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危機

人們一提到核戰，往往想到的是古巴導彈危機，因為美蘇雙方差一點就擦槍走火將地球君打成篩子，但其實地球的另一端醞釀著一場更大的危機，柏林危機。

這場危機其實早在二戰中就已經顯露端倪，只不過美蘇兩國礙於同盟關係不好意思撕破臉罷了。

但隨著戰爭結束，東西方的涇渭便逐漸分明了，就這樣，第一次柏林危機在雙方的強硬中不歡而散。

可是，斯大林的繼任者卻無法坐視局面僵持，因為赫魯曉夫此時內外交困。

首先是黨內斯大林餘孽屢屢挑戰赫禿子，他們篤信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斥責赫禿子是鴕鳥心態，放棄強硬立場和大規模裁軍只會使蘇聯輸掉這場戰爭。

其次是共產主義陣營內部，59年兔子建國十周年國慶時毛澤東在游泳池接見了赫禿子。

毛澤東自恃泳技高超在深水區優雅地劈波斬浪，而赫禿子只能緊緊攥住工作人員遞過來的游泳圈，神情緊張地在淺水區掙扎求生。

隨著這次見面的不愉快，雙方關係的破裂也逐漸擺上了檯面，兔子買來的朋友阿爾巴尼亞公開效忠兔子，並將赫禿子的照片換下來，擺上了毛澤東和斯大林的。

隨後陳毅也在莫斯科會議上罕見的抨擊了蘇聯的溫和路線，當時甚至有12個國家公然站在兔子一邊反對蘇聯。

而東德主席烏布里希也加大了施壓力度，他甚至繞開了蘇聯，派代表團訪問了兔子，並且得到了兔子的經濟援助。

當然赫禿子也明白東德是迫於無奈，因為德國的工業設施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和蘇聯的洗劫已經瀕臨凋敝，以致於東德建國時工業基礎幾乎為零。

更要命的是東德將斯大林模式學到了極致，僵化的計劃經濟將東德的經濟變成了一潭死水，一潰千里地停滯和衰退。

當然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比人氣死人，旁邊的西德經濟發達、社會福利高又自由民主，民眾哪能忍住誘惑，於是便紛紛下輩子聯邦德國，用腳投票去了。

而這其中最讓烏布里希撓頭的是很多熟練工叛逃到了西德，這對於東德的工業來說可以說是致命打擊。

於是，再這樣一系列的打擊之下他向赫禿子施壓，要求蘇聯用軍隊去支持東德對邊境的管控甚至是完全封鎖。

可惜赫禿子則有著自己的打算，他的算計是西方的軍隊撤出西德，使西德中立化，成為兩大陣營的緩衝帶。

這樣以來可以獲得西德大量的投資以緩解國內的經濟危機，二來也可以削弱東德的戰略價值，使自己擺脫這一要價過高的盟友。

當然，蘇聯國內的經濟也是雪上加霜，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連年歉收使農民的日子愈加難過，同時因為農產品供應不足和僵化的經濟體制導致政府連基本的生活用品供應都無法保證，克格勃連篇的報告顯示工人暴動的苗頭逐漸蔓延。

所以我們也就理解了赫魯曉夫為什麼如此的希望儘快解決柏林問題，因為這將為其帶來巨大的政治、外交和經濟利益。

那這盤棋的另一位棋手呢？

肯尼迪在競選時根本不了解蘇聯事務，他大肆抨擊當局在軍備競賽中落後於蘇聯，形成了所謂的「導彈鴻溝」。

但肯尼迪的幼稚並不能阻礙他當選的腳步，因為赫禿子間接地幫助了他，原因是後者極其厭惡共和黨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所以對民主黨抱有期待，於是當艾森豪威爾派來請求釋放U-2飛行員時，赫禿子死死按住不放，導致共和黨吃下暗虧。

肯尼迪走馬上任後首先拜訪了喬治·凱南，對於蘇聯想要重啟首腦會晤的問題後者建議肯尼迪採取冷處理。

凱南的意見是U-2事件已經打擊了赫禿子在黨內的權威，此時的他比肯尼迪更需要這場會晤，因此肯尼迪應該坐地起價，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

