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滅了黃牛，你就能買到車票嗎

撰文 | 劉遠舉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又是一年春運時，很多網友發現，今年回家的車票尤其難買，剛打開12306，票瞬間就被黃牛搶光了。

現在黃牛黨早已不靠體力了，比如上海拍車牌的黃牛，依靠的就是更快的網路與技巧，而火車票黃牛，則更加高科技，甚至有專門分工的程序員。

很多人提到黃牛厭惡之情就噴上來了，國家機關也在不斷打擊，但黃牛始終如野草般春風吹又生。他們到底靠什麼頑強地生存著？背後又有著怎樣的經濟原理呢？

黃牛打破了供給短缺

「黃牛黨」是上世紀20年代上海人慣用的概念，形容搶購物資和票券的人如「黃牛群之騷然」。解放前，黃牛黨投機商對法幣、布匹、醫藥等物品囤聚居奇，牟取暴利，但他們往往又被大資本家和大買辦的勾結盤剝弄得血本無歸，所以他們自己也以「案板上黃牛」自居，黃牛黨一詞由此而來。

國外也有「黃牛黨」，但其稱呼有所不同，如在一些歐洲國家稱「白牛黨」，在美國則稱「票務經濟人」。

總的來說，黃牛一直存在，從前倒賣自行車、縫紉機等票證，現在倒賣熱門演出門票、醫院專家號及火車票，利用各種途徑佔有一些資源，然後高價轉賣給急需的人獲利。

所以，很多人認為黃牛的出現是政府管制不到位，但根本上，黃牛的成因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是市場的，而非政府的。

首要的市場因素是供給短缺。去年，一則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黃牛的視頻在網上熱傳。這名女子在醫院大廳哭訴，她從外地趕來排了一天隊都沒掛到號，而黃牛將300元的挂號炒到4500元。

醫院專家號、春運火車票、北上廣的車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需求遠遠大於供給，會限價、限量。

人們買不到，出價就會增加；另一方面，供給短缺的時候，黃牛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的（排隊）、非法的（走後門）手段先獲得有限供應的商品或服務，然後高價出售。因此，一個地方只要尚存經濟自由，短缺必然會產生黃牛。

當短缺從短期變為長期，就會出現配給制度這樣一種政治安排。例如從1955年開始，中國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票證時代」，幾乎所有的民生物資都憑票供應，從糧食布匹到香煙火柴。

但票證配給制度本質上仍然是短缺，而黃牛，則是來打破這種制度的。

直到80年代初，城市居民都可以把多餘的號票拿到自由市場換雞蛋或者糧食，或者直接換成錢。一定程度上，他們破壞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配給制度，但也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改革開放後，生產迅速發展，票證才逐步走出中國人的生活。不過，在一些壟斷和特殊行業中，供給配給依然存在，比如車牌要搖號，房屋要限購，黃牛再度出現。

2015年，一犯罪團伙通過違法手段獲取上海車牌長達十年，致使5000張「妖牌」（用真實身份通過非法途徑辦理了上牌手續的上海牌照）流通在市面上，非法獲取利益高達2.2億元。

除了緊缺的市場供給催生了黃牛，商家的價格歧視也是黃牛出現的原因之一。

所謂價格歧視就是商家以不同價格向不同顧客出售同一種物品的做法。打個比方，商場以買300元返300元購物劵，是一種常見的促銷手段。對兩次共花費600元的消費者來說，商品價格打了五折，但很多消費者根本消費不完贈券，所以，這個折扣實際上實現不了。這就是促銷對於不同消費者的價格歧視。

這時候黃牛黨出現，充當中介和跑腿，反而打破了商場促銷的價格歧視，讓更多消費者享受到了商場的優惠措施。

例如，黃牛黨自己現金墊付300元，獲得300元返券，分別給兩波顧客湊單付款，顧客們省時省力，即便以7折的價格去購買自己所要的商品，分別向黃牛支付210元。兩次下來，黃牛依然得到420元，賺到了120元差價。同時，兩波顧客既享受了便利，又獲得了7折優惠。

所以，物資短缺、供給配給制度、價格歧視導致了黃牛的出現，不過，這些只是黃牛出現的表面原因。

黃牛抬高的價格合理嗎

在買火車票這件事情上，雖然政府壓低了火車票的價格，但供給上不去，普通人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排隊，甚至搶不到票，低價的好處也被抵消了。這就是經濟學裡的「租值消散」的理論。

結合這個理論，我們也能理解黃牛存在根本原因是：供需不平衡下對票價實施了價格管制。例如，價格管制下只賣50的火車票，但在市場上有人願意出價100元來買，就出現了50元的差額。

黃牛託人開後門、寒夜裡徹夜排隊，如今他們的技術更高明，用專門的作弊軟體來搶票，以更低的成本賺取50元的差價。而且黃牛必須控制成本，如果黃牛的票價超過了機票價格，當然就沒人找他們買票了。

