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作家告訴你，我們的閱讀世界是多麼地白

在美國，從出版商再到批評圈，整個文學產業鏈是缺乏多樣性的。白人作家統治了書評、暢銷榜、文學獎和亞馬遜的閱讀推薦。閱讀少數族裔的書、更多樣化地閱讀文學，十分有助於傳達人類經驗的普世性，並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的相同點要比不同點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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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nili Govinnage

翻譯：王立秋

校對、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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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裡，不讀白人作家寫的書。我在澳大利亞長大，在那裡，白人作家支配著文學世界。我的高中閱讀清單上填滿了「經典」作品：莎士比亞、奧斯汀、勃朗特姐妹、歐里庇得斯，和諸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T.S.艾略特此類的著名現代作家。在課後，我閱讀的快樂，主要來自暢銷榜上的作品，而暢銷書的榜單上也填滿了歐裔白人的名字：約翰·格里沙姆、彼得·凱里、希拉里·曼特爾。後來，我讀到了斯里蘭卡裔作家，米歇爾·德·克雷特瑟的《旅行的問題》。這本書深深地觸動了我，於是我決定評估我所閱讀的文學。我拋棄了我原有的標準閱讀習慣，以便讓自己接觸到新的視角。

但是非白人作家寫的書，比我想像的要難找得多。大部分的資源推薦給我的，都是那些老面孔。白人作家統治了書評、暢銷榜、文學獎和亞馬遜的閱讀推薦。在一份對《紐約時報》在2011年刊發的文章的調查中，作家和文化評論家羅克珊·蓋伊（Roxane Gay）發現，在這些被評論的圖書中，近百分之九十都是白人作家寫的。在2014年的亞馬遜編輯之選列出的二十位作家中，只有三位是少數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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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調查的742本被《紐約時報》評論的書中，90%都是白人作家寫的。 圖片來源：the ru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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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不再到書店的書架上去尋找，而開始到網上尋求大家的推薦，並在《衛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寫了我的計劃，請求大家給我建議。我發現不少和我想法相似的人，他們在好讀(Goodreads)和推特上列出了種族多樣的書單。最終，我讀到了許多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作者創作的，跨越多種文類（科幻、奇幻、青少年文學和小妞文學）的作品（小妞文學，「chick-lit」，主角主要是年輕的單身女性，講述她們的生活和愛情，比如《慾望都市》、《小時代》等——編者注）。其中有一些，比如說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的現代大作《美國史跡》(Americanah)，是我本來就會讀的。但我懷疑，其他的大部分作品，如果不是有意識地決定去尋找的話，我是不會看到它們的。

研究表明，我之所以很難讀到少數族裔的書，是文學界和出版界里的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所導致的。從MFA項目（指文學系的創意寫作專業）到出版商再到批評圈，這整個產業鏈就是缺乏多樣性的。在兒童文學領域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根據聯合童書中心的調查，在2014年出版的童書中，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作者是有色人種。

另外，出版機構還會排斥或者不理會這些非白人作家書中體現出的文化差異。出版社把書的封面「白人化」，然後說這是為了滿足市場需求。正如作家克里斯托弗·邁爾斯（Christopher Myers）指出的那樣，出版商堅持認為，年輕的白人讀者不會買封面上印著黑人的書，「儘管數百萬音樂專輯就是以那樣的包裝賣出去的。」

商店也會把有非白人角色的書單獨拿出來，放到「族裔文學」區。這類行為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一篇評論就發現，在2012年《紐約時報》的暢銷榜上出現的一百二十四位作家中，只有三位是有色人種。在上周亞馬遜列出的最暢銷的二十本書中，只有兩本是少數族裔寫的。而在文學和虛構類作品的暢銷作家榜單中，則只有一位不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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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調查表明出版界79%的作者為白人。 圖片來源：Lee & Low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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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一年裡「多樣的」閱讀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沒法獲得其他國家出版的書的電子版。在我2014年的閱讀清單上，有五本書是從美國的亞馬遜Kindle商店裡買不到的。克里希那·烏達亞桑卡（Krishna Udayasankar）的奇幻系列，《雅利安·伐爾塔編年史》(The Aryavarta Chronicles)可以從印度亞馬遜商店買到電子版，但卻在印度外的其他國家買不到。儘管這可能是授權條款導致的，但這也同時反映了，出版世界選擇翻譯和向原始國以外的世界推廣的書是哪些：在美國出版的虛構類文學作品和詩歌中，只有不到1%是譯作，而這不到1%的譯作中，又有60%以上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當然，實體書店裡賣的書就更加有限了。

