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專題︱讀者投稿：架空歷史小說中的民族主義研究 ——以《回到明朝當王爺》為例

引言

伴隨著互聯網科技的迅猛發展，當代網路文學已經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在諸多日新月異的網路小說類型湧現的同時，架空歷史小說始終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回到明朝當王爺》（下文簡稱《回》）是一部由網路作家月關首發於起點中文網的架空歷史小說，在其連載過程中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熱議。

其塑造人物之生動，情節構思之巧妙可以說是同類型小說中的佼佼者。同時，拋去其一時熱度來看，其中作者想藉助主角傳達的思想也別有深意。因其設定在明代中葉，正是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那麼如何避免異族領導甚至之後的近代恥辱，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也形成了整部小說情節最核心的推動力。

筆者擬從這一問題出發，結合民族主義思想，探討這種情節設置的思想層面實質，並且分析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 民族主義之於架空歷史小說

談及架空歷史小說我們首先需要給其一個清晰明確的定義。馬季先生在其《網路文學透視與備忘》中提到，＂架空＂一詞是來源於日語中的＂虛構＂一詞。[1]因此這個層面上，架空歷史小說即意為以虛構為題材的歷史小說。但同時，架空歷史小說又大多與穿越元素融合。

因此筆者認為，架空歷史小說可定義為融合了穿越元素但又以虛構歷史為背景的小說。這兩個朝代的更迭其實與一般的改朝換代是有著根本性區別的，即統治階層又漢族變成了少數民族。而這這一大類的架空歷史小說的流行，其背後也有著深層的意義。

這種傾向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明顯和強烈的民族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定性是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涉及到了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的學科技壁壘。筆者此處選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先生的觀點，即：

我主張對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2]

民族主義之於中國，其意義則更為豐富和複雜。早至春秋戰國時代，孔孟思想就決定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單純的血統論，而是一種文化論。這種獨特的認同觀是超越了種族的文明認同。唐人韓愈有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3]，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儘管如此，在當今時代下的相當一部分人中，尤其是許多知識分子眼裡，元代與清代仍然是＂異族＂。在這種奇特的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其筆下創作的作品自然會以改變中原王朝亡於異族鐵蹄這一根本目的進行創作和演繹。

《回到明朝當王爺》

2006 年 11 月 8 日至 2008 年 1 月 7 日，月關開始創作《回》並在起點中文網上連載。這部作品以現代人鄭少鵬穿越到明代中葉一名秀才楊凌身上後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得到皇帝賞識，升任太子侍讀；而後下江南除貪官，降服海盜掃清倭寇；平定蜀王世子叛亂，誅殺權監劉瑾；剿滅白衣軍叛亂，平定寧王造反，覆滅彌勒教；瓦解草原異族，開發遼東。

而在這部作品中，無論是月關的創作意圖，還是透過主角楊凌之口說出的觀點，其背後都有著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因素。而在小說中，民族主義主要透過三條主線，依照情節推進。

第一條主線民族關係之間的問題，如何解決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千年之久的漢族與游牧民族之間衝突並加以消弭。第二條是針對商業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如何搶在西方國家之強搶佔海洋貿易的主導。第三條是針對真實歷史上清代明的歷史，同時進行制度改革，從根源避免明朝滅亡的命運。的下面部份就針對小說中的具體情節展開分析。

二．《回》中民族主義例證分析

1.面對游牧民族的鐵血與壓制

在《回》，與游牧民族的陰謀和鬥爭佔據相當之大的篇幅。在故事的開始部分，主角楊凌生活的雞鳴驛就位於大同（今山西境內）邊境。前幾章主角還沒有完全適應穿越後的明代生活之時，就遇到了韃靼族小王子伯言猛可襲擊邊境。

在這時，楊凌第一次體會到了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平民階層的最大差別——面對生死的無力感和一種對於未來生活朝不保夕的恐懼。也是總這裡開始，楊凌開始了考慮如何對游牧民族肆虐這一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千年的問題的解決辦法。

楊凌對於游牧民族的問題無疑以今天的價值觀來看是有些激進的，然而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想像到在邊境生存的漢族子民的悲慘生活，也就可以理解了。楊凌站在漢人的角度，自然就會以漢民族為主體，從而以各種手段來迫使游牧民族進行改變，即使這種改變可能對游牧民族有著根本性的打擊：

我賣給他們各種漢人的商品，讓他們接受漢人的生活習慣。我讓漢人的雜居和同化，讓他們接受漢人的思想和文化，我用農耕和城市讓他們漸漸遠離他們原來的生活，脫韁的野馬，就會變成一匹溫馴的。 [4]

難道把一個不符合歷史進程的民族永遠摒棄於文明之外，保留他們的落後和陋習，才是尊重和保護他們的民族特性？我覺得殊無必要，更不值得惋惜。摒棄的不過是一個落後民族的烙印，結果是把他們的族人引向幸福和平。 [5]

很明顯，楊凌在處理民族問題上，自始至終就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態度。由此我們也可以窺見作者月關的態度。其實這種想法，是由中國延續千年的天下觀念的一種體現，我們是中原，是文明的象徵；而四方是蠻夷，是落後的象徵。這種處理方式，一方面有著民族主義中身為強者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則是由這種優越感帶來的強大包容觀的體現。

