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遍地都是「遠光狗」
撰文 | 言煙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愛開遠光燈,甚至在對面有車駛近還不關掉,是中國一部分司機屢教不改的病,另一部分司機想爆粗口的恨。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夜間會車應當在距相對方向來車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燈,在窄路、窄橋與非機動車會車時應當使用近光燈。 」除此之外,在車子的正前方或正後方有車時,也不得使用遠光燈。但中國人顯然未遵守這些規定。
中國若與美國對比會相當尷尬。早在1968年,學者查爾斯·黑爾與羅傑·赫曼·赫米恩在美國交通部的支持下,對美國的遠光燈使用情況做了調查。結果發現,只有25%的司機在應當使用遠光燈的時候,即遠光燈可改善照明又不會影響對面司機時,使用了遠光燈。
美國人過少地使用遠光燈,幾乎可以說是一種「不良習慣」,美國的學者和官方甚至努力想提高國民對遠光燈的利用率。那麼,中國人更愛開遠光燈,真的是因為中國人素質太低了嗎?
遠光燈為什麼讓人痛恨
遠光燈的危害有多大?車燈的照明能力和晃眼能力就像卷在一起的燈芯紫霞和青霞,共生但矛盾——如果車燈的照亮度越大,往往意味著會晃到別的司機的眼睛。目前普遍採用的四燈制式就是對這種矛盾的緩和,但還不能根治這種矛盾。
人眼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光學器件。我們看到物體,是由物體發出或反射的光線進入眼睛後,穿過晶狀體在視網膜上成像。
但如果視野里存在一個強光源,它發出的光穿過眼睛後被眼睛裡的屈光介質散射,散射光會在視網膜上形成一層「亮幕」,覆蓋了周圍事物在眼睛裡的成像,我們就不再能看清周圍物體;除非周圍物體的亮度能超過這層「亮幕」才會被看到。
因而,有眩光時,往往可能讓車子撞到周圍的行人或靜物等不發光的物體。
眼睛看到眩光時看不清東西,而在眩光之後,眼睛裡也會出現局部盲點,需要時間恢復視力。隨著炫光的強度增加,所需的恢復時間也增加。
一輛以100公里/小時速度行駛的汽車,在沒有眩光的情況下,42米就能停下來;而遠光燈的眩光讓司機經過1.4秒才能看清東西,這時候車子前行79米後才能停下。如果79米處剛好有一輛車,一場車禍就會發生。
在各種眩光中,程度較嚴重的是「失能眩光」,干擾視力;最嚴重的是「目盲眩光」,過一段時間眼睛依然無法恢復視力。而程度不那麼嚴重可以正常視物的強光,依舊會讓人在心理上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持續性地暴露在這種亮光下,人更容易疲倦。
也就是說,經常暴露在遠光燈下,有可能直接造成交通事故,也會讓不斷經受亮光的司機容易疲勞,間接帶來的損失難以估量。
事實上,近光燈能照亮路前方大約50米的範圍,這已經是半個街區的距離;遠光燈則能照亮前方大約150米乃至300米遠。一般認為,如果車速低於30公里/小時,近光燈的照明距離已經足夠;超過30公里/小時時才需要使用遠光燈。但在車流密集的地方,如果看不清前方,應該減速行駛,而不是打開遠光燈。
在國外的經驗規律是,如果車流變密集,遠光燈使用量下降,甚至完全不使用。在20多年前德國的一項調查中,車流密集處德國司機幾乎不會使用遠光燈;在40多年前美國的一項調研中,如果每小時通過300輛,幾乎沒有司機使用遠光燈;每小時通過200輛,則有10%使用;100輛,則有30%使用。
但這一規律不適用於中國人。2012年,有研究者調查了武漢5個繁華路口晚上9點到10點之間,平均每天每個路口在1個小時內有193.2輛車使用了遠光燈。
還有研究者對蘇州城區做了調查,發現有36條道路都存在違規使用遠光燈和改裝燈,比例達到20%。具體從其中6條道路做的調查來看,一個小時內這些道路的車輛通過量幾乎都超過300輛,但仍有許多車違規使用遠光燈。
沒有路燈的城市
但中國人不是唯一遍地「遠光狗」的國家。印度人、阿拉伯人、秘魯人等也愛開遠光燈,不守交規。印度公路還因為其糟糕的路況、不良的交通管理、和人口眾多,位列世界上公路最不安全的國家。
如果你去比較這些愛用遠光燈的國家,你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道路照明不足。時至今日,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已經遙遙領先。NASA出品的夜晚地球光照圖中,可以直觀看出發達國家亮度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
而中國廣袤土地上的燈光就要黯淡許多。即使在大城市密集的中國東部,中國的明亮度也趕不上東鄰日本和歐洲北美。而整體來看,最明亮的國度可能是美國,其非城市地區的道路能憑藉路燈的光連成一條亮線,線進而組成面,使美國東部幾乎一半都是明亮的。
沒有明亮的路燈直接決定了我們必須使用遠光燈,而發達國家的道路亮度常能達到不需要使用的水平。
像蘇州這樣富庶又因為旅遊業發達大搞城市建設的城市,其路燈數量在全國城市中高居第三,但在蘇州科技大學的反覆多次調研中,均有路段存在照明不均勻或不足的現象。
