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五四：寫在五四運動97周年之際
02-13
引言從歷史的脈絡看，確實存在五四激進思潮這個重大現象。這種思潮的發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幾個人憑一時衝動就可以形成風潮的。這股思潮有正麵價值，因為我們確實是在這股思潮及其引起的革命中實現了近代化，正如黃仁宇先生所指出的，蔣介石通過改造三民主義重新整合中國的上層社會，毛澤東通過改造馬克思主義重新整合了中國基層社會。也有很多教訓，包括1949年前的和1949年後的。但是，阻礙中國發展的是幾千年的專制主義，它是一個體系，包括制度層面、心理層面和思想價值觀層面，把它籠統歸於傳統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一、五四運動的背景甲午戰敗標誌洋務運動的失敗。中國人看到自己不是敗在科技，而是敗在政制。中國傳統社會開始瓦解。洋務運動的實質是「中體西用「，說遠了就是「經世致用」。器物、科技學西方,思想還是中國的。洋務運動並沒有給中國傳統社會帶來顛覆性的衝擊。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三層面控制的社會(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由天人合一儒家意識的皇權統治,中層是由縣以下層面的士紳政治控制,下層是由宗法宗族思想觀念的家族控制,三個層面構成古代王朝的超穩定結構。
當王朝出現大規模土地兼并和流民興起之際,則會發生社會重組,由於並未有近代類似挑戰儒家思想的外來思想威脅(佛教思想和五胡入華可以算半個例外,但隨後被儒家所消解重構),所以在更換皇權(天道),和由於大規模內亂造就大規模人口死亡後,土地大規模兼并局面結束,中下層士紳重建基層社會.又恢復到輪迴的穩定結構中去。洋務運動試圖僅僅以新事物來補充儒家體系的不足,由於科舉未被廢除,在儒家意識形態繼續培養大量重農輕商,重道德輕科學的士人群體下改革自然是有限的,難以成功，也無法改變上述結構。近代化前提是儒家意識形態（經世致用）不可欲。經世致用可以應付內部危機，但不足以響應全球化衝擊。洋務運動的本質是用經世致用應付全球化。甲午戰爭成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誌。洋務運動失敗帶來的後果:「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和「公車上書」。這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學互動的開始。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標誌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創立，創立新式軍隊，這是比教育的科技的工業的創舉有象徵性的。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康有為的理論裏不僅無法找到改革的根據，還瓦解了改革支持者的隊伍。權力主體道德合法性喪失──海外革命思潮的興起。權力主體非理性化的排外──義和拳興起的原因。全民反洋教（排外）的原因——庚子事變及其後果——拒俄運動和日俄戰爭。中西二分的二元論──儒家意識形態的另一種現代轉型。最初形態──張之洞《勸學篇》中所包含的二元論傾向。黑暗中的變化──清廷無可奈何的二元論立場。保守派妄圖復古引致拳亂導致的傳統文明徹底失敗的結局後,在知識分子心中普遍出現對儒家意識的懷疑危機,在這種整個社會的士人對儒家傳統意識產生懷疑和不滿的情況下,清政府也得以實行新政,廢除科舉，實現了整個社會層面和政治制度的大改革。在清末新政的巨大變革下，無論在經濟到政治到社會層面都出現了巨大的轉變。由於近代化一再的失敗，所以天人合一的皇權儒家意識被普遍受到懷疑，基層對上層的忠君信念已經動搖。又由於近代學堂都設在城市裡（而科舉教育卻在農村普遍設點），傳統社會士紳的基點是在農村，而近代社會由於城市和科舉制度的廢除新學堂的設立，導致大量的傳統士紳從農村湧向城市。各省咨議局的設立其實是士紳試圖把原來農村的縣下士紳自治搬到城市中來，這樣自然形成了皇權和士紳城市自治紳權之間的劇烈衝突（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城市都是皇權權力控制的聚集地和中西樞紐）。
新政：經濟改革和教育改革。預備立憲：政治改革。改革全面展開的前提：解決了學習西方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問題。第一次現代化高潮中的學習過程：和西方接軌。經濟現代化：沿海城市興起和民營工業高速增長——從官辦到商辦：現代市場經濟的確立。郡縣城市的衰落和作為通商口岸現代城市的確立：城市人口高速增長。政治的現代化：──紳士公共空間的出現。公共空間是將私合成公的場所，和公共領域不同。紳士公共空間的主體是家族代表而不是個人。紳士公共空間不能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如果把1901年清廷新政到1916年軍閥割據局面形成看作一個連續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紳士公共空間的成長和失敗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01年至1905年，當時紳士公共空間剛呈現，主要表現在經濟上，組織形態是商會。