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說｜對話吳曉剛：城市就是中國社會的未來（下）

採訪時間：12月23日13:30

採訪記者：何璇、張逸楊

採訪主題：城市研究，社區調查，上海，香港

之前推出了本篇採訪的前半篇，讓我們繼續對話吳曉剛教授與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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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區研究在推動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和本土化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的「燕京學派」， 關注農村社會、鄉土中國，提倡社區研究，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和定性分析來探究社會制度和內在機制，曾經創作了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段輝煌時期。吳教授，您雖然也用「社區研究」這個名詞，但卻用大規模抽樣調查和定量數據分析的方法，個人直覺似乎與這一學術傳統有所相悖？

A

學術研究和發展本來就是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過程。我曾經關注過中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史。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文藻和他在燕京大學的一批學生倡導「社區研究」，提出了社會學研究本土化的議題，併產生了一批豐碩的成果。據我的閱讀，吳文藻當年提倡「社區研究」，實際上是對早年燕京大學傳教士社會學 (missionary sociology) 所積極推動的社會調查活動的一種糾正。在吳文藻看來，無論是定縣社會調查，還是北京人力車夫調查等，都是對社會情況的搜集和描述，沒有理論的指導。所以他主張通過社區研究，以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去理解一個社區，如「解剖一隻麻雀」。 「燕京學派」代表性的研究，如林耀華的《金翼》、《涼山夷家》、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等，往往是針對單個地域社會的田野研究和觀察。這些地域大都是在農村或近郊農村地區，故稱之為「社區」並無不妥。這可以說是「社區研究」的1.0版。

1979年以後學科恢復重建過程中，費孝通先生起了領導作用。可能是受他的影響，這種類型的社區研究起步較早，一直佔據國內社會學研究的主導地位，而且還延展到對城市社區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傳統，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每個研究都是個案研究，而個案之間的差異是沒有可比性的，知識很難積累。第二是研究討論主要停留在學理層次，用一些社會學的概念，把一些社會現象發生的前因後果描述清楚。事實上，1.0版的「社區研究」運用功能理論和社區研究的方法，主要關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區」本身。

社區研究需要比較，因為不同的社區是不一樣的。在「燕京學派」開啟中國「社區研究」的近八十年的時間裡，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方法和技術手段都可以為社區研究注入新的元素。如何整體把握和刻畫異質性，跳出社區個案的思維，重複累加個案，定量研究方法自然不能少。我們在香港和上海搜集的包括鄰里街區、家庭和個人等多層次的追蹤資料庫，可以用於社區層次上的分析，更可以結合人口普查數據和其他行政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人類學的視角和研究固然有用，而從社會學、人口學以及公共治理的角度上，我們更強調整體把握社區的異質性及其對個人結果的影響，我把基於城市社區的大規模數據收集和對數據的分析，稱之為「社區研究」的2.0版。而強調社區研究則是將城市研究與全國性研究區分出來的重點。城市研究需要體現出城市的特徵，需要一定的當地知識，而不是把全國調查的調查範圍縮小。研究結果也可以為資源配置、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提供支持信息。這是社區研究在參與基層社區治理中能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簡單地說，以個案為主的傳統社區研究需要升級到多個社區的定量比較分析，社區可以作為分析單位；中國社會學的研究志趣要通過社區研究，從農村轉向城市，從定性轉向定量，從個案研究轉向量化數據甚至大數據。另外一方面，以分析大規模抽樣調查資料的定量研究則需要置於地方化的特定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氣的研究。這些想法，可以過「社區研究」2.0版來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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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現在各個學科領域都在談大數據，國家領導人最近也提出要「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位中國」。您剛才講到社區研究要利用定量數據和大數據。可否更具體地社會學研究，社區研究如何擁抱大數據時代？

A

我們需要關注大數據，但我們又不能盲目崇拜大數據。有的人，小數據還沒弄明白，就開始誇誇奇談要玩大數據。一方面，沿著我前面提倡的城市社區研究的思路，我們的大樣本的抽樣數據已經太膚淺了，我們需要更好的研究設計，使得搜集的數據更有針對性，有助於我們對社會現象更深的理解。這是我們為什麼主張通過城市社區研究來理解中國的社會變遷。另一方面，城市特別是都市地區，又是人類活動的密集區域。不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積累了良好的行政數據，而且在數字化時代，人們的行為軌跡數據也越來越容易獲取。我們可以把我們通過調查搜集的微觀個人、家庭數據、和人口普查數據、政府行政數據和匿名個人的大數據，在空間/社區的層面上整合在一起。

另外，我們也可以考慮在特定社區，引進非傳統的資料搜集方法（例如手機應用程式）來補充和驗證我們通過問卷調查搜集到的資料。總之，有了清晰的思路，大數據可以為社區研究可用。所以， 這裡「空間」還是關鍵。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現象，都可以通過空間連接起來。 這些工作，可能是未來社區研究的3.0版和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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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聽說您的研究團隊，把現正在做的這些工作和未來要做的工作，稱為「新古典都市社會學研究」。可否解釋一下為什麼要稱其為「新古典都市社會學研究」？舊在何處，新在何處？

