生時，列斐伏爾回答到：「看看窗外，所有的教學建築都是以功能為基礎設計出來的——教學樓、大禮堂、小功能教室、單調的大廳、管理層所在的翼樓。它們的形態學（Morphology）意義迅速變得明顯，一切都成為了焦點。」這段話來自於一部名為《法國大革命中爆發的馬克思主義》（The Explosion Marx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紀錄片，它的原名叫做《Nanterre的大爆發》（The Eruption of Nanterre）

1968 「五月風暴」

在戴高樂總統統治後期，法國經濟失調，社會問題嚴重。法國大學生在1960年代深受中國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精神及古巴格瓦拉革命感召，加上戰後高等教育過度膨脹帶來的教育危機——大學硬體設施落後、教學品質低下，他們在1968年3月22日開始佔領巴黎地區的大學以表達自己的不滿（南特Nanterre學生集會）。此後，學生抗議活動迭起，至5月初發展為高潮。法國許多省市的學生紛紛起來支持巴黎的學生運動。5月13日法國工會號召全國工人總罷工支持學生，千百萬工人群眾加入運動。首先是巴黎80萬工人舉行大罷工，接著罷工浪潮席捲整個法國，全國的鐵路、空中、海上的交通中斷，生產、通訊全部陷於停頓，整個法國的經濟生活處於混亂狀態。

在完成了《空間的生產》一書的準備工作後，列斐伏爾和Anatole Kopp（建築師和教育家）一起創辦了評論雜誌《空間與社會》（Espaces et Sociétés），這本雜誌到現在都還在發行。它的早期的幾本雜誌非常有意思，因為他們並不是在探討空間與社會的問題，而是在探討與空間相對的問題。「Espaces」通常被翻譯成「空間」，但是列斐伏爾在「空間」（Espaces）和「這個空間」（l』espaces）做出了區分，前者指的是廣義的空間，而後者則是由社會實踐所具體化和特殊化過（particularized and concretized）的空間。1968年在Nanterre的運動只是整個巴黎「五月風暴」的一小部分。又一次，巴黎成為了各種各樣被佔領的空間產生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巴黎的街道被一個又一個路障所封鎖。

1866年，之後在巴黎公社運動中擔任領導人的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發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在方法論上描述了如何將城市街區轉變成堡壘，如何建造路障（barricades），他甚至給出了進行這些工程所需的鋪路磚數量的計算方法。

雨果在《悲慘世界》里對1832年到1848年間巴黎城裡的路障有著非常精彩的描寫。在1832年，路障都還只是被堆起來的各式殘骸和小手推車，但到了1848年，巴黎人學會了製造路障，甚至有專門設計路障的建築師。在圖中可以看到，路障正在以一種建築的方式被建造和組織起來。

對此，列斐伏爾寫作了《城市的權利》和《空間的政治》（Le Droit à la ville (suivi de) Espace et politique），並在1972年將其出版。這本書探究了社會空間和政治空間將會是什麼樣的問題。在此之後，他出版了《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馬克思主義與城市空間和社會》（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Espaces et Sociétés）和《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列斐伏爾在很多時候被認為是「1968年學生運動之父」。在這次運動之後，他集中精力研究都市化的本質和空間的生產問題，《空間的生產》是這一系列著作中的頂峰之作。他在重新界定人類認同的本質這一社會過程的背景下，尋找探討革命行動的方式，尋找再現可能性的新形式。（大衛·哈維）

就像所有的意識形態上的術語一樣，空間作為一個概念、一個意識形態、一個實踐方式，有著它自己的歷史，空間的歷史是由「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發展而來的。空間的發展與社會、宗教生活的相一致，這可以被稱為傳統空間（traditional space），與之相對的現代空間則是一種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根據從文藝復興開始發展的視覺技術，我們對幾何空間、視覺空間、權力空間和規划過的空間進行解讀。現代空間是抽象的，其中所包含的不連續性、分裂性和矛盾性有一種被統一的「慾望」，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列斐伏爾非常具有洞察力。當抽象空間在現實中被構建和表現出來，它會表現為一種最簡化的形式，顯得破碎和片段化。由於階級分化、快速體驗和矛盾衝突，它在建築中有一種被忽略和被遺忘的趨勢。在談論到社會空間時，空間被分為被統治的空間（space dominated）和被佔用的空間（space appropriated）。在這些建築被拆除之前，列斐伏爾談論過其創造新的社會空間的潛力。聯邦主義者不會放棄在概念性的抽象空間和現實生活的真實空間的相互關係中尋找現代性的可能。

