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憤青：扯淡的金融創新

我們自己回頭看，過去幾十年里出現的所有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從某個意義上講，其實都是借創造更多形式發放貸款的一種借口和理由罷了。回顧金融史，金融創新跟經濟發展之間，其實一直缺乏實證研究的證據，很難認定金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性證據。過於注重資產端的利益獲得，而僅僅以提高風險容忍度為前提的金融創新，本質都是拿未來的利益來換取當前的效益罷了。

以下這篇是校長2014年5月關於金融創新的文章，供大家思考。

普惠金融到底是什麼？我自己一直很厭惡將一些道德附加在某些本身沒有任何道德色彩的東西之上，所謂普惠金融，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一個學術範疇討論的問題了，更多是一個關於利益分配的政治學命題，如同全球範圍內要求進行有效槍支管理的辦法一樣。監管是個命題，個體是客觀存在的。

金融只是金融，無好無壞，不帶情感，他給社會的作用好壞取決於我們如何使用這樣的工具，甚至可能更多還是取決於其他非金融因素。因為，金融本身是個經濟學衍生附屬品，金融在創新方面其實也只是金融範疇的概念，依然逃脫不了經濟學的範疇，互聯網金融顛覆了傳統金融，總歸還是金融範疇之內，依附於經濟基礎之上，能變得了什麼呢？所以，我一直對所謂的金融創新沒抱有什麼太大的期望。回頭看金融史，過去一百多年來的金融史上，能稱之為創新的金融變革，其實極為有限，大量曾經被稱讚為創新的金融產品，要麼消失了，要麼就是直接引發了大地震，被叫停了。絕大多數創新的代價是極高的，而且帶來的社會傷害也很大。

另外，現在很多所謂的創新，其實是偽創新，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現在很多券商在談互聯網金融，其實只是為了獲得一個獨立賬戶而已，但是這個事實上，最早開設券商的時候，所有的券商都是自建賬戶體系的，結果所有的券商都在利用客戶賬戶大肆進行各種交易，最終出現極大的經營問題。後來監管部門取消了券商的賬戶體系，進行大整改，改為必須跟銀行賬戶捆綁，進行所謂銀證轉賬的方式，從此券商淪落為銀行的附庸。現在談互聯網金融創新，想收購第三方也好，跟第三方談各種合作也好，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建設一個賬戶而已。但是這樣的創新，還不如直接讓監管部門重新放開賬戶限制更簡單、更直接。這樣的創新是創新嗎？顯然不是。

此外還有很多創新，也都是偽創新。人們被這種創新的短期好處給蒙蔽了雙眼，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說過，過去幾十年金融機構唯一的創新就是「取款機」的發明，除了這個，此前金融機構無絲毫有意義的創新。沃克爾反對對實體經濟毫無幫助的金融創新，反對銀行為自身利益涉足高風險的投資行為。但是，這種理念被視為華爾街的公敵。所以，他幫助里根總統戰勝了通貨膨脹，但是卻沒能繼續連任，而由格林斯潘接手。格林斯潘一干二十年，且被認為是美國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但是歷史很有意思，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人們開始懷念沃克爾，格林斯潘則成為了「歷史的罪人」，甚至在國會上接受議員的近乎苛刻的指責——格林斯潘被指責未能避免次貸危機，讓美國經濟因為不負責任的信貸行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格林斯潘開始承認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他在2005年5月發表著名論斷：金融市場自我監管比政府監管更為有效。這個理念顯然與沃克爾形成了極為明顯的反差，從而被認為是華爾街的縱容者和包庇者。

次貸危機之後，金融創新又被推上風口浪尖。其實，回顧金融史，金融創新跟經濟發展之間，其實一直缺乏實證研究的證據，很難認定金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性證據。荷蘭最早健全了金融制度，但是卻被金融落後的英國給打敗，日不落帝國的金融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最完善的體系，只是後來也被美國這個後進者給取代了。由此很難證明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放到美國來看，美國之所以成為強國，單單認為是金融發達造就了美國的強權地位是很難服眾的。

