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漢口是如何帶動武漢的？地球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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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微信公號地球知識局——湖北漢口是如何帶動武漢的？

NO.421-湖北漢口

作者：言岑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白鷗

剛過去的2017年，最熱門的城市話題之一，是二線城市之間上演「搶人大戰」。

此番大戰的肇始者，是華中地區中心城市武漢。2016年底獲批創建國家中心城市後，武漢離「復興大武漢」的目標又近了一步。20世紀初大武漢的地位，便是它的目標之一。那時的武漢是唯一可與沿海幾大通商口岸叫板的內陸城市。

來自北方的良性競爭

由於武漢的強勢，孫中山先生甚至提出過要把武漢建成比肩紐約和倫敦的大都市。

要解釋武漢那時的崛起，牽扯的因素有很多，今天的文章就從漢口這座名鎮勃興的角度切入，重溫大武漢的形成。

前傳：雙城時代

地處中國腹心的武漢，水陸交通便捷，號稱「九省通衢」，區位優勢獨一無二。

不過東漢之前，因長江中下游流域尚未真正開發，處於中原文明核心圈之外的武漢地區還未能發揮區位優勢。

當時武漢的優勢還體現不出來

三國時期，與荊州相距不遠的武漢地區，始被盤踞於長江中下游的吳國所重視。在長江南北兩岸對峙的武昌和漢陽，先後在東漢末和三國初期開始建城，以作為各自所在地區的軍事堡壘。直到南北朝時期，這兩座城池尤其是武昌都一直扮演著軍事重鎮的角色。

三國時期

武漢所在的江夏郡實為三國爭奪之前沿

孫權甚至遷都於武昌（今日之鄂州）

並在夏口設置前沿要塞（今日之武昌）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唐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城市經濟功能的加強，得益於所處區位及水路交通條件，武漢地區發展成為商貿繁盛之地。武昌更是華中地區最重要的商業都會。

到了明代，在政治功能上，漢陽是漢陽府和漢陽縣兩級地方行政機構所在地；武昌則成為湖廣總督及省、府、縣三級地方行政機構治所，雲集數十個衙門，因而得名「湖廣會城」。

明之湖廣大致涵蓋現在的湖南湖北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從三國時期到明朝中期，武漢地區上演了長達千年的「雙城時代」，為之後漢口的崛起積澱了深厚的商貿資源和文化基礎。

明成化年間（1465-1487），漢水入江河道改道，漢口由此誕生，成為一座天然良港。

歷史上，長江和漢水對武漢地區商貿地點的變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上千年來，武昌和漢陽城外先後興起多個沙洲及其演變而來的港市，有的在漢口崛起過程中一度很繁榮，與漢口形成競爭關係，比如武昌金沙洲、漢陽劉公洲，但之後都因水災兵禍而衰落。

這次改道之後

原來河道眾多的漢江

歸於龜山以北入長江

從此形成武漢三鎮的地理基礎

唯有漢口在崛起的過程中，雖多次遭水火災和兵禍，但災禍後仍能較快恢復。

最早的漢口地區，包括入江口南北兩岸。

起初，人口和商貿活動多集中在南岸，北岸近乎荒灘。後來隨著漢口地區商貿活動日隆，發展空間更大的北岸超過了南岸，漢口地區商貿重心於是轉到北岸。也因此，漢口後來專指北岸一帶，而南岸一帶則歸屬於漢陽。

漢江南北的漢陽與漢口

對於漢口的崛起，成書於康乾盛世年代的《漢陽府志》卷十二之《漢鎮形勢說》認為：「夫漢鎮非都會，非郡邑，而人煙數十里，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船舶數千萬，九州諸大名鎮皆有讓焉。非鎮之有能也，勢則使然耳。」

書中所說的「勢」，指的就是區位優勢，亦即在漢江和長江的連接處，溝通兩條大河沿線的商貿管道。正是這個區位優勢，給了漢口通過商業崛起的可能性。

逆襲：荒灘變巨鎮

除了區位優勢外，漢口的崛起還有重要的時代背景。

明清兩代，全國主要的經濟區已得到開發，武漢地區真正成為中國經濟地理中心之一，而不是單純的幾何中心。全國性的區域經濟分工和跨省區大額商品流通的經濟體系也正在逐漸形成。比如手工業發達的江浙仰賴湖廣地區提供原材料和消化產品，來自蘇北的淮鹽也要通過武漢販賣到湖廣。

輔之政策導向

漢口的腹地可以非常廣闊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明正德年間，明朝將漢口定為漕糧交兌口岸，後又將荊州、岳州、長沙等地漕糧交兌漢口。不久之後，漢口又被明朝定為淮鹽轉運港口，武昌、漢陽的航運貿易也漸向漢口集中。

此後，漢口成為漕糧和淮鹽在內陸最大的轉運港口，再經過兩三百年的發展到清乾嘉時期，漢口崛起為全國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

清朝河運雙軸-長江、大運河

及長江中游的樞紐漢口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漢口市場上流通的商品主要是「八大行」也就是鹽行、茶行、藥材行、廣福雜貨行、油行、糧食行、棉花行、牛皮行八類。其中湖廣糧食運往江浙地區的，在清朝道光年間年達三四千萬石，佔全國省際糧運的1/5。由於龐大的糧食和食鹽運輸量，至清中期，漢口成為中國「四大名鎮」和「天下四聚」之首。

