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資源、依附和權力

權力是實現一種預期影響的支配力量，擁有它的人能強迫的客體服從，支配客體命運，因而權力可以被定義為「個人或群體使其他人或群體的行為按照所預期的方式改變的能力」 (哈羅德·D·拉斯韋爾 & 亞伯拉罕·卡普蘭, 2012)，它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係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馬克斯·韋伯, 1997)。人體是權力的直接對象，「權力關係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意思和發出某些信號」 (米歇爾·福柯, 2007, 頁 153)，它依靠個體能夠操作的暴力、資源和知識等來實現。正因為如此，權力無法被孤立地看待與界定。權力轉移也「不是簡單地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或是從一個集團轉給另一個集團，而是操縱的、為保持控制而進行的暴力、財富和知識交織在一起的根本轉變」 (托夫勒, 2006)。

在權力實現的過程中，佔據資源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實現從佔有資源到擁有權力的橋樑就是依附，依附將資源變成了最重要、最直接的權力體現形式。例如遜尼教法要求哈里發必須是具備「雅姆爾」的古萊氏部落成年穆斯林男性，「雅姆爾」意為權威，實際上指擁有領土，並在這片土地上實施伊斯蘭法，因而擁有並控制領土是成為哈里發的必要條件，這也是伊斯蘭國與其他伊斯蘭恐怖組織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因為失去土地便意味著失去統治的「合法性」。

依附導致的權力本質是個體對資源的依賴，如果他人對某個東西產生需求，並且極度依賴，他們就會為了滿足需求而付出行為，這就形成了依附，並造就了權力。人們對資源依賴程度決定了權力的大小，對資源的依賴程度越高，由資源派生出的權力也就越大。馬爾薩斯(1962)認為，私有財產權的確立是上述現象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於個體對資源的依賴程度與資源可獲得性的難度、主觀或客觀上對資源的需求程度和資源的不可替代程度相關，因為權力的大小與個體掌握資源的這三方面屬性直接相關。群體成員的權力同樣來自於其它成員對其的依賴，依賴性越強，被依賴方的權力也相應的越大，只是這種需求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還是可能是心理上的。

總體來說，資源、依附和權力這三者間有著剪不斷的關係：權力實現的前提是掌握資源，它依賴資源和暴力建立起的契約式依附關係；依附是權力的直接體現，它是一種資源轉化為權力的橋樑和具體形式，並反過來維繫權力；資源是權力最終的目的，也是權力存在並運行的支撐和動力。

當我們理解了上述三者的關係，我們就能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契約情景描述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擁有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可以通過合法的契約關係製造依附，並形成權力，他們通過這個權力榨取工人通過自身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變相實現剝削、壓迫和掠奪，而勞動者只能用自己的勞動力換取不公平的勞動報酬以維持生活。對於勞動者而言，他自身勞動力的價值在於他人對其的需求程度，當他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而他的勞動又沒有需求時，那他就真正一無所有了。反過來，如果他想避免對他人過度依賴，只能通過改變自身勞動力的方式以提高其資源品質。

權力自誕生之始就只屬於少數人的。即使到了現代社會，「現代法治的獨裁主義色彩一點也不遜色於此前的人治社會，它採用複雜而間接的手法極不公平地分配著財富和權力，並讓旁觀者難以看出端倪」(Zinn, 1971)。標榜公平正義的政府不過是權力的代言人，它們在不得不屈從於權力關係的同時，也被權力所綁架。儘管現代法律強調公民間法律關係的平等，而非先前的依附，然而科層制的權力分配體系並未被打破，甚至因此得到加強，正因為此，僅僅是形式上合理的科層制受到學者們指責和質疑，以備受推崇的專家系統為例，馬克斯·韋伯(1987)質疑道，「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參考文獻：

1. 哈羅德?D?拉斯韋爾, & 亞伯拉罕?卡普蘭. (2012). 權力與社會:一項政治研究的框架. (王菲, 翻譯)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 馬克斯?韋伯. (1997). 經濟與社會. (林榮遠, 翻譯) 商務印書館.
3. 米歇爾?福柯. (2007). 規訓與懲罰. (劉北成, & 楊遠嬰, 翻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 托夫勒. (2006). 未來的衝擊. (蔡伸章, 翻譯) 中信出版社.
5. 馬爾薩斯. (1962). 政治經濟學原理. (廈門大學經濟系翻譯組, 翻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6. Zinn, H. (1971). The conspiracy of law. In R. Wolff, The Rule of Law (pp. 15-36).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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