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風雨的漢陽鐵廠

2018-02-01 小拓拓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艱難起步

1890年出生的漢陽鐵廠是日本八幡制鐵所成立之前遠東最大的鋼鐵廠,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官辦鋼鐵企業。從1890的建廠到1895年盛宣懷的接手,再到1908年漢冶萍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終至1924年的停產。漢陽鐵廠經歷了風風雨雨、起起落落,輝煌榮耀與衰落敗退交織在一起。它就像中國近代洋務企業的一個縮影一樣,折射出民族企業的艱難與曲折,譜寫中國近代企業的史詩與悲歌——在國內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雙重壓迫下艱難地求生,畸形地成長。

張之洞

時間回溯到光緒十五年,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注意到在兩廣每年都有大量的鋼鐵進口,所費巨甚,遂於1889年8月向朝廷呈上了《籌設煉鐵廠折》, 闡述了自己開辦鐵廠的想法。不久後,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所提議建的的鐵廠也隨之移到湖北。時值清廷擬修建蘆漢鐵路,鋼鐵需求甚巨,更加快了鋼鐵廠的籌辦。1890年,張之洞在武昌設立了湖北鐵政局。

漢陽鐵廠的建廠日期被定在1890年的年底。關於鋼鐵廠的選址問題,張之洞既沒有聽取李鴻章的「移鐵就煤」,又沒有聽取盛宣懷的「移煤就鐵」。張之洞為了「時常親往督查」,最後將廠址選在了既不近煤也不近鐵的漢陽大別山下。但是大別山下地勢低洼,作為廠址實在不是明智之選,所聘請的外國技師賀伯生也指出,「漢陽地段雖可填築,究不如實地之佳。請自省至黃石港中間一段另覓高地,相距雖遠,輪船一日可達,照料尚無不到,不必拘定省城。」但張之洞堅持己見,以致必須為廠址填土,徒然耗去本就不充裕的經費中的三十餘萬兩。

而廠址選擇的問題隨之帶來的就是原料的運輸成本高昂,煤、鐵、廠各在一處,鐵礦石、 煤炭以及鍊鋼鐵所必需的輔助原料石灰石和錳礦石等均要從大冶及別處運到漢陽,無端地加大了運輸量,更提高了產品的成本。

不僅如此,張在設備的採購、鋼鐵的煉製上也犯了大錯誤。辦廠之初,張之洞通過駐英公使劉瑞芬向英國廠商定購的兩座鍊鋼爐,大者是貝塞麻爐,小者是西門士馬丁爐。在訂購之前英國廠商就說,「欲辦鋼廠,必先將其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若何,即可以配何種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但這並沒有引起張之洞的重視。結果想不到大冶鐵礦石的成分中含磷量較高,貝賽麻爐在冶煉中難以排除,導致了所煉的產品不符合要求,而鐵廠當時卻遲遲找不到原因。

劉瑞芬

雪上加霜的是,雖然在辦廠之初張志東派人勘探出了王三石和馬鞍山煤礦,但是王三石煤礦開採困難,前後耗資達50萬兩而最終廢棄。馬鞍山煤礦產量不高,而且所產的煤不適合煉焦,要摻用開平煤或洋煤才能煉作焦炭。並且燃料也是極度缺乏,所有的燃料只夠一個高爐使用。產量的不足使得鐵廠一直處在虧損的狀態。為了應對燃料的問題,張之洞先是在湖南進行採購,但湖南各地的小煤窯大多用土法開採,產量不穩定,且質量低劣。張在不得已下,只能高價購買開平煤礦的焦炭和進口焦炭。這樣一來使得成本居高不下,鐵廠的經營狀況日漸艱難。

