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自願限制自己權力的當權者

撰文：尼爾·阿徹森

翻譯：陶小路(東方歷史評論)

那是1990年的春天，從華沙到維爾紐斯的列車越過了邊界。列車從歐洲的鐵軌抬升到俄羅斯的寬軌鐵道，窗外是鮮綠色的森林，那是當時仍然屬於蘇聯的立陶宛。我有幾年沒有來蘇聯了，自戈爾巴喬夫上台、改革開始進行以後就沒有來過。當時的波蘭瀰漫著強烈的自由感，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很嚴重，回維爾紐斯的頭等車廂的票價比假日酒店的一杯雙份濃縮咖啡還要便宜。

車廂走廊盡頭的鐵爐旁圍了一群人。十幾名乘客擁擠在一位穿著制服的年輕女乘務員身邊，她的工作之一是給乘客倒茶。但這些乘客擁擠在那裡不是為了爐子或茶。她的廣播開得很大聲，所有人都在聽一個聲音講話。

這個聲音洪亮且自信：「哪些人贊成？」他點完人數，報出一個數字。然後問：「哪些人反對？」又報一個數字。然後說：「議案通過」或「議案被駁回」。蘇聯的新議會，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在開會，我們聽到當選的代表正無拘無束、毫無畏懼地投票，也沒人知道他們會怎麼投票。那個嗓音鏗鏘又有活力的人正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我記得我當時靠著車窗，突然感覺到心中一陣悸動。所以這是真的。這個帝國的核心真的實行了民主制度，整個星球，在停滯了幾代人的時間之後，再次開始旋轉。

現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是實際上發生的是爐子爆裂了，走廊上到處是開水和冒著煙的煤渣。就在乘務員姑娘跪在地上拿毛巾擦的時候，一個穿著俗麗制服的年長女性衝進來，對著姑娘大罵，姑娘哭了。通過羞辱人來維持秩序這個俄羅斯傳統依然沒有改變。

戈爾巴喬夫在這樣一些帶有蘇聯特色的傳統中長大，也被這些傳統所塑造。慢慢的，他開始厭惡這些傳統：人們一面欺辱、一面諂媚；人們不僅要擊敗自己的對手，而且要摧毀他們，直到其陷入悲慘絕望之境，懇求赦免。他厭惡這些做法，但這卻是蘇共的做派和本能（他對這個黨的愛從未中止），有時他自己也會這麼去做。更多的時候，他會克制住自己，只打擊敵人，而不去摧毀他們。驚訝過後，他的敵人從不會原諒他表現出的這種「軟弱」。他的朋友也不能原諒他的做法。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差不多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完成他赫赫有名的作品《赫魯曉夫和他的時代》（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這本戈爾巴喬夫傳記（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他只用了十一年。但從某些方面來看，這是一本更重量級的作品。陶布曼的研究很廣泛，在追蹤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信源上陶布曼也孜孜不倦。靠著自己的機智和耐心，陶布曼成功地讓多數時候不情願開口的人（戈爾巴喬夫的家人、老部下以及早期那些幾乎被遺忘的同志）對自己訴說往事。陶布曼特別提到，他成功地讓許多人開口乃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最忠誠也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Anatoly Chernyaev）為這本傳記運用了自己全部的影響力和人脈關係——切爾尼亞耶夫在自己的日記里寫到自己的領導時經常透露出鮑斯威爾式的尖銳（指名著《約翰遜傳》的作者詹姆斯·鮑斯威爾——譯者注）。切爾尼亞耶夫對這本傳記的影響大到，如果俄羅斯的新斯大林主義者稱整本書充斥著「切爾尼亞耶夫對改革歲月的偏見」，我也不會驚訝。這麼說可能沒有完全錯。但是，如果說到偏見，很難想像誰的偏見能比切爾尼亞耶夫的更生動、更聰明。

我們的大人物自己也幫了忙。 「戈爾巴喬夫很難理解，」在傳記的開篇，戈爾巴喬夫這樣對塔布曼說。對這句話我們需要反思兩件事。一個是給一個還活著的人寫「權威」傳記會不會有問題。但是，正如陶布曼一再承認的那樣，正因為戈爾巴喬夫的一些決定非常「難以理解」，如此一來，傳記作者便不需要對傳主的一生做出任何最終的，同時也是不恭的裁決。另一個要考慮的是，戈爾巴喬夫成了那一類令人擔憂的人：用第三人稱談論自己的公眾人物。（當我的英雄開始說「吉米·里德不會同意這個或那個」，我會變得非常憂慮；另外，為什麼這樣表達的都是男人，女性里幾乎沒有誰這樣說過？）戈爾巴喬夫對被舉在遊行隊伍最前列的自己的照片特別鍾愛，或者曾經很鍾愛。

