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控制他人的內心——洗腦

帕蒂·赫斯特案讓整個西方輿論界嘩然，當一個社會名媛被綁架後轉變成劫匪，光以此作為新聞標題就已經足夠轟動和神奇，與此相類似的事件並不在少數，比如「莫斯科審判秀」[1]和「敏澤迪大主教案」[2]，這迫使人們思考一個問題：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操控他人心理，真的可以實現么？

西方真正將控制他人內心世界上升到理論和科學研究的層次，是在「洗腦」概念提出之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為首的美國情報部門以不知情的美國民眾為對象進行了大量的思想及其控制的相關研究[3]，這些研究涉及到了社會和自然等學科的多個方面，其參與部門牽涉甚廣。1975年，這些計劃被揭露並引起軒然大波，使得美國民眾對政府與情報部門的不信任達到極致 (Marks, 1979)。

有關洗腦的概念其實最早可以追溯至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審判所，現代許多美國心理學家的研究更多是把洗腦與上世紀50年代共產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朝鮮、東歐、前蘇聯等國家）對待不同政見者的統治方式相聯繫(史溪源, 2012)。

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些被俘虜的聯合國部隊士兵改變了自己原先對資本主義的信仰，而改信了共產主義，他們被認為本應該是國家最忠誠的衛士，被釋放後，這些人[4]卻開始詆毀自己的國家，有些戰俘在被釋放後甚至拒絕回國[5]。

由於當時東西方存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立，有人為了詆毀「思想改造」，就給其取了一個貶義的名字——「洗腦」（Brainwash），因而「洗腦」（Brainwash）這個詞從一誕生就是一個為了表達諷刺的非正式貶義詞。「Brainwash」後來由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7]傳到美國，非常形象的辭彙「Brainwash」很快便在西方流傳開來。

當心理健全的戰士在思想上居然完全「反水」，從政權的捍衛者變成了政權的反對者，任誰發現這個現象後都會驚訝不已：這難道不是古老「巫術」在作怪么！

如果你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當你看到自己的士兵被俘前後居然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只要你的嗅覺夠敏銳，肯定會坐立不安，要是同樣的改變發生在自己的國民身上，那自己還如何去管理這個國家？手中的政權肯定很快就完了！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20世紀末，很多國家相繼發生「和平演變」，特別是近些年東歐國家陸續發生的「顏色革命」震驚了全球，當這些政權交替在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我們才能體會到當時西方國家領導人所能感受到的恐懼和焦慮。

「和平演變」能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成功，雖然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推行和支持有很多關係，然而其背後心理戰的思想更是不可或缺，它源自於1993年吉恩·夏普[6]出版《從獨裁到民主》一書，書中最核心的理論是「如果民主觀念作為普世價值輸出世界，那麼通過非暴力手段可以實現政權更替。」

夏普在書中列出了198種非暴力推翻政權的辦法，「顏色革命」也向人們證明了思想戰爭的巨大能量。

相對於「顏色革命」，其實同樣的危機早在二戰結束後就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過，只是當時這個「武器」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手裡，被迫防禦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民主國家」的政府權力來自於民眾的選票，因而，類似的「和平演變」手段會讓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執政者的後背直冒冷汗。於是，對抗不可避免地加劇了。

與冷戰同時進行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詆毀和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妖魔化，這是阻止「和平演變」的必然選擇：與「共產主義」有關的很多概念被極端扭曲，甚至出現了「共妻」的說法，顯然只要能讓民眾反感，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並不介意非法剝奪民眾的知情權。

類似的宣傳和教育無疑觸動了國內民眾的神經，導致民眾長期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抵觸和誤解，這種抵觸和誤解甚至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我們回到學術界對「洗腦」的研究和認識。

「洗腦」這一辭彙在被創造出來之後，常被看作是「精神控制」的同義詞，比如有學者將洗腦等同於「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其策略是以特定手段操個體認知基模，以徹底改造其內部和外部世界的認知 (Fisks & Taylor, 1991)，由於這種策略往往將損害被操縱者，因而無法獲得人們的正面評價。

然而，雖然「洗腦」為大眾熟知，卻仍然難以為學術界接受，事實上，它的存在本身就受到諸多質疑。例如：

美國科學研究宗教學會和美國社會學會在提供專家證言給美國最高法院時就認為，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新興宗教團體利用了「洗腦」手段的說法 (Richardson, 1985)；