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是對社會空間的一種統一理解。這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思想達成了一致，他關於巴爾的摩的研究以「烏托邦空間」為名。

保守派希望我們能夠發展出空間的實踐，不要陷入到頗具煽動性的懷舊情感中去，我們不曾經歷過這些過往，而我們所了解的一切從來都不是真正的事實。

五、福柯與異托邦（Heterotopia）

以上就是我關於列斐伏爾的一點總結，接下來我將講到年輕的一代——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眾所周知的，是福柯提出了「異托邦」的概念。有趣的是，如果你開始閱讀福柯就會發現，在早期的文章里，他不僅對於空間充滿興趣——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一書中，他研究了監獄空間以及邊沁對於現代權力的圓形監獄理論。

從邊沁的圓形監獄理論出發，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視主義」。他認為，勒杜（Ledoux）半全景（semi-panoptical）的鹽場是一個完美的紀律機器（disciplinary apparatus），從一個中心點就可以照亮一切並觀察到一切，這一點就成為了所有需要被知曉的信息的匯聚核心。

福柯在1964就發表了一篇名為《空間語言》（The Language of Space）的著作。這篇文章是對米歇爾·布托爾（Michel Butor）所寫的《對聖馬可教堂的描述》（Description de San Marco）的評論。這部書對聖馬可的描寫與正常意義不一樣，對於福柯來說，這本書是他通過語言理解聖馬可的各種存在的開始。這本書同時讓他開始了解書頁的空間性（the spatiality of the page）：語言碎片、談話碎片、碑文碎片、他的視野的碎片，他看到了什麼、遊客們看到了什麼，他說了什麼、理論說了什麼、旅遊手冊說了什麼，碑文又說了什麼，空間又是什麼……這些綜合起來，就成為了一個「描述」（description），我認為，這些東西給了他關於空間的異托邦的想法。

「如果空間是現今各種語言中最難以解釋的隱喻方式，「福柯寫道，「那麼這不是因為它提供了唯一的追索，而是因為在空間中，語言的入口被展開，做出它自己的決定並且繪製出自身的形象和譯本。離題、距離、中途的離散、破碎和區別（Digression, distance, the intermediary dispersion, fracture and difference）。」然後他談到了布托爾如何用系統的空間語言將一棟石質建築、經過復原的內部空間和媒體筆下的神聖文本聯繫起來。空間瞬即在物質上成為了被繪製過的建築表面、碑文和傳說、分析和描述了教堂元素的隱秘空間、評論、旅遊手冊、偶然相聚在一起的臨近空間、文字、遊覽者的觀後感、目光從一個轉向另一個的封閉空間、碎片和對話。這些對於碑文、手稿、書籍、被剪短的磁帶這樣的言語空間來說，就是合適的空間。寫作空間通過雙重系統分配它的元素——直接去觀察它或者閱讀別人的描述。布托爾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頁將「一塊文字」僅通過書頁的物理邊緣分割，其他的文字則以段落碎片的形式四處散布。這樣的組織方式回到了攝影藝術的空間中去。這些描述不是一種複製品，而是一種解碼（Deciphering），通過謹慎的努力去挖掘不同的語言，並讓它們回到自然的位置上去。

在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我馬上回想起了紐約和伊斯坦布爾佔領運動中」居民「所繪製的地圖。這些地圖開始在空間中描繪一系列的社會關係。

在1972年，福柯開始認真思考社會、正義和空間的關係。有趣的是，在福柯與巴黎的毛主義者談話的時候，他談到了審判空間。在這段時間裡，他成立了監獄情報團體（Le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

圖片上可以看到走在薩特之後舉著大喇叭的福柯。他們參與的是一場抗議監獄裡過於惡劣的生活狀況的遊行。這是在他被捕之前，而在被捕之後，他寫出了《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1972年，監獄情報小組（GIP）的一次活動，手上拿著小冊子《不可容忍》（The Intolerable）的是福柯，一旁抽煙的是薩特（Jean-Paul Sartre），他們身後側頭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