赫魯曉夫通過秘密外交得到了一些關於肯尼迪的美好幻想，於是他率先擺出友好姿態，釋放了U-2的飛行員，美國也以十分隆重的儀式接回了飛行員。

可惜，回應赫禿子遞出的橄欖枝的卻是肯尼迪一記響亮的耳光，後者在電視國情咨文中語氣強硬地聲明局勢已經到了最危機的時刻，勝負將立見分曉。

爾後，美國接連試射民兵導彈，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甚至公開叫板蘇聯，美蘇關係緩和的大幕還沒等全部拉開就又被重重地合上了。

赫禿子一下子騎虎難下，只得再次擺出強硬姿態，屢秀肌肉。至此，雙方第一輪的對決就算塵埃落定。

後世的學者對於這段時期的兩人評價往往大同小異：赫魯曉夫很務實，迫於內外危機不得不選擇和西方緩和關係；而肯尼迪，幼稚、不學無術並且錯失了和談良機。

如果我們孤立地看待柏林危機一定會得出相同的結論，可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大到冷戰以來至今這段歷史時期，我們得出的結論將大相徑庭。

如果我要說美國的決策層從一開始就沒準備和任何人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所以肯尼迪的決策並非誤判，而是出於國家利益的深思熟慮之舉，一定會有人說我是陰謀論。

是否是陰謀放在其次，我們來看一個實例，蘇聯解體後葉利欽和普京兩位總統都對西方、對美國拋出了橄欖枝，甚至甘願委身於歐盟去做美國的小弟。

那時鷹醬說銷毀導彈，毛熊便乖乖地銷毀了60%的中遠程導彈；鷹醬說我要布置中程導彈防禦伊朗，毛熊說放我家吧；鷹醬說我要打阿富汗，毛熊主動說從我家裡過吧，你打飛機運過去都不方便啊，又費錢。那時的毛熊簡直就是只玩具熊。

但這有什麼卵用嗎？並沒有。

美國違反協議兩次北約東擴，並且原本說好針對伊朗的中程導彈也被放置於東歐對準俄羅斯，同時歐盟也拒絕了俄羅斯的加入。

有人也許會說，這也是戰略誤判，從老布希到柯林頓再到小布希三個總統都是弱智，全都看不出俄羅斯的善意，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習慣性」「戰略誤判」。

天底下有這麼巧合的事情嗎？這三位總統全是弱智，還不分黨派，就連普通人都能看出來的事情，他們仨就死也看不出來？說到這裡你難道還覺得我說的是陰謀論嗎？

美國的戰略如果不是他們表面上所說的維護世界和平，領導全球發展，那到底是什麼呢？

搞亂除美國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區，當然南美的烈度最好不要太大，爾後全球的資本就都來到美國投資置業，美國經濟便可一家獨大。

那對於潛在的競爭的對手呢？一定是想盡一切辦法打壓甚至消滅。

日本富裕了就簽個《廣場協議》；歐盟做大了就點燃烏克蘭的戰火、做空希臘，使歐元趨於崩潰。

這時候有些人也許會說我胡鄒，讓你這麼一說美國就像邪惡軸心一樣，可美國總有好的一面吧。

沒錯，我承認美國有自由燈塔的一面，但那只是山姆大叔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時候，他既不民主、也不和平，更毫無公正可言。

我們知道前段時間中國搞出了「世投行」，美國作為反制加快了TPP的進程，奧巴馬在電視國情咨文中提到，針對中國可能將國際競爭的標準拉低，美國將重塑「高標準」的競爭。

他的話也很好理解，意思是說中國利用山寨貨和血汗工廠進行商品傾銷，以至於美國的「高標準」產品受到了衝擊，形成了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檸檬現象。

