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嘉年華」與性侵背後的親子關係之殤——基於愛的心理學的角度
本文是北京大學通選課程《愛的心理學》王佳萌、顧相、馬慈蔭的小組作業。版權歸學生們所有。如需要轉載，請聯繫本專欄。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破碎的「嘉年華」與性侵背後的親子關係之殤
——基於愛的心理學的角度
白思雨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趙柏清
北京大學法學院
朴信愛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摘要】：電影《嘉年華》以克制而溫和的鏡頭，講述了發生在海濱城市的一起性侵幼女案。影片的兩個主角都是年輕女孩，其中小文是受害人，小米則因為目擊者的身份被捲入其中。這場悲劇，到底是命運的殘酷，還是具有必然性呢？經過深入的分析，我們認為性侵的背後反映出親子關係之殤。在本文中，我們將利用愛的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以分析小米和小文的家庭背景為基礎，研究和父母的親密關係對兒童性格心理以及決策行為的影響，進而論證親情因素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和基礎性地位。
【關鍵詞】：性侵、親子關係、依戀理論、共情
「我們身處一個嘉年華式的時代，無比喧囂，無比光鮮。就像坐上了過山車，大家都沒有辦法停下來，去思考光鮮背後那些陰暗角落的人和事。」
——電影《嘉年華》導演文晏
一、情節簡介
電影《嘉年華》自上映以來廣受好評，並且在多倫多的國際電影節嶄露頭角。那麼，這樣一部沒有宏大描述、也沒有鋪天蓋地商業宣傳的電影，何以獲得如此多的關注呢？原因在於它深刻的現實意義，這種意義甚至超越了藝術本身。
影片情節比較簡單，講述了兩個被強姦的少女受害者的故事，展現出地方腐敗與警匪勾結。15歲的「黑戶」小米在海濱一家旅館打工。一天深夜，她通過監控目睹了一場性侵案的發生，女孩小文和新新就是這起案件的受害者。之後，警察們來搜查旅館，怕丟掉工作的小米一直噤聲，對自己手握錄像證據一事隻字不提。而犯下性侵罪行的劉某是當地很有權勢的高級官員，他買通醫生和警察，串通起來做偽證，妄圖抹殺性侵事實，逃避法律責任。了解此案的郝律師不肯放棄，在她的不懈堅持和努力下，小米最終站出來說出真相，劉某以及其他包庇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影片中，海邊有一座巨大的夢露塑像，裙角飛揚。她承載著女孩對女性美的想像。然而沒過多久，夢露的雙腳被貼滿了各種各樣的廣告，沾染污漬，最後被人們用電鑽拆除，運到別處。這其實是一個隱喻，對純潔的女孩遭遇性侵的隱喻。
這部電影雖然對中國政府表達批評態度，但是卻避免了性暴力犯罪問題僅僅歸咎於犯罪者和警方的傾向。相反，影片試圖揭示這個問題背後的細節和複雜性。年僅12歲的小文為什麼夜不歸宿，為性侵者留下可乘之機？她的父母在哪裡，為什麼孩子不回家也沒有人注意？侵害發生後，是什麼造成了對女孩的二次傷害？而小米，面對與自己同齡的女孩遭受不幸，她為什麼選擇沉默，袖手旁觀？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在一系列的追問後，可以發現「家庭」這個核心因素所起的重大影響。在下文中，我們將基於愛的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以劇中的兩個角色小文和小米為著眼點，分析她們的家庭親子關係，揭開破碎「嘉年華」背後的親子關係之殤。
二、小文
12歲的小文是這部電影的主人公之一。她性格孤僻、內向寡言，平時在學校除了新新一個好朋友外，和其他同學、老師都不怎麼來往。那天晚上，天真的她和新新跟著劉某來到旅館，卻沒想到捲入了一場噩夢。
儘管年幼的孩子可能並不清楚「性侵」或者「處女膜」的含義，但劉某的暴行無疑給小文帶來了身體和心靈上的極大創傷。更為嚴重的是，事後父母的冷眼和指斥進一步加重了傷害的程度。在醫院檢查時，母親上來就是一耳光。匆匆趕來的父親，也沒有關心她的感受，而是和母親開始爭吵。小文愈發沉默，拒絕和任何人講述當天發生的事。一天，在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後，母親情緒失控，將性侵的原因推在「穿不三不四的衣服、留長發」，用剪刀強行剪掉了小文的頭髮。小文報復性地毀了母親的化妝品，然後抱著魚缸頭也不回地離家出走了。