汪玉霞創建於乾隆四年（1739年）

由安徽來漢做茶葉生意的

汪士良和妾蔡玉霞豎起汪玉霞招牌

但在傳統農耕文明和儒家社會的價值體系中，由行政力量主導的武昌和漢陽才是正統的城。江對岸由商業力量主導的漢口就是一個異類。明清兩代，漢口始終是個鎮，而不是一個城。人們在此不建城牆，不設城隍廟。漢口在武昌和漢陽眼裡，就像一個不知詩書禮儀的暴發戶。

即使漢口鎮已超越武昌和漢陽的商貿地位，官方也一直沒有給予漢口與其商業地位相稱的行政地位。城市規模和經濟規模已經能和漢陽平起平坐的漢口，卻仍由漢陽縣管轄，並派遣品級較低的官員駐地辦公。

那時的漢口地圖

但較低的政治地位反而給了漢口彎道超車的機會。

1861年，清政府被迫在內陸選擇一處江港開埠。由於沒有政治和軍事地位，漢口如同犧牲品一般被選為了通商口岸。從此漢口不再只是國內商品集散中心，也成為了內地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

然而晚清至民國，漢口的外貿結構中，對外直接貿易額佔比低，對外間接貿易額佔比高。據統計，1867年漢口直接外貿額為50萬關兩，同年間接外貿額為3000萬關兩；1910年直接外貿額為3700萬關兩，間接外貿額為1.35億關兩。這時候的漢口仍然沒有體現出對外開放的價值，更多是充當外貿「二傳手」。

也因此，清末民初，漢口間接外貿額雖僅次於上海，但直接外貿額經常排在廣州、天津之後。

漢口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中的這一角色，是由其所處的區位及歷史傳統決定的。

對於中國內地廣闊腹地的物產來說，漢口倒是一個優質的土特產匯聚中心。同樣地，外國工業品也需要借道漢口銷往交通不便的內地。漢口從誕生到崛起，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是商品集散地。雖然也生產手工業產品，但生產功能遠不如商貿功能。

但作為晚清內地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漢口不可能不在殖民列強的影響下發展自己的工業。如同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一樣，西方列強也在漢口開租界，設海關，辦洋行，建工廠。由於漢江北岸已經在港口時代開發飽和，新建的廠區洋行集中在長江西岸，並由此奠定了漢口的城市格局。

昔日漢口英租界江灘街景：

橫濱正金銀行附近

漢口租界，從左至右：英、俄、法、德、日

此時的漢口，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移民城市，國內有名的幾大商幫，在此建有大量壯觀的會館公所，府衙卻被安排在不起眼的街角，這在官文化盛行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據美國學者羅威廉估計，漢口19世紀末人口在百萬上下，昔日荒灘已變為人煙稠密的都會。

崛起：張公的偉業

晚清漢口開埠後，在武漢三鎮的城市格局中，武昌依然是軍政和文教重鎮，漢陽則顯得非常黯淡。儘管有漢口以大武漢的商貿金融重鎮的身份大放異彩，卻難以一己之力提振武漢的國內競爭力。漢口開埠後的20餘年裡，歷任主政者思想保守，大武漢的城市發展遠遠落後於幾大通商口岸。

轉機始於晚清洋務重臣張之洞。

他調任湖廣總督後力推洋務運動，以「中體西用」的思想，把大武漢推向了洋務運動的中心。張之洞在大武漢地區尤其是漢陽，創辦了多個軍用工廠和鋼鐵工廠，同時也發展民用輕工業。從那時起，武漢才開始成為一個工商並重的城市，到1911年官辦民辦的大型企業達28家，居全國第二位。

張之洞

張之洞主修的蘆漢鐵路及其後的粵漢鐵路（儘管後者直到1936年才全線通車），武漢在鐵路時代又一次佔得先機，成為連接東西、貫通南北的交通樞紐，在中西部交通格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第二條南北大動脈

京漢鐵路漢口大智門東站

張之洞對武漢另一項影響深遠的改革，則是大規模興辦新式教育，由此奠定武漢後來的教育格局並使之成為科教重鎮。

武漢的工商業並舉，可以從漢口一地的貿易量窺見端倪。

在張之洞督鄂期間，漢口進出口貿易增長加快，土貨出口值佔全國20%，所售洋貨占長江口岸的2/3（除上海外）。漢口由此成為唯一可與沿海幾大商埠叫板的內陸港口。

待1907年張之洞離鄂赴京時，武漢已可「駕乎津門，直追滬上」。到了20世紀初，漢口因其商貿繁華成為「東方芝加哥」，帶動了整個地區的發展。武昌仍然保持著較高的政治聲望和文教底蘊，一度落後的漢陽則因為張之洞的主持有了雄厚的工業基礎。

大武漢此時也基本奠定了三鎮鼎立格局。

1927年民國政府遷都武漢，三鎮首次合併統稱為「武漢」。「大武漢」自此名正言順。

作為內陸鐵路+水運樞紐的武漢

確實是和芝加哥頗為形似的

大武漢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從城市結構演變的角度來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三鎮之一漢口的功能轉變。

作為武漢三鎮中的後起之秀，官方地位最卑微的漢口，在明朝中期到民國前期這500年間，從昔日的一片荒灘崛起為明清四大名鎮之首。在晚清風雨飄搖的對外開放中又演變成一個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的國際化大都市。

漢口的商業特性放大了武昌和漢陽的政治、文化和工業優勢，最終助攻大武漢崛起為20世紀初可與大上海比肩的「雙子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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