但事實真的如他所言嗎？我們知道，美國的蘋果公司踐行的就是所謂美國式「高標準」競爭的道路，尊重IP、高附加值、高人工、公司福利待遇也屬世界一流。

而東莞、河內的富士康呢？低附加值、低生活質量，員工們過著分分鐘跳樓的生活。

可這是我們的選擇嗎？這是我們的錯嗎？並不是，這是世界分工。

只要這個世界上有一家美國公司享受著「高標準」帶來的福利時，必然就得有一群人為他們的「高標準」買單。

當然美國人並不會這麼看，當他們享用完其他國家人民的血肉之後，只會擦擦嘴道：「你看這些國家太不民主了，遍地都是血汗工廠。」

還有一次是奧巴馬出訪澳大利亞，當時他針對全球變暖問題提到「如果中國13人過上了跟美國人民一樣的小康生活，這對地球將是一場災難」。

這話也沒什麼不對，從環保的角度講我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作為一隻兔子我就想問句：「憑什麼？」

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提出了所謂「雙重思想」的概念，就是說當人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時，會編造出一套與其所持價值觀相悖的解釋系統去催眠自己，以至於形成了美國人享受「高標準」生活是上帝賦予的，而中國人想要就是「地球的災難」這樣奇怪的論調。

哪怕就是在今天，當希拉里提到「重返亞太」時，很多人又說這是美國高層的戰略誤判，因為中國並無意願、也無能力去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

我就很奇怪，說這樣的話有意義嗎？美國對自己的小弟和盟友都下的去手，更何況你中國呢？

再說美國判定潛在對手不看你的主觀意願，而是看你的客觀實力。因為主觀因素不能影響客觀因素，比如朝鮮；而客觀因素卻可以決定主觀因素，曹操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如今美國對中國的圍堵絕非杞人憂天式的「戰略誤判」，而是美國國策的一貫傳承，試想如果搞亂了、甚至顛覆了兔子，美國可以從中剪多少羊毛，拿多少解體紅利？

這樣一推導，我們發現肯尼迪並不幼稚，相反，倒是相信了美國一貫表現出的「偉光正」形象的赫魯曉夫像個被人騙了還給人家數錢的「傻白甜」一樣，在歷史的角落裡自吞苦果。

就像兩個象棋手試圖控制住中盤混亂的局勢，隨著克雷將軍移動美國的旗子，可以想像，伊萬·科涅夫元帥，這位新任命的駐東德蘇軍司令也在移動蘇聯的人員……作為肯尼迪總統的私人代表，克雷將軍在常規的指揮鏈條中並沒有他的位置。但是……很明顯，他的特殊地位給了他在當地決策中決定性的權力。

這是《紐約時報》記者對柏林前線的描述，那麼遠在莫斯科的美蘇首腦又是怎麼想的呢？

赫魯曉夫主張加強威嚇，他指示科涅夫「把我們的坦克派到旁邊的街區，讓它們的發動機掛上高檔，然後用擴音器把坦克的噪音和馬達聲傳出去。」

肯尼迪則指示美國的坦克撤出邊界，就此，東德方面進一步加固和擴建了柏林牆。

1961年10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在克里姆林宮大禮堂的赫魯曉夫聽取著科涅夫的報告。