伴隨著福柯對於監獄的本質屬性的研究，他在1972年參觀了暴亂後的阿狄卡監獄，並對其進行了建築學視角的觀察。他寫道：「最震撼我的是監獄的入口。它長得就像迪士尼樂園裡的假城堡，將自己偽裝成中世紀的堡壘，它令身後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在入口背後的，你將會發現一台龐大的機器。」

引起福柯興趣的正是這台「機器」，其中長長的廊道界定出特定的軌跡，經過計算使其在高效運作的同時也最容易被觀察。

福柯想對激進的建築師傳達的信息是非常明確的：要麼服從於改革者的「建築或者革命」，要麼通過建立「其他空間」（other space）來嘗試推翻制度空間中由來已久的權力結構。

從這個時候開始，福柯開始認真研究司法空間和審判空間。

福柯和毛主義者曾就大眾司法（popular justice）進行過討論。毛派分子認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大眾司法就是最好的正義的最佳形式。但我認為福柯並不太接受這個觀點，因為這種說法對大眾司法能做什麼做出了一個過於大膽的前提假設。正如福柯所說，司法公正至少應該在一個表面上中立的空間中產生，而在大眾司法中，只存在著大眾（mass）和敵人（enemy）。

他分析了法庭空間，並承認在恐怖時期，革命法庭表現出一種極致的殘忍性。

但是在地方法庭的空間分布中，人前後位置的安排至少體現出一種意識形態。這種安排是什麼？一張桌子。桌子兩邊是訴訟雙方，而在桌子後面，是面向法官的第三方。他們的位置首先表明他們在兩方的關係中是中立的；其次，表明判決並不是提前決定的，而是在聽取了雙方的質詢後做出的判斷，這將避免法官判決的不公正的情況，並消除對這種情況的懷疑；第三，表明他們的決定是具有權威性的。

這與大眾司法的觀點有著很大的不同。無論福柯是否認同司法系統以及法律，他都認為相較於只有大眾和他們自己定義的敵人兩方的大眾司法，這樣對參與者在空間中位置的詳細描述有助於司法系統發展。同時，他也對在空間和位置中建立這種關係非常重視，這樣一種基本的意識形態代表決定了他在《規訓與懲罰》中對邊沁圓形監獄理論圖解（Benthamism Panopticon Illustration）的空間觀念。

對此，列斐伏爾對福柯提出了質疑：毫無疑問的，福柯在知識和討論中提出了空間隱喻，但卻從未表明他所指的是什麼樣的空間，也從未提出如何連聯繫理論和實踐、心理和社會，如何聯繫哲學家的空間和真正與物質材料打交道的人的空間。

福柯最初對於異托邦的興趣在1966年名為《關於其他空間》（Of Other Space）的廣播談話中就顯現出來，這篇講話只在法國出版過。他此時的談話跟他在1984年發表的文章和之後出版的文章合集有很大的不同。再一次，我們可以在列斐伏爾和福柯早期的作品中看到他們的探討過程，正是這種過程讓我們開始反思我們自己對空間意識形態（spatial ideology）和空間策略（spatial politics）的探討。

福柯說：「我們不能在任何地圖上甚至天堂里找到沒有編年史的歷史，沒有地點的國家、疆域，這只是因為他們不屬於任何場所。毫無疑問的，這些城市、大陸、星球產生於人的頭腦之中，或者嚴格的說，產生於語言的間隙中，他們厚重的故事裡，他們夢裡飄渺的場所中，總的來說，產生於他們心靈的空虛之中。這就是烏托邦的迷人之處。然而我認為，在每個社會中烏托邦都有著一個具體而真實、可以在地圖中標記出來的地點。這個烏托邦有著確定的時間，這個時間可以用日曆來丈量。在這個烏托邦里，不同的社會群體甚至可以佔領自己的空間，在裡面生活和工作，度過忙碌而漫長的時間。」

「我想說的是，一個人並不生活在一個中性的白色的空間中，或者在一張紙上的方格里相愛然後死去。一個人是生活在一個黑暗與光明交織的，有著樓梯、孔洞、突起物、堅硬或脆弱的地區或者可穿透的地方的。這些地區里有人行道、火車和地鐵；這些地區里有突然的停頓，有咖啡廳、電影院和長凳，讓人感到像在家一樣放鬆。但在這些地區里，有的地方明顯的被區分出來，和別的地方都不一樣，這些地方註定會以某種方式被抹去、被壓制或者被凈化。這種對立空間一旦被局部化（localized），就成為了局部的烏托邦。」