沒有多少人改變世界。那些改變了世界還獲得人們的感謝的人就更少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改變了世界，他下令入侵蘇聯，帶來了「希特勒的歐洲」，自那以後我們一直生活在這個四分五裂的大陸上，直到1989年。我們不會對他表示感激。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改變了世界，幾百萬人崇仰他，因為人們看到，他終結了核戰爭的威脅，歐洲那些「受奴役的國家」也因為他獲得解放。當時的他就像是《聖經》里的參孫，已經被敵人戳瞎雙眼，還是在自己倒下之前把蘇聯這個巨大的神殿拆毀。隨著蘇聯的崩潰，戈爾巴喬夫的權力也隨之不復存在。（參孫是《聖經》中的人物，他是一個英雄，命定去攻擊轄制以色列的外族非利士人，一生殺敵無數，他在被非利士人抓住後拆毀了他們的神殿，與敵人共亡——譯者注）

1931年，戈爾巴喬夫出生在Privolnoe村，那裡離俄羅斯南部城市斯塔夫羅波爾不遠。他的父母是農民。少年時代的戈爾巴喬夫赤腳在田野里辛勤工作，和他父親謝爾蓋一起駕駛聯合收割機，得過勞動紅旗獎，練出一身腱子肉，他未來的妻子賴莎很是欣賞他健碩的身材。許多和他同代的蘇聯領導人都和他有相似的成長背景：都是一些知道飢餓和貧困滋味的鄉村少年，都看到過自己的父母如何靠喝伏特加來忘記飢餓和貧窮。與老布爾什維克的精英階層不同——他們中許多人是成長在城市的知識分子，戈爾巴喬夫這一代是「斯大林的孩子」：蘇聯教育讓他們擺脫蒙昧（戈爾巴喬夫的母親不識字），教導他們忠於「建設社會主義」，讓他們有了自己的事業。

從那個時代的標準來看，戈爾巴喬夫的家庭是幸運的。他的兩個叔叔和一個嬸嬸在他出生前後死於饑荒。20世紀30年代末的「大清洗」期間，他的祖父母都被逮捕，然後關到古拉格，但是最後都被放出來了。德國軍隊佔領了他們的村莊，但是幾個月後就撤退了。饑荒又一次發生的時候，他的母親把他父親的西裝和兩雙靴子包起來，走到庫班地區，換了一袋玉米回來。他心愛的父親奇蹟般地從前線負傷歸來，給他的兒子說：「我們一直戰鬥到了最後勝利時刻。你也要這樣去生活。」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14歲上學，這個聰明的男孩很快就表現出表演天賦，而且喜歡指揮人。他開始讀書，普希金、別林斯基、果戈理，尤其是萊蒙托夫的作品深深地震撼了這個少年，同時他也獲得了共青團的青睞。他的一個女朋友回憶當時的他「非常有活力，非常嚴肅，而且特別有條理」。 「紅旗獎」對他的升學、進步很有幫助，另外，因為是聯合拖拉機手，他和他父親在地方拖拉機站被劃分為「工人階級」。19歲就已經是蘇聯共產黨預備黨員的戈爾巴喬夫被莫斯科大學錄取，這個來自沒有電、無線電或電話的鄉村青年就這樣第一次來到了大城市。

他還遇到了像他一樣健談並且在政治上積極的年輕人。在這些人中間，他的兩名同學改變了他的生活。一位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茲德涅克·姆林納日（Zdeněk Mlyná?），當時的姆林納日還是個忠誠、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然而蘇聯生活的虛偽現實越來越讓他感到震驚。另一個人便是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蒂塔連科（Raisa Maksimovna Titarenko）。這個哲學專業的學生比戈爾巴喬夫高一年級，她也來自一個貧窮且傷痕纍纍的家庭：她的富農祖父被關進古拉格以後便再無音訊；她的童年在棚車和臨時棚屋裡度過，她的父親是一名鐵道工人，一家人跟著他在蘇聯各地來回奔波。

戈爾巴喬夫對賴莎的求愛漫長而又極為熱切。賴莎是「受人尊敬之人」，用姆林納日的話來說：「對她來說，每一個字都需要被最完美地表達出來」。賴莎一直被認為是兩人中更篤定的那一個，無論對於什麼事情，她都堅持以一種近乎學究的準確性去給出自己的意見（三十年以後，南希·里根非常受不了賴莎對自己的不斷糾正）。陶布曼清楚地在書中表明，她的直言不諱和不可動搖的忠誠讓戈爾巴喬夫撐過了那段可怕的歲月，如果沒有賴莎，戈爾巴喬夫可能會向自己的敵人屈服。因為這個原因，戈爾巴喬夫對妻子出了名得好——這種名聲在俄國無異於一種臭名。他的岳父母甚至會想他可能不是俄羅斯人，而是猶太人，要不然怎麼會對自己妻子那麼好。

