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集體自殘 ——新春,寫給未來的第6封信
未來,你好,
新年一早,陽光不是那麼烈,霧霾不是那麼濃。
想給未來寫封信卻無從下筆的時候,我又聽了一遍對談偉偉的錄音。那是去年5月間,我走訪了幾位為留守兒童或流動兒童工作的人,想給他們畫個聲音圖像,其中,就包括從事流動兒童課餘教育公益活動的偉偉。
耳機里,偉偉的語速很快,我猜這大半是天生,小半是著急。若干年來,他為流動兒童工作,想幫助在農村出生的孩子能夠有機會象他那樣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這個過程帶來的卻是更多的疑惑。就在最近這幾年,超大城市抬高了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一些孩子突然失學;街邊店被整治,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轉移至郊縣;為偉偉的工作提供最多資助的機構因為涉外,未來能否獲批繼續資助他,不確定。如此種種,巨大的茫然,用偉偉的話來說,不知道明天還會發生什麼。
我們所處的體制太強大了,強大到個體沒有表達的渠道,抱怨得多了,連今天有的,也都可能沒了。「可不可以這樣說,你也知道自己改變不了什麼,但你做的事似乎是在做點『補救』。」我這樣總結偉偉的狀態。我回想不出當時偉偉的表情了,他也許微微點了點頭,苦笑了一下。不然,還能怎樣?
偉偉看得挺清楚的,他還意識到了社會的碎片化。每個個體只顧得上自己,孩子上不了學了,再想辦法,店關了,再換地方。社會的碎片化到底是個原因,還是個結果,我不敢妄下判斷。總之,社會缺乏最基本的有關平等和公正的共識,這是個事實。人們很少去想,一個政策或者其背後的主張是不是平等和公正的。先人批評國民的劣根性已經一個世紀,人們還只是習慣於伸長脖子做個看客,發表一兩句不痛不癢的評論,只要自己沒受損,甚至還為佔了便宜暗自慶幸。結果呢?更多的事發生了,原來,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還是給這個現象起個名字吧,「集體自殘」,怎麼樣?難道不是嗎?北京「趕人」事件之後,有人上街隨機採訪「原住民」,大多數是支持,最多是反對具體的做法,人們不去問「趕人」是不是違法,以及誰有權利去趕別人。據說,對於關閉街邊店的「封牆堵洞」行動,有關方面的態度是,大多數老百姓支持。我不太清楚,這裡說的「老百姓」是指誰?這些「老百姓」支持,是不是就夠了?還有,這些「老百姓」是不是有充分的信息渠道,了解到一項政策措施的各種利弊。但有一點是幾乎肯定的,這些「老百姓」不明白,今天你輕輕鬆鬆的一句贊成,只是因為你站在了權力的一邊,明天,同樣的權力在同樣的邏輯下就可以傷害到你。
而在另一些事情上,百姓們又愛心泛濫,捐款捐物,關愛留守兒童,不齒於農民工把孩子留在老家,隻身進城掙錢。媒體宣傳著扶貧攻堅戰的偉大成就,百姓們歡欣鼓舞,似乎扶貧的錢都是別人的。而同時,百姓們又抱怨稅重,覺得有人說美國減稅不負責任,總有點不對勁。百姓們更不知道,今天,給予農村的巨額補貼已經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負擔本身也就算了,問題是這些補貼下去,糧食是年年增產,但因為農業人口仍然太多,農業規模經營上不去,生產出來的糧食成本太高,結果成了庫存,中國卻同時大量進口糧食。而為什麼要補貼農民呢,恰恰是因為農民進城受阻,農業人口太多,導致其收入難以提高。換句話說,百姓們如果支持阻礙農民進城的政策,結果就是,以巨額補貼的形式為自己的主張買了單,因為那些補貼的來源無非就是百姓們交的稅。