和那些享受爛漫時光的女孩不同，小文背負了太多不屬於她這個年齡的沉重，她的個性也異乎尋常地自我封閉。小文是如何形成這種性格的？性侵案的發生，是否也與她的父母脫不開干係呢？這樣的家庭關係，會產生怎樣深刻的影響？瘦小孤單的身影，倔強疏離的眼神。小文遭遇的背後，有太多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一）小文的家庭狀況與依戀類型
依戀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英國精神病學家John
Bowlby提出的，他在Lorenz的研究和Harlow恆河猴實驗的基礎上，用「依戀」解釋嬰兒與其養護者之間的情感聯繫。[1]後來依戀概念擴展到了成人之間。現在我們一般認為，依戀(attachment) 指個體尋求並企圖與另一個體在身體和情感上保持親密聯繫的傾向。Anisworth在Bowlby的理論基礎上，通過「陌生情景測驗」的方法，發現了嬰兒地三種基本依戀類型，後經Crittenden補充為四種，分別是：
（1）安全依戀型 (Secure)，這類兒童當母親離去時，明顯地表現出苦惱。當母親回來，會立即尋求與母親的接觸，很快平靜下來並繼續玩遊戲；
（2）不安全依戀—迴避型
(insecure- avoidant)，這類兒童在母親離去時並無緊張或憂慮，母親回來，他們表現出忽視及躲避行為；（3）不安全依戀—反抗型 (
insecure- ambivalent)，此類兒童對母親的離去表示強烈反抗，母親回來，尋求接觸的同時又顯示出反抗，甚至發怒，；（4）不安全依戀—紊亂型 (insecure- disorganized)，此類兒童的情緒和行為都比較反常，無法預估。
小文的父母在爭吵（劇照）
在這裡，我們來分析一下小文的家庭狀況對其依戀類型形成的影響。小文生活在一個典型的離異家庭。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關係破裂，協議離婚，她被判給了母親撫養。一方面，因為父母關係嚴重惡化，所以小文幾乎見不到父親，在成長過程中父親的角色是缺失的；另一方面，經歷了婚姻失敗的小文媽媽充滿了負面情緒，每天外出跳舞，很少在家，對女兒不管不問，漠不關心。一旦小文做錯了什麼事，等待她的就是粗暴的咆哮和打罵。可以說，在幼小的兒童時代，小文並沒有感受到來自父母的溫暖和呵護。
在Anisworth的實驗中，迴避型依戀的母親有多種類型。有的對孩子缺乏耐心，當孩子干擾自己的計劃和活動時生孩子氣或怨恨孩子，對孩子的信號反應遲鈍；有的對孩子經常表現出消極情感……相應地，由於家庭的破裂和父母的疏於關心甚至非打即罵，小文和父母並沒有形成特別密切的感情聯結，也就塑造了她不安全—迴避型的依戀。根據依戀理論，當我們對某人產生依戀時，我們會產生接近TA的願望（與其分離時感到焦慮），感到威脅時傾向於求助於TA，並且感受到被TA支持著去探索種種新事物。但是可以明顯看到，小文非常缺乏安全感，不信任自己的父母，甚至在遭遇性侵後也不願意向父母求助或傾訴。反之，案件的另一位受害者新新在事發後的反應就沒有小文如此激烈。這就是由於她們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中形成了不同的依戀類型。
（二）家庭暴力對安全基地的破壞
依戀理論認為兒童依戀有一個核心功能，即「安全基地」（secure base）。人類的依戀行為總是與探索性行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安全基地是指把依戀對象作為其探索外部世界的安全港灣，是個體發揮最佳功能和維持心理健康的必備條件。[2]當父母由於種種原因無法成為孩子的安全基地時，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就很容易人格發展偏離常態，影響到人際關係和生活的諸多方面。
媽媽對小文打罵並強行剪掉小文頭髮（劇照）
Bowlby在研究依戀類型和安全基地後，對家庭中發生的暴力進行了心理學解讀。他指出，父母對孩子施暴的原因很多，包括對配偶有潛在的不滿，通過攻擊孩子來表達這種不滿；對外界不會表達憤怒，於是遷怒孩子。
依戀內部工作模型示意圖
在影片《嘉年華》中，小文的母親就明顯地體現出了上述特徵。她一方面因婚姻破裂對小文爸爸充滿怨恨，另一方面事業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在家裡時常常把這些消極情緒發泄在無辜的小文身上。有一幕，她罵小文說：「你看看你自己，跟你爸一個熊樣。」這就話就反映出她對小文的攻擊其實是來源於對前夫的怨恨。但是年幼的孩子是無辜的，母親的家庭暴力嚴重損傷了她的安全基地，使她無法依賴母親，所以小文最終翻窗子跑到了父親家中，母親來接她的時候她就躲起來，說什麼都不再回去。同時，因為安全基地的缺失，會導致孩子以迴避方式獲得掌控，而達到自我的安全感，所以小文無法積極地探索外部世界，逐漸成為了自我封閉的孤島。
