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新石器南北文化的傳播方向及路線

編者按：本文摘自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37頁。本次編髮時省略了注釋和參考文獻，若有參考或引用，務請查閱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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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南北文化的傳播方向及路線

文化北傳和人們北移的趨勢

在稻作農產北傳的同時，長江流域的工具、用具、禮器、陶器、石器加工技術、生活方式等等，也傳到北方。既然長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已相當高，南方人遂向北開闢農田，逐步遷移到北方的土地。

文化交流與傳播問題非常複雜，蘊含許多細微而難知的因素。本文無意討論新石器晚期、青銅初期的族群來往與文化傳播過程，只是提出一些主要線索，以尋找稻作傳播的歷史背景。觀察南方農耕文化傳播的過程，我們依然可以發現沿海、淮河及漢水三條路線。

沿海線

稻作北傳的同時，長江三角洲的崧澤、良渚文化也同樣沿海岸向北傳到蘇北魯南；我們可以發現，此時的文化傳播跨越了稻作區，進入非農耕的族群。例如棗莊大汶口文化，雖然因地理因素，沒有吸收南方農耕技術，但器形具有明顯的南方因素，如石斧、石錛，都與典型的江南工具相同，陶器中鏤口紋足的豆、鬶、壺、鼎等器形，都反映出該地與蘇中海安青墩、高郵龍虯庄、太湖流域崧澤、北陰陽營文化的密切互動。另發現有良渚類型的玉飾。可見東南文化的北傳趨勢，已不限於稻作文明。從濟寧兗州王因遺址可以發現，本土的北辛文化到了大汶口時期，雖有獨特的面貌，但也多方面吸收了南方文化的器物。

最足以代表沿海線文化傳播現象的遺址，是蘇北魯南間的花廳遺址，其中發現有非常多的良渚陶器、玉器，年代也與良渚相當。但從花廳遺址的情況來看，該文化並非如良渚一樣屬於農業族群，反而屬於以狩獵維生的族群。花廳遺址的幾座大墓中，雖然隨葬品非常多，但喪葬形制和良渚不同。這些大墓除隨葬器物之外，還有殉人，包括男、女、小孩、嬰兒等。

學者們認為花廳是良渚時期的古國，不過花廳遺址有南、北兩區，南區年代較早，北區偏晚，兩者都與良渚有關，但親密度不同，社會情況也不相同[3]。南區墓葬的時代偏早，狩獵社會的特徵很明確；觀察北區的墓葬則有大量的兵器及外地的珍寶，這些珍寶主要來自良渚，還有薛家崗、高郵龍虯庄等（圖五：1、2），墓中又有殉狗和殉人。整體來看，像是掠奪族群的古國，而大墓的墓主似乎兼有巫師、大酋的身份。

圖五 1、龍虯庄文化陶豬形壺；2、花廳遺址發現陶豬形壺；3、4、薛家崗文化三足盉；5、金壇三星村文化帶把壺；6、金壇三星村文化三足盉；7、湖北武穴鼓山文化三足盉。

學者們多認為，花廳遺址反映出古代的掠奪戰爭。但有些學者們認為，花廳是被良渚人佔據的北方古國，盧建英先生則充分否定此說。以筆者淺見，花廳與良渚的關係更像北方的獵戰族群往南掠奪。就是通過掠奪，蘇北先民受到南方文明的影響，良渚文明乃得以繼續往北擴展，跨越了傳統的農耕地區。世界史中經常可以看到被掠奪者的文明深入影響掠奪者，並藉此擴展原有的文明範圍。

淮河線

淮河下中游的傳播路線與沿海路線交互影響，導致蘇皖文化具有複合性，以及多方面的共同性。蘇中海安青墩與淮河下游高郵龍虯庄、蘇北淮河古道鹽城阜寧縣陸庄文化很接近，都以崧澤、良渚為基礎，且有共同的地方特色。雖然源自崧澤、良渚的文化因素佔有優勢，但也和江南金壇三星村、北陰陽營文化相似。順著長江，潛山薛家崗文化也參與了蘇皖稻耕文明的互動及文化融合，相關問題學界已有許多論述（圖五；六）。從文化的融合、同化情形，觀察長江流域的鄂東武穴鼓山等文化遺址，可發現很多器物與太湖以西的蘇皖遺址相似（圖五：7）。江淮平原的肥沃土地適於稻作發展，其文化遺址不僅密度高且具多元性，江淮和江南農耕族群雖有往來，但沒有組成統一族群的社會或國家。

在淮河流域，也可以看到文化北傳至漁獵族群的趨勢。淮河中游的蚌埠雙墩侯家寨文化，雖然表現出獨特的面貌，但其接受稻穀食物的同時，也吸收了很多淮河下游的文化現象，例如雙墩的制陶技術與江蘇海安青墩、高郵龍虯庄墓有不少相同之處，一些器型也與金壇三星村文化相類。

