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若不想淪為「中慘」，只有一個辦法

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都不能算是過上了穩固的中產生活，而是處在中產邊緣。由於擔心地位滑落，中間階級的焦慮始終存在。在現存的意識形態霸權下，當現實利益受損之後，當受到資本更深的剝削與壓迫之後，他們更容易轉向極端反動的立場，更容易相信這立場符合其根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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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姿妍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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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算中產階級嗎？

如何界定中產階級？標準實在太多太多。單是粗略地看，就包括收入、凈資產、消費水平、職業地位、文化程度、自我評價等劃分標準。而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域，衡量中產階級的指標也會大不相同。如果按照發達國家中等收入者的標準來界定中產（年收入3.1萬美元），那麼在中國達到這一水準的人顯然是極少數——2011年中國個人收入高於10萬元人民幣的群體只有約3%[1]。

還有學者根據是否能使用私人轎車來界定中產階級，認為2010年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大約在1億左右[2]。而五年後，私人轎車的數量已經增長了1.5倍，中產階級的人數應該也出現了相應的增長。此外，如果以5萬至50萬美元的個人凈財富為標準，根據西南財大2015年的數據[3]，中國的中產階級成年人口佔總成年人口的20.1%（50萬以上的只佔1%）。同一標準下，美國和日本的中產階級分別佔37.7%和59.5%，但與中國相比，房產在其資產中的比重會小得多。

在中國學術界的討論中，中產階級的比例已達20%左右是一個較為常見的說法。清華大學的李強教授以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為基準值，將收入介於基準值與基準值三倍之間的群體界定為收入中產，得出2012年其佔比為18.9%（上層為3%）[4]。而除了收入外，最為常見的界定方法是依據職業地位來劃分，李強教授就使用了「國際社會經濟職業地位指數」的方法，給各種職業賦予一個分數，並將41-66分的群體界定為中產階級，其比例在2010年是19.12%，而67分以上的上層則佔5.62%[5]。

那麼，哪些職業會被歸入中產階級呢？41-45分的群體包括多類購銷人員、營業人員、辦事員、行政人員、維修人員、技術人員或技術工人。他們被認為是接近下層的「中產邊緣層」，而正是這一「中產邊緣層」佔據了中國中產階級的73%，佔總勞動人口的13.9%。剩下46分以上的中產階級，包括更高級的管理、營銷、技術人員等等，只佔總勞動人口的一小部分，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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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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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即便我們判定中產階級已至少佔我國勞動人口的20%，我們也要意識到，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能算是過上了穩固的中產生活，而是處在中產邊緣。不論是從職業地位，還是從收入、資產來說，都是如此。年收入10萬的家庭可以排進全國家庭收入排行的前20%[6]，但也只能在中小城市過上中產生活，在北上廣就非常困難。因此，真正能達到中產基本生活水準的群體其實並不足20%，更別說達到發達國家中產的生活水準了。

畢竟，標準的中產生活不僅要有房有車（房屋還不能太偏遠、老舊），還要在每月還完貸款、日常消費後有所余留。首先要準備的就是用以子女教育的資金，就算不打算買學區房、供不起出國留學，也還要花錢給興趣班、補習班。否則如何確保自己的孩子不發生階級滑落呢？作為中產階級，即便不購買什麼奢侈品，日常娛樂消費、外出旅遊消費也是要預留出來的。最後還要為養老、子女買房、意外風險等進行儲蓄、理財。

這也難怪大城市裡的中產階級——特別是「中產邊緣層」如此「焦慮」。要實現這些目標，年收入10萬是遠遠不夠的，年收入20萬還算勉強（這已經進入中國家庭的前10%了）。在中小城市，住房的負擔是減輕了，但是高收入的工作卻更加難找，要實現年收入10萬的壓力也不小。這裡的「中產邊緣層」，也難逃折磨。

那麼，讀者朋友，請問你覺得自己能不能排進前20%，算不算標準的中產階級，抑或是「中產邊緣層」呢？

馬克思如何看待「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是一個十分異質化的群體。擁有專業技術的勞動者、中等管理層、農業生產大戶、收入較高的個體戶、小企業主、收租為生的房東等等，都可以被納入中產階級的範圍。從日常運用中不難看出，「中產階級」（middle class）這一概念更加強調一定的生活水平，與之相對應的是「上層」與「下層」，因而其往往與「中產階層」混用。

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階級」（class）概念反映著生產關係中的不平等與對立關係，進而反映著社會關係、政治關係中的支配與被支配。馬克思所使用的「middle class」一般被譯為「中間階級」或「中間等級」，這強調了一種政治意涵——這一階級介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在二者的鬥爭中左右搖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間階級將日益分化進兩大階級中，其中的大多數將跌落為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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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金字塔。圖片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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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在西方的主流論述里，「class」中的政治意涵已經被淡化了，「middle class」變成了純粹反映社會分層的概念。因而，中國的主流學術界索性就將「class」譯為「階層」，自然少了許多「階級」所伴隨的對立、衝突感；同時，政治意義上的「中間」也變成了生活意義上的「中產」。現在，當人們看到「中產階層」乃至「中產階級」時，想到的也就是「橄欖型社會」，即兩極分化不明顯、中產階級占多數的「和諧社會」，而不再會想到馬克思口中日益尖銳的階級鬥爭了。

