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性事到政治：這個在歌舞伎町拉客的華人，要在日本參選議員

紀錄片《我要參選》追蹤記錄了在亞洲最著名的紅燈區歌舞伎町，從事拉客職業20餘年的華人――李小牧，參選日本東京新宿區議員的全過程。作為最知名的在日華人，他傳奇的人生經歷和極具挑戰的競選被廣泛熱議、質疑。紀錄片試圖剖開他的心路歷程，講述一個洋溢著熱情和努力，又充滿自負和狡黠的人生故事。

我要參選

撰文/沙丘 編輯/迦沐梓

來源：穀雨計劃（guyuproject）

「在日語中，性事和政治兩個詞發音相似，又與我的經歷相近。從性事到政事，我把這兩個判若雲泥的詞放在一起，成了我的招牌。」李小牧在準備參選東京新宿區議員時，曾對媒體這樣說道。

導演邢菲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時間，就決定要拍一部關於李小牧競選的紀錄片。她從競選半年前開始跟拍李小牧，加入日籍、獲得黨派信任、拍攝宣傳海報、街頭演講……鏡頭記錄下李小牧倉促而瑣碎的競選生活。

作為日本最知名的華人之一，他的參選受到廣泛關注。媒體在報道競選消息的同時，他傳奇的人生經歷也再次被挖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如果競選成功將會是第一個在日行政的華人。」邢菲稱，作為紀錄片導演她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選題。

李小牧196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上小學時遭遇文革，讀書生涯荒廢。後來因為舞蹈天賦，他原本有機會考入舞蹈學院，但由於錯過政審問題，只能去當地的湘潭歌劇團。1984年，李小牧南下深圳打工，做裁剪工，做銷售員，做進出口貿易，因為頭腦靈活、能說會道，每一行都做的風生水起。

但李小牧不滿足，他決定自費到日本留學，將來成為服裝設計師。28歲那年他如願來到日本，在新宿的服裝設計學校學習4年，並順利畢業。迫於生計，留學期間他經常到附近的歌舞伎町打零工。歌舞伎町被稱為「亞洲最大的紅燈區」，酒吧、電影院、電玩城、歌舞廳、風俗店（色情場所），從深夜到黎明，遊客絡繹不絕，是燈紅酒綠的不夜城。

李小牧最開始在風俗店打掃衛生，做一些收拾房間、清洗廁所的雜務。不久之後，他發現日本性產業輻射之下的風俗店有很多種，提供的服務不一樣，而且也各有諸多規矩。但很多客人不了解這些情況，所以客人與性工作者之間存在一種叫「案內人」的職業者。負責根據客人需求把他們介紹到適合的風俗店，並解釋清楚規矩，幫助色情消費者與色情服務者實現雙贏。案內人從中提成，收入十分可觀。

擅長社交的李小牧，終日遊走於歌舞伎汀，遊刃有餘地處理著各方關係。警察、黑社會、牛郎織女（陪酒男和陪酒女），他積累了廣泛的人脈，被成為「歌舞伎町案內人」。從一個人到發展眾多幫手，負責的區域不斷擴大，賺的錢也越來越多。

「頃刻之間，我就變成了歌舞伎町這棵毒花的俘虜。花雖然毒，但有一種蠱惑人心的妖艷之美。是的，美麗，甚至是極度奢靡頹廢的美麗，讓人驚心動魄。」李小牧後來在根據他的經歷所寫的《歌舞伎町案內人》一書中，描寫了他最初對歌舞伎町的感受，同時驚嘆「沒想到，我後來的人生竟然和這條街緊緊聯繫在一起」。

拉選票比以前有尊嚴，向誰都可以打招呼

李小牧關注社會和政治是從寫書和寫專欄開始的。2002年李小牧將自己多年混跡歌舞伎町的故事，用自傳體形式寫成《歌舞伎町案內人》，該書迅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爾冬陞和成龍根據該書拍攝了電影《新宿事件》，他也由此出了名。此後，他又先後出版了10餘本著作，並受邀為多個媒體雜誌撰寫專欄文章，寫一些日中問題的時評。