那為什麼中國東部的經濟和建設成就驚人,城市的明亮度卻還是沒跟上?這是因為道路照明的支出比我們想像的還高,在建設過程中還存在種種多出來的開銷。
一盞路燈的成本可以從幾百到上萬元不等,路燈建設動輒涉及大量資金。這也讓路燈管理稱為貪污案頻發窗口,以「路燈」、「貪污」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能檢索出400件刑事案件。
路燈裝完之後的電費也是持久的花錢缺口。根據深圳市公開的市政數據,從2012年到2016年這5年間,其路燈用電量均超過20000千瓦時,平均達到24000千瓦時,如果按5毛每度電算,每年的路燈電費支出都上億,還未考慮路燈、線路的維修費用。
高昂的支出讓增加路燈、提升道路亮度需要多代的財富積累才能完成。美國道路照明的強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美國人認為路燈可以減少犯罪率,而這種觀念在美國建國之初就已有之,美國建國者之一傑斐遜就曾說過:「陽光可殺菌,路燈可防小偷。」
國內的道路建設則一再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在2006年的城市道路照明設計標準中,中國是以城市級別來區分道路亮度,直到2015年新修訂的《CJJ45-2015 城市道路照明設計標準》,才放棄了這種區分,並提升了次幹道路的亮度。但要跟上新的標準顯然需要更多時間建設,何況行業標準常不被遵守。
中國參考英美等國家反覆實驗之後制定出來的《城市道路照明設計標準》,以瀝青路的主幹道為例,平均照度應在20-30流明/平方米,約相當於白天照度的2-3%。但實際檢測中照度常常達不到行業標準。
從統計數據來看,夜晚的車輛流量大約只有白天的1/4,但車禍多了50%;實驗也表明,夜晚路燈的亮度能減少安全事故,但考慮到對生態的負面影響,路燈照明應控制在合適範圍內。
治不好的遠光燈
相比起高昂的道路照明,道路規劃可以用較低的成本一勞永逸地改善路況。一是給道路修建鮮明的路標,讓司機減少照明需求;二是在道路中央修建綠化隔離帶,可以減少車頭燈對司機的干擾。
前者的案例是,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一個叫多爾的妻子向她老公抱怨,高速公路對面開來的遠光燈晃眼,下雨天車子容易滑到人行道,造成事故。聽了妻子抱怨的老公多爾先生,剛好掌管著一家基金會,他發現給道路兩側刷肩線能減少車子跑偏,能減少交通事故,他就致力於帶領他的基金會推廣給道路兩邊刷白線。之後這一做法成為高速公路標配。
在道路中央修建綠化隔離帶的提法早已有之。功能主義建築泰斗勒·柯布西耶在提出現代城市的構想時,其中給城市修建快速路,就提出要在道路中央修建隔離帶。中央隔離帶分開上、下行車道,減輕對向行駛車的相互影響,包括眩光。
但修建中央隔離帶面臨著重重阻力,最主要的是城市空間的緊張,這在國內尤為嚴重。
一般國內城市將道路分為三級,分別是快速路、主幹道和次幹道,而在現行國標《GB 50220-1995 城市道路交通設計規範》中,規定快速路中央應當修建隔離帶。在標準《CJJ37 城市道路工程設計規範》中,進一步規定中央隔離帶最小寬度是2米。
但在實際操作中常不被遵守。甚至建好後在改造中被壓縮,上過中央台廣播之聲的武漢三環快速路改造即是一例。為拓寬車道,武漢市政府最終選擇了壓縮中央隔離帶。
改進照明和道路規劃,是可以讓司機自發減少遠光燈使用或者減少違規使用的手段;但不經過一定的歷史過程,國內無法做到。於是在可以預見的短期未來里,中國治理遠光燈只剩下了一條路、也是最力不從心的一條路可走——懲罰亂開遠光燈。
遠光燈屬於較難取證的交通違規,即使釀成事故也難證明。歷史上黛安娜王妃的車禍身亡案中,一位目擊者稱見到一束強光使司機晃了眼,之後車子左搖右晃,才撞在了隧道石牆上。但當時經過車輛的燈光狀況都已難判斷,這一說法是否是釀成悲劇的原因之一未成定論。
事實上,能記錄是否開了遠光燈的監測設備至今主要出現在專利申請里,未曾廣泛投入使用。國外出於民眾對泄露隱私的擔憂,反對給道路裝過多監控。國內除了少數幾個苦於遠光燈亂象而試行「電子警察」的城市,其他城市主要靠抓現行治理亂開遠光燈。但遠光燈的使用通常是在晚上,交警已經減少;通常是在鄉村路上,更少有交警管。
而且國內交通違規是在太多,酒駕、超速、闖紅燈等才是抓查之重,這讓亂開遠光燈的司機大有僥倖心理。何況抓到了,懲罰也不算嚴重——如果沒造成事故,只是罰款扣分;如果造成其他司機看不清而發生事故,還需要目擊證人或者自己承認。根據相關判例來看,不會承擔全責,甚至不到一半。
相對而言,在發達國家的交通違規處罰更嚴重。在新澤西州,2014年為沒有及時關閉遠光燈的罰單數是2618例,2015年是2453例。算下來,整個州平均每天大約有7例被抓到的,並不算高。他們與國內司機類似,會被罰款和扣分,但除此之外,發達的社會信用體系會有違規記錄,次年需繳的車險費用可能會大漲。
當然,有了以上種種,只能說明中國人有愛開遠光燈的軟硬條件,終究不能說明中國人懂禮貌善駕駛。使用遠光燈本身不是它受到詬病的原因,在對面有車子駛來時依然不切換成近光燈,是真的沒有禮貌而且危險。還有司機直接把近光燈也改成氙氣大燈,讓其亮度堪比遠光燈,這樣的司機和愛開遠關燈的司機,沒有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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