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熊培雲先生的《西風東土》？

行萬里路，寫一卷書。這本書是熊先生日本遊學日記，詳細記錄了作者旅日期間的所見所思，一方面，梳理了昭和以來日本的政治，思想派系流變，以及其對日本國家，社會，人民三者的表徵影響，一方面，反思這個「日本剖腹，中國介錯」的親密鄰居怎麼成為中國未來的一劑良藥，一把標尺，歷史只需銘記，在現實的層面上與日本和解，在和解的基礎上學習建設我們自己的社會。

熊先生以尋訪石橋湛山的契機，在日本找到了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傳統。日本在經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的甜頭後軍民情緒高漲，面對經濟危機時日本選擇了倡導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日本主義」，不僅侵吞了明治維新和大正民主所積攢下的政治財富，還使整個東亞深受其害，石橋湛山通過《東洋經濟新報》不斷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鼓吹個人主義，言論自由和產業興國，批判昭和初始時的帝國主義路線，戰後，石橋湛山的「小日本主義」重新回到日本社會，從而才能迅速崛起。但是，當熊先生在遊學期間向各界人士打聽石橋湛山時，對於這個曾經的日本首相，大多數竟已然遺忘，就像日本國會中央大廳矗立著的四個石台，只立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第四個石台卻是空空如也。可以說，石橋湛山是個悲情英雄，他是日本在帝國時期的一道光，照亮過去也指明未來，遺世而獨立。

如今的日本，給很多曾去過的中國人的印象是一個美好的國家，甚至就像「東方的北歐」一樣，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旅日期間發生的新宿自焚案，讓熊先生了解到日本人在遵從「不給別人添麻煩」的信仰時帶來的親情冷漠，面對此事選擇集體沉默，但同樣為了趨利避害而鼓吹民族主義和右翼勢力，誇大甚至製造了兩國分歧與對立的日本媒體，守衛和平憲法第九條的遊行事件也看清了日本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違憲審查的本質，以及進一步日本形式上的三權分立隨時有合謀，甚至於媒體一起四權合謀的危險。

熊先生同還提出了中國的「凹形社會」與日本的「凸形社會」的對比，分別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分析了中日的互補結構，中國是「強國家-弱社會-強個人（政治權利之外的極端個人主義與自由過度）」，日本是「弱國家（和平憲法甚至剝奪了國家的宣戰權）-強社會-弱個人（集團社會下生活的個人責任過度），而這樣的日本更像古代中國，是以宗族和鄉紳制度為基礎的社會自製，中國要學習日本如何保存和發展社會的方式，找回自己丟失的傳統。同時也要看清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右翼勢力重新抬頭，右翼言論更易傳播的局部事實，說的明白點，右翼高漲是政治，商人和媒體共同墮落，宣揚民族主義，政客可以有更大的權力，商人會有產業保護政策，媒體在經營壓力下迎合民意，而這都是慾望膨脹的表現，只有明白了這些，才能把日本不僅僅看作過去的敵人，而且是當今中國的一劑良藥。

要把日本當作良藥，還要能正視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中日雖已錯過戰後和解的黃金時期，當今日本無論是主政官員還是社會中堅，都已不是當年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昭和天皇也已作古，心理上不再受侵略事實的困擾，中日兩國面對和解還有各自擔心的問題，日本擔心中國沒有解決「未來的問題」--中國崛起將會對日本構成威脅，而中國擔心日本沒有 解決「過去的問題」--不與歷史劃清關係的日本軍國主義可能捲土重來，在民間呼聲時有時無的情況下已經進入和解疲勞期。面對曾經慘痛刻骨的侵略洪流，需要的不是和解歷史，而是日本尊重歷史，不忘罪惡，中國和解現實，忘記仇恨。

熊先生提出「人義」的概念，即人對自我、他人、世界以及命運抱持一種怎樣的理解，所賦予的意義。對外部，當日本軍國主義宣稱侵略戰爭是「正義的戰爭」，用「一億總玉碎」效忠天皇時，那是意義的瘋狂，把全體日本人帶向滅頂之災。對內部，人義又是多維度的，當工作失敗的上班族不能在生活、家庭等維度上給予意義的話，那就只有自殺一條路可走了。

因為並不是一本學術謹密的理論，而僅是作者旅日期間的所見所思，反倒更貼近我們普通讀者的認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