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 依附的強化
依附是通過資源為基礎進行維繫的，依附得以存在，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
- 資源佔有是排他的；
- 施控者佔據的資源相對富餘；
- 受眾缺乏資源。
也就是說，資源的不公平佔有和相對缺乏是維持依附的最基本條件，否則，依附關係就不會存在。如果受眾能獲取其他渠道的資源，或者施控者提供的資源不能夠滿足受眾，那麼原有的依附關係是隨時會破裂的，因而，依附形成的互動關係並非是一種穩定的控制關係。
假設受眾擺脫原有的依附關係，進入到一種新的處境中，這時可能出現兩種預期情況：一是受眾擺脫現有依附關係後處境變得更好，那麼這樣的預期將使得受眾很可能會打破現有依附關係而去選擇更好的處境，這反過來說明現有的依附關係非常脆弱，我們可以稱之為弱依附關係；相反，如果受眾擺脫現有依附關係後處境變得更差，則說明現有的依附關係較為穩定，我們可以稱之為強依附關係。顯然，在實際控制中，施控者希望與受眾建立強依附關係，而非弱依附關係，這樣才能夠強化控制。
那麼，我們如何能使依附關係強化？從大的環境來說，通過相應政策或手段確保財產私有制的合法存在是前提條件，此外，社會大眾必須接受大部分人成為事實上的無產者，認可不公平的社會財產分配模式，否則人們就將回到自給自足的傳統關係模式中。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他們是統治者對國家進行頂層設計時需要考慮的事情，對於其他施控者而言，他可以從增加依附的吸引力和降低受眾的議價能力兩方面來操作。
1) 增加依附的吸引力
施控者可以給予受眾更高、更優質的交換回饋，或者增加依附後的優越感。最為簡單且節約成本的方式就是給予部分受眾某些特權。例如，在中國，封建制能夠穩定的重要原因在於精英階層（即官員和文人）在歷代法律面前都是享有特權的，例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八議」「官當」等制度時代官員犯罪時能夠被減輕處罰，在法律面前，普通民眾和官員是不平等的。特權是相應特權體制設立的結果，特權的存在會強化體制，承認特權、追求特權其實是承認體制本身，它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既得利益者會想方設法保護自身的特權，這促使他們去為維護現有體制，確保自身特權不被剝奪；二是非特權者往往會想方設法（例如取悅統治者，儘力滿足統治者需求）來獲取特權，這間接維護了現有體制。打破特權的方式只能是打破或改變體制。
特權對於依附的強化來自於擁有特權者和沒有特權者之間對比而產生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體現的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地位、財富、名望，只有存在這種比較，特權導致的優越感才能產生。如果通過待遇比較發現自己能獲得一般人無法獲取的獨特好處，那麼特權就產生了，非一視同仁的待遇無疑是特權的最直接實現形式，特權增加的是依附所獲得的相對價值，而不一定是絕對價值。
特權對依附的強化是巨大的，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你能讓一個人感覺死得比他人死更有特權，那麼這個人對於犧牲可能更加會義無反顧，我們來看看日本給了戰死的軍人什麼特權。在日本，戰死軍人可以被安置進靖國神社進行供奉，而「靖國神社」擁有的八項特權：
「1.只問是否戰亡而不論其出身，皆可成神；2.多神並列，不分主次，可以隨戰爭進行和戰死者的增加而不斷增加；3.供奉祭被列為大祭；4.供奉標準或資格的恩惠性和隨意性；5.與軍界具有緊密的『天然』聯繫，神職人員的『軍職』地位很高；6.受到崇高的皇室禮遇，可以享用皇室的16瓣菊花；7.以靖國神社為頂點，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軍祭』神社體系；8.『超宗教性』活動」。
這種的特權，無疑對強化由依附而形成的軍國主義關係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對於普通日本民眾而言，死後能享受「神」的待遇將具有巨大的優越感和吸引力，他們自然甘願被天皇控制，為了戰爭而不顧生死。
與此相類似，二戰前的德國軍人也享有極大的特權[1]，這些特權使「軍人」成為當時德國最讓人羨慕的職業，特別是對年輕人而言更是如此，從軍的高額收益反而成為了冒險的理由。正因如此，二戰結束後，盟軍為了破壞德國的戰爭機器，首先實施的策略就是剝奪德國軍人（特別是軍官）的一切特權，包括取消各種保險和福利政策，發放僅夠維持最低生活保障的最低社會保障金，破壞軍人階層的名譽、榮譽，使軍人喪失原先的高貴身份，使軍人職業變成貧困和受鄙視的象徵。
2) 降低受眾的議價能力
任何一種依附關係，都存在依附雙方的博弈問題。博弈方擁有博弈的資本就是「議價能力」，在依附關係的博弈中，議價能力表現為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價碼，雙方對交換價值的對價決定者依附關係能否建立。對於依附者來說，他們最根本、最基礎的議價資本，是其打破依附關係（例如辭職或跳槽）的能力和底氣，具體而言，是其自身完成特定任務的能力，即他所具備技能的不可替代性。
拉斯韋爾(1992,頁 77)認為，所謂技能是指某種能教授和習得的作業方法，包括使用事物或事物象徵的技術（如手工工人或工程師的技術），運用儀式象徵的技術以及暴力、組織、宣傳、分析等技術。技能需要個人能力和知識來支撐，個人能力具有差異性，而知識作為人類智慧傳承的載體，是非差異化的，它是全人類智慧財富的客觀總結。很多學者認為知識就是力量，它與權力實質上是一對共生體 (Lyon, 1994)，福柯(2007)也認為，「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當知識作為社會的一種公共財富變得越來越普及，這說明知識所對應的社會技能也越來越普及，那麼，個體的技能將會失去其不可替代性，由於競爭的存在，那麼個體的技能就會變得越來越廉價，從而失去議價能力。如果受眾沒有相應的議價能力，那麼依附就就會自然而言變成強依附關係。
此外，降低依附者本身的技能競爭力，也能變相地打壓依附者的議價能力，這一點在軍隊、政府機構等較為封閉的職業系統中體現得更為明顯。相關的策略是多種多樣的，比如通過減少對外交往的形式限制技術交流，限制培訓和技能深造，利用時間消解、荒廢技術人員的專業能力，安排專業人員任職於非對口崗位，安排非專業任務或瑣碎事物等。
現代工業造就了一個巨大的社會機器，隨著社會資源向極少部分人集中，社會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無產者，他們沒有資源，也沒有資本，只得通過主動依附於強者以生存，他們難以成為獨立的生存單位，也無法成為合伙人，只得變成普通僱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機器中的一個小零件，存在感越來越低，能夠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小，「在這個時代我們都存在一種個人被淹沒了的感覺」，「多數個人在大部分工作時間內都不得不像機械中的合作齒輪一樣合作」 (Royce, 1913)。
備註：
- 儘管德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軍人職業仍然充滿吸引力，其主要表現為：一是高貴的身份地位及其榮譽；二是保障待遇豐厚，標準遠高於普通社會成員；三是軍人直接歸國王統率，享有特殊權力，不論國家再貧困，軍人的保障永遠不變。
參考文獻：
- 哈羅德?D?拉斯韋爾. (1992). 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 (楊昌裕, 翻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yon, D. (1994).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米歇爾?福柯. (2007). 規訓與懲罰. (劉北成, & 楊遠嬰, 翻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Royce, J. (1913). The Probem of Christianity(vo1.2). N.Y.: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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