蚌埠以北的尉遲寺遺址屬於另一種淮河中游的文化類型。其埋葬方式，包括幾種豎穴土坑以及兒童瓮棺葬，反映出不同社會階級的葬禮形式。尉遲寺與棗莊大汶口文化很接近，雖然南方稻作很少，但他們所用的石斧、鉞、錛都屬南方體系，陶器中也有源自蘇皖平原的南方器型。淮河一方面是魯蘇皖豫之間主要的東、西交通路線，但同時也是南北交流的關鍵地區。長江先民的文化，經江淮平原逐步傳播到淮北地區。北方的文化、物資也可能經此進入南方。（這牽涉到部分玉料來源問題，本文暫不討論）。

圖六 1、2：龍虯庄文化三足盉；3、青墩文化三足盉；4、薛家崗文化帶蓋陶鼎；5、龍虯庄文化帶蓋陶鼎。

淮河流域的文化傳入豫東周口，因此周口鹿邑縣武庄與晚北侯家寨遺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且與南方蘇皖平原的北陰陽營、薛家崗有很多相似之處。信陽淮濱和南山咀也發現了接近淮河中游類型的遺址。雖然學者們經常將淮河上游的賈湖遺址與中下游混為一談，但賈湖的石器、陶器都與蘇皖文化不同。淮河文化的交流範圍應極少跨過大別山脈。

漢水流域線

前述賈湖遺址的稻作技術，應源自江漢平原的彭頭山文化，賈湖遺址的部分文物與江漢城背溪、皂市下層文化相同，並與豫西南淅川縣地區有關。在賈湖遺址的上層（距今約7000年）發現綠松石，其來源必然涉及礦石產區。中國境內的綠松石礦主要有兩處，一在青海、新疆，二在湖北鄖縣、陝西白河、河南淅川，另外，安徽馬鞍山亦有少數產出。鄖縣、白河、淅川之間的三角地帶是綠松石最豐富的地方。賈湖遺址的綠松石來源應是豫西南淅川縣。此亦證明了賈湖文化與丹江及漢水文化有所交流。

圖七 1、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顴魚石斧圖陶缸；2、臨汝閻村遺址本土的石斧。

豫西南丹江流域淅川縣的下王崗新石器早期文化，基本上可以歸為河南仰韶類型，年代是距今7000－5000年間，從早一期遺物來看，當地先民生活是以漁、獵為主，不分男女都從事漁獵，狩獵時用田犬。此外，遺址還出現少數農具，可以視為江漢平原北疆的文化，在考古界被歸類於屈家嶺文化，其石器均屬南方系列的斧、鉞、錛、鑿等；陶器也多數屬於屈家嶺的黑陶與紅陶，與湖北京山屈家嶺文化相同；另外也有玉鏟、玉鑿、綠松石的耳墜出土。中期先民的生活方式以農耕為主、漁獵為輔，且稻作佔有優勢。下王崗遺址的新石器末期地層屬湖北石家河文化，其後是典型的盤龍城文化面貌。直至商周時期，此地依然有聚落遺址。

丹江黃楝樹遺址的情況相同。下層文化屬於河南仰韶，距今5000年後的文化面貌符合江漢平原屈家嶺、石家河的類型，其青銅早期則相當於盤龍城文化的類型。黃楝樹屈家嶺的村落建築有很強的整體性與規劃性，一個村落應屬同一親族團體，但每一小家庭都有獨立的私有空間，允許各家在生產與生活中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這都是楊權喜先生所謂的屈家嶺文化進入文明階段的標誌。筆者推想，這種社會結構可能奠基於農產的需求。水稻栽培需要群體的配合，以保障農田有足夠的水源。在此基礎上，屈家嶺文化出現了小型古國。最近幾年的發掘，丹江流域淅川吳營也發現典型的屈家嶺遺址，吳營聚落與黃楝樹聚落應有密切關聯，構成丹江農產線。

黍在灌河流域淅川溝灣遺址的農產中一直保有優勢，稻為次要農產，但在其它文化方面，也顯示從仰韶到屈家嶺、石家河的發展脈絡。前四期屬仰韶文化，而在仰韶三期已開始出現稻穀；仰韶四期的時候，粟、稻比例已相同，黍則為稻的兩倍。靳松安先生認為，在仰韶三期文化中已可以發現江漢大溪文化的影響。五期文化的地層最厚，屬於屈家嶺類型，稻作比例已相當於黍作。六期則屬石家河文化，三種農作物的產量都增加，雖然沒有以稻取代黍、粟的趨勢，但在文化上完全符合江漢平原的石家河特徵。