1953年9月，他們終於結婚了。斯大林同年三月去世，人們已經對更開放的未來懷有希望。人們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 姆林納日身邊那些平日沉默寡言的學生突然開始講述他們關於大清洗、饑荒、大量富農被屠殺的記憶。戈爾巴喬夫的文章《斯大林是我們戰時的榮耀，斯大林讓我們的青春飛翔》被大學樹立為典型，他還去看了這位獨裁者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 「我想從他的臉上找到一點偉大的跡象，但是，有些東西讓我不安起來，一時間許多複雜的感受在心中涌動。」

大學畢業後，已經是蘇共黨員的戈爾巴喬夫回到斯塔夫羅波爾，在當地的共青團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接受過高等教育這一點令斯塔夫羅波爾的黨政官員感到不快，賴莎的智識水平也讓他們放心不下（她最終在斯塔夫羅波爾農業研究所的哲學系找到了工作）。在斯塔夫羅波爾的近二十年時間裡，戈爾巴喬夫是蘇聯外省生活那一幕幕節奏緩慢的荒誕劇的觀眾，同時也是演員：腐敗，因嫉妒而生的陰謀，村莊破敗不堪，地方政府官員大肆吃喝享樂。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譴責了斯大林罪行，正式開始了一系列「去斯大林化」舉措。他的講話令世人為之興奮，但在像斯塔夫羅波爾這樣的地方卻不受歡迎。地方黨政機關接受了新的路線，不過只是因為他們必須接受，這些人無法理解新路線。一位地區幹事告訴戈爾巴喬夫：「我和你直說吧……人民就不會接受對個人崇拜的譴責。」譴責地方上發生的大清洗讓許多農民感到不快，因為在他們看來，大清洗「清理」的是沒收他們土地的集體農莊的頭頭。當有人要拆除斯塔夫羅波爾的斯大林雕像時，一群人出來阻止。

彼時的戈爾巴喬夫致力於開展「改革」，他在當地設立獨立的討論小組。隨著他在黨內的職位緩慢上升，他把自己的主要任務定為找到新的地方領導人，讓現有制度運轉起來。斯塔夫羅波爾的第一書記費拉多·庫拉科夫對賴莎獻殷勤沒有成功，但是他對戈爾巴喬夫的幹勁很是欣賞，一點點把他提拔了上來。

1964年，赫魯曉夫被趕下台，去斯大林化進程被中斷，而且開始了重新斯大林化。但是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醞釀著大膽的實驗，1967年，戈爾巴喬夫夫婦的老友姆林納日來到斯塔夫羅波爾看望兩人。在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的領導下，當時的姆林納日已經成為後來被稱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他之前一直在莫斯科請求蘇聯人理解捷克斯洛伐克即將到來的變化，戈爾巴喬夫聽著姆林納日的講述，姆林納日的民主化計劃令他感到著迷。但是他對姆林納日說：「在你們國家，這些事情也許是可能的，但是在我們國家，這些根本不可能做到。」正如陶布曼所說，「他後來對此改變了看法」。但是，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命令華約組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由戈爾巴喬夫主持的一場會議「完全支持這些果斷並且及時的措施」。早些時候，他也在一份蘇共的呼籲書上籤了名，懇請蘇聯「保衛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他對此感到不安。他陷入了衰落的極權主義國家中的人們面臨的典型道德困境：如果他在這個時候採取對抗行動，那麼他將不會再有領導改革相關工作的權力。他沒有公開表達自己的激進觀點，1970年，他出任斯塔夫羅波爾第一書記，並因此成為中央委員會成員。

戈爾巴喬夫的觀點在停滯的勃列日涅夫年代進一步發展。他之前認為蘇聯的問題在於「黨政幹部存在缺陷」：黨和國家官僚機構落後、無能。如今他開始意識到，問題比這個要大得多：根源在於決策過度集中，連最細小的事情也不例外——布拉格之春時期的民主化和市場改革正式要根治這個問題。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多後，戈爾巴喬夫作為代表團中的一員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他不被允許見當時已經失勢的姆林納日，但是他看到，每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認出包括自己在內的同行者來自蘇聯，他們臉上都會露出憎恨的表情。

