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5的中日交涉（二）——表面兄弟

2018-2-4 @菱形社會主義路燈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二、 絲毫不中立的「局外中立」

1904年2月8日，日本對駐朝俄軍發動攻擊，2月10日，日俄正式宣戰。其實早在1903年，清政府就從日本人那裡知道日本即將挑起戰爭。「早在 1903 年 11 月 25 日 ,日本即向清政府通報了日俄交涉已無前途及日本的備戰情況。」[1]但直到2月12日，清政府才宣布「局外中立」。「2月15日，日本宣布尊重中國中立，承諾『毫無佔領大清國土地之意』。19 日，俄國也宣布尊重中國中立。」[2]

很顯然，實際上清廷對於中立一事，也是十分不甘心的。不管日俄雙方如何保證，中國朝野都深深認識到，一旦日俄開戰，尤其是日俄撇開中國相戰，中國必定會損失更多權益，因此哪怕是「中立」，中國也在宣告：「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敗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佔。」[3]輿論界對於處境也有恰當的分析：「倚日倚俄胥非善策，而遼東則大勢已去，終於無可挽回矣。」[4]而且對於經歷過庚子兵禍的清政府而言，「其一，作為東北主權的擁有者 ,不能息爭端、保疆土 ,而坐視強鄰交訌,蹂躪人民 ,宗廟陵寢陷於戰火彈雨之中 ,必將在國內臣民和世界列國面前大損朝廷的威信 ;其二,在東北前景兇險難測的情況下宣布中立, 怕給未來的戰勝者以棄置東北、自讓主權的口實。」[5]在東北問題上，清政府與沙俄毫無共同利益可言，加上惡化的雙邊關係，「附俄攻日」是絕不可能的。但是「附日攻俄」，也不具備可行性：一是清政府糟糕的財政和國力軍力根本無法支持一場近代戰爭；二是列強的堅決反對，他們擔心一旦戰爭在中國蔓延開來，會影響中國對於庚子賠款的償還和在華的商業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幾乎沒有迴旋餘地，「中立」已是最好的選擇。

然而一直以來拉攏中國的日本卻也極力贊成中國的「中立」，一方面自然是列強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的考量，「1903年12月30日日本內閣會議要求中國『保持中立, 如單獨作戰，戰勝的結果將由我國任意處理。如與中國聯合，則善後處理將感到種種不便。……見洋人即加迫害,重演義和團事件』『列強趁機爭奪，日本可能喪失華南據點；如中國中立，則中國與其他國的貿易不受影響，從而維持他國對日本的同情，防止其進行干涉；中國如中立，交戰限於日俄兩國, 不致於因國際關係複雜化而導致戰爭擴大化；中國參戰, 大量財力投入戰爭, 會影響中國清還庚子賠款;可能使黃禍論再起, 便於他國干涉」。[6]清政府的「局外中立」實是無可奈何之舉，然而日本要求中國「中立」卻是極具自主性和戰略眼光的。

實際上在戰爭當中中國並未嚴格恪守中立。在戰爭初期，因為日本的前期工作和中國和沙俄的根本衝突，清廷給予了日本許多幫助。先前力主「中立」的袁世凱，就暗助日本，為日本組建情報網。「袁世凱手下有坂西大尉作為軍事顧問，每天滿洲各地的清國諜報員給直隸總督府的情報，馬上就被送給坂西顧問，坂西則將其翻譯成日文並交給當時天津駐屯軍司令官仙波少將。再由仙波少將用電報送到大本營。」[7]在物資方面，「據統計，戰爭期間經天津山海關運給日軍被服鞋大約有二十萬人份。」[8]在人員方面，清政府雖在《局外中立條規》里規定日俄兩國都不得招募中國人作戰，但實際上清廷偏袒了日本人，「戰爭初期，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秘密向慶親王奕劻提出，希望在馬賊問題上給予協助，奕劻『欣然應允』。」[9]

三、分道揚鑣

但日本對於中國卻漸漸地不友好，屢次破壞中國「中立」。首先是在1904年8月11日，日本在煙台港強行擄走停泊的俄國船隻，破壞了中國的海上中立權。在戰爭的中後期，逐漸對佔領的中國東北地區實行軍政，名義上將民政交還給中國官員管理，實際上架空中國官員，攫取了行政利益，甚至有肆意逮捕、囚禁和殺害中國官員的現象。1905年1月，日軍闖入遼陽知州府衙，將 「該州兵弁、書役、家人募友等不下二十名」強行帶走。在軍政署「逼令供認州官係為俄坐探」[10]對於俄國在旅順、大連還有營口的權益，日本全盤接手。在這三個地方，中國連名義上的民政權力都沒有了。日軍對於中國中立權利的破壞甚至越界到了「中立區」。康平位於遼西中立地區，其縣令卻被日本人長期囚禁。新民也處於清政府劃定的中立區中，但也被日本佔領。

