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Part I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 Part I

Harvey J. Kaye

我只想說，歷史學變得越來越社會學化，社會學變得越來越歷史學化，這樣對兩者都有更多的益處。[1]

在過去的數年中，歷史學與社會學發展出了一種共生關係，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社會歷史學和歷史社會學這兩門專業的成長發展看出來。這意味著這兩門學科都發生了頗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學科間的聯繫上。考慮其跡象，我們也許會以這一領域內刊物的增長為例子。首先，該領域最早的英文刊物是《Past & Present》，於1952年由本書將討論的四位歷史學家創刊，四年之後，《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也開始發行了。而現在，除了前述之先鋒二刊外，我們有《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Review》、《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Social History》以及《Social Science History》等一系列刊物，在此僅列出其中歷史社會學傾向性最明顯的幾部。更重要的是，這些同時囊括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刊物從樣態上暗示了一種關於歷史性問題的新的志趣，因為這預示著我們可以從社會學方法和歷史視角下的社會問題的角度來思考歷史性問題。當然，已經有許多關於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關係的大部頭著作，比如彼得·伯克的《Sociology and History》，查爾斯·蒂利的《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以及後來腓力·亞布蘭的《Historical Sociology》。儘管許多歷史學家仍會拒絕接受文首所引的E.H.卡爾的那個論斷，許多社會學家仍對C.賴特·密爾在《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說的「任何社會學都值得成其為『歷史社會學』」這句話頗有微詞，然而，卡爾和密爾在20世紀60年代被認為是激進（甚至是荒唐）的論斷，現在卻被認為是極為合理之事了（至少在一些圈子裡）。

但是，在建立在歷史和社會學科間的關係下，仍然遺留著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問題毫無疑問很大程度源自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自己和對方學科各自抱有的那種想當然的預設。正如加雷斯·斯蒂德曼·瓊斯觀察到的，在歷史學和社會學中都存在著一種頑固的傾向，即把社會學視為方法論和理論的源泉，而把歷史學視為數據、案例研究以及過去性例證（與當下的例證相對）的來源，正是借著歷史提供的材料，人們得以證實社會學理論。腓力·亞布蘭和安東尼·吉登斯提出說，經過適當構造的社會學和歷史學不會是兩個分離的學科，而會是一個整體；不管人們是不是同意這樣一種觀點（至少我是同意的），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確極受限制，而且也沒有怎麼被人們所思考、建構。首先，我毫不隱諱地說，社會學理論的質量非常不平衡。第二，當然這一點之前就有人提到過，歷史學研究有著同社會學研究一樣的理論性工作，儘管人們總是聲稱它沒有。因此，歷史學家應該和社會學家一樣，為社會理論付出同樣的貢獻。

忽視歷史學家可能為社會理論付出的貢獻並不僅僅體現在非馬克思主義學者身上。這是說，直到最近，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社會思想都未能在理論層面上承認、接納歷史學家（甚至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儘管我們看到，在馬克思那裡，歷史對其作品和思想有著中心作用。因而，在一些所謂理論綜合性、對革命實踐起促進性作用的作品中，比如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討論缺席了（然而，安德森自己也承認，需要以同樣的範疇來重新審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而他這部作品卻是重要的理論成果！在本書中，我的基本假設是——歷史學家同社會學家（我也樂意加上那些所謂哲學家）一樣，為社會理論做了等量的貢獻。但不言而喻，正如不是所有社會學家的理論都有同樣的價值一樣，各個歷史學家的理論價值也是同理。

創作本書部分是出於為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共生關係的長遠發展做貢獻，因而我的研究旨在介紹、調查和檢驗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作品。本書中出現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具體指的是：莫里斯·多布，一位為經濟史作了重要貢獻的經濟學家；羅德尼·希爾頓，他的建樹集中在中世紀歷史和佃農研究等領域；克里斯托弗·希爾，其作品打破了輝格觀點，為我們重塑了一幅17世紀英國革命的畫卷；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他在很多個歷史領域都展開了研究，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勞動者、佃農和全球史的；還有E.P.湯普森，他為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英國社會歷史的研究貢獻了極大的成果。正如本書後面將揭示的，毫無疑問，這些歷史學家在各自研究領域內做出的個人貢獻非常傑出，他們也作為一個集體共同推進了社會歷史研究。但是，我更深入的論點在於，在他們作為個人和作為集體為歷史學付出的努力之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作為一個集體，極為強烈地揭示出一種獨特的理論傳統。（需要澄清的是，這個理論傳統絕不局限於討論的這五位歷史學家，他們不過是其中最傑出的因而最能展現其內核的學者罷了）

