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過後的敘利亞將更加世俗

02-13

《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

第二部《人民》

第五章《人民的狂熱》

敘利亞的和平協定簽署了，但敘利亞的戰火併沒有熄滅。

阿薩德的軍隊在俄國人的支持下正在對阿勒頗的叛軍進行最後的絞殺；庫爾德人則趁著圍剿伊斯蘭國的煙幕不斷拓展地盤；而伊斯蘭國則為了生存進行著最後的頑抗。

ISIS士兵處決什葉派徒俘虜

這場殘酷的內戰充滿了宗教清洗的意味。遜尼派極端力量瘋狂地屠殺著什葉派、基督徒，後者則施以無情的報復。截止2016年2月，敘利亞內戰造成的該國死亡人口數高達28萬到40萬，流亡人口數超過760萬，人口流失占戰前該國總人口的43%以上。整個國家基本毀於一旦。

不過，這場宗教氛圍極其濃厚的血腥戰爭帶來的並非只有毀滅和死亡，通過對異教徒民眾的無差別宗教屠殺和處決，敘利亞戰爭還會帶來另外一些變化，即宗教人口的世俗化。

之所以會帶來此種變化的原因在於，不論是現代的伊斯蘭極端主義，還是三十年戰爭中的基督教狂熱，亦或是一戰前洶湧的民族主義，都是普通民眾意識形態激進氛圍下的結果。

驅使當代極端伊斯蘭聖戰士、中世紀基督教激進分子和一戰前狂熱民族主義軍人走向戰場和殺戮的，並非他們內心難以遏制的毀滅慾望，而是這些好鬥者的行為實際上得到了自身所屬群體的認同，並由此攫取了大量聲望、金錢、地位等實際利益。

勇敢的聖戰士Salah Abdeslam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巴黎大屠殺，他的行為得到了莫倫比克社區教胞的尊崇和庇護

極端伊斯蘭聖戰士的恐怖襲擊和對什葉派或者遜尼派的屠殺行為，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自身所屬宗教社區的認可。在比利時的莫倫比克，當地教胞將血洗巴黎的Salah Abdeslam視為英雄，並保護他不被警方拘捕。儘管Salah Abdeslam的行為被西方社會所厭憎，但在至少部分伊斯蘭社區，他的行為則受到了高度的讚譽、認同甚至大量經濟資助——這才是驅使Salah Abdeslam走向殺戮的原動力。

法國貴族亨利·德·洛林策划了對巴黎胡格諾派教徒的宗教滅絕，這使他得到了天主教徒的狂熱支持（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由Fran?ois Dubois所繪）

法國的天主教徒這樣讚美致力於殺光胡格諾派教徒的大貴族亨利·德·洛林，耶穌會教士巴塔沙·葛雷山（Baltasar Gracián）形容他：「他慷慨、仁慈、忠誠，他集聚全部的榮譽和美德，更沒有一絲的毀譽。他是法國情感上的國王和主人。」

無獨有偶，在歐洲國宗教戰爭中，對新教徒、對胡格諾派教徒進行宗教滅絕的天主教武士和政治家們同樣獲得了天主教民眾的讚譽。殺光瓦西鎮胡格諾派教徒的吉斯公爵被教皇和民眾廣泛稱讚；發動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的法國亨利·德·洛林則因此得到了天主教徒的瘋狂支持。

一戰爆發，向士兵獻花的德國民眾——德國人民為了遙遠的糾紛而陷入狂熱的好戰激情

二戰前，日本民眾狂熱地擁護日軍行動

一次大戰前，歐洲瘋狂的愛國氛圍，加劇了歐洲大國擴張性的外交政策，那些敢於發動戰爭的軍人和政客得到了民眾的狂熱崇敬，並由此獲利。

正是由於民眾對意識形態的狂熱追隨，才使得好鬥者或者領袖們熱衷於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激進踐行，從而獲得權力、金錢和名聲等實際利益。而激進者的經濟政治成功又會反過來刺激更多的效仿者，從而加劇整個社會氛圍的意識形態偏執化。因此，除非迫使民眾放棄對意識形態狂熱的擁護，否則遏制極端主義將無從談起。

而民眾之所以狂熱的擁護意識形態，一方面是因為民眾通過對意識形態敵人的壓迫和殺戮，可以奪取經濟利益，並滿足自身的優越感：

在敘利亞的內戰中，民眾打著反擊異教徒的名義，大肆劫掠遜尼派、什葉派或者基督徒的財物；在文革中，紅衛兵打著清除階級敵人的旗號，抄家掠財不計其數；在希特勒的衝鋒隊中，貧窮的衝鋒隊員扛著掃蕩德意志蛀蟲的名號，搶掠猶太人的商店；在歐洲中世紀殘酷的宗教戰爭中，劫掠財物始終都是狂熱基督徒的主要目的——殺人只是為了預防報復。

「劫富濟貧的好漢們最後都發了財。」

「除非有足夠的財物和美人，否則上帝忠誠的信徒絕不會對眼前的異教徒動一根手指頭。」——天主教軍隊統帥華倫斯坦因致信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為自己的士兵搶掠天主教徒辯解

另一方面，民眾鼓吹意識形態狂熱，自身並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還能獲得所在群體的認可——越廉價的美德越受歡迎。