人們的認識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變化，與中間階級自身的變化是分不開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中間階級主要就包括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農民階級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時也會被納入小資產階級之中。在《共產黨宣言》里，中間階級就被描述為小工業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店主、手工業者以及農民，他們之所以被認為會變成無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競爭」，或者「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

的確，在現實中我們不難發現資本集中的趨勢。許多年輕的互聯網創業者已經發現，所謂創業就是為大互聯網公司打工。一個新項目誕生後，為了融資，缺乏資本的他們只能接受財大氣粗的大公司的支配。在零售業，一家家小賣部也不斷被連鎖便利店取代。在農村，除了近郊農民可以憑藉征地和出租房屋致富，大多數農民並不能從那一點兒土地上獲取多少收入，最多以低廉的租金流轉給生產大戶和企業。

當然，伴隨著資本的空間轉移和產業轉移，新的產業和空間總能給小資產階級帶來新的生存環境。但資本在催生小資產者的同時，也在不斷擠壓小資產者，特別是當遭遇危機或經濟蕭條時，小資產階級的跌落將遠遠多於產生。隨著大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實力的壯大，新產業資本集中的程度越來越高、速度越來越快，留給小資本的機會越來越小；同時，地球上還沒有被資本主義擴展到的空間也越來越少。總之，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相對規模終歸是要更加縮小的。

但是，當今社會發生的最大變化，並不是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增多，而是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大量增多。這一群體構成了所謂「中產階級」的主要部分。在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賴特的分析中，這些「新中間階級」擁有不同程度的組織資源和技術資源，這使得他們處在矛盾的階級地位中[7]。

「新中間階級」意味著什麼？

管理人員同時分享著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特性和利益，兩者之間的內在對立使其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在許多工人集體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遭受資方侵犯權利時，可以憑藉其組織優勢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們能更容易地動員更多普通工人參與到運動中去。然而，他們也是最容易被企業主分化控制的一類人，在談判中他們最容易妥協，並且可能在實現自己的目標後就置普通工人於不顧了。

專業技術人員介於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他們往往不掌握生產資料，但他們對自己的勞動過程具有一定的支配能力。他們可以憑藉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稀缺性分享到剩餘價值，因而他們很容易自我代入資本的角色，為了創造（並分享）更多利潤而自我壓榨（當然有時也是公司環境所迫），付出更多的剩餘勞動（常常多過他們所分享到的剩餘價值）；他們也更容易將個人的生活處境歸結於自身的競爭力，而忽略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關係。

對於這些管理及專業技術人員而言，他們的收入依賴於對剩餘價值的分享，這種分享可能包含著他們向資本爭取利益的因素，但更主要還是產生於資本對他們的主動拉攏。這種合作關係使得他們更樂於維護資本積累的繁榮，更容易將普通工人的集體行動視作不努力上進、不顧大局的表現。當然，同樣的心理也會存在於普通工人之中，但對這些中間階級而言無疑有著更深的程度。

那麼，這些「新中間階級」的存在，是不是否定了馬克思對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判斷呢？其實，這些新中間階級的壯大，無非意味著階級矛盾的形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已。

中間階級的壯大促使了資本積累向消費領域擴展，階級矛盾在這裡也具有了新的形式。資本不斷刺激著勞動者的消費慾望，連哄帶騙地將中間階級好不容易分享到的剩餘價值又吸收回來；消費者信貸（特別是房貸）在這裡既發揮了刺激作用，又發揮了再盤剝一層剩餘價值的作用；教育、醫療等再生產領域公共支出的不足，也使得他們不得不擔負起更多的消費支出。這些正是中間階級焦慮感的來源，也是無產階級無力感、被拋棄感的來源。

更為重要的是階級矛盾在世界體系中的轉化。一個國家擁有高比例的中間階級，意味著該國資本的高度發達。企業規模龐大，自然需要大量管理者與專業技術人員。而這一切的條件就在於：該國必須在世界體系中佔據了足夠大的高端產業位置。否則，其經濟條件是決不允許存在如此之多的「中產階級」的。這也就意味著該國生產力必須足夠強大，足以達到世界的先進水平。

然而，僅僅有高生產力是不夠的，或者說，是否能提高生產力也不單純取決於研發能力。國家必須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才能確保本國資本提升生產力的成果不被外國資本奪取，才能確保海外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不被外國資本所獨佔。換言之，一個龐大的中間階級不僅意味著國家不能受他國支配，還意味著國家要在國際事務中享有足夠的主導權。