我的論點首先基於一個事實，即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型。讓我從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歐仁·熱諾維斯那裡借用一下他的看法，因為他曾經深深地受到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作品的影響，他認為他們（英國歷史學家）試圖「跨越關於階級的狹隘經濟概念，而更多地關注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問題這一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初起就一直折磨著這個主義本身的範疇。」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長期以來綁定在一個概念上，即社會總體以一個模型、或者說是隱喻[2]為基石，即所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而這一經濟基礎被定義為決定性的技術以及/或者說經濟維度，而上層建築被定義為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維度。這樣一個關於社會總體的概念、模型或者說隱喻經常被歸為馬克思本人的手筆，其證據在於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講到過的，被當作其歷史和社會分析的基本工具的那段話：

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社會分析家把這個模型解釋為馬克思在倡導一種經濟決定論，儘管很值得懷疑馬克思的引文是否有這層意思。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當然看到了這種「經濟決定論」的污名化傾向，於是他們焦急地希望發展出一種與經濟決定論脫開距離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因為一提到馬克思主義方法，人們就不由自主地把經濟決定論與之聯繫起來（不僅是在過去，現在仍然是這樣），這樣他們試圖藉此來重新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方法。正如我們看到的，他們也並沒有拋棄所有的決定性。正如雷蒙·威廉斯提到，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也會強烈贊同的那句話：「一個滿口這個決定那個，那個又決定那個的各種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今天已經過氣了。[但]沒有決定性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則不值一提。」

除了共享一套克服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的經濟決定論的理論問題型以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還有著一套共同的歷史問題型。其多樣化的研究有個集中構建在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和擴張問題上的框架，其理解不僅僅局限在經濟變化上，而更強調從最廣闊的層面來觀察社會變遷。其經常被提及的成果即對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的研究，這一問題不僅是莫里斯·多布的《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的核心議題，也廣泛出現在他繼出版物之後發表的演說和討論中。這一話題也同樣出現在許多不同的作品中，比如克里斯托弗·希爾的《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Primitive Rebels》。

作為一個理論傳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做的並不止共享一套共同的理論和歷史共識而已。在處理、面對那些出現在這些問題型之中的材料時，他們同樣發展出了一種歷史研究的共同方法，我將其稱之為階級鬥爭分析。（這個範疇並不等同於人們通常說的階級分析）總的說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不僅在研究中運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唯物主義假說，他們還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歷史性論斷作為其研究的依據——「迄今為止,一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與他們的階級鬥爭分析方法緊密相連的是那種庶民研究的歷史視角，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同樣在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果要用在他們著作中具體出現的術語的話，那就是——自下而上的歷史。這個範疇的意思是，同以往那種局限在精英或者統治階級的視角相對——這種視角是傳統歷史研究的基本形態——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特別是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把「下等階級」的歷史經驗、行動和鬥爭看得極為重要，并力圖為他們重新書寫歷史——因為歷史是由他們創造而不是由他們書寫的：希爾頓和霍布斯鮑姆描繪佃農，希爾和湯普森譜寫諸眾，而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為工人階級立傳。

這些歷史學家確實為歷史和社會理論做出了深遠的貢獻。在他們為超越經濟決定論以探索資本主義的過渡而付出的努力中，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湯普森建立起了自己的階級決定論，其中心論點在於——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過程的中心問題。我在此想詳盡地闡述歐仁·熱諾維斯的看法，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通過歷史實踐來總結其理論（換句話說，不是以理論本身怎麼邏輯展開的方式）的過程中「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的發展做出了無價的貢獻，而不是僅僅在『辨證和歷史唯物主義』議題上寫出了無數的作品」。

在繼續下一個話題之前，我該加一句——這樣他們的歷史成就便更能為讀者所理解——現在流行的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模式的理解來自於巴靈頓·摩爾·Jr.：「根據馬克思主義範式，工人一開始總體上處於麻木遲鈍的狀態，傾向於按自己的本能來自發暴動。在工業化過程後，他們被帶到大工廠中面對一個共同的命運，通過這種經歷，他們才獲得了革命意識。」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才不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採用的階級模式。

這些歷史學家們在另一個層面上的成果是他們對當代英國政治文化的推動。他們以他們的書寫和著作，或多或少地參與到了英國當代民主和社會主義歷史性意識的形成過程之中。

[1] [英]E.H.卡爾：《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一版，第161頁

[2] 把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視為馬克思的隱喻是E.P.湯普森的觀點，可見其作品《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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