清政府對此展開了積極的交涉。對於煙台的「列西特羅涅 」號事件，中方第一時間提出了最嚴厲的抗議，要求日本「迅即查明，飭將俄艇釋回，仍交煙台地方員弁管束。並將違犯中立之日艇管帶按律懲治,以符公法而顧大局。」[11]最後日本不得不承認錯誤，並有所收斂，「駐煙台領事水野向何彥升表示 :『不得已出此舉 ,特來道歉 。同種兄弟 , 務祈原諒 。』」[12]對於日本的「軍政」管理，清廷也積極提出交涉。在復州民務公所一案中，中方第一時間派遣那桐與內田交涉，強調「民政一事，還應由當地中國官員負責」。[13]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不得不致電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如果確有借款辦公務所一事，不如將所謂的公務所廢止……應該停止借用中國官銀的行為，並將已借部分歸還中國。」[14]對於被囚禁的中國官員，清政府也積極營救，康平縣令，經過再三交涉，終於在戰後的1905年11月得到釋放。對於日軍強佔新民和營口，甚至插手兩地中立車站一事，暗中援日的袁世凱亦不免惱火，「已飭關外各站，自明日起開車至溝幫子為止，暫停往新、營兩站」。[15]3月15日，伊集院拜會袁世凱，表示日本政府「毫無佔領及擾亂兩段車站之意」，「請貴大臣照舊開行是為公便」[16]

戰爭期間的中日交涉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在戰爭初期，中國名為中立，實際上倒向了日本，給予了諸多援助，幫助力度之大，連多年後的日本防衛廳戰史專家，也不得不含蓄地承認：「日俄戰爭時的日清關係良好,在滿洲作戰中得到不少方便。」[17]這一時期的中日關係是戰爭爆發之前的中日關係的結果與延續。但是隨著戰爭的爆發，尤其是戰局逐漸對日本有利之後，日本漸漸不再掩飾其野心，做出諸多破壞中國中立，妨害中國主權的行為。清政府漸漸對於這個「同文同種」的「兄弟之國」提高戒備，開始認識到日本的野心絕不僅僅只是一些商業利益那麼簡單，因此漸漸減少了幫助，恪守中立。戰爭後期的中日關係，已經比不上先前「親密」了。隨著俄國敗局已定，中日雙方共同利益已經瓦解。中方對於日方的交涉不乏亮點，但是我們依然得看出，日本仍掌握有主動權。中方的交涉，多是對日本破壞之舉的反制與回應，其效果取決於日本對其他列強的忌憚和戰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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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005年02期，第120頁。

[2] 宋玉紅：《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檔案天地》，2015年02期，第18頁。

[3] 王彥威, 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台灣:文海出版社,1985，卷181，第26頁，轉引自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005年02期，第122頁。

[4] 「答客問俄日戰事」，在《申報》，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11040號，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61頁。

[5]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005年02期，第121頁。

[6]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36卷1冊，轉引自徐國磊：《日俄戰爭中清政府 「局外中立 」的歷史考察》，《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03期，第61頁。

[7] 朱昭華：《論日俄戰爭時期的袁世凱》，《歷史教學》，2011年06期，第44頁。

[8] 谷壽夫：《機密日俄戰史》，東京·原書房發行，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二月版，第280頁，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77頁。

[9]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7-38卷，別冊·日俄戰爭I，第744號文件，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78頁。

[10] 中國檔案彙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第79卷，第2頁，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95頁。

[11]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7-38卷，別冊·日俄戰爭I，第1287號文件，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109頁。

[12] 王彥威, 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184卷，第14頁，直督袁世凱致外部據何彥生電俄艇事日領道歉電，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111頁。

[13]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7-38卷，別冊·日俄戰爭III，第294號文件，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99頁。

[14]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7-38卷，別冊·日俄戰爭III，第295號文件，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99頁。

[15] 中國檔案彙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83卷，第22頁，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122頁。

[16] 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123頁。

[17]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5頁，轉引自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005年02期，第1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