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的幽靈 (for 《萌芽》2018年1月號)

本文的大部分文字寫於2017年6月，研究生快畢業的那陣子。那真是情感噴薄的一段時期，因為意識到離開校園後每一個選擇可能都會很艱難，為之付出的代價會特別高。前幾天看到一個我很尊敬的小姐姐說：「找不到合適的第一份工作根本都沒機會擔心你所擔心的問題，第一份工作又要至少做個兩年。職業生涯前幾年不能靠年輕的本錢努力跑，再往後連進賽道的資格都沒有，新畢業的年輕人早上道了。前幾年要是卡死了機會成本太大了。」

那時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只是沒能像她如此尖銳準確地描述出來。所以，在踏入這個世界之前，我允許了自己在畢業之際的「情緒放題」，和很多人和事去作情感上的了結。

但後來發現了結不是告別。離開文學院，我身上仍然有文學院的部分在。或許更準確的是，我不想也不允許那部分從自己身上消失。

本文獻給2014到2017這三年。題圖是2016年10月1日，陽光明媚的文學院。

1

在小虹老師的課上，我認識了J。那是外文系第一次開設純政治哲學理論的課。J已經碩士畢業，在等待博士入學，是班上的旁聽生。在一次討論中，他大談阿甘本的思想，一旁讀不懂阿甘本而不敢出聲的我，心裡默默想，「此人要麼是在裝逼，不然就真的太厲害了」。

那是2014年的尾聲，虹師還沒有因為人文大樓抗議運動成為文學院全體師生攻擊的對象，J也還沒有成為我的戀人。對於台北來說，冬天意味著無窮無盡的雨。冬至那一天，虹師講到這天夜晚最長、白天最短，就是陰陽要開始轉變，混沌的能量到了極限。所以要吃紅白小湯圓，碗中就是陰陽，就是混沌，致喬伊斯的chaosmos，致內格里和哈特的「帝國」，致阿倫特的space of appearance——混沌里蘊含著新秩序的可能。

濕漉漉的冬天裡，下了這堂課，天早就黑了。常常要撐著傘在文學院門口發一會呆，清理一下思緒。雨水打濕了杜鵑，在路燈的映照下楚楚可憐。在這一間百年老建築破舊的散發著白熾燈光的教室里，有人激烈地討論著這世上到底有沒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沒有真理可言，值不值得為真理搏鬥。

燈熄人去，我心想，完了，被這樣的東西迷住，註定會變成一個無聊、沒用，又賺不到錢的人。靈魂里的一部分將永遠繞著那盞燈，繞著這座建築，變成一隻文學院的幽靈。

2

一年後的冬天，在和J相熟後，他常會問我的問題是，「對你來說，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我總是打趣地說，「人生哪有什麼意義，就是虛無啊。」要麼就是回答他，「賺好多好多錢，然後去念五個博士。」他總是搖搖頭告訴我，「要找到自己的意義」，而我總是不屑一顧地抬頭看看他。

J的碩士畢業論文在刪減之後還有一百多頁長，寫的是Stoner這本小說，以及裡面後現代時代的存在主義倫理。他說，看過這本小說，我就會知道人生的意義。

那個冬天，台北迎來了幾十年來的第一場雪。J的家住陽明山上，晚上就有顆粒狀的雨夾雪，第二天一早，到處都白了。早上7點，收到他的簡訊，問我要不要上山。睡眼朦朧中立刻爬起來，帶上以往在北方才用得上的裝備，雪地靴、羽絨服、手套，擦擦窗戶上的一層白汽，出門了。

他好像一直很想讓我上山，但總出於天氣差、路途遠或是太忙了而沒有去。後來就說，等夏天再去。但我們都知道我們大概等不到夏天。

那一天很多台北人都興奮地跑去陽明山看雪。隨著海拔升高，漸漸可以看到飄雪，車上的人都努力抹去窗戶上的霧氣往外看。到了陽明山才發現，雪比想像中大多了。

我們在大雪中走了兩個多小時，最後成了雪人。陽明山上很多截然不同的景色，先是穿過一片竹林小道，又來到高聳的針葉林，天空都被遮住看不見。又走過平坦開闊的田間步道，夏天著名的景點海芋田盆地，已經是「白茫茫一片真乾淨」。最後我們在一個建築很像樹屋的房子里吃飯。桌旁是暖爐，前面是落地窗開闊的樹林雪景。紅燒茄子，梅菜扣肉，豆腐煲，每一樣都很好吃。店裡還有兩條溫順的大狗，也卧在暖爐旁烤火。屋子外面的小露台有鞦韆，上面也積了雪，主人都說，這是第一次看到雪。