經過了一夜的緊張對峙，漫長的黨代會也進入了最後的兩天。

他指示科涅夫先行撤回蘇聯坦克，「我相信在20分鐘之內，或者稍長的時間他們才會接到的命令，美國坦克也會後撤的。」

「在我們坦克的炮口還指向他們時，他們無法轉身後撤，」赫魯曉夫說道，「他們把自己弄進了危險的境地，卻不知道怎麼脫身……那麼我們給他們一次機會吧。」

在星期六早晨10:30剛過，第一批蘇聯坦克從查理檢查站撤退。

一些坦克上還被放上了鮮花和花環，是「自由德國青年」——類似於共青團的組織在早上放上去的。

過了半個小時，美國坦克也撤離了。

但這並不是柏林危機的尾聲，因為我們知道在相隔大西洋的彼岸，蘇聯船隻開始在11個不同的古巴港口秘密靠岸，卸下足以抹平紐約或者華盛頓的核力量。

就在1962年7月26日，蘇聯運輸船「瑪利亞·烏里揚諾娃號」（用列寧的母親命名）停泊在了卡巴納斯港口。

這是蘇聯運輸船隊的第一艘船。

在這之後的90天里，一共有85艘船進行了150次往返航行。

它們運送的是戰鬥部隊和24枚中程和16枚遠程導彈發射器的零部件。

這些發射器都帶有一枚核彈頭和兩枚彈道導彈。

8月份，CIA拍到了蘇聯在古巴海域的頻繁活動。

他們運送物資的數量和到港的處理都顯示出了異常。

士兵們在夜間熄了路燈卸貨，然後把貨物用經過偽裝的車輛通過土路運走。

這些運輸車的車身之長，使得士兵必須推倒民房才能讓車轉過彎去。

前線指揮官——在抗擊了蚊子、酷熱和季風的侵襲之後——為了躲避美國電子竊聽，用信使向莫斯科報告進展情況。

8月22日，CIA向白宮報告說，有5000名蘇聯人乘22艘船抵達古巴。

他們帶著大量運輸、通訊和建築設備。

中情局的分析員說，這次蘇聯人員和裝備流入一個非蘇維埃陣營國家的速度和數量，「是蘇聯外援活動中史無前例的」。

很明顯，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

導彈本身的抵達還要等兩個月以後，而這時的美國情報部門只能認定莫斯科可能要增強古巴的防空體系。

1962年7月5日，赫魯曉夫向肯尼迪提出了自己非常具體的建議，以便結束他所謂的「西柏林佔領政權」。

按照他的計劃，聯合國警察部隊將接替盟國軍隊。

這些警察部隊姜蔥現有的三個西方強國、兩個中立國家和兩個華沙條約組織國家中抽調。

這個多國警察部隊每年減少25%的數量，四年後，西柏林就將沒有任何形式的外國軍隊了。

兩周後的7月17日，肯尼迪否決了這項建議。

赫魯曉夫因此加大了在古巴海域的行動規模，他知道美國不是弱智，CIA會發現它並且將其報告給肯尼迪的。

9月4日，肯尼迪告訴國會議員，CIA已經確定蘇聯正在幫助卡斯特羅增強防禦能力。

那天晚上，肯尼迪發布了一項報紙聲明，其中除了提到這件事外，還警告赫魯曉夫，如果美國發現古巴有蘇聯戰鬥部隊或攻擊設備的證據，那將「引起最嚴重的問題」。

但赫魯曉夫的柏林野心令他非常焦急，他的戰略很明確，必須用古巴問題上的強硬換取美國在柏林問題上的妥協。

於是他在導彈發射器大部分就位之後，也就是1962年10月16日，他告訴福伊·科勒——他是繼任湯普森的美國駐蘇聯大使——他想要在11月下旬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與肯尼迪見面。

我們不清楚這倆人的會面到底談了什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是圍繞著柏林問題吵架。

很多人說為什麼，柏林有那麼重要嗎？

我告訴你有，為什麼？

因為歐洲是世界的中心，這個世界中心不是隨便定的，而是看兩個指標：第一，該地區是否是財富最集中的地方；

第二，這個地區是否有形成競爭關係的兩個強國。

很明顯，在古巴，甚至在整個美洲，除了美國都是窮逼，沒什麼財富，而你又不可能去攻打美國，所以美洲沒有財富的集中。

而且在美洲，說得難聽點整個美洲聯合起來打美國都打不過，甚至美國可以碾壓這個聯盟，所以怎麼可能美洲是世界中心呢？

美洲根本形不成競爭，美國表示：我不是針對任何人，我是說美洲的各位都是垃圾。

所以，歐洲才是世界中心，因為財富集中，而且美蘇兩國都在爭奪這個地區。

而我們知道，傳統勢力劃分上西歐是美國的，東歐是蘇聯的，那麼東西歐的分界線自然就成了爭議邊界。

而這條線，正好在劃在柏林，也就是東西柏林的邊界線。

這條邊界線不只是美蘇兩國旗下東西德的分界線，更是兩大強權對於瓜分世界中心——歐洲的分界線。

古巴導彈危機最後不了了之了，因為這個問題本身也不重要，所以根本配不上人們對它的關注。

古巴重要嗎？南美重要嗎？甚至整個美洲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只有歐洲，因為它是世界中心。

