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論（一）：藏式主觀思維與佛教

（在寫一個維、藏兩族各方面的比較，先摘出其中一部分。）

由於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藏族和維族的思維方式、生活態度、政治傾向性有較大差別。我在另一個文章里寫過，藏人的思維方式的特點，是高度活躍、跳躍，兼容各種矛盾，向各個方向「走極端」，複雜糾結；至於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是什麼，我考慮過宗教、語言、生活環境、傳統政治文化等因素，還不好確定到底是哪一種起主要作用。（見《藏傳佛教之外，藏族人還能輸出什麼？》）

這裡，我再談藏人思維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濃厚的主觀色彩，其原因比較確定，就是佛教（藏傳佛教）的影響。用西方哲學的術語說，佛教有非常強烈的「主觀唯心主義」特色。這要對佛教的發展歷程做一個簡單歸納：

釋迦牟尼在印度文化的背景中創立了佛教，印度教教義中原有的轉世輪迴、鬼神序列，也是佛教默認的世界背景，釋迦牟尼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如果人通過修鍊消除慾望，就能擺脫輪迴和鬼神的控制、進入涅槃狀態（成佛）。可以說，釋迦牟尼學說並未增添新的鬼神崇拜內容。如果對印度教和釋迦牟尼理論這二者進行剝離，在現代科學的無神論、進化論基礎上，釋迦牟尼的學說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因為現代科學還未能全面揭示人的慾望與意識的產生、運行機制。這個層面上，釋迦牟尼的學說是「佛學」，對人和世界的一種主觀主義哲學認識論，而非「佛教」宗教。

釋迦牟尼的學說只關注個人（從當時印度教背景下）的解脫，並沒有對他人、外界的「法力」——「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金剛經》），這是所謂小乘佛教的基本理論。但這樣的話，佛教團體難以影響社會大眾和權勢人物，僧團自身難以發展壯大，所以後來出現了「大乘佛教」，認為釋迦牟尼和高僧都有影響他人、世界的法力，能呼風喚雨、役使鬼神等等，由此又創造了（包括從印度教脫胎改造了）一系列鬼神、菩薩等，供人崇拜、祈福。

但需要注意，大乘佛教並未否定釋迦牟尼（或者說小乘佛教）的個人解脫層面理論，這一直是大乘佛教的核心、高階內容，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層法力、鬼神的外圍學說而已。所以大乘、小乘之間並非截然不同的對立。大乘佛教的這種改良是一種「方便」，為了便於影響大眾、接受供養、發展宗教組織，但其高僧的修行仍要進入個人解脫層面。

為了適應藏地，大乘佛教又增添了新內容，「密宗」。密宗的本質，和大乘新增的內容類似，也是法力和役使鬼神的層面，具體來源是藏地傳統苯教和後期印度教。當然，藏傳佛教新增的內容更多，比如藏地天文、醫藥等實用知識，以及政教合一的組織體系，但這些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從上面的歷程看，佛教從初期就側重主觀意識層面，後來從大乘到藏傳的發展，更把主觀意識的作用誇張到影響一切。佛教術語「願力」、「發願」，即修行者的主觀願望藉助神秘法術得以實現。藏傳佛教對藏族社會的浸潤度極深，每個人從幼年就接受佛教色彩的各種神話、傳說故事，主人公的願力能夠實現上天入地、降妖伏魔、歷劫轉世……

受藏傳佛教這種影響，藏人思維都表現出極強的主觀色彩。這在現實中有利有弊，先說好的方面。

「主觀主義」也意味著強烈的「主觀能動性」。比如藏人日常的誦經祈願中，都會祈禱世間一切人、一切「有情眾生」（生物）都能解脫痛苦，同升極樂國。這種關懷度超越了人種、階級，也超越了宗教信仰差別，其他宗教信徒並不容易理解。藏人普遍具有非功利的各種興趣，堪稱天馬行空，異想天開。接受了共產主義信念的老共產黨人、高幹平措汪傑，晚年熱衷研究辯證法，寫書論證月球上存在液態水。