第二階段為1905至1911年，它表現在君主立憲，組織形態是咨議局。第三階段為1911至1916年，它的政治理念為共和，組織形態是政黨政治。縱觀這三階段，它明顯存在著政治理念被相應實踐否定之過程。咨議局爭取自身權益之過程顛覆中央皇權，使得在二元論意識形態中紳士共和空間只能用共和作為自己實踐目標，但共和的實踐後果卻是政治無序。它證明二元論意識形態的無效。其實即使紳士公共空間建立了某種程度的政治制度，中國社會的全面失序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紳士公共空間只代表了社會的上層，當時即使上層建立了政治秩序，也不能保證中下層社會不會失序。辛亥革命後，由於紳士城市化，上層和下層的整合不再存在，中國出現了社會整合的全面破壞。辛亥革命其實正是紳權對皇權的顛覆和挑戰，傳統社會超穩定的最上層皇權和儒家意識被顛覆，又由於中下兩層社會並未發生劇烈變化，奠定了民初共和失敗的基礎。二、五四運動發生的深層原因
由於國人根本不懂共和是何物，民主是何物，而只是把民主當成類似於儒家意識形態一樣的東西（民主嚴格意義上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規則，也就是不管你個人信仰如何，在此之上有一種社會共同認同的規範，允許有不同觀點存在，也就是程序正義，而意識形態則是排他性的東西，如儒家，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自認只要目標是光榮正確的，程序可以忽略不計）。民初共和的失敗，使社會產生了嚴重的危機，一方面由於士紳精英大量流入城市，他們放棄了原來在農村維持士紳自治和基層的責任，農村出現了經營地主（多由農民產生，也就是簡稱的二手地主，相對於傳統士紳精英，他們普遍受教育低，對農村基層社會並不承擔維持責任，也就是所謂的土豪劣紳），而又由於經營地主的素質低下和軍人的合流，導致農村壓迫加重，出現了大量的無地僱農，社會動蕩不安，超中下層社會破產，這一切社會危機導致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在清末新政學堂中新教育培育出來的一代青年已經日益長大，他們對民初的共和失望，把目標對準了中層的士紳制度和下層的宗法社會，從而對儒家意識的核心徹底產生了顛覆的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徹底予以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論必須對雙重危機負責。也就是說，二元論意識形態被證明是不可欲的，它必須拋棄。在思想層面對它的否定導致三個結論，它們構成了五四思潮的前提。這三個結論是：第一，二元論是錯誤的，不應該把政治哲學分為中西互不相關的兩層，由此產生了重回一元論的潮流。在傳統一元論立場上批判二元論意識形態形成了五四全盤反傳統主義。第二，由於作為社會整合架構的儒家倫理不可欲，就產生對儒家的否定，出現所謂「倫理覺悟是吾人最後覺悟之覺悟」的新道德的發生機制，革命烏托邦興起。第三，逆反價值不僅出現在道德和社會制度層面，在傳統天人合一的結構中，它還表現在宇宙觀層面，這就是中國式的進步觀。中國原來的社會整合是靠三個層次實現的，分別為皇權、紳權和族權。由於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高潮產生了紳士的城市化，作為社會中間的層次上移，它造成了兩個後果：第一是紳權的擴大，造成紳士公共空間顛覆皇權；第二是上層與下層的中介面喪失，造成家族的破壞，基層社會失序，農村土豪階層興起。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即使紳士公共空間實現上層社會整合，傳統三層次結構之顛覆使得上層和下層的脫節，這意味著中國社會整合的破壞。社會整合破壞的後果是雙重危機的出現，第一重危機是不能應付西方的衝擊，本來中國傳統社會因為這個危機而引發改革的需要，產生了內部政治思想的變化，它終於導致了第二個更嚴重的危機──社會內部整合的解體。新文化運動發生原因：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實踐的困難和失敗——共和幻象。辛亥革命:兩大黨(國民黨和進步黨)，三百多小黨，轟轟烈烈的民主嘗試，白魯恂稱為共和幻象。
原因:政治混亂和社會失序(法治缺失，社會結構斷裂，「潛水艇三明治」)。紳士城市化，基層失去承擔政府職能的人。家族解體，土豪橫行。中國農村成為革命的溫床。袁氏當國，黎元洪解散議會，張勳復辟。新文化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反傳統(甚至離經叛道的)運動，啟蒙運動。但其後期即五四之後所引入的兩種意識形態卻成為黨國體系的思想基石。李澤厚解釋為「救亡壓倒啟蒙」。新文化運動分成兩個時斷，一個是在五四之前，主要體現在以對西方科學民主的推崇和徹底打倒儒家意識和傳統文化上。而後一個階段在五四之後，則簡單來說也就是啟蒙被打斷，新的意識形態取代儒家意識，救亡壓倒啟蒙，也就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出現。個人，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權利，社會的概念在新文化運動後期定型。