屋檐上結了一道道的冰柱，讓我想起小時候。我給他講了在北方的事，不知何故，童年的記憶會在某些時刻變得特別清晰，思緒也變得如明鏡一般，敞亮，剔透，冷靜。

天黑時我一個人坐公交車下山，看雪的人依次回家，排起了漫長的隊伍。我在人群中攥著手機讀他的論文。後來的很多個夜晚，深夜裡失眠的時候，也打開iPad，讀一讀他的論文。

後來到了春天，我和J閱讀德勒茲關於時間和電影的理論，一起去圖書館借DVD來看裡面提到的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從圖書館出來，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小心地把粥里那顆半熟的蛋黃撈出來放進他的碗里，咬一口，有流心。

珍貴，輕盈，小心翼翼地交換著各自最珍貴的東西。彷彿在這段像霧一般的感情中體會到德勒茲所說的「becoming」，一種不斷流動的狀態。《晚春》的最後，那個定格在花瓶的鏡頭，就是德勒茲所說的「純粹的時間」——沒有人，也沒有鏡頭運動，卻彷彿在那一個凝結了所有情感和生命，變成時間的結晶。

回想起來，彷彿也有很多時間的結晶，而我們果真沒能撐到夏天。

3

到了第三年，繫上相熟的同仁彼此開始見不到面，蝸居在各自的小黑屋裡寫畢業論文。確認彼此存活狀態的方式，變成在繫上的郵件通知中，收取每個人答辯日期，去現場為他應援。

T是同級生里水平不一般，為人又成熟隨和的一個，後者在文學院這棟建築里尤為可貴。他在做以「棲居」為題的電影研究，靈感來自於海德格爾「詩意地棲居」，用新物質主義和巴贊的電影理論來分析台灣電影。

我偷偷溜進他的開題答辯現場，口試委員之一D教授不知從哪裡掏出了一本三塊磚頭那麼厚的《存在與時間》，翻開念了起來：「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第X章第X節第X行寫道，棲居，是指……與你想表達的概念完全相反。」海德格爾所謂的棲居，更像是人純粹地存在於天地之間，而不在意周圍的物質環境。而他的論文恰恰是電影中台灣在地環境與物件的研究。

他的指導教授就溫和許多，但說著說著，問道：「一個最實際的問題，你7月一定要畢業（因他已經交了定金要去美國留學），最終答辯就在不到2個月以後，能告訴我你怎樣在短時間內閱讀大量海德格爾、巴贊並寫完論文嗎？」

光是這幾個問題，就足以讓旁聽的我嚇傻了。然而T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一回應著。讓我想到當初自己的開題口試中，導師提出我的某個概念用錯了，驚慌失措就全寫了在臉上，回答更是語無倫次。

「這就是人與人的差距啊！」我不禁想。時常走出家門，走出研究室，最大的收穫就是，其實大家過得都不怎麼樣，但硬撐和硬撐也可以很不一樣。

2個月後，迎來了T的最終答辯。上次還捧著海德格爾的教授D，這次則晃了晃剛拿到手的結婚證書，在喜悅心情里決定當個good cop。他的新娘是和我們年紀一樣的外文系畢業生，比他小20歲，在課堂上是他的迷妹。大學畢業後向他表白然後交往，去年訂了婚。聽聞這件事後我沒有再聽到good cop和bad cop的任何審訊，閉上眼睛想像了另一個畫面。不敢想。

傍晚，T順利通過答辯，我們即將畢業的幾人一起去喝咖啡，聊著外文系的這三年、四年——過眼雲煙的crush，流水的男朋友與「男朋友」，鐵打的反倒是我們那太易碎、太畸形的理想。一直聊到了天黑。感謝這個小島的咖啡館文化，這一年開始喝一點咖啡，這次喝的是南投產的咖啡豆的中深度烘焙。有十分鐘我抽離了對話，借了T的論文來讀，那些文字和咖啡香混在一起，像迷濛的夢一樣。