2014年2月，李小牧在一篇文章中表達自己要當「歌舞伎町的政治家」。沒想到，他當時的一句玩笑話卻引起日本民主黨前黨魁海江田萬里的關注。他迅速約見了李小牧，勸他加入日籍，並加入民主党參選議員。經過深思熟慮，2014年6月，李小牧正式向日本政府遞交入籍申請，開始籌備競選。

紀錄片《我要參選》正是記錄從準備競選到競選結束的故事。新宿有眾多加入日籍的外國人和從事風俗業的牛郎織女，但他們不關心政治，社會地位低下，甚至租房子都會困難。有的房主把他們和外國人並列起來，作為不予租房的對象。開拓這一沉睡的「票倉」，就成為取勝的關鍵。

因為多年混跡於此，李小牧對拉動他們投票很有信心。「在我看來，性事和政事都是一種工作，都是一個做買賣的過程。我開餐館是把我的菜賣出去，我做案內人是把人賣出去，而他們玩政治就是把一個政治理念賣出去。」紀錄片中，他每天堅持到地鐵站和十字路口問候路人，向他們講解參選綱領。他怕宣傳汽車太快，路人看不到內容，就獨自騎著自行車，將宣傳海報綁在後架上，穿梭在大街小巷。

導演邢菲回憶，拍攝的時候李小牧騎自行車，她也騎自行車，「只要有空就去拍，他去哪兒我就跟到哪兒。」他拿著擴音器向街頭的市民介紹自己，承諾加強公共設施建設，並促進外國居民與日本居民的真正交流；他到歌舞伎町與店主、牛郎織女喝酒，講述競選宣言：提高飲食服務行業及風俗業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增添他們的社會福利。

但是對於李小牧的參選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的妻子認為他是為了出風頭，好好的生意不做花錢去競選。此外，華裔的身份對他的選舉影響很大。有人勸他改一個日本名，但他堅決不改。在街頭演講時，有的市民會突然對他喊「滾回去」，有的甚至直接表示，「韓國人還可以考慮，但中國人肯定不投票」。

站在街頭拉選票的李小牧彷彿又回到了當年的歌舞伎町，他一邊向大家鞠躬問好，一邊派發傳單。紀錄片中導演邢菲問他二者有沒有區別，他回答，「都一樣，只是拉選票比以前有尊嚴，向誰都可以打招呼」。

最終，李小牧的努力沒能贏得競選。他一共得到1018票，雖然比當選的38名議員里最低票數1440票還少了約300票，但這個票數已經超出他的預期。紀錄片結尾李小牧再次走上街頭，對自己的落選向選民致歉，他表示「在日本有204萬外國人，我將會和你們一起迎接東京奧運會，做嚮導、翻譯，一直努力下去」。

我拍的不是競選片，是一個人物片

穀雨故事：你曾為日本NHK電視台製作過很長時間的紀錄片，《我要參選》和以前製作的紀錄片類似嗎？

邢菲：區別很大。《我要參選》基本是我獨立完成的影片，在時間和拍攝方式上自由度很大，而NHK的每部片子都要制定具體的播出日期，必須在這之前完成。另外，NHK的紀錄片是電視節目，所以有電視節目的一些特徵，影片時長、視聽語言、敘事結構等會有一些規定。例如NHK的紀錄片都有解說詞，但這次選擇沒用解說詞，因為我覺得李小牧本身戲劇性就很足了。

穀雨故事：是什麼原因讓你萌生拍攝李小牧紀錄片的想法？

邢菲：李小牧很有名，我們在日本生活的都知道他，但其實我一直不認識他。後來從朋友那裡聽說他要參加競選，因為他本身身份特殊，加上如果競選成功會成為第一個在日行政的華人。有這些元素，作為紀錄片就很有看點，我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選題。所以我當時就讓朋友帶我去找他，問他一些選舉的情況，然後說想拍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他也同意了。但是，當時他還沒有拿到日本國籍，有沒有參選資格都不知道。我就當作我自己的片子來拍，走一步算一步。