新文化運動的未完成啟蒙使得道德有機體重歸歷史舞台，壓倒了契約社會式的社會建構。新文化運動的兩個特徵:全面擁抱西方普世價值，全面反對中國傳統(打倒孔家店，漢字拉丁化)。全面回歸天人合一和道德一元論。當時很多學生卻行為怪異，今天人匪異所思。比如說，有學生寫信給父親：「從今以後我們兩個不再是父子關係了，我也不叫你爸爸，你也不叫我兒子，我們彼此是平等的。」有人甚至連姓氏都不要，而以「你、我、他」互相稱呼。歷史學家把五四青年怪異行為歸為全盤反傳統，但是為什麼全盤反傳統主義會有這種表現呢？它和民國初年民主政治的失敗有沒有關係呢？如果不了解支配五四青年的普遍觀念。是無法建構真實的新文化運動圖像的，也不可解理解新文化運動發生的原因和它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決定性影響。個人，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權利，社會的概念在新文化運動後期定型。新文化運動的未完成啟蒙使得道德有機體重歸歷史舞台，壓倒了契約社會式的社會建構。國共藉助新意識形態，即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壓倒了自由民主的憲政思想，即「救亡壓倒啟蒙」。三、五四運動與中國國家權益的增長
五四這場抗議其實得到了當時許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許乃至支持，否則不可能有那麼大聲勢，可以說是政府與民間，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向列強施壓。中國人沒有流血，外國人嘆為觀止，抗議的聲音引起廣泛的國際同情，列強也不得不正視。在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埋葬了「二十一條」，迫使日本交還青島和膠濟路權益，實際上完成了糾正巴黎和會錯誤、消除德國侵華「遺產」（制止日本繼承這一「遺產」）的任務，還對所有列強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包括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撤退駐華軍警、退還租借地等。列強表示同情中國的自主願望, 同意就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問題與中國談判以求逐步解決。此外，在日本同意交還青島的同時，英國允諾交還威海衛, 法國允諾交還廣州灣。這些成果都極大地鼓舞了國人。如秦暉教授所指出的，1900年與1919年，同樣是涉外問題的官民互動，結果卻完全相反。這不是由於中外實力的對比有多大的變化，因為1919年中國國內的分裂與對外的相對弱勢，不亞於1900年。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五四的「民國」不同於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產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於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幾乎都有譴責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論。五四的背景，是一場「啟蒙運動」，但庚子的背景，卻是一場皇權瘋狂和「怪力亂神」風潮。五四與庚子的對比，體現了民國以來中國的進步，儘管那時無論「民國」，還是「公民」，都還只是方向，「尚未成功」。而華盛頓會議對中國有利的安排，是國人五四愛國浪潮的果實（當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對日矛盾），在「中國站起來了」的過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環。四、五四運動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及國共內戰主義一詞是1898年以降才在中國被提起的，到1930年為止，中國出現了1680種主義，每年至少有三四十種主義冒出，最多的時候達幾百種，可以說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的中國是一個「主義的中國」。「民族帝國主義」在二十世紀初對建立民族國家有積極意義。後來「帝國主義」變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靶子。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共識(救亡壓倒啟蒙，成為新的道統):反帝反封反軍閥，建立獨立，平等的新中國。
