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布斯之痛

本周一，在德國地位與中央電視台相仿的電視一台和二台同時於晨間節目中播出了對科特布斯市長凱爾希的專訪。凱爾希說，科特布斯的經費和人力都不足以接納更多難民。他進而直言不諱地批評上級政府說：「聯邦和聯邦州對地方負有保境安民的職責，但迄今我在科特布斯基本沒有感受到。」

1月中旬，位於柏林東南125公里處的科特布斯在7天內接連發生兩起未成年難民襲擊當地人的案件，一名當地青年被砍成重傷。不久後，1月20日，1500到2000名科特布斯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移民湧入和德國政府的難民政策。遊行隊伍中雖然也夾雜著新納粹和足球流氓，但更多的則是不願再沉默的普通民眾。

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之初，有10萬居民的科特布斯一度因超標接納難民而被媒體吹捧成德國城鎮踐行「歡迎文化」的模範。但2015年9月至今，科特布斯難民與本地人的比例已從4.5%升至8.5%，幾乎翻了一番。近幾個月，難民青少年與當地青年衝突頻發。1月初還發生了右翼分子衝進當地難民營毆打難民的案件。迫於多方壓力，科特布斯所在的勃蘭登堡州於1月19日宣布，不再從該州的中央收容所向科特布斯轉移安置難民。科特布斯也由此成為德國對難民開放邊境以來德國首個停止接納難民的城鎮。

可以說，不久前發生在科特布斯的這場「小難民危機」是整個德國難民問題的集中體現。德國聯邦內政部2017年4月發布的2016年犯罪統計數據表明，德國犯罪率在持續多年下滑後首次上浮。其中包括謀殺在內的致死案件增加了14.3%，強姦和其他性犯罪增加了12.8%。聯邦內政部長德邁齊埃委婉地表示，難民湧入是德國犯罪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原因。但統計也表明，難民的犯罪率並不比德國人高，只是難民人數的增加導致了案件增加，而且難民犯罪的受害者也主要是難民。

不論人們怎樣解讀統計數據，總歸自難民危機爆發以來，德國人即便在生活中並未切身感受到治安惡化，也會因隔三差五齣現在媒體報道中的難民惡性犯罪事件感到些許不安。2016年，德國發生多次恐襲。2017年，每隔一兩個月就會有難民——特別是青少年難民——製造的惡性案件見諸報端。其中中國女留學生被難民強姦的消息更是在國內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這些案件不僅降低了民眾的安全感，更重挫了德國政府的威信。

2016年12月19日晚，24歲的突尼西亞難民阿姆里駕車撞擊柏林西部一處聖誕市場，造成12人死亡，近50人受傷。而比襲擊本身更令人憂慮的是，調查表明，本就有極端化傾向的阿姆里很可能在柏林的一座清真寺受到了關鍵鼓動；而且阿姆里本來在恐襲數月前就被德國安全部門認定為「危險分子」並加以監控，後來卻又被視為「不構成緊迫威脅」而從德國安全機構的視野中消失了。

2017年5月，有德國媒體報道，越來越多的青年男性難民在柏林市中心賣淫。他們因為怕自己不符合避難條件而被遣返，於是離開難民收容所，露宿於柏林的公園和橋下，以賣淫維持生計。不少人還染上了毒癮。從上面兩件事可以看出，不論是對難民中極端分子的甄別防範，還是對青少年難民的組織管理，德國政府都有些力不從心。

未成年難民更是德國政府的一塊心病。由於德國的避難政策從人道主義出發向未成年人傾斜，允許獲准避難的未成年人申請讓父母來德國團聚，所以很多青年難民為了能順利留下都謊報年齡。德國《世界報》2017年11月報道，德國登記在冊的未成年難民估計約40%實際年齡在18歲以上。由於近期青少年難民犯罪頻發，而是否成年對判罰影響極大，所以有德國政治人物要求用X光骨齡鑒定的方法全面核查未成年難民的年齡。但德國聯邦醫師協會主席蒙哥馬利1月初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這不僅違反德國現行法律，而且在科學上也無法作出準確判斷。

而本周一，除了科特布斯市長為拒收難民所做的辯解外，石－荷州皮內貝爾格鎮政府發言人的表態也吸引了全德國的關注。這名發言人向外界證實，鎮政府已批准一名敘利亞難民的第二個妻子來德國與他團聚。該敘利亞難民目前和4個孩子以及一名妻子生活在皮內貝爾格，但這4個孩子是另外一名仍在敘利亞的妻子所生。因此，鎮政府為了孩子的福祉，特批在敘利亞的這名妻子來德國。另據媒體報道，這名難民和已經在德國這位妻子還有4個孩子留在敘利亞。

這條消息在德國引發了激烈爭論。這不僅是因為德國法律不承認一夫多妻制，更在於此例一開，個別的難民第三個和第四個妻子的家庭團聚問題可能也將提上日程，難民的更多親屬將有望來到德國。有德國網民在相關報道的網頁下留言道：「不知每天早晨4點起來烤麵包的德國麵包師繳的稅能養活幾個敘利亞孩子。」

這種酸溜溜的抱怨恰恰揭示了德國難民問題的實質。2015年8月德國總理默克爾之所以決定開放邊境接納難民，在爭取政治主動和人道主義考量之餘，還有一個重要動因就是要為人口嚴重老齡化的德國吸納新鮮血液。2015年11月，戴姆勒集團總裁蔡徹表示，雖然難民的融入是一項艱巨的社會任務，但處理好的話則可奠定德國下個經濟奇蹟的基礎。德國政商精英對難民問題的實用主義立場在這番話中表露無遺。當時德國媒體也跟風宣稱，不少敘利亞難民都是高素質專業人才。

但後來事實證明，不僅難民中的專業人才遠沒有蔡徹這樣的樂觀派想像得多，就是那些專業人才也要在克服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後才能融入德國社會。而這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難民湧入帶來的人口紅利還遠在天邊，隨之而來的經濟負擔和治安惡化則近在眼前。

由於近年德國貧富分化和人口老齡化加劇，德國中下層勞動者中的很多人都面臨到老貧窮的風險，即退休金可能還不及法定的最低月收入。而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所所長辛恩在2016年估算，德國政府每年平均在每個難民身上要花掉45萬歐元。在如此鮮明的反差之下，德國中下層勞動者很難用平和的心態看待難民問題。更何況今後難民即便能夠在德國就業，也將首先與他們爭奪工作崗位，社會治安惡化的風險也主要由他們來承擔。

也許在德國的一些政治精英和商界大佬看來，無論外國難民還是土生土長的德國人，在成為流水線上工人後便沒有區別。長期養尊處優脫離群眾的生活已經讓他們難以體察中下層人民的不安與焦慮。當然，德國的精英們也為這種遲鈍付出了代價。

2017年9月的德國大選中，聯合執政的聯盟黨與社民黨選票大幅流失，得票率跌至戰後最低點。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首次參選便成為德國第三大黨。而時至大選後三個多月的今天，德國主要政黨仍未完成組閣。各黨在組閣談判中爭議的一大焦點就是是否為每年接納難民人數設定上限和難民的家庭團聚問題。難民問題是德國從上到下都繞不過去的一道大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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