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研的優勢：從跟蹤到超越？

?克隆猴「中中」與「華華」

撰文 | 賈鶴鵬

責編 | 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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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克隆猴誕生的消息讓媒體蜂擁而上，加上可愛的「中中」、「華華」的萌態不斷刷屏，這讓2018年新春多了一道創新大禮。

有關這一成果的重大意義，無需贅述。但筆者更想探討這一研究對於中國的科技創新來講究竟意味著什麼？儘管中國仍然缺乏具有領軍性質的原始創新，通俗地講也就是具有潛力問鼎諾獎的成果，但科學本身而言，是否問鼎諾獎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標？在筆者看來，克隆猴這一成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活動正在不斷深入的體現。

實際上，同樣的問題也可以應用到探討工業界的創新路徑。今日中國儘管已經成為了高技術產品的最大生產國，電信設備等領域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已經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創新政策學者仍然認為我們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看似產業界的創新話題與「中中」、「華華」的成功誕生風馬牛不相及，但實際上，兩種創新背後的邏輯可能一致，中國社會對兩者的影響因素也高度相似。

豐收克隆猴

克隆猴的重大成功，仍然是得益於中國在科研方面的優勢，那就是跟蹤、模仿和利用後發優勢以及技術優勢實現超越。

從克隆多利綿羊開始，克隆技術已經發展了20年，各種克隆動物紛紛誕生，連一度名聲掃地的韓國科學家黃禹錫也依靠克隆狗重歸江湖。但這期間，靈長類動物的體細胞克隆一直進展不順利。中國科學家通過持續的努力和技術攻關來突破了細胞遺傳物質植入、分離、被植入的卵細胞的遺傳機制啟動等重大難題，這不能不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突破。但在科學上還不能像率先提出克隆理論或者將皮膚細胞分離為多能幹細胞那樣被稱為劃時代的科學成果。因為其中沒有體現出足夠的原創思想。

但儘管如此，這一成果仍然讓人非常興奮。這主要在於，這個工作的團隊負責人孫強博士沒有海外留學或博後經歷，甚至本科和碩士都不是985高校，本科是內蒙古的地方院校（本科不是985或211院校如今似乎是一個找工作的硬傷）。此外，論文的主要工作由博士後劉真為主的團隊實施。劉真2010年開始在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讀碩士，兩年後跟隨導師開展體細胞克隆猴項目直到現在，放棄了去美國頂尖研究所的機會。這看似不起眼的細節說明，取得重大技術突破的技術手段，在中國科學家群體中，已經深入到很多努力、執著和刻苦的科研人員了。這才是一個更加值得祝賀的進步。

此外，我們也看到，大多數報道這一科研成果的媒體，都提及了倫理問題，而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對此問題也不迴避。這是非常可喜的。中國相比於西方，在克隆、幹細胞和其他遺傳技術研究上具有倫理優勢。這不是說我們政府管理鬆懈，而是說中國不同於基督教文化浸潤的西方社會，對生命有不同的見解。但這種不同決不能演化為無視倫理，或者不過是把倫理問題等同於在形式上通過IRB（倫理審查委員會）從而能被接受發表，而是要對其正視、重視，也要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用好這一優勢。

後發優勢與大國路徑

「中中」、「華華」成功克隆的背後，實際上也有另一個可能有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國體制特點決定的資金投入優勢。

按照克隆猴項目的介紹，研究持續了5年（如果把平台建設等基礎準備工作加上，時間肯定要大大延長），投入的科研資源一定不少。這實際上，與我們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基金使用經歷形成了一個鮮明對照。君不見，科學界坊間都是抱怨，基金、尤其是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的大課題，從開題到申報截止時間短暫，而基金的執行期也非常僵硬，課題費到賬慢，到了之後又有很多報銷限制。諸如此類的各種困難，為何能讓若干需要持續多年，大量投入的項目仍然取得成果呢？

筆者多年來像大多數科學家一樣，認可自然基金委的自由競爭式的研究方向。實際上，科學界是參照基金（尤其是面上項目）操作思路，在抱怨由行政官員主導的國家課題。

無疑，從長遠來看，這種行政主導型的課題管理對鼓勵真正原創的科研體系束縛頗多。但就理解現有的各種成績來看，這些思路並非完全乏善可陳。首先，對於大項目來說，對資金使用的產出需要有更大的把握，跟蹤世界先進方向的追蹤研究無疑是最保險的。但這種追蹤可能並不是像包括筆者在內很多人抱怨的一樣，完全沒有創新科研。

的確，在科研方向性上按照別人定好的路線不算原始創新，但過去的研究很可能是一個個看似能連成一條進步路線的點，而這條路線實際上還有很多很多缺口。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中國科學家的優勢，尤其是高投入、注重工藝與細節以及團隊作戰等優勢，往往可以取得很多科研成就，而這些成就看似是追蹤的產物，但它們也不是沒有可能構成新的科研方向或二次原始創新。

大課題的追蹤式研究的第二個既往被忽視的亮點，與科研的分包不無關係。大課題不可能由中標的大科學家一個人的實驗室完成，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要分包成很多子課題甚至更小的單元。過去，筆者傾向於認為這是內部人遊戲。但這些非公開競爭的研究子課題，也很可能是成績誕生的搖籃，因為相比於自由競爭，這種分包過程往往是承擔者和發包者彼此都很熟悉，都相對清楚對方能做到什麼地步。當科研壓力很大而又不可能隨便草率交差時（熟人社會的特點），這種「小作坊」做法反而有可能誕生新的創新。

