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科研者:它者的宗教,別樣的「薩滿」

科學與科研者:它者的宗教,別樣的「薩滿」

理性精神濫觴於西方古典文明時期,近代早期歐洲的科學革命則標誌著理性精神的強勢回歸,在隨後的啟蒙時代與科學世紀中,理性與科學成為了近代以來文化發展的強勢主題之一。與之相比,宗教相對地退出了曾經的霸主地位。但事實真的如此簡單嗎?從古典文明到中世紀,從近代早期到21世紀的當下,話語的場域幾經轉折,其中的意味經過時間的沉澱自然也豐富了起來。當下,帶著人類學的想像去重新審視科學與宗教的內涵及關係演變,對於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文明或許都會有一個新的也更加平和包容的認知。那麼,用21世紀的智識思維重溫迪爾凱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就是一次很好的選擇。

David émile Durkheim ( April 15, 1858 – November 15, 1917) was a French sociologist. He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and—with Karl Marx and Max Weber—is commonly cited as the principal architect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迪爾凱姆的社會學研究致力於關注社會整合問題,他對社會整合的重視就體現出其對社會秩序的呼喚和對孤獨現代人的心靈安撫。這又跟他生活的年代息息相關,「當他剛剛步入成年時,初生的第三共和國就開始出現劇烈的社會動蕩:麥克馬洪總統因實行強權政治而同教會、土地所有者和上層資產階級對立;擁護宗教的右翼分子同反宗教的左翼分子在教育體制上的衝突:充滿戲劇情節、又給社會帶來很大不安的布朗熱事件,以及涉及泄露情報罪的使第三共和國名聲掃地的德雷斯福事件等等」[1],迪爾凱姆也親身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即其子在戰中犧牲,最後含著悲憤與世長辭。這些都是迪爾凱姆學術事業的社會大背景。

現代社會的藍圖在啟蒙運動中逐步勾勒,並在隨後的政治經濟巨大變革中得以確立,現代化的內核就是理性,世界現代化的過程就是韋伯所言的「世界的去魅」與「脫嵌」,理性主義的思維逐步佔據人們的大腦並使人們學會用理性來揣度包括自然規律與社會制度在內的一切存在物,因此作為理性主義精神的集大成者一一科學,真正確立了「霸權」地位,理性與科學是啟蒙運動及其後的時代里最響亮的口號,而宗教精神則逐步退卻。大轉型的年代中一切都是變動不安的,因此把科學理性的興起、內涵以及作用放到現代化歷程的大背景中進行分析很有必要。我的結論是科學是它者的宗教,科學家(科研工作者)是別樣的「薩滿」。

首先回到迪爾凱姆對宗教的定義,「宗教是一種與既與眾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聖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儀軌所組成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軌將所有信奉它們的人結合在一個被稱之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之內。宗教觀念與教會觀念是不可分離的,宗教明顯應該是集體的事情。」[2]宗教信仰的思維是一種二元對立的結構,即神聖-凡俗,儀規以此為基礎,外在於人的宗教信仰與儀規又在「教會」中實現內化與社會再生產,想像的共同體由此形成。放下啟蒙以來給科學披上的神聖外衣,迪爾凱姆的定義完全適用於科學,因此科學也是一種宗教,但有其特殊性。科學精神的內涵是理性,科學思維也是一種二元對立的結構,即理性-非理性,在科學思維中理性具有優先性。科學也形成一套儀規,它們被稱之為研究範式,要求人們必須遵守。科學也有自己的「教會」,即由各種科研者組成的各種學界以及其信眾。一個普通的現代人或許不清楚具體的科學原理,但至少會承認科學的客觀價值並在觀念上認為科學是好的。這點明顯地體現在現代教育中,「在對孩子教授科學的過程中,傳授給孩子們的東西不僅是技術發現的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培育出更一般的社會態度,它預示著對所有技術知識的尊重。」[3]所以,以宗教的角度來看,被叫做科學的「異教」主導了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會創造神或者把自己裝扮成神的本事,在法國大革命的開頭幾年裡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那時候,再普遍狂熱的影響下,實際上具有純粹世俗性質的事物也被公眾輿論轉變成了神聖的事物,那就是祖國、自由和理性。一種宗教就要確立起來了,它還有它的教義、符號、聖壇和節期。」

迪爾凱姆認為宗教起源於集體歡騰或集體緊張時引起的社會激動的情境,那是一個神聖場域,人感受到了宗教力並且進入了不同於凡俗生活中的狀態。用科學的話語概述就是宗教力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建構的,包括人們與自然交往也包括人們在社會中相互交往。因此,宗教與倫理道德息息相關。「既然宗教已經包含了全部現實——物質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那麼推動事物的力就像推動精神的力一樣,都被納入了一種宗教形式而加以設想。[4]宗教起源於圖騰信仰,而圖騰是象徵符號,代表氏族或社會,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為物化表達他們所感受到的「宗教力」而進行交流互動並最後達成想像的共同體的具體媒介,這個過程是愉快的,人們從中感受到了宗教力並「擁有」了它,而這實質上是人自身力量與社會生活的異化。任何宗教都可以被化約為泛生信仰(animatism)。恰好科學從宗教的母體中孕育出來,「宗教對思想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它們建構了事物之間這種可能存在的親緣關係的最初表現。最根本的是別讓心靈被可見的外觀所奴役,而要讓它學會統轄事物的外觀,並把感覺所分裂的東西聯繫起來。因為人們一旦有了事物之間存在內在聯繫的觀念,科學和哲學也就成為可能了。宗教為此開闢了道路。」[5]