「孩子們對此十分了解——在花園的底下，支著印第安帳篷的小閣樓，星期四下午外祖父母的大床，在這張床上，他們第一次理解了海洋，因為他們能夠在被子中游泳；這張大床也是他們的天堂，他們在床上蹦跳，在床上就像在森林裡躲藏，在床單里就像黑夜裡的鬼魂。這是一份在爸媽回家後會被懲罰的愉悅。這些數不勝數的空間事實上並不是孩子們的發明，因為孩子們不會發明任何事情，相反的，是大人們創造了孩子，他們在孩子的耳邊悄聲講出他們非凡的秘密，而孩子們令人驚奇的給出了回應。成人社會早在孩子們發現自己的對立空間（counter space）前就已經很好的組織了起來，這些實際存在烏托邦就是場所之外的真實場所——花園、墓地、避難所、妓院、監獄、俱樂部、大村莊……我夢想創立一種關於這些我們所生活的神秘、具有爭議性的、異乎尋常的空間的科學。我將不會把這項科學稱為烏托邦，因為這個名字要留給那些真正無處安放的空間，所以，我會將這個關於絕對的其他空間的科學稱為異托邦。」

然後，他提出了五六個如何辨認異托邦的原則。

首先，沒有哪個社會中是沒有異托邦的。大多數的社會都一次又一次地鎮壓它，正如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剷除妓院一樣，但是他們卻從來不試著去剷除墓地。通常來說，異托邦將不相容的元素集合到同一個地方去，比如：劇院里總是在一個社會中上演著另一個社會裡發生的事情，電影院將三維的東西投影到二維牆面上去，博物館和圖書館則是關於時間的異托邦。異托邦可以是開放的，也可以是封閉的，最基本之處在於，它可以測試其他空間。福柯把殖民地看作是一個異托邦空間，監獄、診所和醫院都是已被佔領的空間。所以，在這種對異托邦的看法中，我認為福柯讓我們嘗試著去思考一個個體化的和特殊化的空間。同時，社會又是一個將所有人聯繫起來的東西。這裡，我們回到了之前我給出的一個概念——佔領（occupation）和公共佔領（public occupation），它們和代表（representative）非常不一樣的。

代議制民主總是依賴代表們來建立起人民、代表和國家之間的直接聯繫。法國大革命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1792年動亂開始後的第一項措施就是禁止所有的公共集會，非政府組織的小型私人集會也不被允許。這是非常具有煽動性的。當你參觀東德的史塔西博物館（the Stasi Museum）時也是這樣。博物館展出了一系列用以監視人的物件，其中的一些讓我覺得十分好笑。

他們在垃圾桶底下掏洞裝上相機，通過鞋來辨認不同的人；堆砌在街邊的原木條也被裝上了相機；他們還在沐浴用的小鳥玩具里裝了相機，除此之外，還有給國家安全部（Stasi）部員們用的教學相片，這些相片示範了如何從俯瞰圖中認出一群明顯反動的市民，如何通過姿勢和他們的交談辨認出明顯在密謀的人。

這是庫哈斯等人1977年在康奈爾做的關於柏林的研究，相對於福柯的古拉格群島，這個研究被命名為綠色群島（A Green Archipelago），它通過一系列情景主義者的鄰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為對城市肌理消解的抵抗。

我們需要給佔領（occupation）一詞一個明晰的解釋。在我們對佔領的理解中，有一本德語的小書對佔領提出了60條關於空間的激進本質的陳述。很多人說佔領（occupation）在更多的時候應該被表達為挪用（appropriation），佔領當然也有著非常相似的含義。

以上就是我正在進行的工作，我在福柯和列斐伏爾以及他們的境遇中嘗試理解他們的思想是否有從六十年代的關於挪用（appropriation）的實踐的源流，這將讓作為建築師的我們開始理解和理論化過去兩三年中佔領（occupation）的實踐。

謝謝大家。

END

作者介紹

張藝菡，華南理工大學城鄉規劃專業本科三年級在讀。關注「社會住宅」，關注特別喜歡「主義」和特別不喜歡「主義」的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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