學者們發現距今5000－3700年間，駐馬店地區的文化發展，乃從屈家嶺、石家河到二里頭類型一脈相承。屈家嶺文化取代了本土仰韶廟底溝文化。早在廟底溝文化中，已可見大溪文化的影響，從屈家嶺開始，在石家河、二里頭遺址中，黍產量減少，稻作成為主流。楊庄遺址一、二期文化屬典型石家河，陶器、石器皆同，又發現與石家河相同的陶鳥（圖八：7），三期文化年代與盤龍城一、二期（二里頭一、二期)相同，文化面貌也一致。駐馬店與信陽地區二里頭時代的文化相似，都是以石家河文化為基礎。

北汝河流域汝州地區仰韶晚期的陶罐彩圖上，所繪的石斧形狀與當時的本地石斧不同（圖七），卻與長江石斧一致。古人將遠地的器物當作神秘的令牌，說明當時的南北交流極少涉足北汝河流域，使人們特別重視這些罕見的物品。距今6000至5000年間，汝州洪山廟遺址的文化類型屬河南仰韶，並可見廟底溝與馬家窯文化的影響，但卻未見南方文化傳來的因素。

然而，直至新石器、青銅之際，汝州地區已有很多石家河文物，陶鳥、紡輪的刻紋、陶鬶、罐、石斧、錛等。汝州李樓遺址一期出土了刮削器和簡單的手斧類工具，而在距今4100－3700年間的二期文化無此發現，二期出土的工具為石錛、帶柄長斧、磨棒、磨盤、石鏃、骨鏃等，陶器包括南方類型的黑陶，此外還有與石家河相同的陶鳥（圖八：1－6）。汝州煤山文化與李樓遺址很相似，發掘者指出，煤山遺址與湖北西花園石家河遺址非常接近，說明汝州地區有很多源自南方石家河文化的因素。汝州離鄭洛地區不遠，而且李樓遺址曾出土早期二里頭晚期類型的青銅器，因此本遺址屬於鄭洛新石器和青銅早期文化遺址。

圖八 1－3、汝州李樓遺址陶鳥；4、石家河肖家屋脊遺址陶鳥；5－6、石家河鄧家灣遺址陶鳥；7、駐馬店楊庄一期石家河文化陶鳥；8、偃師二里頭遺址鳥頭。

禹州瓦店新石器末期、青銅之際的遺址，出土的多數陶、石、玉器均屬石家河類型，禹州瓦店發現的鷹形筓，與石家河出土的幾件玉鷹形筓相同。（圖九：1、4、5）。

大約同時，新密市新砦遺址的文化面貌及具體的陶器、石器亦以石家河類型為基礎，且幾乎不見異石家河風格的器物。新砦二期出土的公元前19－18世紀器蓋龍面圖，學者們將之與石家河神面圖作聯結（圖三三：8）。年代相當於新砦時期的花地嘴遺址出土硃砂繪陶瓮，學者們也以石家河神像結構來分析其圖案。雖然筆者不贊成對此圖案意義義的解說，但贊成其與石家河的關聯，這種江河文化間的關係或許並非偶然。鄭州花地嘴遺址的陶器、玉器（圖五七：11），都與石家河所見相當。登封王城崗遺址，從距今4200年之後，石家河類型的陶器出土率也有所提升。

圖九、石家河玉鷹筓 1－2、陜北神木石峁遺址埋藏的石家河玉鷹形筓；3、禹州瓦店玉鷹形筓；4－5、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玉鷹形筓；6、武漢黃陂盤龍城玉鷹形筓；7、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鷹形筓。

黃河南岸鄭州大河村的典型黃河仰韶遺址，其文化在距今4400年前後出現了變化。雖然其農作可能以高粱為主，但開始出現少數稻穀，這或許不是本土栽培，而是與鄭州以南地區交易得來[36]；另外，在遺址中的石家河缸、罐、豆等陶器之出現率逐步增加，而仰韶彩陶卻逐步消失，直至二里頭時期情況依然如此。

孫廣清先生統計分析，河南地區已發現143座屈家嶺遺址，其分布是以南陽、信陽、駐馬店最多，漯河、平頂山一路到鄭州、洛陽、三門峽，雖然數量變少，但依然可見；至於駐馬店以東的豫東地區，乃是大汶口文化的傳播範圍。近十幾年，發掘出的河南屈家嶺、石家河遺址數量更多。根據考古發現可知，新石器、青銅時期之際，江漢農產、文化已擴展到河南中原，併到達黃河南岸。這種文化傳播，必然會影響江、河之間青銅時代早期的社會與文明的形成。

本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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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郭靜雲

【書名】 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11月

【說明】 共537頁，74萬1千字，插圖150幅，精裝定價148元。

（本號編輯：散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