當時的他仍然不會公開自己的真實想法。他在自己領導的地區一遍遍重複對勃列日涅夫的溢美之詞；默許了對一位當地作家的鎮壓，只因為他表達了很多和他自己差別不大的觀點；他還因為在「斯塔夫羅波爾大運河」做的工作獲得了嘉獎。私底下，他在讀異端馬克思主義者羅傑·加羅迪（Roger Garaudy）和葛蘭西等人的作品。他在公開場合「嘴上會說黨的路線如何如何，但是內心基本不認同」。

他職業生涯的決定性轉折發生在70年代末，他得到了克格勃的首領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的提攜。安德羅波夫清楚地知道，蘇聯的體制已經失靈了，他和戈爾巴喬夫就此問題上可以達成一致。但是安德羅波夫受困於一種「匈牙利情結」（Hungarian complex），即認為自下而上的改革將不可避免地失去控制；在他看來，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情便是如此。安德羅波夫曾以某種方式說服了勃列日涅夫簽署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戈爾巴喬夫問安德羅波夫怎麼看赫爾辛基協議中界定的人權，他答道，「15到20年之後，我們也會有西方國家現在有的這些：表達觀點和信息流通的自由，社會和藝術的多樣性。但這隻能在15到20年後才能實現，我們需要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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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布曼的敘述時不時會停下來，提出一堆咄咄逼人的尖銳問題。多數問題切中要害。為什麼戈爾巴喬夫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一個不同的決定可能就能避免失敗或者使事情進展加快？但是安德羅波夫提出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之一，戈爾巴喬夫執政六年的所有思慮無不籠罩在此問題的陰影之下。中國的鄧小平和安德羅波夫計劃優先做的事情大體上一樣：我們先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經濟體制，富國富民，然後再開始政治轉型（「有一天會轉型的，只要我們覺得安全」）。那麼，為什麼戈爾巴喬夫1985年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卻做了相反的事情？他認為自由且不受審查的討論是打破對經濟改革巨大阻力的前提，而非其結果，因此，不實施「公開性」政策就無法進行改革。另外，中國不是俄國，中共可以號召人民回歸傳統，順從權威、遵守紀律；然而在蘇聯，自從斯大林死後，人們就開始反抗權威與紀律。

勃列日涅夫1982年去世，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分別於1984、1985年去世。三人接連去世，蘇共中央政治局年邁的委員們感到焦慮不安，於是選擇了戈爾巴喬夫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俄羅斯人最初對這個新人感到高興：他只有五十多歲，且精力充沛，有幽默感，很合群。賴莎和他開始全世界四處跑：他們先是到義大利，然後到倫敦，他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很聊得來（「我們可以一起做點事情」），這點備受關注。但是，在國內的戈爾巴喬夫只是緩慢而不確定地開始了他的變革。

陶布曼又一次提出一系列問題：為什麼他沒有啟動消費品應急方案？為什麼他不直接開始經濟改革？為什麼不把農業私有化？不，他沒有這麼去做，戈爾巴喬夫又拿起列寧的書來讀，試圖從中找到蘇聯制度的問題出在哪裡（整個歐洲的修正主義共產主義者都在這樣做），並且還頒布了一個禁酒令，最終以慘痛失敗告終。他的「加速發展」工業的宏偉計劃實施過程中沒有引入市場力量，慢慢地在各種物資的短缺和官方的謊言中破產。戈爾巴喬夫對這片土地上的守舊實力發起攻擊，敦促各級管理者調整自己的想法。「你們難道看不出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陷入危機了嗎？

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四號反應堆爆炸。毒雲在歐洲大陸蔓延，謊言和遁詞充斥著蘇聯官僚機構，「無能之輩極其之多，各級忙於掩飾自己的無能，上層保守秘密到了自我毀滅的地步」。戈爾巴喬夫連續幾星期沒有公開發言，最後他對中央政治局發表講話：整個核工業「完全由奴顏婢膝、溜須拍馬、黨同伐異者佔據，想法和多數人不同者便會遭到迫害」。他後來表示，切爾諾貝利「讓他真正地睜開眼睛看到現實」。從那時起，他和自己越來越多的支持者無論討論怎樣的改革方案，都不會被認為過於激進或者狂野了。

但是，說是一回事，做起事情來又是另外一回事。切爾尼亞耶夫指出：「戈爾巴喬夫在措辭和評估形勢上格外大膽，但行事很謹慎」。那一年晚些時候，戈爾巴喬夫的顧問雅科夫列夫寫了一個備忘錄，其中的內容很讓人震驚，他提出蘇共應當放棄神聖的「領導位置」，並且分成「社會主義」和「民族—民主主義」兩個相互競爭的力量。雅科夫列夫還建議將工業交由工人控制，建立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如果是斯大林看完這番建議，會直接把他槍斃掉。而戈爾巴喬夫只是評論道：「現在為時過早，過早！」