我想起讀J的論文和Stoner的那些夜晚，以及讀導師的文章的那些夜晚。Stoner的一生和「成功」二字沾不上邊。文學和理論的書寫孤獨到只能和極少數人對話，時間投進漆黑的無底洞，世界很多個這樣黑暗的角落裡，理智與直覺在痛苦地周旋。而這樣的十分鐘，以及那些深夜的很多個十分鐘，我終於會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費，而是換來了一種奢侈的語言——「as if their love and learning were one process.」

我又想到那個嫁給老師的學生，她是怎樣面對與戀人之間橫亘的intellectual gap恐懼的？怎樣面對想追上他、永遠想要了解他卻不得解的恐懼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

4

畢業後準備離開校園的幾天，一位導師請我吃飯。她是我的論文導師十幾年前的學生，也曾經像我一樣仰望著他。

飯後去研究室拿東西，遇到了J。之前偶爾會在一些學術場合難以避免地碰到，他會笑著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尷尬地扭頭走掉。但今天我笑著對他說話了，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用我一貫緩慢的語速，告訴他論文通過的事，以及我就要離開台灣。心裡想的其實是，幸好今天洗了頭、戴了隱形眼鏡、化了一點點妝，你的聲音還是這麼溫柔，以及，你會成為你想成為的人。

我呢？

離開了文學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離開後會好嗎？其實我並不知道。奮戰論文，幻想畢業時，對離開文學院的渴望有50%來自對逃離宿舍、擁有一間廚房的渴望，50%來自對擺脫論文支配的渴望。我想，有了廚房，才算是擁有體面的生活，體面的生活就是沙拉里特定配比的油醋汁，是希臘酸奶配自己烤制的granola。但當我有了油醋汁，有了granola，「體面生活」大概就又會變成別的東西。比如三年前，那個東西對我來說，是文學。

和J分手後的一陣子，他毫無徵兆地發了一條信息給我：Are you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

那時我正在讀《道士下山》，裡面有個小角色段遠晨。道士何安下原本以為那人是隱世高人，後來才揭露身份是個特務。段說，有的時候裝著裝著以為自己真是修行者，甚至是天子，忘了上面還有層層組織。或許他從未認同過自己的選擇。段遠晨死後，組織來收拾攤子，何安下問被他和高僧感化了的壯漢王大水，你不跟我走么？王大水卻留下了，說，缺一個接段遠晨班的人，虛無縹緲太久，特務工作「具體生動」，他會感到幸福。何安下與他們道別，背上高僧的屍體上山，覺腳踝力量強勁，心中想，要是我的心也和腳踝一樣堅強……

這就是走上不同人生路了。

虛無縹緲的路，具體生動的路，追名逐利的路，磨鍊內心的路，都是好路。是對不同人的好，但好都是一樣的。「好路」，就是那個J曾經質問我的「人生的意義」：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窮盡一生去做它。

其實我早已選擇了一條路。

三年過去，小虹老師由於一直抗議阻撓人文大樓的修建，成為校長、文學院同仁、媒體的千夫所指，文學院掛起了阻撓她抗議的橫幅。有的學生特地跑到她的課上，就是為了指著鼻子罵她做得不對。

三年前她在那堂或許影響了我一生的課上說，「當然要談美學，沒有所謂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然要我們人文學科幹什麼？」但後來老師又說，「到底什麼是人文精神？是遷就。」到現在我還不完全懂。

最後快提交論文的時候，我在研究室改到謝辭的一頁，寫著寫著哭了起來。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的人生終極目標是』做個普通人』，卻支持了我做出的每一個偏離正軌的決定。感謝他們容忍我放棄了通往更輕鬆的人生的道路，容忍我在固執選擇的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並不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確的路上的，我這樣安慰自己。

人們說椰林大道上的那些樹，就像這裡的人一樣，自己高聳、壯觀，但留不下半點樹蔭供人乘涼。簡單來說，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仔細看的話，一片片堅硬樹葉的間隙之中，總有嫩綠的新葉。特別是暴風雨過後，老樹和路燈倒的倒，歪的歪，倒是看起來已經成熟到不會再生長的大王椰子，一兩天內就長出了新的葉片。常綠，常新。

很多人走出這裡，成了成功的商人、政客。與他們比起來，我彷彿活在暗處，終不見天日。但我和他們又哪裡不同呢？文學院的幽靈，也是可以頂住颱風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