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的浪漫儀式感和民主的選擇困難症 | Vol.5

Side by Side（《陰陽相成》，也譯作《基努李維之數位任務（台）》、《追蹤電影未來》等）是由電影演員基努 · 里維斯（Keanu Reeves）擔任製片，與電影導演克里斯托弗 · 肯尼利（Christopher Kenneally）在 2012 年聯合製作的紀錄片。影片嚴肅又不失幽默地探討了「電影攝影的數字化」這一令人喜憂參半的趨勢。

2012 年我在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即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印象深刻。

製片人與導演在好萊塢的人脈使得這部探討電影業的影片有著近水樓台的先天優勢。通過深入訪問了一批著名導演，例如大衛 · 芬奇（David Fincher）、詹姆斯 · 卡麥隆（James Cameron）、馬丁 · 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等，以及不少知名明星與資深電影從業者，影片淋漓盡致地從各個角度現身說法。

多樣的觀點層出不窮，與其說是碰撞反倒更像是交融，算不上是針鋒相對，但確是互相補全和深入探討這個話題。

本片首先探討了「電影感」的問題。對於「電影感」這種廣為傳播的描述，大家都有不同的側重：比如指代畫面的動態範圍、鹵化銀的顆粒感這類實在的物理感受，或者是心理層面的品質感。

我嘗試著把它總結為一個相對矛盾的觀點。數碼化的攝錄品質對於模擬時代的膠片，一直都處在追趕的語境里。這種追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將兩者的距離拉近，但是從未超越。即便在超越之後，這兩者仍然被不斷比較。

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一種致敬。無論是保守派或激進派應該都無法否認膠片的地位，這是一種痛苦感給人帶來的珍貴乃至奢侈。反觀影片，其實討論的基礎也在這個起點上展開。

從膠片到數碼，兩個主流時代的轉換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權力的流動和再分配。

電影主創團隊中的 DP（Director of Photography，攝影指導）曾經是權力很大的人。但這種權力的來源是信息的不對等：不僅是知識、經驗、儲備，還有膠片的不便利性。這些都使 DP 在影像創作上擁有絕對的自主控制權，甚至可能凌駕於導演之上。

傳統製作的看片流程也將這種不便利性和「獨裁」轉化為一種浪漫的儀式感。像影片中提到的對「daily(s)（每日送廠沖印的毛片）」的期待、忐忑、狂喜和無奈，都是在描述對膠片又愛又恨的複雜情緒。這就像崇尚復古的影人組織 dogma 95，將拍攝載體限定於膠片，並將其稱為 academy 35mm，絕對是或多或少具有精英主義情結的 —— 哪怕它以返璞歸真的匿名形式呈現。

當「daily(s)」進化為「immediatelly(s)」、「copy（電影拷貝）」變成「clone（文件複製）」，快捷的回放和精確的複製失落了這種浪漫，也剝奪了 DP 的特權。正如一些業界人士意有所指的，每個人都開始對攝影師指指點點，認為這並不是多有技術含量的工作。

便利毫無疑問地是新時代的有力誘惑。對於攝影師和導演來說，信息不對等的護城河被填埋後，技術革命確實在關上一扇門的同時打開另一扇窗。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攝影機被解放了。更方便的機位運動、更長的運作時間、更簡便的操作方式提供了太多新的創作可能性。

數字化不僅僅體現在「獲取」，更把成品風貌的決定權往下游、後期擴散，例如 DI（Digital Intermediate，數字中間片）使得調光師有了新的創作空間，數字捕捉賦予了特效團隊全新的能力，剪輯師則徹底免於膠片報廢的恐懼，而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共同創作。電影越來越像是集體作品。這對於控制狂主創也許是災難，但客觀上卻為其他崗位創造了機會。

縱然藝術的話語權從 DP 分流到了各個部門，實際上更多人獲得了新的創作權（也許可以把這稱為「話語權守恆定律」）。

但新的問題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對創作一定是好事嗎？

從加拿大導演丹尼 · 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的例子看，正是在預算、人員等諸多限制下，獨立電影的經驗使他掌控《邊境殺手（Sicario）》這樣的劇情長片遊刃有餘，以非常少的預算獲得 2016 年奧斯卡最佳攝影、最佳配樂和最佳音效剪輯三項提名。

