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洞穴、荒原與城堡

很久以來，我在讀書過程中一直在思考中國的諸般亂象，最終將其概括為「家國體制」。這一體制從近世晚期帝國（宋元明清）生髮而來，其影響延續至今。我想分析思考這種模式的緣由特徵，並探究未來的變化可能。明代學者陳邦瞻認為：「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1]

如果將西周共和（前841年）至今三千年的中國歷史粗略劃分，大致每千年為一變：

第一，春秋戰國。此時中國的政治形態和世界其他地區並無二致，受生產力和交通通訊等技術水平限制，政治體能夠直接統治的疆域和人口被限制於一個固定的很小範圍之內，政治權力被層層分解和碎片化割裂，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大大小小的領主（諸侯大夫），職業從事戰爭的武士階層（卿士），從事農業生產的底層人民（庶民野人）以及開展跨境貿易掌控流動性資源的商人群體（陶朱、呂不韋等富商大賈）。這種社會結構很容易從歐洲歷史中一一找到對應物，這實際上是人類前現代政治模式的普遍形態。

第二，秦漢至隋唐。戰國諸子百家思想火花的撞擊，士這一階層的興起，郡縣制的發明，使秦代中國歷史走向了另一條獨特的發展路徑，出現了和世界其他地區政治形態的一次「大分流」。這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形態的嶄新探索，有的探索卓有成效被固化下來，有的探索走入歧路使歷史進程出現反覆。封建制回潮（藩國分封）對郡縣制的衝擊，帝國官僚選拔任用機制（九品中正制）的不成熟反而造就了門閥貴族，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引發漢族的「胡化」，法家、道家、佛教等其他思想體系對儒家的衝擊，各類宗教社團的興起和大行其道，等等。這是一個不穩定的時期，也是一種未完成的形態，充滿了探索和變數，充滿了前進與曲折。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發展實際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它的形態特質與後世存在巨大差別。

第三，宋代至今。隨著占城稻以及美洲作物的引進和擴大種植，南方的農業生產潛力得到開發釋放，經濟資源以及人口規模迅速逼近或超過北方，終於實現了南北方的均衡。隨著儒家意識形態依靠移民和國家教化而向南推進，同時得益於印刷術的成本降低和廣泛普及[2]，閱讀能力提高帶來的知識擴散在全社會——特別是南方和中下層社會——開始出現，豪門士族依靠對知識的壟斷從而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被打破，早在隋唐被發明的科舉制實際上遲至宋代才具有後世所認為的濃厚的「平民化」的色彩[3]。宋代以降，經濟資源和人口規模的重新配布，知識的擴散和政治參與的更具代表性，使一個更為統一、更為均質化、更具有近代性的晚期帝國開始萌芽生長，唐宋之變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一次「小分流」，中國由此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形態分道揚鑣，走向了極其獨具中國特色的近代發展之路。

近世晚期帝國的諸般特徵，不僅是經濟社會自然生長的結果，更維繫於國家政權的有意推動。從秦漢以來的制度探索最終定型：唐宋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使儒家意識形態在吸收大量佛道因素後重新煥發生機，在國家政權支持下再次征服社會，使社會實現了「全面儒學化」。向全社會各階層開放、以儒家經典學習能力而非血緣家世為依據的科舉制發揮了關鍵渠道的作用，下面承接被宗族化了的近世家族，上面溝通早熟發育的官僚制政府。在儒家政治倫理的「大契約」下，君主——官僚/紳士——平民形成了環環相扣、互為犄角的「超穩定結構」。在秦漢至隋唐時期影響帝國穩定的其他幾大因素：地方政府的離心傾向、親王外戚對皇權的威脅、軍隊的難以控制、豪強大族對政令暢通的阻礙、民間宗教組織發動的叛亂等等，都通過針對性的制度創新得以解決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君主專制政體進入了發育的成熟期，各種精妙的制度安排如天羅地網，使天下盡入帝王彀中，生生打造出一個鐵桶江山。

中華晚期帝國造就了前現代時期人類政體的一個奇蹟：君主運用高度成熟的官僚體系直接統治如此遼闊的疆土和如此眾多的人民。和歐洲、印度、伊斯蘭等地區形成鮮明差別，中國晚期帝國沒有層層授權的封建貴族制度，沒有時降時叛的分散小邦，沒有縱橫捭闔的金融商賈集團，沒有樹大根深的宗教思想與僧侶教士，整個社會更像是一個純粹人工的構建物，結構簡單、層次分明、運行穩定，其思想統轄與制度創製如此成功，以至於今天我們依然生活在它的諸多陰影籠罩之下，造成我們經常將晚期帝國幾百年來形成的獨有特徵，錯認為是幾千年來中國歷史的「悠久傳統」。

以父權製為基礎的家國同構，是晚期帝國的基本特徵。對遼闊疆域和眾多人民成功地實施直接統治，完全超越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限制，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統治術一枝獨秀、「偏科」發展的結果。一個相對簡省的上層結構掌控如此廣袤的帝國，奇蹟的發生源於對社會的「原子化」，即傳統帝王術中反覆強調的「散民」和「弱民」，歷代統治者都遵循法家的秘術：「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4]。傳統中國呈現為一個「圖釘」型結構，上面是無所不能、為所欲為的國家，下面是被壓縮到極限、密度極大、如磐石一般頑強生存的家庭，在上下兩面的擠壓下，中間是極其孱弱、組織度非常低的社會。全能國家和原子化家庭，幾乎包攬了中國這幕歷史大劇的所有主要角色，其他配角只被分配了微不足道的戲份。