（三）歸屬感的缺乏與馬斯洛需求理論
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研究，人類價值體系存在兩類不同的需要，一類是沿生物譜繫上升方向逐漸變弱的本能或衝動，稱為低級需要和生理需要。一類是隨生物進化而逐漸顯現的潛能或需要，稱為高級需要。當人的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也就是吃飽穿暖之後，心裡最大的渴望就是愛與歸屬感。[3]對於孩子而言，愛與歸屬感的最重要來源就是與爸媽連接的歸屬感，也就是和父母的親密關係。而這種歸屬感的建立渠道需要通過做和父母相同的事。如果不能夠和父母做相同的事，或者孩子對其中一方的連接有所缺乏，將會讓孩子感到空虛遺憾，缺乏歸屬感需求。而最令孩子難以忍受的是父母其中一方否定另一方、排除另一方，那就像自己內在的一半否定另一半一樣，結果必然造成孩子心理上的分裂。
小文的爸爸媽媽因為婚姻的失敗，經常攻擊對方，並且在小文面前說對方的缺點和壞話。媽媽總是抨擊小文爸爸的無能，說他是「廢物」。而爸爸對媽媽不負責任、粗暴教育的行為也極為不滿。其中，媽媽的情緒更為激烈，並且由於小文從小和媽媽生活，從母親處收到的負面信息更多。當小文媽媽因為對方的行為而否定他身為父親的身份，孩子就會和被排除的一方做出相同的行為模式。從父母離婚以後就離開了爸爸身邊，而且有關爸爸的信息也全是負面信息。但小文心裡強烈需要和她的父親連接，所以她會採取強烈的方式，也就是做出相同的行為來滿足與父親連接的歸屬感。這就造成母親越抨擊，小文越反叛。
（四）內部工作模型和小文的心理建構
內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 IWM)，即在親子互動過程中，嬰兒構建的一個關於自己、其照料者及其相互作用的心理模型或者表徵。內部工作模型分為兩個部分，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自我模型是關於「自己能是否能夠引起依戀對象做出有效反應」的表徵；他人模型是關於「依戀對象在自己需要支持和保護的時候是否會及時作出反應」的表徵。最終，內部工作模型影響社會信息加工和情緒反應模式，解釋並對人際關係形成預期，在不斷循環中逐漸穩固。
與內部工作模型相似的，還有構建主義理論（constructivism）。這是瑞士發展心理學者 Jean Piaget提出的，也是發展心理學的重要支柱之一。Piaget 認為人們從小到大都在不斷構建新的知識，我們不會記住客觀的事實，而是通過自己的認知來選擇，組織和整合知識，對過去的經歷構建和賦予各種意義。這種構建不一定是客觀的，往往會帶著主觀色彩。
在小文的家庭環境中，她的父母對她的養育呈現如下特徵：
首先，不具有反應敏感性（sensitive responsiveness），即沒能夠敏感、及時、穩定地給予小文幫助和照顧。比如小文跑出去喝酒，夜不歸宿，其實都是她心理出現問題的表現，但父母卻沒有及時採取措施。在性侵發生後，小文被帶到醫院，她媽媽只是一巴掌扇過去，接下來就是父母爭吵，卻無人顧及小文的感受。
其次，不具備情感效用性（availability）。小文的家庭中，父母離婚，並且關係很差，幾乎不來往。所以當孩子需要的時候，父母親不能做到在孩子身邊。
這樣的充滿著冷漠和拒絕的養育，使小文產生了消極的內部工作模式。其一，消極的他人模型，認為別人是沒有反應和不能信任的。所以，小文在學校被同學和老師誤解，她一言不發，和嘲笑自己的男生扭打在一起；從母親家中逃到父親那裡時，面對父親的詢問，她沉默地吃著飯，就是不肯說出離家出走的原因；性侵案發生後，小文拒絕對別人說出自己的遭遇，甚至對態度懇切溫和的郝律師也不肯張口。其二，消極的自我模型，即認為自己是不值得關愛或者自我滿足的。Bowlby認為，一個自認為不被父母喜愛的人不只覺得自己得不到父母的喜愛，而且相信自己基本上得不到任何人的喜歡。
同時，小文也從自己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經歷中，構建出這樣一個認知：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父母的關愛，是因為自己不夠好。但實際上，這不是她的原因，是因為父母關係破裂，爸爸和媽媽都把這種不滿遷怒到小文身上。父母缺愛，而小文就和他們一樣帶著缺愛的認知面對生活，他們只能看到缺失，看不到自己當下調整改變的機會。我們對於自己「缺愛」的狀態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角度和意義構建過程。這個構建不一定是客觀的，但是會對心理和行為帶來影響。
小文孤獨地抱著魚缸在沙發上入睡（劇照）