最後資金不足的問題也一直存在。海署在光緒十六年正月初就表示,「部款歲二百萬已准奏的項矣」。但是隨著與俄國的關係惡化,海署在三月通電張之洞,「鐵路移緩就急,先辦營口、琿春,續辦蘆漢,將今年二百萬歸鄂經歷礦爐等事,來年歸改東路。」中央的這一轉變對漢陽建廠的影響極為重大。湖北在當時是內陸省份,經濟較為落後,憑藉一省之力維持漢陽鐵廠絕非易事。


官督商辦

甲午戰爭中的海戰場景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此時清政府的財政也瀕臨崩潰。1895年8月2日,清政府發布「上諭」:「中國原有廠局經營累歲,所費不菲,辦理並無大效;亟應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方不致有名無實」。甲午戰後政局的變化,緩和了盛宣懷與張之洞的關係。而早在廣東時張便有官督商辦的思想,加之漢陽鐵廠癱瘓的狀況,等種種原因。1896年4月,盛宣懷正式接手漢陽鐵廠,進入了「官督商辦」時期。

盛宣懷

盛宣懷對面漢陽鐵廠這個爛攤子,第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便是資金。盛宣懷首先面對社會進行了籌資,但是江南的資本在甲午戰後對鐵礦行業並不感冒,在社會籌資無果後,盛利用個人關係以及它所控制的企業籌得了約一百一十萬兩作為初始資本。

同時盛宣懷在接手後對漢陽鐵廠進行徹底的調查,總結出了燃料、產品質量較差以及燃料所帶來的成本過高的問題。為了解決漢陽鐵廠的燃料供應問題,降低其成本,盛宣懷於1898年圈購了萍鄉煤礦並進行開發改造。在初始資本的基礎上,盛又向德國禮和洋行借債80萬馬克,先後投資50萬兩。

接著,盛宣懷便著手解決產品質量問題。1904年3月,他派鐵廠總辦李維格出國考察,參觀了日本、歐美的大鋼鐵廠,這才發現了含磷高的問題。為此,盛宣懷又向日本興業銀行借300萬日元(不得已而為之),對鐵廠的設備進行了改造,直到1908年才竣工,使得鐵廠的生產完全走上了正軌。

自1896年起官督商辦起,漢陽鐵廠的生產能力逐步上升,從年產1萬餘噸增加到3.8萬噸;1904年10月以後漢廠改建工程全面鋪開,影響了次年的產量,但是到1906年便有轉機,且有較大的上升,生鐵產量達5萬噸以上並開始產鋼。

1907年還有外國記者對漢陽鐵廠進行了報道,在參觀了後直呼「湖北是中國未來的匹茲堡」。誠然,報道過於樂觀地估計了漢陽鐵廠的未來,但是這也說明當時的漢陽鐵廠確實是欣欣尚榮的。


商辦時期

而決定漢陽鐵廠未來命運的因素歸根結底還是資本。

資本不足的問題也一直困擾漢陽鐵廠的發展,且越來越成為其前進的障礙。為了方便集資,盛宣懷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向清政府奏准成立商辦漢冶萍煤鐵公司,由此漢陽鐵廠進入了商辦時期。

漢冶萍煤鐵公司

同年,漢冶萍公司開始招集新股,恰逢此時電報局的官辦使得不少電報局私人資本流向了漢冶萍公司。儘管如此,所籌集到的資本仍然達不到預期目標。,不得已之下盛宣懷又向日本、英國的銀行借款。(日本成了漢冶萍公司最大的債主)

在漢冶萍公司成立以後,漢廠生產規模不斷擴大。1909年,為供應國內各鐵路需要而製造的鋼軌、搭釘等所用生鐵達到33250噸,較上一年增加5000噸。這一年大冶鐵礦的產量達303000噸,萍礦產量達64萬噸,除了供給漢陽鐵廠的生產外,有215000噸銷流於漢口市場。