無限的可能性也帶來了冗餘的工作量，現場拍攝成本的降低對演員和工作人員來說由「造福」嬗變成了「綁架」，年產影片數量的爆發也使得精工細作成為過去式。演員和主創對此脫敏，片場那種屬於膠片的獨有的「每一鏡都至關重要（each take counts）」的張力不復存在，而素材的指數型增長給後期工作和儲存成本等都增加了負擔。這些都是揮舞創作自由這柄雙刃劍時可能傷及無辜的情況。

說到儲存，影片中特別提出了模擬時代在存儲和讀取上的奇特優勢。由於數碼技術的快速迭代，當代的攝影師就可能面臨因為播放器被淘汰而無法播放自己早期作品的尷尬，數碼的存儲更是有易於損壞之虞。

反而是膠片的攝取與存儲，幾乎完全不存在格式進化的問題。這對快餐時代常出現的向下兼容困境也算是一個諷刺了。

正確應用新技術的方式應該是揚長避短，化劣勢為優勢，而不是為差異化而更新。例如數碼攝影機雖然難以擺脫（從事實或心理上）一種「電視感」，但這點其實是可以加以改造來營造現場感的，從而創造齣電視電影、偽紀錄片等新的敘事體裁。

影片中展示的正面例子還包括大衛 · 芬奇憑藉《社交網路（Social Network）》以一己之力推進了攝影機革命，還有詹姆斯 · 卡麥隆用一部《阿凡達（Avatar）》革命性地把影院和觀影體驗帶進 3D IMAX 時代。

對於走進影院的大眾來說，這個時代激動人心的不僅是觀看的權力被隨意下放到每個人。他們還有機會走到鏡頭後，成為鏡頭的主宰，而不僅僅是被鏡頭擺布。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是一個低配的單人劇組。這是一個巨變。

有些電影人把電影院比作二十世紀的教堂。結合現在小屏幕的普及化，看電影的體驗變得私人（自私）和個性化（雜亂、多元，或自由）。

這樣的全民觀眾和全民掌鏡的潮流，是技術革命產生的民主化。它降低門檻、也降低品味（選擇的極度多樣化部分引致了選擇的困難性）。不過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觀點。

我相信《陰陽相成》這部紀錄片最大的價值所在，恐怕是將我們大部分的潛意識裡，那些根深蒂固的「攝影是有關攝影師的事」的概念大大拓展了。電影攝影從來都不僅僅只事關 DP，它可以左右劇本的創作走向，也可以控制導演的創意範疇，它甚至可以影響製片的操作流程、干涉演員的專業發揮、奠定剪輯的敘事風格等。

總體來說，影片是一直站在一個客觀溫和的立場上的。聽激進派如丹尼 · 鮑伊（Danny Boyle）或保守派如克里斯托弗 · 諾蘭（Christopher Nolan）解讀膠片進化的喜怒哀樂，七十多位被訪者用有條不紊的節奏被呈現在 99 分鐘的影片里。穿插其間的動畫令人賞心悅目，旁邊講解也一直讓人保持著興趣。它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當然也不可能有），但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即人類永遠需要故事，而故事的原理和講故事的方式並不曾改變，新的技術只是「gives the world new ways to dream（賦予世界以新的幻想方式）」。

這個立意才是高明之處。

馬丁 · 斯科塞斯在影片的結尾說：「數碼時代的人不再相信銀幕上的故事。數碼的無所不能，各種技術的實現並未讓電影變得更真實，反而在實際上更離間了人。」至於什麼是真實，就有點像是基努 · 里維斯本人主演的《黑客帝國（The Matrix）》里探討的問題了。

因此，從膠片時代向數碼時代的改變，意義遠不僅在於一種記錄載體的迭代，它改變的現實和未來比你我的想像更多。

Foovie 是由 ArcheX 影像團隊策劃與運營的主題放映。我們希望通過影片觀賞與分享，探索人與影像的關係，創造更多對於食物、設計、創新和商業的多元觀點。

ArcheX 是中國首個致力於食物、數字與商業設計的創新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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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Shooca Zhang

編輯 | Ningling Pan

策劃 | Shooca 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