中國士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皇帝的權力來自於(董仲舒以降的)儒家道德意識形態。國共兩黨的兩個主義引入了新的道德意識形態，為中國道德共同體的再建構提供了新的DNA。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意圖對新插入的DNA和原有DNA兩方面進行修改，但毛澤東的修改方式更廣泛的為新的道德共同體所接受。這樣的「轉基因」使中國更明顯的體現了革命烏托邦的性狀，以文革為登峰造極。黨是一個有共同道德意識形態的集合，黨的領袖因此甚至凌駕於國家元首之上。中國出現了黨軍，黨國，黨天下。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的核心是追求絕對平等的革命烏托邦，與儒家的差序結構針鋒相對;這一思想的萌櫱是甲午戰爭後儒學在與西方思潮的對抗中暫時敗下陣來。五四以降的革命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是異質同構的。但是，在辛丑以降的十餘年間，慈禧政府和袁世凱政府進行憲政實驗時，革命烏托邦的思潮居於下風，只有在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憲政實驗破產，革命烏托邦才站上歷史制高點。中國皇帝擁有絕對權力，權力來源是道德共同體，是以道德意識形態組織起來的社會。以倫理為經緯，以宗族為組織的大共同體。以孝道維繫的父權為核心，以忠孝同構的原則組建君父一體。皇帝受命於天，科舉保證儒家思想的賡續。紳士階層作為中層完成上下層的連接。毛澤東和蔣介石藉助兩種新意識形態，即社會主義和三民主義，完成新的社會道德有機體的建構。蔣介石整合中國上層社會，毛澤東整合中國底層社會。三民主義是中國人孫中山提出的，社會主義則是舶來品，但毛之所以能帶領中共取得勝利，正是毛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蔣是基督徒但鍾愛王陽明和曾國藩。毛自稱「馬克思＋秦始皇」。根據陳雲在1956年的統計，中國有一百萬個自然村，清末官員只有兩萬人，一個縣就一個縣太爺，幾個小官吏，要管幾十萬人。這是依靠宗族和鄉紳來進行的。儒家道德有機體中，整合民眾(四億)最廣大的是家族，中層是鄉紳(一百多萬)，上層才是官僚機構(「潛水艇三明治」)。國民政府有七十萬公務員，平均每個自然村不到一人，無法有效組織鄉村。新文化運動以降，中國受教育知識分子有一千萬，大部分集中於城市，國民黨到抗戰前有一百萬黨員。2/3在軍隊。縣黨委只在國民黨的江浙基本盤才有，這是由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決定的，它基本只能從城市階層與知識分子里接收黨員。毛澤東拋棄了蘇聯的革命模式，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他教育農民成為黨員，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從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汲取營養。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儒家/法家化。最重要的是要求黨員把一切獻給黨。此外，毛通過整風運動，路線鬥爭樹立自己的個人的權威。從而毛把農民源源不斷地轉化為黨員。這一現象其實也存在著某種必然，因為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他們本就並不理解民主的本質，他們對舊文化的徹底懷疑顛覆是建立在結果正義，也就是意識形態的再建之上。由於蘇聯模式和思想在世界的興起，一戰後對西方的失望，使這些知識分子產生了對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懷疑和否定，而投身於塑造另一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取代儒家思想，這就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共兩黨的模式都是建立在對蘇聯制度和思想的模仿上，也就是對烏托邦社會所謂全民平均的嚮往之上。孫文公然宣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兩黨運用蘇聯模式體系重造組織和意識形態，大規模開展農運和工運，在一系列運動風暴中層和下層結構逐漸解體，一開始由於兩黨打著反帝反軍閥口號對付共同的敵人，群眾運動衝擊的又多是城市士紳為主的資產階級，兩黨還可以相安無事。後由於共黨農運的大力開展，衝擊到了國黨的主幹力量，遂導致了國共分流，國民黨開始清黨。
在中層和下層士紳和宗法社會瓦解後，國民黨打造了中國第一個黨國社會，不認同國民黨者就被剝奪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全國進行三民主義教育，然國民黨的成功正是依靠迎合社會自新文化運動後的激進思維獲得成功，而後卻採取突然剎車的方法使其喪失了激進青年的支持，三民主義既然在民生和民權都喪失了當初宣傳的基礎後，只有打出民族主義的牌號來吸引人，這就是重新般出儒家牌子的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儒家化和法西斯化，而含糊不清和所謂背叛社會激進思維的三民主義相對共產主義烏托邦口號顯然吸引力嚴重不足。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倒三角政權，在士紳自治基層被摧毀後，國黨試圖把權力滲透到縣一級的區級里，在農村委派了大量素質差品行差的政工幹部以替代原來的士紳，國民黨的帶薪公務員高達７０萬人，比晚清傳統社會多了十倍，然由於士紳制度的破壞，這些人數還是遠遠滿足不了控制農村基層的需要，又由於國民黨的勝利本就依靠在上海的財團的支持，大量人員又聚集在軍隊和上層機構里，造就國黨政權是一個上層臃腫，下層基層遠遠不能滿足控制需要的倒三角政權，國民黨主要依靠關稅等來維持，於農村系統相隔絕，滅亡是必然的。