說到底，火車票供遠遠小於求，普通消費者才會對限量車票趨之若鶩，並且我們排隊的時間成本遠高於黃牛賺取的50元差價。

從這個角度來說，黃牛是解決租值耗散的一種辦法。而黃牛、黑市機制，則正是當資源不能以價格來實現分配的時候，最重要的一種替代機制。

黃牛並不增加供給的緊張程度，醫院的黃牛自己並未得病、商店的優惠券黃牛也並不購物，火車票的黃牛也不打算坐火車。爭這些號、票的，都是有著真正需求的人，同時心臟病，同時要回家，誰高貴一些？難道有力氣有體力，通宵排隊的人，即一定比沒力氣排隊的人就更應該先得到供給？實際上，病越重，回家越急切的人，出價往往最高。這正是價格機制對需求強度的識別作用。

所以，從這個角度，「黃牛黨」行為不應該受到政府干預，按照經濟學的效率標準，黃牛更好的匹配了資源，把資源交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上，自己也從中獲利，交易雙方都享受到了福利。

不過，這種簡單的自由市場原理正受到經濟學發展的挑戰。與其性質相類似的還有人體器官交易、高利貸等交易行為。

按照效率標準，這些自願進行的市場交易無可厚非。但事實上，這類「黃牛黨」交易行為在全球各個國家都普遍遭到禁止，尤其在中國，高鐵票價並不算便宜，除了效率，人還要追求一點公平。

效率不是唯一的標準

黃牛的出現，讓你可以更快速地買到高價票，但同時也意味著，本該讓消費者享受的低價福利，被黃牛「劫獲」了。

因此，當媒體開始報道黃牛高額的收入時，輿論會統一地倒向嚴懲黃牛。為什麼追求效率不擇手段的人類，會在這時候講起公平來？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行為法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終究是感情動物，除了追求效率原則之外，還普遍追求公平，而且有比較大的社會差異。

美國經濟學家阿爾文·羅思在1989年到1990年間的耶路撒冷、盧布爾雅那、匹茲堡和東京四地做過一項實驗，發現相對發達的工業社會，在考慮公平問題時確實有差異，但是很小。

所以他在上世紀末轉去了和外部社會比較隔離的秘魯亞馬遜，以生活在那裡、生活經驗與外界工業化人群全然不同的Machigurenga人為實驗對象，後來的研究者更是調查了15個小型農業社會，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農業社會人群對公平的要求差異很大。

尤其在整體物資匱乏，對集體配給制度的依賴依然很高的地方。例如搶購火車票時的中國人，原本就不是收入的頂層，相比效率，他們更在乎的是公平。

2011年，中國開始實行火車票實名制，並沒有能消除黃牛。2018年，黃牛搶票的技術愈加精進，直接拿著用戶的賬戶和身份證信息，用外掛軟體登陸搶票，最短可以100毫秒刷新一次頁面，遠超正常人的手速。

火車票上游沒有增加供給，火車票的購買方式只增加了實名制的身份驗證，並沒有本質變化，相當於要求黃牛拿著客戶的身份證排隊買票。相反，黃牛用技術實力向我們演示了最可怕的一幕：車票一秒刷沒。

有沒有可能的解決辦法？事實上，只要供給和價格沒有變化，火車票實名制想要真正公平，就得回到搖號抽籤的時代。

以春運為例，春運行程計劃性強，所以春運前一個月，可用一周時間供公眾在網站輸入身份證，並預訂車次、座位，可以提交數個不同優先程度的預訂。一周之後電腦統一抽籤並公布，中籤者可憑身份證購預訂車次的車票。較長的登記時間，則可以方便農民工找人幫忙，不需要再「搶」。考慮到臨時出行的人，留少數余票即可，參與過春運抽籤的人不得購買。

這樣的抽籤會使票的分配更加人性化。首先，可以根據年齡、性別、是否殘疾賦予不同的中籤概率，照顧老弱病殘。而且，如果一個人多年不中，還可以調整他的中籤率。其次，對於必須一起出行的，可進行團體抽籤，只需調整中籤率即可。

這樣的抽籤還能優化資源的配置。系統可實時顯示預訂情況和各車次、座次中籤概率，人們可調整出行計劃，想把握大點，就訂差一點的車或座位，或者時間離春節遠一些。鐵道部也可以根據情況安排、調度列車，兩方面都可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

但這一切的前提是，12306有足夠先進的技術，抵抗黃牛的搖號抽籤外掛軟體。

微信搜索浪潮工作室（微信ID：WelleStudio163），查看更多精彩內容。

閱讀原文請點擊：消滅了黃牛，你就能買到車票嗎

參考資料：

[1]王直. 定量配給制度與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經濟研究.1995.

[2]Alvin Roth, Vesna Prasnikar, Masahiro Okuno-Fujiwara, Shmuel Zamir .Bargaining and Market Behavior in Jerusalem, Ljubljana, Pittsburgh, and Tokyo: An Experimental Stud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

[3]JOSEPH HENRICH, Does Culture Matter in Economic Behavior? Ultimatum Game Bargaining Among the Machigueng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

[4]輝格,火車票實名制不會消除黃牛,海德沙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