那些在對相互關聯的事表態的百姓,可能是同一批百姓。人們弄不清這些事實,更不要說這些事實之間的聯繫。百姓們不知道這些,不知道債務、稅重、通脹,這些都是公共資源被無效使用的結果,都和自己被隨機街訪時說贊成「清退」外來人口有關。百姓們已經沒有了完整的真相,已經失去了懷疑的能力,已經忘記用平等公正的價值觀檢視自己的言行。「來呀,相互傷害呀!」看似一句玩笑話,放在當下,形容集體自殘的百姓,貼切極了。
知識界也好不到哪兒去。學者們醉心於所謂的「同行評價」,而並沒有給這個社會提供急需要的答案。這也就算了,即使有一天,被社會的需求所召喚了,說的話,恐怕都是先有結論再有證據,甚至並不比普通人更加會用平等公正的價值觀來檢視自己的言行。有一次,一個做人大代表的朋友問我,「為什麼像你這樣的聲音我們聽不見?我們人大發布了10個課題,研究上海的人口問題,研究出來的結論都是要控制。」我回答說,「讓我們來做一個思想實驗吧。如果有一天,上面的領導說上海不用控制人口了,你找同樣的10個課題組來做課題,我敢說,也許會有其中一個課題組,堅持認為上海應該控制人口,其他9個組恐怕會改口說,不用控制,而且他們當初就是這樣想的。」
經常有人為我遺憾,說建言未能被採納。對此,我總是莞爾一笑,他們不了解,學者的建言被採納當然是件好事,但有時,建言不被當下採納,也不失為一種榮耀。20年後,大家都還活著,阻擋社會發展規律的後果是怎樣的,會看得見。當下,我只能把書寫好,而且要賣好,賣到大家爭相傳閱,賣到企業用它來指導投資,賣到個人讀它來決定未來,賣到政府官員相互推薦,賣到它已經無法迴避,包括我給出的事實、道理和國際經驗。我要告訴人們,除了中國,這世界上就沒有哪個現代文明國家把城市人口作為控制目標寫在規劃里。這種舉世無雙的做法,難道是因為別的國家都落後了,風景這邊獨好?
然後,我就被無數次的問道,難道你說的這些道理,政府和他們的智囊不知道嗎?以前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個反問,「在你聽我講這些道理以前,你明白嗎?」聽眾們紛紛搖頭。其實這個問題是不用問的,如果這些道理人們都明白了,也不用我費神寫書了。
就在前些天的一次課後,我又被問到同樣的問題,我反問我的學生,如果你們聽完了,改變了看法,你覺得政策制定者就一定比你們更聰明嗎?我們為什麼要放棄質疑?我們為什麼要把決定自己生活如何幸福的權利交給別人?如果你們知道,有些決策只是一拍腦袋的結果,一些基礎數據錯得離譜,反對的意見被置若罔聞,你們還有這樣的信心嗎?
「醒醒吧,同學們!」我忍不住抬高了嗓門。
那一刻,我突然怔住了。我彷彿看到自己嘴角上翹,翻著白眼,就好象八大山人筆下的飛鳥與魚,嘲弄著世間的蠢笨。這還是我自己嗎?對於那些有意無意的無知,我還可以保持溫文爾雅的書生樣嗎?
未來,我想對你說,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再讓別人幫我定義美好的未來了,更不可能相信有人能夠替我創造未來。我已經學會了懷疑,並且為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尋找答案。我們的工作不是寫詩,但在本質上,我們必須與詩人一樣敬畏麥田、光芒與時間,為此,我為龐大的回答向簡短的問題致歉。
新春來了,願上蒼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在鄉村,願此刻你正擁抱回家的打工者,如果他的歡笑中隱約帶淚,請原諒那可能是出於深藏內心的迷惘。在城市,也許你正行駛在無人的街道,如果你正為一路通暢而欣喜,如果通暢的代價是城市的衰落,我願這欣喜與衰落一樣短暫。
新春來了,但願這一頁日曆被撕去之後,大地復甦,萬物生長。
2018/1/1,於上海;
2018/1/27,於大理;
2018/2/1,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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