而且，中國還有另外一個絕大多數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大國體量。這種大國體量的優勢在於，被領導人認可的研究方向上可以短時間內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資金。

產業界的高歌猛進

大國優勢不僅僅體現在基礎科研上，在產業界可能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筆者發現，我們對中國企業缺乏原創技術的擔憂和埋怨還沒有一點好轉的時候，中國企業突然開始雄起兼并擁有諸多原創技術的西方企業，最近的例子包括海信對東芝家電的兼并，較早一點還有當時很多人都不看好但目前進展順利的吉利汽車對沃爾沃的兼并。

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果按照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原湯森路透旗下知識產權與科技事業部）以核心專利持有為標準的世界創新百強的劃分，中國企業只有華為上榜。但與擁有技術相比，中國的傑出企業已經擁有了市場和龐大的並可以隨時升級換代的生產能力，尤其是在電子、通訊等高科技行業。按照最近比較有名的寧南山的強國專欄所述，現在中國企業只剩下汽車和能源行業還沒有一統江湖。

寧南山專欄的說法從技術層面來看可能過於樂觀。中國企業到目前為止，確實在單純技術上講，還沒有原創到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方向，正如學術上一樣。即便是唯一一個兩次上榜世界創新百強的華為，雖然被部分媒體稱為擁有5G通訊的話語權，但華為主導的5G通訊的技術路線的核心研發，仍然是國外大學和機構完成的。但華為作為最大的生產者，有足夠的實力和底氣讓技術研發部門在特定技術上「歸順」。

早在2011年，當時的喬治亞理工的科技政策教授Dan Breznitz就在其名著The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提到，中國已經在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上體現出強大的創新能力，並不需要格外擔憂原創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如今，有兩方面的趨勢進一步促進中國優勢的強化，讓中國雖然仍然沒有走到原創技術的領導者層面，但已經依靠大國優勢在攻城略地。

首先，隨著科技全球化的發展，研發越來越與生產分離，而經過時日，生產能力擁有者也不斷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排他性壁壘，並非有錢買了設備立刻就可以開工。就像蘋果的CEO庫克在回應川普呼籲蘋果把生產基地遷回美國時說，全美國（能生產蘋果的）工程師可能坐不滿這個屋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大國優勢又讓製造基地可以通過內遷等辦法沖銷成本上漲。而作為大國使得中國企業擁有的市場議價能力，又讓任何原創技術擁有者不能肆意定價。

其次，研發本身也在不斷分化，不斷分包。這就讓擁有市場和統一研發能力的中國大企業的議價能力不斷增強，並且隨著資本流動，可以將兼并作為一種議價選項。

在本質上，這種大國國情決定的利用後發優勢的產業技術發展路線，與基礎科研並無不同。只是傳統上，基礎研究更加強調高度原創的那個部分，認為它代表了基礎研究中創新的全部含義或至少是絕大多數價值，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完全如此。

顛覆式創新，顛覆了誰？

在肯定中國創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仔細思考時下很多流行的表述，比如用諸如「顛覆式創新」這樣的辭彙來表明中國在科技創新上已經「領跑」。中國取得了成績不假，原來被認為沒有有效利用的資金也實際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這些都不能用來證明我們「顛覆式」地從跟跑者變成領跑者。

先從產業界的技術談起。我們發現，在中國，跟跑仍然是壓倒性主流。只是跟跑速度加快，而且經常不屑於在常規跑道上跟，我們並不僅僅是所謂彎道超車，而是有時候其實不屑於超車，在生產和市場佔有上的大國優勢，讓我們有了更多的底氣。

但另一方面，國家研發政策的導向仍然是如何從跟跑到領跑。由於決策者在很多情況下，其實不知道領跑該如何領，所以導致以是否擁有原始創新（核心被引專利或獨佔的技術秘密）為主要衡量手段的跟跑到領跑的研發創新戰略經常失效。具體表現就是，國家投入巨資的國家工程實驗室或科技重大專項的攻關結果，與企業需求相差較遠。但好在在市場上身經百戰的企業，特別是優秀的民營企業的技術升級在不斷加速，可以根據自己對市場的判斷而不斷擴展技術版圖， 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否領跑對企業並不重要。

換句話說，時下比較流行的辭彙「顛覆式創新」，其實不是在取代領跑者的原始創新能力，而是在顛覆這些原始創新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一直在顛覆科技政策領域專家們的認知。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基礎科研。當能否領跑作為衡量創新能力的主要評判標準時，決策者實際上依賴的是跟跑路線。CNS和牛刊發表記錄往往是跟跑路線的最典型體現。因為CNS需要發表熱點領域、熱點議題的文章以維持和提升影響因子，所以單純靠CNS發表是不能證明那些孤獨的領跑者的。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跟跑事實上產生的各種可能對將來科研起到領跑作用的研究成果反而被忽視了，至少不如CNS和其他牛刊的發表記錄含金量高。

在這些跟跑出來的成果中，也許就會孕育出將來領跑的種子。但最終種子是否能生根發芽，則決定於很多因素，包括合理的科技政策。反過來，如果全部研發戰略的設計核心就是實現（用跟跑語言描述的）所謂領跑，那我們不但不能顛覆領跑者，最終顛覆的恐怕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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