歐洲宗教戰爭爆發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鼓吹各自的教義，煽動對異教徒的屠殺，並不需要付出代價，卻能夠獲得勇敢者、虔誠者的美名；在一次大戰爆發前，由於以往戰爭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都非常短暫，戰爭中的死亡和毀滅只是現役軍人的痛苦，與老百姓無關，愛國對於民眾來說是一種不需要付出的美德，是以歐洲民眾的愛國激情也就顯而易見了；同樣，比利時莫倫比克的穆斯林之所以傾慕聖戰士，並非他們勇敢，而是因為對聖戰者的認可能夠鞏固自身虔誠穆斯林的名聲，還不會有受到實質傷害。

「如果愛國需要加稅，那麼愛國者將屈指可數。」——1938年希特勒談英法民眾對蘇台德的態度

本質上來講，民眾的意識形態狂熱，與其說是因為民眾高尚無畏，不如說是因為意識形態狂熱符合民眾的利益，或者說民眾認為意識形態狂熱契合自身利益。不過，只要民眾的實際利益在意識形態狂熱中明顯受損，民眾對意識形態的狂熱就必然會迅速冷卻下來。

16世紀初期，法國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派教徒在狂熱的宗教激情下相互仇視，最終釀就了殘酷的宗教大屠殺和戰爭。從1562年到1593年，法國人為了如何信仰上帝進行了八場戰爭，死傷的數據雖然無法統計，但戰爭帶來的貧困卻是有據可查，到了1589年，巴黎的部分市民已經貧窮到靠盜竊公墓死人骨頭研磨成粉為生了，人肉被公開販賣，飢餓和死亡摧毀了一切廉恥與虔誠，到了1593年，法國的胡格諾派教徒已經不怎麼在乎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天主教徒也無所謂胡格諾派教徒堂而皇之地進入巴黎——法國人民最終意識到宗教狂熱傷及自身，而法國也成為當時歐洲最世俗的國家。

法國第一次宗教戰爭（1562–1563）

法國第二次宗教戰爭（1567–1568）

法國第三次宗教戰爭（1569–1570）

法國第四次宗教戰爭（1572–1573）

法國第五次宗教戰爭（1574–1576）

法國第六次宗教戰爭（1576–1577）

法國第七次宗教戰爭（1579–1580）

法國第八次宗教戰爭（1584–1593）

1616年，德意志境內的狂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醞釀了同樣的仇恨，彼此進行了針對對方人口的殘酷滅絕，大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德意志普通民眾被當做異教徒消滅。最終，倖存者破滅了對上帝的虔誠——由此掀開了民族國家的誕生和整個歐洲的世俗化進程。

「三十年戰爭教給德國人民，乃是對宗教狂熱的恐懼。」——費希特

在德國三十年戰爭中，對異教徒民眾的滅絕性屠殺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三十年戰爭的德意志人口滅殺，66%人口損失區域和33%人口損失區域

與之類似的是，一次世界大戰總體戰下的勞役和重稅引發的食品短缺與物價飛漲，使得參戰國民眾的愛國熱情迅速熄滅，從好戰分子變成了堅定的和平主義者。

社會民主黨政客菲利浦·謝德曼，一戰初期是堅定的好戰分子，擁護德意志帝國的侵略政策；但隨著戰爭導致的經濟惡化和食品短缺使得民眾怨聲載道並渴望和平，謝德曼立刻變成了狂熱的反戰分子——是以政客的改變取決於民眾的改變，沒有民眾的改變，政客和政策的改變無從談起

同理，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國、日本民眾的無差別屠殺，使其意識到愛國狂熱的可怖代價，由此迫使歐洲、日本民眾喪失了對愛國主義的狂熱。

1943年7月，漢堡大轟炸殺死德國平民 6萬人；

1945年2月，德累斯頓大轟炸殺死德國平民 2.5萬~10萬人，失蹤30萬人；

1945年3月，東京大轟炸殺死日本平民10萬人以上；

在盟軍德累斯頓大轟炸中碳化的德國婦女受害者

盟軍轟炸後的日本東京街頭

「寧可俄國醉漢騎著我的屁股，也不願意英國炸彈丟在我的頭上。」——1944年8月柏林女人諺語

今天的敘利亞同樣類似，宗教狂熱引發的相互大屠殺，使得敘利亞民眾自身利益遭受嚴重損失，儘管戰爭期間由於仇恨刺激，殺戮會因此加劇，但戰爭過後，宗教狂熱必然會急劇降溫。

在曼比傑、阿勒頗等恢復和平的地區，曾經狂熱的當地民眾變得相當世俗化。就像1593年法國宗教戰爭結束時的法國民眾、1648年德意志宗教戰爭結束時的天主教民眾和1945年二戰結束時的德國民眾那樣，在戰爭中飽嘗自身狂熱帶來的死亡和貧窮而活下來的幸運人民，終究會意識到活命和發財等世俗收益才是人生在世最有價值的追求目標。

和平到來後的敘利亞曼比傑婦女（如圖）。如同法國、德國宗教戰爭後宗教熱情的破滅帶來了歐洲世俗民族國家的誕生，敘利亞內戰同樣使得中東的庫爾德人、亞述人、雅茲迪人也覺醒了自我的民族意識，這並不會帶來著和平，但肯定意味著世俗。

畢竟，當民眾的利益在意識形態狂熱中受損時，你就不能指望民眾還能保持對宗教戰士和愛國者的尊崇。因為，沒有人會喜歡滿身厄運的人，哪怕其道德再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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