抗戰中，江南城市受到嚴重摧毀，國民黨被迫逃向西南對農民進行徵稅，農村進一步受到嚴重壓迫而破產，抗戰中和勝利後，官僚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大量擴展發展取代民間資本。自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２８年間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在孫文三民主義意識和國民黨加強國家資本控制下逐漸破產和消亡。政軍系統又在抗戰接受中加劇了腐敗，內部又不能統一，其對共軍的作戰失敗是可想而知。相比國民黨，共產黨立足於農村基層，通過延安整風，從農村中培養出大量擁有意識形態的幹部來充實共黨組織，通過土改等一系列模式把農村基層徹底培養成充實共黨基層幹部的大本營，以大量的受過洗腦的農民基層幹部取代傳統的士紳自治，滲透到基層的方方面面，把農村一體化組織起來對抗以國民黨以城市為中心的社會，最終取得了顛覆性的效果。國民黨為了取代傳統社會的士紳自治，公務員比傳統社會多了十倍，而共產黨以滲透社會各個基層的基層幹部代表組織進行社會全方面管制，則比起國民黨來，公務員又多了好多倍，以正三角黨國打敗了倒三角黨國，可見基層組織之力度。五、五四運動與中國革命五四時，孫中山在《建設》雜誌撰文，指出三民主義以民生主義為核心，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樣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提供平台。1925年大革命是兩黨在農村反對地主，在城市罷工，向革命烏托邦(平等和取消私有制)將行。這衝擊了國民黨自身，國軍幹部和高幹多為地主、留學生和資本家子弟，1927年蔣介石清共，將三民主義的重心由民生主義移到民族主義，認為三民主義的道德意識形態是利他和忠於民族。此道德意識形態即新傳統主義，與儒家道德意識形態不互斥。國民黨由此開始告別革命烏托邦。新傳統主義與台灣本土儒家意識形態結合，台灣本土派在長期被壓制下凝聚起強大力量，民主化風起雲湧，黨國最終解體。這與台灣沒有經過新文化運動有很大關係。台灣和平土改基於日據時期台灣基層宗族結構沒被破壞。土改是黨國跟家族整合的過程。反攻大陸沒有希望，黨國體制就破滅了。但黨國消解的過程中儒家傳統文化沒受衝擊，故沒形成大陸那種道德真空。毛澤東時代:革命烏托邦登峰造極:整風(1942~1945)時期群體修身運動的發明:軍事指揮→思想控制。中共八大確定了蘇聯道路而沒提毛式道路，毛不高興但沒辦法，因為全黨都擁護八大決議。反右運動(1957):55萬右派，大躍進和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六億神州皆舜堯」，餓死三千萬人，八大決議被晾著。反右後毛澤東思想中革命烏托邦的勃興支配了毛對於國內外局勢的看法,甚至超越了國家利益。如1958年炮擊金門反帝。大饑荒後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務實派成了新的理論家，提出革命烏托邦和經濟建設兼顧。毛劉在經濟建設上有分歧，但在中蘇論戰中毛劉一致認為蘇聯變修。劉提出整乾的「桃源經驗」。毛認為這是打擊大撮保護小撮。遂發動文革。文革(1966~1976):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知識分子為靶子，發動上千萬學生和上億工農兵起來造反，最終造成負帕累托效應。中國的改革為什麼啟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為什麼我們說文革結束不能僅僅歸咎於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於四人幫後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為文革實際上是五四以後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的終結。革命幾乎席捲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1978年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眾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結語 對五四運動的反思與紀念如林毓生先生所指出的，五四激進思潮的產生是中國近代全面危機的反映，危機迫使中國走上全面變革的道路，這就是從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會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於世界的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是，在達成這個目標後，這幾種革命漸次向更高階段遞進，進入不斷純化思想的精神價值領域的革命，由此再帶動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從此生生不息，不斷革命。