2.面對海洋貿易的強硬與重視

穿越小說中，最常見的路數就是＂開金手指＂，就是利用現代人領先古人的經驗、知識，去達成自己的某種目的。月關在《回》中處理的方式就十分其妙。總結來說，就是他筆下楊凌的現代理念大部分是含蓄和剋制的，並且在實施之前會與當時社會時代的生產力相結合，讀之反而會產生一種真實感。

楊凌在身為太子侍讀的時候，並沒有和一般的老師那樣講授傳統的四書五經，而是另闢蹊徑，把自己知道的真實歷史中的晚晴閉關鎖國被列強凌辱的事件說成故事講給正德皇帝聽：

當聽到八國鬼子靠著堅船利炮，區區數千人就闖入天方國的京師，焚毀了一座以傾國之力建造的舉世無雙的宏偉建築時，連谷大用都憤怒得臉上漲起了青筋，尖聲道：＂彼國的皇帝實在太昏庸了，數十萬大軍奈何不了區區數千人馬，可憐、可恨！＂[6]

楊凌主張開放海禁、發展貿易，其實正是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影響歷史的進程。在後面的情節中，楊凌數次下江南推動海禁開放，同時又在蘇州、杭州地區大力發展紡織業和商業活動。面對困擾已經的倭寇問題，也是迅速平定，畢其功於一役。並且招降四大海盜，大力發展海軍，又在西方傳教士的幫助下，重視發展科技與火器。此後順勢南下，佔領了海上貿易的咽喉要地馬六甲海峽，進行武裝殖民。可以說，真實歷史中近代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被原封不動的搬到了明代中葉的中國身上。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都可以視作一個中國人內心的民族主義的直接體現。這其實也是作者對於真實歷史上中國近代屈辱史的反思不平，從而渴望在書中建立一個強大的烏托邦式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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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對既定歷史的恐懼與避免

逐步影響朝局的時候，對於如何避免明朝滅亡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並從兩個方面開始了布局和預防。

第一個方面就是針對制度和體制的改革。楊凌深感正德年間已經延續了百年的官員制度的弊病之重，因此特為皇上進行新政改革。裁撤冗官冗吏，加強中央軍備，削弱士紳階層。

總之從經濟、政治各個方面，使得大明王朝的運行更加正常，同時對於中央集權其實是得以空前加強，這其實也是對於明代滅亡之時大量官員和地主階級的投降的預防和避免。

第二個方面則是開發遼東，並把此作為朝廷的百年大計。後金髮源於遼東，楊凌此舉也是從根本上消弭了明代滅亡的隱患。

作者月關這種寫法，背後反映了其內心的漢族正統思想，這無疑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體現。月關的想法並不是孤證，而是代表了一批否認元、清二朝為中國朝代的人的共同態度。因此，其在筆下就會竭力去扭轉既定歷史裡的清代統治，子啊虛擬世界中，實現自己對於明代這一最後漢人封建王朝的延續。

三．結語：民族主義的未來

民族主義的詞性十分複雜。在近現代歐洲，民族主義往往意味著的是集權和戰爭。拿破崙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帶領法國人民開始了征服歐洲的戰爭之路；而在德國，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民族主義更加衍生一步發展成為了種族主義。

中國雖然不是一個血統論的國家，但是從古至今的尊王攘夷思想確相當濃厚。這一點可以說是《回》以及同類型小說中民族主義的最深層來源。

這種民族主義的心態，另一種來源可以從＂文化生產機制＂來探討[7]。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民眾的心態也隨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獨特的心態，使得已經在中國有了幾千年歷史的獨特民族自豪感在經歷了近代以來衰弱之後，終於開始回暖。

架空歷史小說這種類型，一方面其包含了已經經歷的真實歷史細節，但是同時更重要的是作者把自己的某種感情和要求通過自己的再創造來表達出來。網路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小說問題，本質上其實也許比傳統小說更加直觀的表達了民族國家的共同想像。

一方面，我們欣喜的看到社會思想的逐漸多元化，民眾開始對舊歷史進行反思；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也值得我們去警惕和剋制，一味去宣揚而不加節制，其後果也是深遠的。

參考資料：

[1]馬季：《網路文學透視與備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頁 67。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頁 3。

[3]（唐）韓愈：《原道》選自《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三版，頁 633。

[4]月關：《回到明朝到當王爺》，455 章，載於起點中文網，http://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84024/10346626

[5]月關：《回到明朝到當王爺》，456 章，載於起點中文網，http://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84024/10347282

[6]月關：《回到明朝到當王爺》，60 章，載於起點中文網http://read.qidian.com/chapter/pl3Ir4Set3U1/BaBtAxAC2SA1

[7]王曉明先生說過：＂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的中國文學與以往（1950—1990 年間）的一個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所置身的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王曉明：《面對新的文學生產機制》，載《文藝理論研究》2003 年第 2 期，頁 10。

（文/任磐 本文首發於北大網路文學論壇微信公眾號：媒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