他成為蘇共總書記後的幾個月內便開始與美國人就裁軍問題舉行會談。這一系列首腦會議的第一場會議地點選在了日內瓦，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幾乎沒有在那次會議上取得什麼成果，但兩人發現和對方合作很愉快。這一系列會議之後分別在雷克雅維克（在此次會議上差點達成全面放棄核武器共識）、華盛頓、莫斯科、紐約舉行，1991年7月又來到莫斯科，雙方在此次莫斯科會議上籤署了《美蘇關於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此次會議數周之後就發生了「8·19事件」，這次政變發生後，戈爾巴喬夫實質上已經失勢。塔布曼詳細記錄了這些會議的許多細節，雙方在會議之間的時間裡所做的精細的準備工作也被他寫在書中。有時候他會事無巨細地記錄。比如，他在寫1987年12月的華盛頓會議時，用了好幾頁篇幅列舉了會議期間每場社交活動里的賓客名單以及人們穿的衣服，佩戴了什麼珠寶。

但是陶布曼問的問題依然很好。從蘇聯國內因素來看，戈爾巴喬夫決定開啟和美國就雙邊裁軍問題進行談判的原因很明顯：他想把軍隊佔用的資源轉移到民用部門。早在1986年，他就告訴蘇聯外交官，美國人試圖阻止這種資源上的轉移，迫使蘇聯繼續保持高昂的國防開支。但是，為什麼里根和布希又會選擇和蘇聯就裁軍問題談判呢？塔布曼的回答是，美國同時有多種動機。雖然里根和布希在裁軍問題上的確有興趣（布希的興趣稍微小一些），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想幫助戈爾巴喬夫繼續執政，但是華盛頓的鷹派仍然希望看到巨大的軍費開支致使蘇聯破產，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將會給蘇聯共產主義帶來新的生機。鷹派的觀點沒有說服兩位美國總統，但他們似乎在之後的神話成了贏家。很顯然的是，大多數美國人到現在還認為，蘇聯之所以崩潰，乃是因為它的經濟實力無法支持其與西方國家在戰爭技術上的競爭：讀了陶布曼這本書便會知道這是無稽之談。

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他被國內強硬派指責對美國人讓步太多，出賣了蘇聯的安全保障。到了1987年初，他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一面要與根基穩固的「保守主義者」鬥爭，一面也要壓制不耐煩的激進分子。在黨紀要求下，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許多「領導同志」雖然會在公開場合支持他的提議，但是「都不動聲色地拆他的台」。從斯弗羅夫斯克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葉利欽也開始對他發起一系列猛烈攻擊。

陶布曼描述起這些公開場合引人注目的爭吵讓人又著迷又震驚。葉利欽曾多次打斷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抱怨改革進展緩慢，認為俄羅斯人民沒有從改革里獲得任何好處；他指責戈爾巴喬夫搞「個人崇拜」。戈爾巴喬夫兩次允許了「忠實與會代表」的惡行：他們以葉利欽對黨的路線不忠誠為理由輪流對葉利欽發起惡毒的攻擊——這些表現仍然是他們本能反應。他們重新變成了斯大林主義打手，而葉利欽則變成了卑躬屈節的斯大林主義受害者，向眾人承認自己的罪過並且乞求得到原諒。而戈爾巴喬夫呢？他當然不想回到以往的任何做法上。他無視那些認為葉利欽會被流放的人，並且一再尋求與葉利欽重新建立某種關係。然而，他處理此次和其他挑戰的方式表明，他最終還是黨的人。他能去考慮改造蘇共，廢除其「領導位置」，實行黨內民主，乃至開放多黨競爭。但從思想上來說，戈爾巴喬夫最終沒有能夠像葉利欽那樣跳出蘇共這個套子。

致命的一點在於，戈爾巴喬夫從來沒有意識到或者對自己承認，這個黨無法成為其進行變革的工具。到了八十年代再進行改革已經太遲了。這個巨大的組織已經變得腐敗不堪、士氣低落，試圖引入民主制度只能加速它的死亡。而戈爾巴喬夫也找不到其他工具。正如陶布曼所說：「他在摧毀蘇共的執政能力的同時也在從根本上削弱自己手中的權力。」

3

陶布曼對戈爾巴喬夫政治生涯的描述還揭示了另一個會讓歐洲人難以消化的事實。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人們高呼他為「戈比！戈比！」）被認為解放了「社會主義陣營」中「受奴役的民族」。這話沒有錯，但是戈爾巴喬夫並沒有積極地去推進這個「解放事業」。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並不太在乎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發生什麼，只要這些事情不會影響到美蘇關係以及不會影響到他在國內進行的改革。他與撒切爾爭論，和薩哈羅夫或者義大利異端共產主義者交換意見——這些對戈爾巴喬夫來說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在像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這種愚蠢、守舊的老傢伙或者齊奧塞斯庫這種惡人面前，戈爾巴喬夫則是不得不保持耐心。戈爾巴喬夫似乎認為，總的來說，這些「兄弟執政黨」拖累了蘇聯的現代化進程。