三、小米
「嘉年華」中另外一個少女形象小米同樣引人深思。案發當晚15歲的小米在賓館打工，通過監控目睹了劉會長闖入女孩房間，並拍攝了視頻，從而成為性侵案的唯一目擊者。但是，手握關鍵證據的小米將其視為自己在這座海濱城市生存的「救命稻草」，希望通過要挾換取金錢，「買」一個身份證，擺脫「黑戶」困擾。所以在起初的調查中，她選擇了隱瞞事實。經歷了一番掙扎與挫折之後，良心未泯的小米終於醒悟，說出了真相。
小米的艱難處境讓人唏噓，她的最終轉變也讓人欣慰。但是人們不禁發出這樣一個疑問：小米本質上並不壞，為什麼選擇視而不見，一直沉默？她難道不會感到同情與不安嗎？有人會用摩根和帕克的「助人的代價—報償模式」來解釋：隨著助人代價的提高，助人行為的發生率就會降低。[4]但這種模式的說服力似乎有點單薄：性侵就發生在面前，幼小的受害者無助而絕望，即使是出於自身利益訴求，正常人也很難不動惻隱之心。
其實小米這種冷漠，很大程度、甚或是根本上源於破碎的家庭導致了共情能力缺乏，進而影響到助人行為的選擇。
（一）共情對親社會行為的動因性影響
共情（empathy），即當知覺到他人的情緒線索時，個體受誘發而產生的情緒喚醒。[5]共情能力，就是一種能設身處地體驗他人處境，從而部分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助人行為（helping behavior），指為他人帶來益處或促進他人福祉的行為，[6]屬於親社會行為範疇中的一種。
心理學研究表明，共情對親社會行為有著重要影響，共情是利他和助人的基礎。這種聯繫可以用「俄羅斯套娃」模型（Russian
Doll Model）[7]來比喻。共情的三個成分——情緒感染、同情關懷和共情性觀點採擇組成一個層級結構，這個套娃的內核是情緒感染, 其內在機制是感知行為機制（PAM）。在這個核心層的外面是同情關注, 最外層是觀點採擇共情。具備共情特質的人能由此感受到別人的需要與苦惱，並在必要時提供支持與幫助。[8]（二）共情與親代養育行為的關係
通過對共情的產生和發展機制的研究，心理學家發現，共情與家庭養育有著密切聯繫。
Shamay-Tsoory從神經生物學角度指出，共情起源於動物的親代養育行為，其神經基礎是催產素的促進作用和古老的情感評估系統。[9]Feldman進一步闡明，催產素與人類的親代養育行為和社會交往密切相關。
Plutchik和MacLean等學者則從生物進化學角度給出解釋。Plutchik認為，共情對生物體有重要的環境適應價值，增強生物體的生存能力。[10]而MacLean認為，哺乳動物進化出親代養育行為時, 需要具備對後代疼痛、危難等情感信號的回應能力, 原始的共情就出現了。[11]當共情能力出現以後, 它可以遷移到親代養育環境之外, 並在廣泛的社會關係網中起作用。
（三）小米「不助人」的親子關係根源
在上述理論呈現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小米的家庭情況，理解她袖手旁觀的「不助人」行為背後的親子關係根源。
電影中沒有關於小米的家庭和父母的直接描述，我們只能從隻言片語中側面推測。故鄉在北方農村的小米幼時離家出走，與父母斷絕聯繫，一路向南漂泊，來到這座海濱城市，是一個沒有戶口和身份證的「黑戶」。雖然只有15歲，但是換過許多種工作，也飽嘗人世艱辛。至於她為何離家出走，家裡又是何種境況，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出，她應該和小文出身背景相似，要麼家庭破裂，要麼與父母有很深的積怨和矛盾，甚至遭受過暴力，才被迫逃離。
青少年是共情建立和塑造的關鍵時期。[12]殘缺畸形的家庭，親子關係的斷裂使得小米並沒有形成健全的共情機制，阻礙了親社會行為的產生。因此她表現出對受害女孩的冷漠態度，並未積極地伸出援手。
小米艱難生存（劇照）
結語
小文和小米都正當「嘉年華」時期，本該像別的女孩一樣天真快樂、無憂無慮。但她們的命運被一場殘酷的性侵案改變，然後各自走上分叉的人生。
有意思的是，兩個女孩都不是傳統電影中「無辜的受害者」形象，相反，她們是典型的「問題少女」。小文夜不歸宿、喝酒、穿過於成熟的衣服；小米滿口謊話，為金錢不擇手段，甚至動過賣淫的念頭。這其實是導演的匠心別具——越是這樣的形象，越能引發觀眾深思。原本乾淨如一張白紙的年紀，何以變成這樣？根源在於親子關係之殤。破碎的「嘉年華」背後，性侵者固然罪不可恕，但殘缺的家庭也難辭其咎。前者千夫所指，後者卻往往被忽視。
