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的反抗：精神分析的局限

文: Alice Miller 譯：林硯芬

這篇文章本來是附在中文版《身體不說謊》（the body never lies）,的後記，但是因為作者談及了她的觀點與精神分析的一些窠臼之間的分歧，也點評到了好些知名學者，所以比較有價值。在此附上！

我所有的著作幾乎都引發了衝擊性的反應。但對於這本書中受到應證或被否認的論述, 讀者們們似似乎有更多不一樣的情緒。我覺得這種強烈程度間接地表達出讀者與他們自身之間的距離遠近。

這本書的德文版在2004年3月出版後, 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 他們都很高興不需要再強迫自己去感受那些他們在現實中根本感受不到的感覺, 也終於不需要去否認那些他們心中一再出現的感覺。但是其他些反應, 主要來自報章雜誌, 我常常會發現其中主要的誤解是因為「虐待」詞, 我自己或許也造成了這些誤解,因為我在使用「虐待」一詞時採取了比一般更廣泛的含義。

我們習慣將「虐待」一詞與下列圖像結合在一起想像: 一個滿身是傷的小孩, 他身上的傷痕清楚地指出了他所受到的傷害。但我在這本書所用的「虐待」概念, 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指對孩子在心靈和身體的整體性的傷害。這種傷害在一開始時是看不見的, 傷害的後果往往要到幾十年後才會被人注意到, 但即便到了那個時候, 這種傷害與童年所受的苦痛之間的關係卻只有少數會被看見且受到重視。無論是受害者本身還是一般社會大眾(醫生、律師、老師, 以及很多心理治療師也是如此), 他們都不想知道日後的「失調」或「偏差行為」是否與童年相關。

當我稱這種看不見的傷害為「虐待」時, 我常常會遇到異議以及極大的怒氣。我非常能理解這種態度, 因為我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抱持著相同的看法。以前如果有人對我說, 我曾是個遭到虐待的孩子, 我可能會很激烈地否認自己有過這種「情況」。但是, 多虧了我的夢境、繪畫還有身體的訊息, 我才能確定自己小時候必定承受過好幾年的心靈傷害但身為成人的我卻一直不想承認。我就像許多其他人一樣, 心裡想著「我? 我從來沒挨過打。那幾個耳光根本不算什麼,我媽媽對我則是費盡了心力。」(讀者可以從這本書里,看到其他人的類似敘述。)

但我們不能忘記, 那些過去看不見的傷害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正是來自於低估了童年的苦痛、否認了這些苦痛的意義。每個成年人都能輕易地想像, 如果有個巨人突然對他大發雷霆, 他會多害怕而且覺得丟臉。但我們卻認為小孩子不會有這樣的反應, 雖然我們有很多證據可以著證明敏感和早熟的孩子會如何對周遭環境做出反應。父母以為摑掌、打屁股絕不會痛, 但是這些處罰會將特定的價值觀傳達給孩子, 而孩子則會接受這種評價。有些孩子甚至學會嘲弄體罰這件事, 並且嘲笑自己由於被侮辱、被貶抑所導致的痛楚。他們成年後會緊抓著這種嘲諷, 對自己的挖苦感到驕傲, 有些人甚至還將之寫成文學作品, 例如我們可以在詹姆斯·喬伊斯、弗蘭克·邁考特以及其他人身上看到這種狀況。當他們由於被壓抑的真實感覺而承受無可避免的焦慮與憂鬱癥狀時, 他們很輕易就能找到開藥的醫生, 這些藥物會給他們]一陣子幫助。如此一來, 他們就能用自嘲這種看似靠得住的武器來對抗所有由過去浮現而出的感覺。他們這樣做,可以讓自己符合社會的要求, 遵守「父母就是最崇高的戒律。