Q

這是我們在研究組討論時，提到的一個名稱。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社會轉型，對都市社會學提出了很多老問題，也提出了很多新課題。早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由於大量人口從南方棉花地里北方工業城市，帶來了大量社會問題，芝加哥學派由此崛起。原來我們打算叫「新都市社會學」，後來發現，這個名稱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有人用了，主要是批評芝加哥人類生態學派的。我們關注的問題和視角與芝加哥都市社會學派很相近， 鄰里 (Neighborhood) 這個概念，不是新的東西。他們做的研究是「古典」的。

「新」意在於，我們研究中國城市的社區時，一般將社區定義為「居委會」/「村委會」這個層次。中國城市的居委會（社區）被看作是國家行政組織在基層的延伸，而非西方語境下的自發的、自主的、自治的組織，而在許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社區更典型的形象是橫跨於國家和社會，成為城市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要將這些關於中國城市社區的研究與社會學中社區研究的學術脈絡連接起來，最為接近的大概應該是上述「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延伸，而非簡單的空間概念。第二，當社會生態學這個學派出現的時候，主要利用的經驗數據是人口普查的匯總數據。現在我們的數據來源更加多元化了。 基於大規模的微觀調查數據、行政數據、人口普查數據，不同層次的數據，在空間上可以進行整合。通過區域層次數據與個人層次數據的整合，既可以做與個人行為相關的研究，也可以看個人行為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係。最後，城市社會學研究還可以與大數據結合，通過新型的手段搜集和整合傳統面訪不可能獲得的資料。這是需要通過我們的研究工作來充實其內涵。但是核心還是對空間因素的強調，故名「新古典」都市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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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除了上面提到的，您未來還有什麼研究計劃和暢想？

A

泛泛而談的戶口、單位、社會分層研究會告一段落。在比較城市研究項目里，下一個比較有趣的，而且可與香港相比的城市應該是深圳。

我希望能對這三個典型性城市進行橫向對比。目前已經做了不少關於深圳研究的準備工作，但是還沒有關於深圳鄰里社區和住戶調查的微觀數據。要是齊了，這個項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深海港」研究計劃，即深（圳）、（上）海、（香）港比較城市研究計劃。目前，「海港」已經初具雛形，還缺一個「深」度。我們可以把之前關於不平等與流動、教育、移民、婚姻家庭問題放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研究，在一個清晰的、聚焦的背景下研究社會問題。可以把原來做社會分層的內容（「一戶一位」）放到具體的地區進行深入研究，放在特定情境下進行比較。

此外，我覺得還可將社會網路研究的方法引入社區研究。當然，這一塊，我還需要學習新的知識。

遠期來說，我還希望比較城市研究項目要走出國門。希望有機會能把研究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結合起來，通過研究沿線國家/城市來更好地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

最後，還在考慮， 社會科學研究如何擁抱大數據，逐步在研究設計中引入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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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最近您開設了自己的個人公眾號「啟社2017」，為什麼會想到要在這個時候開設這樣一個公眾號？什麼是「啟社」？如何理解「學術乃天下公器」？

A

開設公眾號的原因在於我們認為社會科學的成果不應該束之高閣，而應該用一般的語言在適當時候把研究推廣給公眾，理想的是以通俗易懂的「社會學散文」的形式與公眾進行分享研究心得與發現。

我們與其他一般公眾號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主要傳播「基於自己研究」的知識，資料主要來自於我們主導或參與的「北京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上海都市社區調查」等等，議題涉及到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教育、性別、家庭、城市、移民、住房等等公眾感興趣的話題。

「啟」意為「開民智」、「啟蒙」。「啟社」的含義是用通俗的語言傳播知識，用嚴謹的社會科學知識與研究啟發人們思考，深入理解社會問題，同時通過接地氣的方式讓公眾能夠看懂我們的研究。

「學術乃天下公器」。學術作為工具性目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並不是唯一的目的。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該是有影響力的，能促進人們深入思考的學術。

吳曉剛，江蘇鎮江人, 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和公共政策學部教授，應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英文SSCI 期刊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的主編，國際華人社會學會（原北美華人社會學家協會）會長。他於1991 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畢業，同年進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1996 年赴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 (UCLA) 留學，2001 年獲社會學博士學位。2001 到2003 年任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院人口研究中心Mellon 博士後研究員。自2003 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任教至今。他的研究領域包括社會分層與流動、社會人口學、城市社會學和定量研究方法。他自2009 年以來一直是「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的項目主持人，並以上海大學「數據科學與都市研究中心」為平台，開展「上海都市社區調查」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項目。研究項目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歐盟研究資助局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香港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基金等大型項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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