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如果某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處於危險之時，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進行干預——早在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領導人之前便被拋棄。1980年至1981年的政治局會議記錄顯示，1981年末，當時團結工會和波蘭政府的衝突達到最嚴重時刻，蘇聯告訴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81年至1989年間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0年擔任波蘭國家元首——譯者注），蘇聯決不會派軍隊進入波蘭，如果雅魯澤爾斯基頒布戒嚴法的計划出了問題，蘇聯不會派兵救援。（順便說一句，一種為雅魯澤爾斯基辯護的說法是：他宣布戒嚴僅僅是為了避免蘇聯的武裝干涉，但這種說法沒有說服力。）

中東歐國家的普通人看到蘇聯實施的改革和公開性政策，心中涌動著愈發強烈的興奮之情。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黨內的許多年輕積極分子也有相同感受。更為驚人的是，戈爾巴喬夫從未認真地試圖說服他們的領導人去模仿自己在蘇聯進行的實驗。當人群高呼他的名字的時候，他只是告訴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這是你們的事情。」陶布曼試圖猜測彼時他心中的想法：「即便他既未預見也不希望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他指望東歐國家能夠不在他直接干預下取得改革的勝利，從而避免共產主義制度在東歐崩潰，也只是空想。」

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12月聯合國大會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宣布對蘇聯駐歐洲常規部隊數量單方面大規模削減，並表示每一個國家的「選擇自由」都應該沒有例外地得到尊重。一些聰明的東歐國家領導人慢慢意識到，蘇聯可能不再會擋在自己和憤怒的人民中間：其他如東德等國的領導人仍然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異議者和普通人當時推測，如果他們決定起來當家做主，蘇聯派坦克入侵的可能性不會太大。其結果便是1989年一國接著一國的解放。

戈爾巴喬夫顯然希望，共產主義崩潰之後，會有某種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取而代之。但是，當這種可能性看起來越來越小的時候，他也並不感到驚慌。他根本不太在乎東歐。他最好的遺產之一就是他沒有給中、東歐帶來革命。他站在一旁什麼也沒有做，一代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德國人得以創造了一個對他們大有裨益的神話：他們的自由是靠自己在街頭展現的勇氣獲得的。11月的一個早晨，戈爾巴喬夫被叫醒，人們告訴他東德鑿開了柏林牆，他只是說：「他們做了正確的事情。」

國內的動蕩局面佔據了他的主要精力。蘇聯正處於崩潰之中。烏克蘭人要求獨立；波羅的海三國，特別是立陶宛，公開反抗蘇聯中央的管控；1989年4月，特別部隊在第比利斯殺了20名喬治亞示威者。最糟糕的是，1990年6月，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的慫恿下要求並且成功地成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各家媒體運用「公開性」政策賦予它們的自由攻擊戈爾巴喬夫：有的媒體批判戈爾巴喬夫拋棄了蘇聯人民通過犧牲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另外一些媒體指責他遲遲不徹底終結蘇聯制度。對於蘇共各級領導機關里雖沉默，但心中愈發被仇恨所充斥的多數人來說，那個他們熟悉的世界正在消亡。尤其是對於俄羅斯人來說，混亂的局面和各種物品的短缺開始成為他們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理由。在1990年一年中，戈爾巴喬夫的聲望急劇下降。

由於無法在黨內得到可靠的支持，戈爾巴喬夫縮小了蘇共的權責範圍，把自己的權力基礎轉移到新的最高權力機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任命他為總統。但是此舉卻讓他在政治上愈加孤立。1990年的五一遊行在他眼皮底下演變成一場喧鬧的抗議活動。與此同時，葉利欽的聲望飆升。同年7月，葉利欽退出蘇聯共產黨，宣稱從此以後他只聽從俄羅斯人民的號令。戈爾巴喬夫最優秀的顧問團隊曾經制定了一項旨在將蘇聯轉向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最後戈爾巴喬夫放棄了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葉利欽認為，戈爾巴喬夫此舉讓他錯過了「運用文明手段轉向新秩序的最後機會」。