學者在真正深入調查新興宗教後發現「洗腦」的說法更像是一種記者嘩眾取寵的說辭，其本身並不可靠 (Barker, 1984)，它甚至被批判為「最糟糕的『偽科學』」 (斯塔克·羅德尼 & 羅傑爾·芬克, 2004)。

60多年後的今天，即使美國政府也承認朝鮮戰爭中出現的士兵「反水」案例更多的是出於政治或現實原因，而非由於「洗腦」，例如一名黑人戰俘拒絕遣返是由於不願再回到充滿苦難和歧視的種族隔離生活中去 (王唯笑, 2011, 頁 18)。

顯然，上述困境出現的最大原因在於我們對洗腦理解的片面性，我們更加關注其技術性和工具性，而忽略了它究竟想要達到的真正目的和實質意圖，這樣的認識會讓我們忽略控制行為背後的深層次內涵。

相對於前期人們對心理學和社會學方面解釋的關注，2004年牛津大學學者凱瑟琳·泰勒(2013)曾試圖從生理學上對洗腦的原理進行解釋，認為思想是變動的，而有意的、重複的灌輸可以影響、動搖和改變一個人的情感和信仰。

試圖從大腦的一些電化學信號和化學信號中找出最終答案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嘗試，儘管如此，人們對「思想控制」的認識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備註：

1. 莫斯科審判秀（Moscow Show Trials，1936-1938），指發生在上世紀30年度蘇聯「大清洗」運動中走過場的定罪審判，被清洗對象不僅不為自己辯護，反而主動承認自己的罪行並要求加重處罰的審判。當時蘇聯出現了大量這類特殊審判案例，以至於英語出現了一個「Show Trials」的新詞。
2. 約瑟·敏澤迪是匈牙利天主教會領袖、東歐最高樞機主教，有望成為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的繼任者。1949年，敏澤迪大主教在法庭上供認自己策划了匈牙利皇冠珠寶盜竊案，其供述的動機是為了加冕奧托·馮·哈布斯堡為東歐帝國皇帝。他還供認自己計劃推翻共產主義政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並聲稱一旦美國贏得戰爭，他就能在匈牙利執掌政權。西方國家認為敏澤迪公開承認罪行是由於被捕後被洗腦的結果，他雖然反對共產黨對匈牙利的控制，但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叛國者。
3. 這一系列實驗包括吐真劑（True Drug）、藍鳥計劃（BlueBird）、朝鮮薊計劃（ARTICHOKE）、安全屋實驗（The Safe house）、感官隔離（Sensory Deprivation）、催眠、前腦葉白質切除術等實驗。
4. 美國社會學家尤德仁·金基德斯（Yuderon Kinjides ）證實：「幾乎三分之一的美軍戰俘因與敵人進行某種合作而成為國家的罪人」(H·A·謝列茲涅夫, 1981)。
5. 21名美國戰俘在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後拒絕遣返回國，他們因此遭受到美國政府和民眾的指責。新聞周刊將這21名美國人描述為「最對不起美國、最沒原則、最沒尊嚴的一群人」，並聲稱「他們中的一半都是同性戀，而非嚮往共產主義」(Adams, 2007)。
6. 吉恩?夏普（Gene Sharp，1928- ）：美國政治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學者，以對權利和非暴力運動的著述著名，被視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
7. 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1902-1978）：美國記者，中情局特工，於1951年公開提出洗腦的概念而為人所知。

參考文獻：

1. Marks, J. (1979).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CIA and Mind Control,. Times Books.
2. 羅德尼?斯達克, & 羅傑?爾芬克. (2004). 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 (楊鳳剛, 翻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 史溪源. (2012). 儀式與精神控制——對某培訓組織課程對其成員態度影晌的研究. 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4. Fisks, S., & Taylor, S. (1991). Social cognition(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5. Richardson, J. (1985). The active vs passive convert:Paradigm conflict in conversion/recruitment research. Journal foe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 24:163-179.
6. Barker, E. (1984). The Making of a Moonie: Brainwashing or Choice. Oxford : Bail Blackwell.
7. 王唯笑. (2011). 朝鮮戰爭戰俘問題研究. 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8. 凱瑟琳·泰勒. (2013). 洗腦心理學.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9. 謝列茲涅夫. (1981). 心理戰——戰爭與意識形態鬥爭. (張俊英, 翻譯)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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