最適合發揮這種「主觀能動性」的，是文化、藝術領域，所以藏文化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和其人口數量完全不成比例。受教育水平和產業水平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出現有較大影響力的藏文化品牌和世界級作品，但個人化的非盈利創作表達非常多。互聯網時代，個人創作更容易展現出來，比如各種文字、視頻作品，成為微信公號裡面一個很活躍的群落。

從弊端看，思維的「主觀性」，也意味著對現實的認識失真。用藏傳佛教的思維去看世界，就像隔了一面有各種顏色的、模糊變形的玻璃窗，而且，這種變形失真不是隨機的，而是主觀構造的。這對搞藝術是好事，藝術不太需要「真實還原」，而是有趣，只會「畫得像」成不了美術大師，要畫的不夠真實才行。但現實的政治判斷、歷史認識，就需要足夠的客觀和真實性，這是藏式思維最難以應付的領域。

比如歷史觀。在藏人的歷史觀念里，從宗教上層到草根百姓都覺得，藏區歷史上一直是獨立於中國的。1850年代，兩個法國天主教神父從內蒙古進入西藏，在拉薩定居傳教，引起了駐藏大臣琦善的關注，琦善當面審問了這兩個神父，讓人搜查了其行李，最後將其驅逐出藏。其中一位神父古伯察寫了《韃靼西藏旅行記》，把駐藏大臣寫作「大使」（Ambassador），似乎是清朝派往拉薩的外交使節而非行政官員。古伯察當然知道，外交大使無權搜查和驅逐外來者，而且神父們也看到了在西藏的清軍營地，完全了解清朝對西藏的掌控程度。那麼這個「大使」的說法，很可能來自藏人的介紹（神父們已經稍微學了一點藏語），當時西藏的上層人物當然明白駐藏大臣的意義和權威，但他們顯然向其他藏人傳遞了另一種說法，草根百姓也很願意地接受這種說法。西藏上層人士這種「說謊」包含著他們的主觀願望，就是擺脫駐藏大臣的管控和監督，完全自己做主。

而另一方面，即使不專門研究歷史的藏人，也知道一些藏地和中國的傳統政治聯繫，這也是藏人民間知識中很隱形、支流的一部分，但他們更傾向於相信和表達自己願意相信的那一套。（比較客觀的新藏歷史，我已經專門寫過了，這裡不重複。）

這種和官方「頂牛」很容易發展成一種惡性循環。如果藏人認為，自己歷史上受到中國的影響比較少，這就是藏區自古獨立的證據，官方就會同樣訴諸這種思維，用對藏區的現實影響力（控制和改造能力）證明藏區是中國的一部分。作為弱勢一方，過於主觀的藏人未能客觀看待自己的歷史，也不會理性表達現實訴求，從而招來更嚴厲的對待，這也有藏人需要反思的地方（當然官方的認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那是體制僵化造成的）。當人以弱者自居的時候，容易被悲情感染，而罔顧事實；民族領域是如此，當中國面對西方世界的時候，也會表現出孩子氣的任性、敏感和怨艾，表達容易流於情緒化的控訴，是同樣道理。從現實的層面說，弱勢一方比強勢者更需要謹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

從1970年代末開始，北京和達蘭薩拉方面一直有談判接觸，但因為對現實政治的認知過於主觀，達薩方面錯失過很多次機會，每當藏區有小規模動蕩，達薩方面都會過於樂觀，以為即將發生天翻地覆，急於提高價碼。北京方面被屢次觸怒之後，已經基本放棄了談判解決問題的期望。這個問題還有更多可以寫的，限於篇幅，先到此為止。

隨著藏地的逐漸現代化，藏傳佛教對人思維的影響程度也許會逐漸下降，但還不知道這個過程需要多久。畢竟，歐洲人從宗教狂熱的蒙昧中世紀走進現代，用了幾百年時間，其間有無數風雨波折。這個問題不僅屬於藏人，更跟中國的整體現代化進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