技術擴展了我們在文學上的選擇空間，它讓讀者能夠接觸到比任何地方書店裡都多得多的國際圖書和更多樣的作者。但如果線上書商和出版工業繼續延續老習慣——選同樣的書，推同樣的作者——的話，那麼，讀者就又體會不到文學提供的豐富多樣的經驗了。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當我們必須更多地接觸和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時候，這樣的現狀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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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Sunili Govinnage，她是澳大利亞自由作家、人權律師。 圖片來源：ab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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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裡閱讀多樣的作者，使我接觸到了許多新事物，比如說，安妮塔·海斯的「小妞」小說《曼哈頓夢》和《巴黎夢》（寫的是兩位分別到美國和法國赴任的藝術策展人的故事，她們碰巧也是澳大利亞土著）。在這些書中，我讀到了棕色皮膚的少女是如何應對約會鬧劇和「第一世界問題」的，這讓我感到享受，並且也讓我不再那麼地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慚愧。

我的閱讀清單除了聚焦於那些作家與眾不同的文化經驗外，它也告訴我，世界各地的作家其實也都在關心一些同樣的普世的主題。一般說來，英語世界的有色作家們寫的最著名的書，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他者化的」經驗上：白人作家因寫他們自己「正常的」經驗而受珍視時，黑人作家則是在寫奴隸制或貧困時，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就限制了他們的才華，也導致少數族裔作家的作品，只被用來被用來強調差異並強化刻板印象。

更多樣地閱讀文學，十分有助於傳達人類經驗的普世性，展示出我們每一個人的相同點要比不同點多得多。我去年讀到的最好的作品之一，是印尼作家德薇·萊斯塔里的科幻史詩《超新星：騎士，公主與隕落的星》（Supernova: The Knight, the Princess and the Falling Star），這是一部關於兩個在華盛頓學習的印尼男子的故事。這個故事很精彩，它證明了，技術、哲學和愛情不是西方世界的專屬。萊斯塔里的小說可以發生在任何國家，以任何背景的人物為角色；她關於現代生活和關係的看法真正超越了國籍。但不幸的是，《超新星》儘管在印尼非常流行，但在很大程度上說，它依然沒有進入西方書評和文學批評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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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說改編的電影《超新星》劇照 圖片來源：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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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不足）的問題也延伸到了出版界之外。所有形式的藝術和文化——視覺藝術、音樂、表演——都需要更多樣地反映它們所在的社會，否則，它們就很可能失去意義。近來，我們已經在電視和電影中看到了一些對此問題的討論。《醜聞》、《逍遙法外》和《實習醫生格蕾》的製作人珊達·瑞姆斯就指出，眼下的潮流不是使娛樂業「多樣化」，而是將它「標準化」。把有著複雜行為動機的非白人角色放進去，如實地展示同性關係，這比我們之前看到的那種傳統做法能夠更加誠實地反映事實。

像去年（2014年）人們發起的「我們需要多樣的書」（We Need Diverse Books）那樣的運動也能帶來巨大的改變。非營利組織VIDA每年都會發布一個出版作者的性別研究。今年的報告指出，一些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出版物有了顯著的進步。這些出版物去年刊行的書評中，被評論的書的作者，有47%是女性，與2010年的38%相比，進步了9個點。

現在，我宣布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只讀非白人作家寫的書。在這個過程中，我實際上也加入了一場呼籲最低目標的變革運動：要求在人們出版、評論和閱讀的書中，更多樣化地呈現書目。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邊緣人無法發聲的時代了。相反，我們有機會來讓這些人的聲音被接收和放大。來自所有文化和背景的人都有可以分享的寶貴經驗和普世理念，聆聽這些聲音，一定會給我們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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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Sunili Govinnage, 「I read books by only minority authors for a year. It showed me just how white our reading world is」原載《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2015年4月24日。

原文鏈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5/04/24/i-only-read-books-by-minority-authors-for-a-year-it-showed-me-just-how-white-our-reading-world-is/?utm_term=.4e9b5569c9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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