所以在後文中我將從三個方面分析這一模式的主要特徵：

（一）國家。晚期帝國的國家政權主動出擊，削平了任何超越於家庭層面之上、可能會對政權構成威脅的競爭對手，直接面對一盤散沙的小農家庭的海洋，即便是其中最為強悍的宗族，相對國家力量而言也是微不足道。法國學者馬克·雅克敏銳發現：「（中國的）朝廷在盛世時根本不用擔心來自宗教團體、司法機構、貴族成員、軍隊或城市中產階層的挑戰。……故而，與歐洲的情形不同，中國從來都不受強有力的精英的制約，它享有廣泛存在和不受挑戰的權威。」[5]這種「大麻袋裡裝著無數馬鈴薯」的社會結構，降低了國家的統治成本，但也極大損害了社會的自組織能力，一旦國家能力衰亡，社會立刻就會陷入茫然無主的叢林狀態，根本無從抵禦異族入侵、天災人禍等公共威脅。「原子化」的社會形態是國家政權精心打造並時時維護的結果，通過徹底消滅其他可能超越家庭層面進行社會組織的潛在團體，國家政權最終將自身置於以下境地：由於自組織能力的極其孱弱，因此哪怕片刻脫離了政治力量的存在與管控，整個社會都無法正常維繫運轉其自身，國家通過消滅其他競爭對手，使自己成為保障文明社會得以存續的唯一力量，成為了「too important to fall」的一種存在，由此享受了其他國家難以想像的崇高地位和神性加持。

（二）家庭。國家對公共領域中間性組織的持續打壓，使原本在其他人類社會中由教堂、村社、行會、商團等組織承擔的社會功能，最終都只能依靠家庭來承載。中國人難以走出自己的家庭，因為人所需要的經濟、金融、教育、社會福利、人際關係、情感歸依、文化傳承等諸多需求只能通過家庭才能滿足，如果從家庭中都不能滿足，那其他地方就更不能指望了。古今中外，家庭都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細胞，但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家庭，像中國家庭這樣承擔了如此眾多的社會功能，發揮如此巨大的社會功用，被提高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說中國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那處於祭壇最中心位置的一定是家庭。中國最為廣泛的宗教不是儒道釋，或者基督伊斯蘭，而是純粹意義上的家庭拜物教。中國人充滿了不安全感，在內心深處，當代中國人和遠古穴居的山頂洞人的心理環境沒有什麼太大區別：洞內是溫暖的火焰、熱騰騰的食物、和藹的親人，洞外是凜冽的寒風、無邊的黑暗、目露凶光的猛獸。驅趕我們走出家門的唯一動力是尋求食物、維持生計。中國人從來不嚮往走出家門，幾千年歷史教育我們，門外只有饑寒、動蕩、殘害、危險，只有回到家，我們才能放鬆所有的戒備，卸下鎧甲、脫下面具，讓緊張不安的心靈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由於專制權力對私人領域的不斷侵襲壓縮，家庭成為最後的堡壘，是私人領域抵抗專制權力的最後防線，是中國人得到平靜和休憩的唯一可能。外部的殘酷環境，從反方向進一步強化了中國人對家庭和親人的渴求和依賴，千百年來不斷積澱，如同基因一般強大。中國家庭就像是陰暗無邊、波濤洶湧的海浪中漂浮不定的小舟，雖然有隨時傾覆的危險，但畢竟為可憐的人們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幫助人們度過歷史長河中接踵而來的貧瘠、酷政與戰亂。家庭在政治高壓和社會動蕩之下提供了寶貴的養育與庇護，但也迫使家庭成員之間形成了緊密得令人窒息的情感紐帶和現實關係。由此可見，中國式家庭的諸般問題根源在家庭之外，政治與社會的重壓一日未能解除，家庭經受壓縮而造就的緻密關係就一日不能消散。

（三）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沒有「社會」，上面強大專制的「國家」下面是牢固緊密的「家庭」，二者構成了紡錘的兩極，而中間是薄弱的「社會」，被上下兩個（特別是由上到下）的方向擠壓吞噬。正如在「國家篇」中所分析的，專制國家時刻警惕、打壓社會的自組織行為，同時又缺乏資源將正式管理延伸到家門之外。如此一來，在國家和家庭之間就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國家政權就像匪幫一樣，會定期到此攻城拔寨，燒殺搶掠，耀武揚威，宣誓主權，然後拔腿就走，不承擔任何維護管理之責。當經歷血與火的人群惴惴不安地走出家門，只能遙望到遠處山頂國家營造的城堡，在家門和城堡之間一片荒蕪，鬼影重重。

所以在此我初步提出三種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心理意象，洞穴、城堡與荒原，分別對應家庭、國家與社會。這篇文章既是總體架構與思想脈絡，同時也是一系列後文的預告。我爭取及時更新，也歡迎大家持續關注並提出高貴意見。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版，P1191。

[2] 11世紀興起於中國、15世紀興起於歐洲的印刷術革命，同樣有力但不同方向地推動了各自社會啟動了「近代化」進程，參見《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

[3] 雖然早在隋唐科舉制就被發明應用，但正如美國學者譚凱對晚唐門閥大族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十一世紀印刷業普及之前，只有富裕及出身名門的人才能接觸到手寫版書籍，而且唐代科舉與銓選制度更有利於京城的士族精英，這就造成了唐代門閥大族快速適應了科舉制的變化，依靠文化傳承優勢和家族婚姻網路依舊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政權，特別是宰相、吏部尚書等中高級關鍵職位。見《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美】譚凱著，胡耀飛、謝宇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51-155頁。另見《唐代科舉與文學》，傅璇琮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09-213頁。

[4] 《商君書·弱民》

[5] 《當中國統治世界》，第一部分第三章《中國人眼中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