很多心理治療師努力要將個案的注意力從他們的童年上轉移開來這些治療師如何以及為何這麼做, 我在這本書里說明得非常凊楚了, 雖然我不知道這類情況所佔的比例有多少, 畢竟沒有相關的統計數字。讀者可以根據我的描述, 看清楚自己在心理治療這條路上究竟是得到自我陪伴的能力, 還是加重了自我疏離。遺憾的是, 後者經常發生。有位在精神分析圈裡相當受人重視的作家, 甚至在他的一本書里聲稱:「真實的自我」根本不可能存在, 討論真實的自我是種誤導。被用這種治療方法對待的成年人, 如何能找到自己幼年的現實呢? 他們如何能覺察到自已小時候經驗的無力感? 他們將如何再次經驗到絕望感? 這些在日積月累中一再受到傷害的孩子不能去感覺自己真實的情況, 是因為沒有人幫助他們去看見它。這些孩子必須試著自己拯救自己, 他們躲在困惑之中，偶爾也會自嘲。成年人在日後的心理治療中不能解除這種困惑,而這些心理治療又未封鎖通往感覺的人口, 他們就會持續地對自己的命運冷嘲熱諷。

但如果他們成功地藉由現在的感覺, 想起了他們還是小孩時最單純的、合理的、強烈的情緒, 並將這些情緒視為對父母或替代父母之人的 (有意或無意的) 殘忍行徑的綜合反應, 他們便不會再嘲笑了。嘲諷、挖苦與自嘲就會消失——他的病症最終也會不見, 這些癥狀都是為了這些浮誇嘲諷而付出的代價。接下來便是真實的自我了, 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靠近自己真正的感覺與需求。當我回顧自己的人生時, 會驚訝於真實的自我是如何透過了忠貞、耐力與堅毅, 去對抗所有內、外的反抗而獲得了成功。這個真實的自我在沒有心理治療師的幫助之下也繼續存在著因為我成為了自己的知情見證者。

放棄挖苦與自嘲當然不足以處理殘酷童年所造成的後果。但這卻是一個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人們可能會以自嘲的態度去接受一系列心理治療, 但可能會毫無進展, 因為我們依然切斷自己真實的感覺對我們的內在小孩毫無同理心。人們付錢去做一系列的心理治療, 只為了逃避我們所應該面對的現實。而且, 我們幾乎無法看見在這種基礎之上所做的心理治療會帶來任何變化。

一百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屈服於指責孩子、饒恕父母的一般道德觀念。而他的追隨者也如此行事。在我最近的三本著作里, 指出精神分析雖然偶爾會公開較多有關兒童虐待與兒L童性侵害的事實, 並試著用他們的理論思緒來統整這些事實, 但可惜的是這些嘗試常常會因為第四誡而失敗。如我之前所描述的, 父母的角色如何影響孩子病症的產生, 這件事繼續被掩飾、遮蓋。所謂的眼界拓展是否真的改變了大多數心理治療師的內在態度, 這點我不予置評。但在我看來, 那些作品對於傳統道德的反思仍舊是欠缺的, 無論在理論或是實務上,父母的行為依舊受到了辯護。伊利·扎列茨基在《靈魂的秘密》一書中所記述的精神分析學派迄今的詳盡歷史 (完全沒討論第四誡), 印證了我的說法。因此我在本書中只稍微提到了精神分析學派。

對於不熟悉我其他著作的讀者而言, 或許需要費些力去辨清我所寫的內容與精神分析理論之間究竟有哪些顯著的差異。畢竟大家都知道精神分析師也關心童年, 而且如今也逐漸接受了早期創傷會影響往後人生的這種想法。但他們常常避開那些父母所施加的傷害, 被指認出的創傷大部分是父母過世、重病、離婚、自然災害、戰爭等。擁有這些創傷的病患認為自己現在不再和這些創傷事件有關, 而精神分析師可以毫不費力地去體會病患童年的處境, 並以知情見證者的身份幫助他們克服童年傷痛, 至少對精神分析師來說,這類創傷並不會使他憶起自己童年的傷痛。但這類創傷與大多數人經歷過的傷害不同,因為那關乎對自己父母的仇恨的感覺, 其中也包含成年後對自己孩子的敵意。