於是乎，世界上就出現了外國資本、本國資本支配與反支配的鬥爭，就出現了國家間彼此爭奪主導權的鬥爭。這些鬥爭，正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互鬥爭的轉化形式；為了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為了培養出足夠的中間階級，抑制無產階級的鬥爭，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必須轉而進行這種國際鬥爭。這種鬥爭的最終形式，就是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戰爭與軍事干涉。

換言之，「新中間階級」同樣不可能無限擴大，它只會在世界體系的核心國家中佔據多數；而「一將功成萬骨枯」，要成為核心國家，要維持核心國家的地位，人們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中間階級：保守，還是激進？

理解了國家與中間階級的關係，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說自由主義者將希望寄託於中產階級是一種幻想，為什麼許多中間階級高度認同所謂的「國家利益」。

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好與不好，的的確確與國家有著直接關聯。如果國家出現經濟、政治動蕩，他們脆弱的中產生活將受到巨大威脅——想想房屋貸款就能知道——這甚至使得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高度認同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遭受國家權力侵害的中間階級畢竟是少數。既然如此，自由、民主不能吃，更不能拿來還房貸，只不過能滿足某種精神需要，何必苦苦追求呢？

然而，中間階級的焦慮始終存在。他們不太容易將其歸結為社會秩序的壓迫，也不願過多苛責自己，只能壓抑在心裡。而一旦社會上出現「非我族類」，不少中間階級的緊張神經就能立刻感受到「威脅」，他們的不滿就立刻指向這些異己的存在，他們焦慮的情緒也由此找到了突破口。歷史上的反猶主義、種族優越論，如今化身各種排外思潮，確有捲土重來之勢。

不少中間階級也能夠意識到資本的剝削與壓迫，他們也宣稱要追求社會進步、「共同富裕」，但認為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社會秩序的穩固之上。這說明他們其實仍不願放棄資本積累的秩序，只不過想通過國家將其改造成某種形式。與此同時，他們也相信國家爭取世界體系核心地位的鬥爭無可指摘、無比正義。在這種對國家權力的信奉下，「反資本」不過是一句口號。如果再加上排斥異己的民族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就要披著馬甲從棺材裡爬出來了。

馬克思曾說：「中間等級……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人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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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紐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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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間階級的職業地位的確沒有那麼穩固。一個新職業興起後，資本會自然而然地培育出更多該領域的專業人才，從而使一開始具有較高稀缺性的崗位越來越競爭激烈，越來越無產化；隨著管理技術的提高，許多中層管理也成為了冗餘的存在。面對經濟衰退，他們也很容易跌落。而更為要緊的關鍵在於：依賴於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優勢地位的中間階級，終究是暫時的存在，而這種世界體系亦是不可持續的。只有拋棄這個引發勞動者相互對立的剝削秩序，才能實現真正的長遠利益。然而許多人未必能意識到這一點。

歷史已經證明，保守的中間階級在面對破產之時，也會展露出激進的一面。然而這種激進未必是革命，反而可能是極端的反動；被拋向無產階級的他們未必會產生共產主義的鬥爭覺悟，反倒有可能成為衝鋒隊的瘋狂一員。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使得他們產生坐穩中間地位的幻想，這種幻想比19世紀流行的恢復小生產的幻想要來得兇惡、反動得多。人們的現實體驗已然能將恢復小生產的可能否定了，然而要讓人們否定國家資本的強大與自身長遠利益的一致，單憑現實體驗就十分困難。

因此，在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指出葛蘭西「領導權」理論的重要。葛蘭西為了回答西方社會革命失敗的原因，指出了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8]：統治階級可以通過文化領導權使民眾對統治秩序產生真心認同，這種認同當然不符合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它甚至可能與現實利益受損並存。一些人幻想著：中間階級，乃至於受其影響的無產階級，在現實利益受損之後，在受到資本更深的剝削與壓迫之後，會自然而然地放棄保守立場。這種想像是極為有害的，因為在現存的意識形態霸權下，他們甚至更容易轉向極端反動的立場，更容易相信這立場符合其根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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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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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得這種危險儘可能地減少，我們就必須進行更充分的揭露宣傳，將人們憑藉個人經驗無法拋棄的幻想逐一破除。單靠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陣地戰」，自然無法獲得根本的勝利，但這卻是壯大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的必要一環，也是削弱反動力量的必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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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http://think.sifl.org/?p=3864；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809313/answer/62418816

[2] http://think.sifl.org/?p=3864

[3] http://business.sohu.com/20151117/n426657041.shtml

[4] 李強, 王昊. 我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結構問題與發展對策[J]. 社會, 2017, 37(3):163-179.

[5] 李強. 中產過渡層與中產邊緣層[J]. 江蘇社會科學, 2017(2):1-11.

[6] 甘犁.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2014[M].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15.

[7] 賴特. 階級[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8] 葛蘭西. 獄中札記[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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