我們自己回頭看，過去幾十年里出現的所有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從某個意義上講，其實都是借創造更多形式發放貸款的一種借口和理由罷了。

前幾年國內這種情況非常的普遍，尤其在浙江。2007 年、2009 年大量的金融機構打著創新的名義，最後都只是為了規避發放流動資金貸款的一系列限制，本質其實是更大範圍地擴大槓桿，通過各種形式讓企業獲得更多的貸款，從而來實現貸款利差。很多人抨擊國內銀行發放貸款只會抵押文化，其實是錯誤的，大家可以看下前幾年的浙江，大量的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早就非常普遍了。

為了發放更多的貸款，大量的金融機構都在採取所謂的聯貸聯保等創新金融模式，一家年銷售額不到1 億元、註冊資本500萬元的企業，拿到十多億元的貸款，諸如此類的事情，非常普遍，最終對浙江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而曾經紅極一時的聯貸聯保，基本上成了大多數浙江企業不可想像的噩夢，本來是一家企業死，結果變成了一片企業死，好企業因為給壞企業擔保，沒事也跟著死，這一局面都是由這種所謂的偽創新造成的。這種創新骨子裡都是偽創新，浙江經濟的崩塌，跟這種偽創新是密不可分的，到最後都是被高槓桿給搞死。其實所謂的擔保，本身就是惡制度，聯貸聯保更是惡上加惡，跟幾千年前的所謂連坐制有什麼區別？一人犯錯，全族滅絕，這是金融創新？說倒退還差不多。（這裡就不展開論述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在2012年寫的《浙江經濟怎麼了》三篇系列文章，我當時就提出，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遲早出問題，顯然，浙江沒有吸取教訓。）

過於注重資產端的利益獲得，而僅僅以提高風險容忍度為前提的金融創新，本質都是拿未來的利益來換取當前的效益罷了。浙江金融業過去不到1% 的壞賬率，估計現在早破了5%，長三角成了幾乎所有銀行的噩夢，曾經有多賺錢，現在就有多虧錢，曾經號稱創新最厲害的銀行，基本上也是損失最厲害的銀行，沒辦法，這是必然的事情。任何不以風控為核心的金融創新，都是耍流氓。有段時間，很多人攻擊我，說我是金融創新的抵制者，說我是落後金融體系的衛道士。我也沒啥好駁斥的，我就想說一句，如果你拿自己的錢去創新，我舉一百隻手認同，但是你拿了人家的錢，去做所謂的創新，成了自己賺，虧了人家擦屁股，這種耍流氓的行為，那還是算了，不要也罷。

再者，很多創新，對國內而言是新，可在國外早就有了，而且也都現實地模擬了未來的演變方向，所以也談不上是創新，看上去很新罷了。現在，我們大談餘額寶，但是我們要看到國外有貝寶模式。關於這個，長江商學院的陳龍教授撰文寫過一段話，他說：阿里巴巴的資產證券化，雖然看似化腐朽為神奇，但是這個金融創新其實只是轉移了風險。它在美國的對應名字叫「抵押債務憑證」（CDO），也曾因為能把高風險的次貸分割成高級和次級債，並把高級債成功地賣出去，「化腐朽為神奇」而出名。CDO在美國金融危機後更為有名，被稱為有毒資產，主要做這個產品的兩個投行，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都已經倒閉了。

在深化金融改革的熱潮中，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CDO和掉期衍生工具被認為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兩個衍生工具。美國保險巨頭AIG，在看不懂創新產品的情況下，大量出售違約掉期工具（請聯想萬國證券），導致超過1800 億美元的損失，最後因為美聯儲救贖生存下來。中國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中擔投資信用擔保有限公司（簡稱中擔），在看不懂風險的情況下大量出售保險，於2012 年倒閉。AIG 和中擔的故事沒有本質的區別，盲目擴張終致實際上的破產。