這點葉利欽說得沒錯。莫斯科空氣中有一股火藥味。1990年12月，曾經是喬治亞領導人、後來擔任蘇聯外交部長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突然辭職。他宣稱，「獨裁即將到來。我可以對我說的這話負全部責任。沒人知道這會是怎樣的一種獨裁。」戈爾巴喬夫事先不知道謝瓦爾德納澤會發表這番言論，不過還是冷靜對待了。讓他的民主派支持者感到恐懼的是，他現在刻意將政策和任命機會向黨內的強硬派傾斜。這是他的「曲線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安撫相互敵對的兩個陣營，但是實際上誰也沒有被安撫，兩邊的對抗進一步加劇。戈爾巴喬夫讓根納季·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擔任副總統，讓弗里德米爾·克里奇科夫（Kladmir Kriuchkov）負責克格勃。而幾個月後的1991年8月，兩人成了那場失敗的政變的帶頭者。

因為戈爾巴喬夫同時在蘇聯、東歐和全球和平三個舞台活動，「同時」這個詞在本書中出現的頻率頗多。陶布曼不得不中斷一個敘事，回到另一個敘事，從之前中斷的地方繼續寫。這樣一來，事件的時間順序可能會亂掉。1990年，戈爾巴喬夫在建立總統制、採取措施防範葉利欽的同時，他也在處理有關德國未來這個巨大的新問題。包括德國總理科爾在內的西方國家領導人都認為他會反對德國統一，但是他接受了。然後他們猜想他可能不會同意統一的德國留在北約，另外肯定不會允許北約東擴到曾經屬於東德的領土。但是等戈爾巴喬夫5月到了華盛頓以後，突然對布希的意見表示同意，「統一以後的德國……應當自行決定她成為哪一個聯盟的成員」，美國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話。戈爾巴喬夫的隨行人員也大感震驚。

為什麼戈爾巴喬夫沒有就德國問題提出苛刻的條件，他當時顯然有機會這麼做？提出這個問題的不止陶布曼一個人。那是一個非常戲劇性，也非常危急的時刻，如果戈爾巴喬夫要求德國保持中立作為蘇聯承認德國統一的條件，西方可能會同意，至少是有這個可能的。可是現在他表示，出於對民主的尊重，他選擇讓德國人民來做這個決定。陶布曼的推測是（他沒有提供太多證據），戈爾巴喬夫可能和英、法兩國有著一樣的對德國的憂懼，即認為：這個龐大國家如果不受任何公約成員國身份的約束，它會對鄰國施壓，然後要挾歐洲其他國家。

無論他的動機如何，戈爾巴喬夫不願就德國問題與西方國家討價還價都會產生巨大的後果。在國內的後果是：蘇聯在德國的立足點是靠許多蘇聯紅軍流血犧牲換來的，戈爾巴喬夫就這樣放棄了，這是不是背叛了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取得的成就呢？正如諸多辱罵他的信中的一封所寫：「總書記先生：祝賀你獲得帝國主義者頒給你的獎盃，因為你一手摧毀了蘇聯和紅軍，出賣了東歐，把我們所有的資源拱手讓給美國，把大眾媒體交到了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

其他的後果到現在還影響著我們。雖然陶布曼並沒有這樣寫，但是西方國家把戈爾巴喬夫的合作看成是軟弱的表現。他希望他的讓步可以換來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回報，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至關重要的是，1990年2月，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和德國總理科爾向戈爾巴喬夫保證，北約不會向東擴張，尤其不會擴張到蘇聯邊界。但是戈爾巴喬夫沒有能讓這些承諾變成白紙黑字，布希後來也告訴科爾和貝克，他們給了戈爾巴喬夫不必要的承諾。「去他的！勝利的是我們，不是他們。我們不能讓蘇聯人從敗局裡還撈到好處。」若干年之後，包括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在內的所有前華沙條約國家都成為了北約成員國。與戈爾巴喬夫談判獲得的成功讓西方國家領導人以為，他們可以不用為自己的出爾反爾承擔後果。但是，直到今天，普京制定的歐洲政策仍然潛藏著一種對西方國家「違反承諾」的怨恨。對於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不管他們對普京的專制有怎樣的看法，都把北約擴張至俄國邊界看作是破壞國際協議的舉動。

1991年8月18日，政變爆發。戈爾巴喬夫，賴莎和一家人在他們位於克里米亞的別墅被武裝人員包圍。政變者宣布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總統職務，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務；同時，由代總統、總理、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8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的全部權力。通過陶布曼奇妙的電影般的敘事，我們知道了當時發生的事情以及戈爾巴喬夫一家人如何反應的每一個細節：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大怒，對這些武裝人員不屑一顧，毫不屈服；受到驚嚇的賴莎輕微中風。突然之間，他們又回到了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俄羅斯歷史階段。他們如何確定，這些武裝人員不會強行闖入，像對待73年前的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孩子們那樣對待他們？