我認為馬汀·多納斯那本值得稱許的著作《有能力的嬰兒》相當清楚地說明, 截至目前為止精神分析學者的觀念有多難與最新的嬰兒研究相呼應, 雖然作者非常努力地想讓讀者相信並非如此, 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思想封鎖的強烈的效果。思想封鎖與第四誡都使焦點從童年的現實上轉移了。弗洛伊德本人與他的後繼者, 尤其是梅蘭妮·克萊恩」、奧圖·肯博格, 以及重視自我心理學研究的海因茲·哈特曼, 他們自己經歷過的教育都浸潤了黑色教育的精神。我在《被排除的知識》一書中有一段關於迄今仍深受敬重的精神分析學者格洛弗的記述, 內容是他對小孩的看法。其實這些內容都和孩子的現實毫無關係, 更遑論一個受到傷害且痛苦的孩子的現實了。只要體罰與其他心靈傷害普遍被當成「正當」教養的合法部分, 那麼毋庸致疑地,絕大多數孩子的心靈都會被籠罩在這種黑色教育之下。

其他精神分析師, 例如桑多爾·費倫齊」、約翰·鮑爾比、海因茲科胡特」等對於這個現實抱持著開放的態度。結果他們一直停留在精神分析的邊緣, 因為他們]的研究明顯與驅力理論相左。即便如此, 就我所知他們沒有一個人脫離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像如今很多人一樣, 希望精神分析不是教條式的系統, 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可以整合最新的研究結果。這種開放性的必要前提, 是需要有討論真正的兒童傷害以及虐待的自由度, 且一定要認清人們低估了父母給孩子造成的苦痛。這些只可能發生在實際的工作之後。當分析師不再害怕情緒的揭露能力時, 這樣的發展完全不需要與原始療法相符合。但心理分析師必須了解這種情緒的揭露能力, 一且這些發生了, 倖存者便能面對自己童年所受的傷, 並借著知情見證者與身體訊息的協助, 去開往通往自己源頭與真實自我的道路。不過就我目前所知,這在精神分析的圈子仍不曾發生。

我在《夏娃的覺醒》一書中,用了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我對精神分析的批判。我能指出甚至連極具創造性的唐諾·溫尼考特, 也無法真的在精神分析時幫上他的同僚哈利·岡特瑞普」的忙, 因為他不可能去接受或否認岡特瑞普的母親對年幼的岡特瑞普的恨意。這個例子清楚顯示精神分析的局限, 它太過於保護父母了, 這種局限促使我離開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轉而尋找自己的道路。這麼做讓我成了遭到排拒的「異教徒」。遭到排拒與誤解雖然讓我不舒服, 但另一方面這種處境也為我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有時候「異教徒」的身份對我的研究相當有利, 它給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自由, 尤其是我重視的思想與寫作上的自由, 它讓我能繼續追尋我的疑問。

多虧了這種自由度, 我可以不再去維護那些破壞自己孩子未來的父母。同時這也意味著我觸犯了一個大禁忌, 因為不只在精神分析圈內連同在我們的社會之中, 父母與家庭都絕對不能被指為暴力與苦痛的根源。對於這種認知的懼怕, 可以明顯地在大部分以暴力為主題的電視節目中觀察到。

對兒童虐待現象的統計調查, 以及許多在心理治療時訴說自己童年經歷的個案, 促使了新型心理治療形式的創立。它們不同於普通的精神分析, 而將焦點集中在創傷的治療上, 並且在許多醫院中已經付諸實踐了。但就算是這些心理治療 (儘管完全出於善意,並以同理心陪伴病患), 一個人真正的感覺以及其父母真實的本性也可能遭到掩飾,特別是藉助於想像與認知的練習或心靈慰藉。這種所謂的心理治療的介人,是將焦點從個案的真實感覺和他們在童年經驗的現實轉移開。然而個案恰恰需要這兩者幫助他通往感覺的入口, 並借之進入他的真實經歷, 以便找到自我真相併能解除憂鬱症。否則某些病症雖然可能消失, 但只要過去的那個孩子的現實遭到了忽視, 那些病症又會以生理病痛的形式浮現出來。這種現實也可能在身體療法中遭到忽視, 尤其是當心理治療師也恐懼著自己的父母, 還強迫地將父母理想化時。