這種所謂創新，再配合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效率，可以很快把一個看不清楚的風險點，通過互聯網以及企業普遍的對金融產品的風險漠視，將會變得更加的模糊和看不懂，快速地將風險傳播散落到全球的任何一個角落，從而把小範圍內的風險快速傳播開來，這個對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帶來的影響非常巨大。過去幾年裡，全球金融產品交易量的猛增、換手率的猛漲，使金融系統性風險大為增加。在18 世紀，一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可能不會影響整個美國社會，更不會影響全球經濟的各個角落。可是，2008 年雷曼兄弟倒閉引發的問題，卻可以在幾小時內席捲全球，牽連了整個金融市場。當單個金融機構的行為可以這麼快地把全球經濟拖下水，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就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為必要了。

農行首席經濟學家說，越是技術變革帶來的創新，就越要值得監管，需要嚴格的操作規範和流程式控制制，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

他舉例說，原先沒有別的交通工具，大家都走路，所以大路朝天，隨便走，無所謂，因為波及面很有限，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汽車出現，則就需要嚴格的交通管理辦法，讓大家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行車，再下去開宇宙飛船，可能受到的嚴管就更為嚴格了，每個節點都需要嚴格的規範和監控。

這個論斷其實還真是可以下的，任何一種新技術的運用其實背後都會帶來更大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古代戰爭，雖然有所謂的坑殺七十萬的說法，但是那畢竟是冷兵器時代，由於規模的有限，武器的落後，使得最終的殺傷力非常有限，而在核武器裝備的現代，任何一個武器的獲得，都可能具有大規模殺傷力。對於這樣的技術的創新應用，必然要求對其監管更嚴格，往下推演，可以發現，技術回到最後，都可能最終只是促使了競爭的殘酷性。

回顧金融對經濟的影響，很多時候都是動態的、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短期好玩的東西，長期往往是不好玩的，而民眾更熱衷於追逐看短期，一旦受到傷害，卻悔之晚矣。要做好這個平衡點很難，這需要考驗監管者的智慧。

1929 年，在美國每個人都沉浸在成為了千萬富翁的一派喜氣之中，每個人都在計算自己一天又賺了多少錢，天天派對，夜夜笙歌，紙醉金迷，而突然有一天，世界崩塌了，所有的錢，都成為廢紙一張，全國範圍內，幾百萬人流離失所，金融投機的泡沫在一天之間崩塌。這場危機席捲全球之後，直接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二戰不敢說是金融創新引發的，但是，各種不受管制的金融及金融創新在這次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並不好。1994 年、1997年、2008 年的各種危機，都可以看到所謂的金融創新在裡面扮演的角色，並不是都是如大家想像的美好。

而且，再回頭看，過去一百年來，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但是我們要去反思一個問題：金融創新跟經濟發展的關係到底是如何的？事實上，金融工具越來越多，金融機構也越來越多，但是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是否得到下降？是否有更多的普及面？全球範圍內，可能都沒有得到有效的驗證。至少現在的實體企業獲得資金成本不但沒低下去，反而更高了。

所以，金融創新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命題：並不是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是對的，且合理的。事實上，創新這個詞的背後意味著極高的失敗率，一輪輪的創新背後是以一輪輪的失敗為代價的，也正因此，越是創新就越需要嚴格的監管，是不能脫離監管單獨去看創新的，甚至有些創新絕對不是我們想承受就承受得了的。

我們再看互聯網金融帶來的所謂的普惠金融，單純從普惠兩個字來看金融，那必然是包括了兩個層面的意思。一個層面是更多的人能拿到較低的貸款利息，另外一個層面是更多的人可以更高的價格拿到存款利息，但是這現實嗎？為了解決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我們現在不斷地設立各種金融機構，小貸公司、擔保公司、互聯網金融公司、資金互助社等，我可以說，基本無效果。

我在2013 年6 月有篇文章叫《也談錢荒》拿過最佳金融科普文章，裡面闡述了就是在當前的宏觀形勢下，設立更多的金融機構，也壓根無法解決所謂資金流向實體企業去，即使流向了，實體企業也未必會把錢都扔到實體經營中去，所以我們是很難脫離經濟層面直接去論述金融的，資金的逐利性最終都是會使得各項金融政策都會在實踐中失去效應。這幾年我們其實在成立了諸多的類金融機構，但是發現到最後成效都一般，不是很好。