為什麼政變失敗了？陶布曼的敘述證實了這些政變者拙劣得驚人，他們幾乎從一開始就被自己的膽大妄為嚇壞了。但是他們當時是有機會成功的。我當時在現場，我看到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普通人和當地政府官員立即接受了這個現實：改革時代如同一個假期那樣結束了；審查制度又要回來，令人厭倦的後斯大林主義「常態」復歸，人們要重新陷入沉默。我的一個朋友後來說：「少數善良、勇敢的人們救了俄羅斯」，我希望相信她是對的。這些政變者犯的最糟糕，同時也是致命的錯誤是沒有逮捕葉利欽。但是，在葉利欽抵達議會大廈，跳到坦克上發表他那著名的演講之前，「善良、勇敢的人們」已經在議會大廈周圍設置了路障。一些女性手牽手在加里寧橋上站成一排，喊著：「我們是你們的母親！」，阻止塔曼摩步師的坦克通過。

列寧格勒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也和葉利欽做了同樣的事情。但是在他們二人掌握局面之前的一段時間裡——也許有36小時，政變者控制著軍隊和兇殘的「特殊部隊」，他們可以在反對力量發展壯大之前血腥鎮壓反對者。就在他們舉棋不定之時，「一小撮」反對者變成了龐大的反對者群體，然後他們的政變也就隨之潰敗。政變者中的一些人飛到克里米亞，向戈爾巴喬夫哀求，希望得到他的赦免，但是葉利欽的人很快飛到克里米亞解救戈爾巴喬夫，並且逮捕了他們。

從政變失敗的那一刻起，葉利欽和他的人馬不僅實質上掌管了俄羅斯，也獲得了對蘇聯的實際控制權。戈爾巴喬夫很久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陶布曼寫到這裡，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戈爾巴喬夫為什麼不在下了飛機之後直接趕到議會大廈，去那裡迎接等待他的欣喜若狂的人群，恢復他的權威呢？答案似乎很簡單：他擔心賴莎的健康，想及早帶她回家。但是無論他去不去議會大廈，他的時代都業已結束。他後來解除了政變者的職務，其中三人因為恥辱而自殺。但就在他回來兩天之後，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最高法院的演講時便遭人嘲笑。當他聲稱蘇聯內閣抵制了這場政變時，葉利欽遞給他一份文件，上面顯示，幾乎所有部長都順從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的時間裡，他忙於和蘇聯的15個共和國就新的「聯盟條約」進行談判，根據這個新條約，這些加盟共和國將獲得更大的自治權。但是烏克蘭拒絕參加，開始了爭取完全獨立的努力；11月時，葉利欽突然禁止俄羅斯簽署該條約。幾個星期後，他背著戈爾巴喬夫，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領導人在位於白俄羅斯的一個森林中舉行了秘密會議，建立了獨聯體。蘇聯壽終正寢。戈爾巴喬夫的權力也不復存在。1991年12月25日，他在克里姆林宮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正式辭職。葉利欽看到一半就關了電視，派出兩名上校將「核按鈕手提箱」帶到自己的辦公室。

陶布曼有時引用了太多內容上重複的史料（他的《赫魯曉夫傳》反倒因史料相對稀缺受益），不過，敘述戈爾巴喬夫失掉權力以後的幾十年（1991年到2016年）的最後一章寫得高明且清晰。書中還記錄了1999年賴莎患白血病直到去世這段時光，在這最艱難時刻，賴莎的勇氣，戈爾巴喬夫性格的堅韌和對妻子的體貼都得到了展現；這部分內容大多取材於戈爾巴喬夫措辭嚴厲的回憶錄。他下台後設立了戈爾巴喬夫基金會，專心致力於評論國際政治，並且逐漸提高了批評葉利欽的調門。在國外，他還是英雄，幾乎是救世主般的人物。他很難接受自己在俄羅斯變得如此不受歡迎，繼而無足輕重。陶布曼寫道：「他對自己和自己的事業抱有過度自信，因而才會有勇氣追求非常高的目標，最後貪功緻敗……當現實與他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相衝突時，他經常會選擇否認現實。」1996年，他參與競選總統，但只得到0.5％的選票，票數位居第七。

他的夢想沒有太多得到實現。他曾經希望俄羅斯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成為「歐洲大家庭」中的一員。據他的一位朋友說，如今戈爾巴喬夫承認，俄羅斯可能需要一百年時間才能實現民主。但是他還是為自己是這個漫長的歷程的開啟者而感到自豪。偉大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德米特里·弗曼（Dmitry Furman）稱他為「俄羅斯歷史上唯一一個雖然手握大權，但會出於道義的考量，自願選擇限制自己的權力，甚至甘冒失去權力的危險的當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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