與此同時,市場的銷路也日見拓展。1909年,漢廠供應京、漢等地的鋼軌、鋼料的銷售額已有擴大。此外浙江、江蘇,福建、江西、廣東等地也來求購。在生鐵方面,1908年銷售額僅89萬餘兩。而1909年,在國內供應津、滬、粵、漢、潯、川、湘、豫等省市,國外則銷往美國、日本、澳州、西貢、香港等地,共達4.4萬餘噸,收進銷售金額上升到113萬餘兩。1910年,達142萬餘兩。萍礦在1908年,售煤收銀在82萬兩,次年則增為150萬餘兩。


日漸衰頹

好景不長。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爆發使漢陽鐵廠陷入了癱瘓,直到1912年11月和12月才逐漸復工。這使得其產量驟減,維修費用高昂,當年虧空達到287萬餘兩。

武昌起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內的鋼鐵進口量驟減,同時因為戰爭,國際市場上鋼鐵的價格不斷上漲。但奇怪的是,漢冶萍鋼鐵廠卻沒有迎來自己發展的「春天」。追根溯源,這就和日本的借貸有關了。

前面說到,1904年盛宣懷因建設萍礦資金困難而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1月15日興業銀行與盛宣懷簽訂了《大冶購運礦石預借礦價正合同》。

合同首先標明此項300萬日元貸款「以30年為期,年息6厘」。此項貸款的擔保是「以大冶之得道灣礦山、大冶現有及將來接展之運礦鐵路,及礦山吊車並車輛房屋、修理機器廠為該借款擔保之項。」此項擔保在該限期內不得或讓、或賣、或租與他國之官商,即欲另作第二次借款之擔保,應先盡日本」。在償還貸款的方法上則規定:「以制鐵所按年所購礦石價值給還本息,不還現款」。作為償還手段的鐵礦石價格則以低於市價標準,訂定「頭等礦石每噸日本金錢3元,二等每噸日本金錢2.2元。」

其中讓人值得玩味的是第七款的規定:「借款合同期限既訂明三十年,則每年應還本項,便以金錢十萬元為度。每年制鐵所收運噸數價值僅敷還息,則先盡還息,是年應還本項,便遲至下一年歸還。又如制鐵所收運礦石價值,除抵還借款利息外,尚有多餘,大冶礦局即將此多餘之數,盡數抵還本項,利隨本減。倘本項逐漸減少,計箅不到三十年便可還清,則大冶礦局暫停數年還本,以符合三十年期限;此暫停還本數年內,礦價抵息外,多餘之數,制鐵所付交現款。」

此後,日本資本加緊了對漢冶萍公司的滲透。1911年3月底簽訂《預借生鐵價值正合同》;1914年又訂立了一個1500萬日元的借款。借款的條件也更加地苛刻,對漢冶萍公司的控制不斷強化,而漢冶萍公司也只能仰人鼻息。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市場鋼鐵價格跌落。1918年,漢陽一號生鐵在東京的市價每噸曾達435日元,1919年則下降為170日元,1920年再跌為119日元。國內市場鋼鐵價格則跌落得更加厲害。1920年和1921年,每噸生鐵價格大約45 元左右,鋼的市價每噸約80元至110元。漢冶萍公司在一戰的間隙沒有迎來自己「春天」,在戰後卻迎來了自己的「寒冬」。

萍鄉煤礦

在鋼、鐵和礦石價格不斷跌落的同時,公司日債的數額越來越大。從1920年起,收支狀況重現虧空。從1920年到1923,四年的虧空額累計達841萬餘元。此時的漢冶萍公司已然是窮途末路了,1924年部分停產,而大冶礦和萍礦的原料則是源源不斷地流向日本。


結語

漢陽鐵廠從晚清到民國經歷了從官辦、官督商辦到商辦三個階段,但可悲的是始終都處在中國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這樣一個環境里。事實上漢冶萍公司的悲劇正是是近代中國民族企業的悲劇。

參考文獻:

《漢冶萍公司志》,湖北省冶金志編纂委員會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08-01。

代魯《漢冶萍公司的鋼鐵銷售與我國近代鋼鐵市場(1908--1927)》,《近代史研究》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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