而在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就是今年異常火爆的餘額寶為代表的努力給了資金提供者更高的收益。P2P 給大家高達10% 以上的收益，餘額寶讓大家獲得了超過5% 以上的可代表活期存款的利率，市場無不趨之若鶩。這種情況下，就出現悖論了。

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就撰文表示過，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看，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的雙重「普惠」勢必導致一大悖論。宏觀經濟學通常用商品環流和資金環流來定義經濟，在此環流中，每個公眾既是家庭（消費者），同時也是企業（生產者），這一簡單原理套用於普惠金融，就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結果：假如關注中小微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則資金來源首先要便宜，還要給金融機構以風險回報（畢竟向更高風險的小企業放款需要更高的利差補償）。

反之，如果資金來源實行普惠，則金融機構資金成本勢必高漲，原本活期、低利率的低成本資金佔比會下降。金融部門勢必思考這個問題：在當前市場上，存在怎樣的借款人（融資方）可按照較高的成本融資，並具有相當的安全性？結果不言而喻，中小借款人的融資貴和從事低回報生產經營的經濟實體融資難勢必延續。可見，普惠金融的悖論在於，在當前融資機制下，要照顧中小微型企業，則必須壓低公眾的資金回報；要提高公眾投資收益，則金融資源壘大戶、非普惠性問題將更突出。上述悖論的直觀體現是，互聯網金融崛起、存款搬家和銀行體系流動性緊張、銀行間市場利率飆漲、銀行追逐高回報（也是高泡沫高風險）、客戶、實體經濟部門資金鏈緊繃。

這段話論述得非常精闢，但是會被互聯網金融人士詬病的唯一缺陷在於，為什麼要「給金融機構以更高的風險回報才能向小微企業貸款」這個點上，互聯網的狂熱支持者們，都在熱切地期待互聯網能夠在不提高風險回報的情況下，也能實現兩頭普惠，甚至直接認為可以去掉中介，來實現成本最低，收益最高，把原先的金融中介賺的錢分攤給兩頭，從而實現金融普惠。從目前的互聯網金融模式來看，都只注重其中一頭，是人為割裂本來不可分割的整體的行為，而且在實踐中，普遍都在資產端，的確未能呈現比傳統金融機構更好的風控方式，而是單獨在存款端給予更高的利息。

顯然，這個對於金融機構而言，都是體現為成本上升的。所以結論就是，如果互聯網未能體現更好的技術來轉嫁這部分成本，則必然的結果肯定是推動貸款成本高企不下。餘額寶由於本質是貨幣基金，只是渠道層面的革新，他最終是在多個金融機構之間實現了轉移和成本的替換，最終資產端還是通過金融機構實現的，就必然註定，整體的成本都是上行的，大家都在關注餘額寶讓多少投資人獲得了更高的利息，就必然意味著金融機構承擔了更高的成本。這點是不需要否認的。

當然這並不是指責餘額寶不好，只是客觀表達而已，在當前的金融機構強勢且一家獨大的情況下，這種行為更有利於倒逼金融機構的現實反思和自我革新，以及加速了利率市場化，這些都是餘額寶的意義，況且，餘額寶更是沒有義務為社會承擔責任的。指責餘額寶加速貨幣空轉、提高社會成本的人，要清晰地理解到，這樣的光榮偉大的事情，交給一個市場主體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後面關於餘額寶的專題，我會論述到餘額寶的前世今生。

我們在從資產端來看所謂的普惠金融，事實折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給全民加槓桿，讓大量不具備借款能力的人獲得借款，最終是社會受到傷害（為什麼會有這個結論可以看後面關於小微企業融資難的章節）。所謂的普惠金融，是個系統性的工程，單靠金融本身是無法解答這個命題的。而金融就是一個工具，它甚至不是一個行業，只是一種通過實業謀取資本收益的工具。必然使得金融是逐利的，通過對稀有資源的配置得以享有超過平均產業水平的資本回報率，依靠道德屬性定義金融的服務對象並不符合商業銀行「商業可持續」的原則。因此，作為一項工具，道德就是個附加題，實踐中這個附加往往會被屏蔽，賺錢了，適當補貼可以，但是要不賺錢還貼錢，那不是金融，那是慈善。