所以我們談了這麼久的柏林危機，最後落腳點在哪呢？

那就是東亞現在成了新的世界中心。

為什麼呢？首先財富的集中，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來算世界經濟第一，日本第三，那麼好了，東亞就是世界上財富最集中的地方。

其次，中、俄、美、日在這個地區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主要是的關係有：

俄、日之間的北方四島問題；中美之間的南海通行權問題；中日在東亞的地區霸主之爭。

這裡我們在強調一下，世界中心不是合作的中心，而是競爭的著眼點，所以我們列舉的關係都是競爭關係。

沒有競爭就不是世界中心，這一點是肯定的。

但是這個地區不只有大國，韓國、朝鮮這兩個國家放在其他任何大洲都是地區強國，唯獨到了東亞屁也不是。

韓國連外交自主權都沒有，政治主權是殘缺的。

朝鮮被全世界孤立，中國表示跟他是正常的國家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我不是他爸爸」。

但就是這兩個國家，韓國軍事實力排名世界第六，朝鮮有核武器。

即使如此，東亞各國的軍費開支依然在逐年上升，最顯著的就是中國和日本，中國表示我們要由近岸防禦轉為近岸防禦及遠洋護衛。

我們要保護我們日益增大的海外利益。

日本自從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後，和平憲法成了一紙空文，安保法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國防法。

而且日本還向盟國出口進攻性武器，這在過去它都不能進口。

因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美國在伊朗甚至中東的妥協、在烏克蘭甚至歐洲的退讓都不能簡單的歸結為美國的衰落。

美國並沒有衰落，他的實力還在不斷增強，他只是相對衰落，相對誰呢？

中國。

其他國家比如日本、歐洲，都是昨日黃花，美國怎麼可能相對他們衰落呢？

於是乎，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正如當年古巴導彈危機並不能導致核大戰一樣，中東和歐洲不是世界中心，這兩個地方不重要。

所以美國可以毫不在意的全身而退，然後留一個爛攤子不收拾。

因為他要進軍東亞，他要跟中國在新的柏林搞一次新的「柏林危機」，而這個危機，就是南海危機。

那麼問題來了，是不是南海問題我們退讓了這個問題就消失了呢？

肯尼迪的愚蠢為我們找到了答案——不會，而且只會使對方變本加厲。

所以最後我們看到，在古巴導彈危機時，肯尼迪採取了一反常態的強硬姿態，毫不妥協，核大戰就核大戰，赫魯曉夫這才消停。

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也是一樣，我們國家有一幫「胡適之」，認為現在無力對抗帝國主義，只能做漢奸換取時間。

我也認同這樣的道理，李鴻章其實就是這麼乾的，結果幾個奸佞罵他擁軍自重想造反，激得他只能傾巢而出送對方一波團滅。

可是如今，這樣的理論作為大的戰略可以，在國際事務的總體態勢上我們確實要保持克制，猥瑣龜塔。

可是南海問題上我們不能投降，因為南海問題是結構性矛盾。

今天你在南海投降了，明天他就在韓國布置薩德系統，尤其是覆蓋範圍達兩千公里的雷達系統，你受得了？

當年肯尼迪在柏林問題上投降了，赫魯曉夫馬上加碼古巴危機，逼你回到柏林問題的談判桌。

最近的薩德「反導危機」簡直就是當年的重演。

這意味著結構性矛盾不去解決，由此引發的危機將會更加棘手。

同樣的道理，如今我們必須認識到南海危機的緊迫性才能避免重蹈肯尼迪的覆轍。

2016.03.15 深°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