對人而言,宗教與科學分別提供了不同的世界解釋,各自有自己的適用範圍,現代化過程中,人們在思維意識上給宗教和科學進行了範圍劃分,不再單純地用宗教理解來統轄一切,而且科學不論怎麼發展也無法徹底取消宗教的存在,因為宗教是既不能被證實又不能被證偽的一套思想體系,人對宗教的信仰本質是一種激情而不是理性。迪爾凱姆十分重視宗教所具有的社會整合的功能,宗教使人們組成想像的共同體,共同在社會中有序地生活,賦予人生命的意義。而宗教的認知功能則逐步遠去,人們把認知世界的任務完全交給了科學,因為科學可以更好地完成認識世界的任務。但科學本身不具社會整合的功能: 這是由科學自身的內在屬性決定的,科學不能作出任何價值判斷,反過來科學自身的價值需要的到其他的學說思想信仰體系的認可。

這就涉及到了科學自身的特性,科學的內核是理性主義思維,理性主義主導的現代化則突出地表現為理性化。作為科學的基礎的理性主義思維以「脫嵌」為前提,現代人在思想上經歷了「人與自然的分離」和「個人與社群的分離」雙重的「脫嵌」,現代科學的興起就是人從自然中脫嵌出來的產物,直接導致主客體之間的二元分離與人類中心主義的轉向,最後使人脫離超驗世界,即去魅。去魅之後,意義統一的一元論世界變為一個二元論世界,一個價值與知識分離的世界來臨了。它著眼於「世界是什麼」的知識,擱置了價值與意義。在二元分裂的世界中,對於事實判斷,我們擁有客觀知識,而對價值問題,我們只有主觀意見。理性化有效解決世界的實然問題,但不能有效解決世界的應然問題,由理性化支配的科學可能提供關於事實的客觀描述,提供一種實然性的世界秩序、因果關係的秩序;但世界的理性化過程慢慢對價值意義變得沒有辦法提供可靠的普遍的回答,將價值與意義從客觀知識的領域驅趕出來。道德是一個個人選擇問題,高貴价值要麼去了神秘世界要麼去了個人世界,從公共領域逃遁,公共生活中我們無力達成共識。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科學精神本質上是西方古典文明中的日神精神,有限的個人不斷追求理性,在智力與思維上去無限接近神,日神精神啟示下的對世界的認知明顯不同於其他宗教對世界的認知,它始終是指向外部與他者而非關注人自身。因此,不論是古典文明時代的日神精神,還是近現代形成的科學精神的信仰本身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人會因此而失去人- 性,成為「非人」,根源也在於理性主義自身的悖論,在邏輯上追求窮盡,追求真理,只能走向極端,最後走向對人和人性的背離。同時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彷彿沒有界限,介入了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直接作用於所有的現代人,這也使得理性主義自身的悖論的文化危機具有更大的影響範圍與更深的危害程度。但是理性主義又是依附於人而存在的,理性主義導致人自身的覆滅時自然導致了自身的覆滅,這就是所謂的現代性危機。

Faust is the protagonist of a classic German legen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Johann Georg Faust (c. 1480–1540)

Illustration by Harry Clarke for Goethes Faust

科學是它者的宗教,科研者是別樣的「薩滿」,正如《浮士德》所暗示的那樣,人以自己的靈魂為代價與神魔簽約以獲得力量,最後卻因力量的失控而導致一幕幕悲劇的上演。科學理性讓人自由探索世界,而人的內在卻早已被囚禁,倘若科研者自身的」靈力」不夠強大,不足以抵禦科學理性自身強大的脫嵌慣性便會被反噬,最後死亡。對於有限的人而言,科學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美好,理性主義精神也是一種異化的存在,對此,人必須拿起美學與倫理來積極捍衛人之為人的屬性,這樣才能在享受科學帶來的成果與快樂時又不至於陷入沉淪與迷失。

科學理性始終指向它者,對人而言是冰冷的,傳統的宗教退卻了,當高度功用化的現代社會抽空了現代人的內心世界而現代人又不得不關心自己的內心世界時,最終現代人在內心深處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面對現代化中人的生存處境與現代化歷程中的社會危機與動蕩,迪爾凱姆分析了宗教原理與邏輯的社會性的知識,希望以此來再造宗教,讓眾神回歸以實現社會整合,這是他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對人的終極關懷與社會構想。在向大師致敬的同時,每個人也必須抇心自問:面對冰冷的科學,我真的準備好了嗎?


[1] 劉少傑:《國外社會學理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42

[2][法]埃米爾·迪爾凱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p58

[3][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p77

[4][法]埃米爾·迪爾凱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p305

[5][法]埃米爾·迪爾凱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p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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