金融沒有道德屬性，也沒有階級屬性。回頭看歷史，金融之所以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隱含的一個邏輯就是金融對暴利的渴望，這種渴望正是大工業時代以來，金融超越其他行業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現在提普惠金融、民主金融，讓金融不要那麼暴利，如同讓一頭猛虎不要吃肉，改為吃草，最後的結果只能是老虎餓死了或者暴起傷人。

現在之所以出現小微、三農等階層劃分，首先是由於管制措施製造了金融的階層對立，民間金融、官方金融、國有金融都是監管畫線的結果。金融哪裡來那麼多官方、民營之說，大家都是干放貸款的事情，誰也不比誰高尚，之所以出現普惠金融，回到最後肯定是金融監管出了問題。2008 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總統對華爾街喊話，讓華爾街具備道德，華爾街壓根不理，照樣高薪發放。回到最後，金融是不具備道德屬性的，監管能做的只能是通過設立新的制度框架，確保金融這頭猛虎儘可能蹲在籠子里，少傷人，而不是馴化他不吃肉，這考驗的是監管因勢利導的馴化能力。

任何一樣事物，如果依賴道德進行控制，必然是不符合商業模式的。

因為道德是錦上添花，不是社會最低規則，道德很多時候是經不住考驗的。一個時時需要拷問良心的行業，本身就不符合商業模式。所以，對金融不要抱有太大的道德要求，那不現實，雖然的確很多時候，我們要鼓勵有道德的行為，鼓勵更多的金融機構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是在現實中，有道德的企業會面臨更多的競爭問題，因為你講了道德，你就被一群不講道德的人給搞死。當社會普遍的貸款利率在18% 甚至更高的時候，你給予人家12% 的貸款利息，就必然很難生存，因為很多人會來你這裡借錢，利息為12%，然後去放貸款，利息為18%，套利就是這麼出來的，你做了慈善，而人家拿你的慈善賺錢。但是你們的風險是一致的。

回到最後，我們就可以發現在整個行業中，你是一群正在奔跑的羊群中的羊，你只能跟著跑，你改變不了大的趨勢，一旦脫離了這個趨勢，可能就無法生存。商業競爭中，大家都喜歡扛著道德旗子說事，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麼聊齋呢？

我國的金融機構在過去高速增長的經濟上行周期，都是馬雲所說的只服務20%、不服務80% 的運作模式。缺乏金融服務的技術手段只是表象，核心在於我國的金融政策和現實環境的制約下。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不是依賴道德做出決策，而是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馬雲先生如果獲得金融機構牌照，也必然會遵循這個邏輯。

再來看所謂的民主金融，即互聯網能否推動金融民主？民主首先是制度設計，其次要在公民教育基礎上得以穩固。我在美國演講的時候，在斯坦福大學跟政治學教授探討美國的民主制度時也的確談到互聯網的民主金融概念。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很大程度在於一戰後德國人沒有認為自己是社會公民，沒把自己的利益跟國家利益相結合；希特勒當時在民眾中的支持率極高，很大程度上是儘可能滿足了民眾個人需求，並以此交換了社會利益。

換言之，在沒有公民意識的國家推行民主，將是獨裁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現在很多人談民主，都是暴民思維，都是在考慮打倒既得利益群體後，如何把自己給換上。實質是以民主的名義玩「打土豪、分田地」的遊戲。把這個思維運用到互聯網金融中，互聯網的民主金融也充斥著暴力思維。攪局也好，顛覆也罷，骨子裡透露出來的都是暴利驅動下的暴力活動而已，跟民主沒什麼太大關係。即使間接達到了均貧富，也只是階段性的特徵，本質都不是民主模式。一是沒有起步時的制度設計，二是沒有公民意識的教育。熙熙攘攘之下都是金錢遊戲，言語之間卻透著打砸搶的暴力意識，這種思維主導還好意思提民主，這是對民主的玷污。任何沒有思想的革命，換來的也都將只是改朝換代的遊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