在激進和更激進的上升中，激進主義的革命政治進入一切領域，從而阻滯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高華教授和金觀濤教授從不同角度指出，從激進主義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種叫做「無限革命」(或曰「革命烏托邦」)的軌道。而另一種革命的模式是所謂「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為目標，尤其不觸及精神價值領域，因為精神價值領域是一個很特別的領域，它有其堅固性，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隨社會變革而來，是一種漸進的、自發產生的過程。人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動這個領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事實上，中國大陸直到1978年才真正開始跳出「無限革命」的軌道。 在談到這些問題時，我不是在苛求我們的五四前賢，對於陳獨秀先生那一輩人，我們永懷敬意。那些激進主義的負面性問題，有的與他們那一輩人有關，也有一些是後來者的認識誤區。陳獨秀先生的思想遺產有許多在現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紀念陳獨秀等先生，在肯定他們的巨大價值的同時，也指出他們的時代局限—這才是真正的紀念。如朱學勤教授所指出的，1919年到五四運動到今天以來，激進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席捲了二十世紀大半葉。一些人的社會理想會傾向一些比較左的東西，這也與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有關。經歷過「文革」，才能看清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極左的東西在現實中的諸多壞影響。這些東西有強大的誘惑力和欺騙性，而「文革」把這暴露得非常充分。五四運動的片面性，對傳統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這個反彈總得有一天要抬頭的。「文革」剛結束時，全社會都有一種要走出「無限革命」的共識。但是後來，極左思潮，打著「為窮人」旗號的民粹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和高調國家主義的社會情緒，今天果然抬頭。如徐友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所謂的新左派，不過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新名詞，宣洩一種類似義和團式的愚忠和排外情緒，大談西方的墮落、即將到來的毀滅等，把「愛國」等同於「反美」「反日」，一有事就擺出要上街遊行的架勢。號稱的民族主義具有虛偽性，很難說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我們看到針對西方的遊行，宣稱中國可以領導世界；另一方面，千方百計要去國外，想改變國籍。有些人在狂熱的民族主義外衣下，骨子裡隱藏著一顆嚮往美國的心。可以說，表現得越是張狂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內心的想法往往越是相反。號稱是民族主義者的人不願意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價，只願意拿好處。只要他們覺得美國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他們非常樂意接受這樣的好處。他們不會因為所謂的民族主義而付出代價，而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是願意去承受和擔當的。如高華教授所強調的，在轉型期的中國，這樣的情緒，最能聚集社會感覺和激起民眾反映。今天不是「鬧革命」的年代，中國需要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以提升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應發揮主導和調節作用，培育社會的成長，尤其需要通過制度建構和創新，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前題下，解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底層民眾生活困難等問題，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進民族主義和高調國家主義。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這兩種社會情緒一旦升溫發酵，極易造成社會破壞和使歷史倒退，從而給國家民族民眾帶來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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