穀雨故事：看過《歌舞伎町案內人》或者了解李小牧的人都知道，其最吸引人的其實是他傳奇的人生經歷，但紀錄片中呈現的並不多，拍攝當初是怎麼考慮的？

邢菲：這個是我故意的，因為他做案內人確實很有名。大家會帶著獵奇的眼光看他，甚至會設置很多先入為主的觀念。我不希望大家帶著這樣的觀念去看這部影片，看他的競選，這樣會錯過很多競選本身很閃光的東西。

我只是在開始進行簡單的介紹，歌舞伎町是一個紅燈區，燈紅酒綠的地方。李小牧以前在這裡做案內人，而且知名度很高。後來他又開了一個小餐廳，與成龍有合作，寫過很多書，就是把他的大背景介紹出來。但到這裡為止就好了，就應該說競選的主題了——這麼一個有獨特經歷的人接下來會怎樣競選。

至於他以前的一些事，包括跟黑社會喝酒、跟警察喝酒、跟牛郎織女關係很好，這些我都拍到了，但沒有放進去。這樣的鏡頭可能更吸引眼球，但是從結構上來說會使前半部分加重，進入主題更慢，所以並沒有過多的去表現之前那樣的生活。

穀雨故事：有人認為從本片這個角度切入，不僅對日本的政治生態呈現有限，也對李小牧這個人物塑造有限，你怎麼看？

邢菲：我覺得紀錄片並不需要突出他的很多東西，首先我給這個人定性，然後從素材裡面篩選符合性格的內容，很隆重的進行描述。我主要就是呈現他整個競選的過程，我覺得已經表現很多東西了。這些東西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部片子，中國人會看，日本人也會看，兩個國家觀眾成長環境不同，大家讀懂的東西不一樣。對於他的性格我並沒有很明確，或者從自己的角度去刻畫。我不是在寫論文，我想把它搞成一個開放式的東西。

穀雨故事：那麼通過這部影片，你最想表達的是什麼？

邢菲：首先這不是一部政治題材的作品。在拍攝及剪輯過程中，我也盡量弱化了李小牧作為情色場所嚮導周旋於黑白兩道的獵奇的部分。我想通過完整細膩地追蹤整個競選過程及主人公心境的變化來表現在中日民族情緒交錯複雜的環境中，個體是如何在承受來自政治黨派和一般選民的打壓，同時不斷成長並最終開始贏得信賴的過程。

穀雨故事：你的拍攝給李小牧帶來了好處，還是會有某種阻礙？

邢菲：二者我們都盡量避免。我跟在他後面，有時候有攝像機在，很多選民會不好意思上前和他打招呼、握手。對他而言，可能是有選民的流失。他經常會給我做一個手勢，讓我往後退，他也怕選民看到我不願意上前搭話。所以我會尊重他的這個要求，儘可能不靠地太近。

另外，帶給他的好處其實挺少的。在日本，大家不會覺得你有媒體採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日本很少人關注政治，關注選舉。很多人不會關注你，就從身邊走開了。

穀雨故事：影片中李小牧的前妻和大兒子多次出鏡，但他現在的家庭生活卻沒有涉及，這是為什麼？

邢菲：因為他現任妻子拒絕拍攝。不光是我，所有日本媒體都沒有拍到相關鏡頭。李小牧自己也提到了，他老婆對他做的這個事很反感，認為他就是想出風頭。

穀雨故事：拍攝之前你覺得李小牧會贏嗎？有沒有什麼預設？

邢菲：這是他第一次參選，結果就是選上或選不上。「職業拉客人」、「如果當選將成為第一個在日從政的華人」，這些字眼是參選的最大賣點，但也是他被政敵和保守的日本國民所攻擊和懷疑的根本原因。當時沒有參照物，所以是不好預測的。

所以從我開拍起始就不去預測，以一個平常心態，拍到了什麼，再重新面對這些素材。有很多人認為競選贏了，可能影片會更好賣。但最後的輸贏對影片並不重要，我拍的不是競選片，是一個人物片。只有這樣的人物故事，你會過幾年仍然能看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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