有人把《嘉年華》比作中國的《熔爐》，但其實風格完全不同。《熔爐》是激烈的控訴和感情的抒發，固然非常有感染力；而《嘉年華》冷靜理性地告訴我們，正義和社會問題的背後充滿了細節和複雜性。當無力改變社會的醜惡時，要重視深層原因，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親情是親密關係中至關重要的維度，依戀類型的形成不僅深刻影響到父母與孩子的關係，還會對孩子的人格塑造和的人際關係起到決定性作用。破碎的家庭不僅導致個體更容易受到侵害，而且可能帶來二次創傷。而如果有一個良好的親子關係，孩子能夠從父母那裡獲取足夠的支持和安全感，就有助於心理的成長和健全、社會的融入與交往，與此同時，很多悲劇和傷害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
影片的最後，小米在賣身和自由之間選擇了後者，她逃出那個為享用她的身體而精心布置的房間，用石頭砸開鐵鏈，騎上摩托車，穿行在高速公路上，一輛卡車載著被拆除的夢露雕像，轟然駛過她的身邊，駛向遠方。
小米選擇逃出枷鎖，走向自由（劇照）
這是一個充滿力量和希望的結尾，但我們應該保有謹慎的樂觀：小米出走之後，未來會怎樣？而施暴者被繩之以法後，受到侵害的小文又會何去何從？希望她們都能夠得到家庭的關愛，希望她們的心理創傷慢慢癒合，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走向一個更美好的結局。
主要參考文獻：
[1]Bowlby, J. (1969,1982) Attachment [Vol. 1 of Attachment and Loss . London: Hogarth P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71). ISBN 0465005438.
[2][英]約翰·鮑爾比：《安全基地：依戀關係的起源》（余萍、劉若楠譯），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139頁。
[3]Maslow, A.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70-396. Retrieved June 2001,[4]C．J．Morgan & R．F．Peck: Bystander intervention:Experimental test of a formal model．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8.1.36, pp:43—55．
[5]Decety J, Lamm C: Human empathy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neuroscience.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2006.6. pp:1146—1163.
[6]遲毓凱：《親社會行為啟動效應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7] de Waal, F. B. M. :The antiquity of empathy. Science, 2012, 336(6083), pp:874–876.
[8]周詳、程樂華：《共情與動機強度對助人行為的影響》，《人文雜誌》2010年第4期，第190-192頁。
[9] Shamay-Tsoory, S. G. (2011). The neural bases for empathy. The Neuroscientist, 17(1), 18–24.
[10] Plutchik, R. (1987). Evolutionary bases of empathy. In N. Eisenberg & J. Strayer
(Eds.),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pp. 37–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1] MacLean, P. D. (1985). Brain evolution relating to family, play, and the separation call.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2(4), 405–417.
[12]黃翯青、蘇彥捷：《共情的畢生發展: 一個雙過程的視角》，《心理發展與教育》2012年第4期，第435頁。
http://weixin.qq.com/r/HnWDm17E0gOtrRr49yAM (二維碼自動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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