如今已有許多母親 (在論壇上也有些父親) 會誠實地自述,她們自己童年所受到的傷害妨礙了她們去愛自己的小孩。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並停止繼續將母愛理想化。接著, 我們便不需要再透過分析將嬰兒視為一個尖叫的怪物。而且我們會開始去理解嬰兒的內心世界, 領會孩子的孤獨和無力感。這些孩子在拒絕與之溫柔溝通的父母身旁長大, 因為父母們也從沒有經驗過這種溝通。如此一來, 我們便可在尖叫的嬰兒身上找到一種符合邏輯的、合理的反應, 這種反應針對的是父母那些多半無意識但真實的殘忍行為, 但社會大眾並不認為父母的這些行為是殘忍的。個人對自己受損的人生感到絕望, 是一種同樣自然的反應, 有些創傷治療會透過「正面思考」來緩和這種絕望。然而正是這種強烈的「負面」情緒使人能夠認知到孩子過去曾被父母忽視。為了最終能夠克服這些創傷的痛苦效應,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認知。

父母的殘酷行徑不全是發生在身體上 (即便現今的世界人口當中大約有九成的人小時候都挨過打)。它包含了缺乏親切的照顧與溝通、遺忘孩子的需求與心靈痛楚、無意義的變態處罰、性侵、壓榨孩子無條件的愛、情感勒索、破壞自我感覺, 以及不計其數的權力剝削形式。這份清單是列不完的, 其中最嚴重的是: 孩子必須學習將所有這些行為當成非常正常的, 因為他們不認識其他的行為。無論父母曾對孩子做了什麼孩子都會一直慷慨地愛著父母。

動物行為研究學家康拉德·羅倫茲曾非常感同身受地描寫了他的一隻鵝對他的靴子死心踏地的依賴。因為這雙靴子是小鵝出生時第一眼看到的東西, 這種依附遵循的是本能。但如果我們人類終其一生都遵循著這種在生命之初的自然本能 (一開始很有用), 那麼我們將永遠是那個聽話的小孩子, 無法享受成年人的優勢。這些優勢包含自覺、思想自由、進入自己的感覺以及比較的能力。眾所周知, 妨礙這些發展以及讓人們停留在依賴父母形象的狀態下, 是教會與政府所感興趣的。卻很少有人知道身體會因此付出高昂的代價。那麼, 如果我們]看穿父母的惡行，將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如果父母形象的權力行使不再有效, 那麼這些父母形象又將何去何從呢?

這就是為什麼「父母」這個角色至今依日享有絕對的豁免權。如果有一天發生了改變 (就像這本書假設的那樣), 那麼我們便能去感覺父母的虐待對我們做了什麼。如此一來我們就會更了解自己身體的信號並且能夠和諧地與身體生活在一起, 但不是以被愛著的孩子的身份, 不是那個我們從來不曾當過、未來也不可能變成的孩子, 而是一個坦率有自覺、以及或許是有愛的成年人, 他因為了解了自己的故事而不需再害怕這些故事。

在我讀到的那些反對的意見之中, 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個是嚴重憂鬱症案例中與施加傷害的父母之間的距離, 另一個則是與我個人故事有關的問題。

首先我必須指出, 我在書中一再提到的是內化的父母, 很少提到實際的父母, 而且從未提到「邪惡的」父母。我不是在給童話《糖果屋》里漢斯與葛蕾特兄妹建議, 他們當然要逃離邪惡的父母。但現實中的孩子是無法那麼做的。我的主張是要正視真實的感覺, 這些感覺自孩提時代就被壓抑了, 一直在心靈的地窖里苦熬。我能理解一些評論家可能不熟悉這類內在工作, 認為我在煽動讀者去對抗他們的「邪惡父母」。但我希望有一點精神覺察的讀者不要忽視我強調的「內化」一詞。

如果我童年故事的分享可以遇到細膩而不草率的閱讀態度, 我會非常高興。自從我開始研究兒童虐待的議題, 我便遭到了批評, 他們指責我眼中之所以只能看到兒童虐待,是因為我自己曾遭到虐待。我起先很詫異, 因為當時的我對自己從前的故事所知仍甚少。如今我突然明白, 正是我那受到阻礙而產生的苦痛敦促我去研究這個課題。但當我開始深入這個領域, 我不只發現了自己的真相, 也看到了許多人的宿命。事實上,他們都是我的導師, 他們的故事使我開始拆除自己的防禦, 開始回顧我自己的人生, 並從對兒丿童苦痛頑固又普遍的否認當中獲得了結論, 幫助我了解自己。因此, 我還是感謝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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