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易控傾向及其特徵

02-12

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2004, 頁 279)認為：「永遠有這樣的人，它們的信仰是靠灌輸，而不是靠論證得來的。」對於施控者而言，這些人是他們理想的受眾，他們需要找到這些人。

根據人們對於人的心理（如人格、智力、道德等）是確定不變的還是可變的認識，形成了兩種內隱理論——實體論（entity theory）和漸變論（incremental theory）。實體論認為人的心理是一些確定不變的實體，儘管個人動機和努力難以改變其屬性；相反，漸變論主張心理屬性是動態可塑的，個人可以通過努力去影響改變它 (Dweck, 2000)。當我們將這兩者主張與我們在「心理的塑造受哪些因素影響？」一文中介紹的內容聯繫起來時，我們會發現，實體論中那些認為心理屬性不變的主張與遺傳論是相一致的，而漸變論則與環境論相一致，如果從這點看，人類的屬性應該是既有實體性，又有漸變性，因為人類的心理同時受到遺傳和環境的雙重影響。

從篩選的角度來說，心理的實體性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它們往往難以被改變，篩選的意義在於：一方面，一些表現出實體性的心理因素使得個體難以被控制，而另一些則導致個體容易被控制，由於任何妄圖通過洗腦的手段來改變這些心理現狀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那麼施控者無疑只能剔除前者，而選擇後者，這類篩選是為了保證控制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施控者可以通過洗腦的方式影響那些具有漸變性的心理，因為理論上來說這些心理都能夠被操控和影響，然而現實生活中卻必須要考慮控制的成本問題，這也意味著施控者要選擇那些影響成本低的漸變心理，這類篩選是為了保證控制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說，篩選出於兩個原因：

一是經濟原因，通過篩選以降低控制（洗腦）的成本；
二是技術原因，有些人能夠被控制，有些人不能被控制，要有效控制一個群體，那些就必須進行篩選。

上世紀60年代，科學家曾試圖找到人格特徵與社會行為之間的關係，結果卻失望地發現兩者之間僅存在著微弱的關聯 (Mischel, 1968)，相比於根據情境的影響力，人格測試分析並不能很好地預測個體的行為，不過後來的研究發現，當社會影響非常弱時，個性也能較好地預測行為 (戴維·邁爾斯, 2014, 頁 214)。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相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行為，而相同人格的人在相同情境下的選擇具有相似的傾向性。當施控者提供相同的洗腦環境，會有部分人不容易受到影響，同樣也會有一部分人容易被影響，這部分容易被影響的人具備某些相似的傾向性特徵，具備這些特徵的便是易控者。

例如，荷蘭國家情報和安全總局研究發現，伊斯蘭恐怖組織的主要招募對象是18-32歲間的皈依伊斯蘭教的歐洲人、新移民和第二、三代移民 (Taarnby, 2005)。從被招募者人格特質上來看，往往表現為內向、怯懦、孤獨、自卑、敏感、脆弱、情緒化、依賴、幼稚、輕信、厭世、叛逆、易受暗示、不善交往、耐挫力或社會適應力差等特點 (陳華, 2003)。生活的挫敗感使得這些人主動去尋求宗教上的精神慰籍，並最終皈依。有意思的是，這個過程中教育程度的影響並不關鍵，被招募的年輕男性涵蓋了各個不同的階層，很多人有科技或醫學專業的大學學歷，擁有工程師、醫生等的資質 (吳經泳, 2010, 頁 27,41)。西班牙學者佩佩·羅德里格斯(2001)指出：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邪教的俘虜，必定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條件：一是有某種傾向信教的天性；二是個人由於一時的反常情況或某種長時間懸而未決的難題，正處在特別嚴重和痛苦的危機中，並感受到由此引發的超越個人所能承受的焦慮和壓力；三是被招募徒眾的教派人員以適當的方式說服；四是教派提出的宗旨切中了當事者的需要、利益和思想。」

這四個條件雖然都不可或缺，然而第一個條件才是信徒皈依的關鍵，只要第一個條件具備了，生活中各事件的不斷組合總歸有可能湊齊其他三個條件，從而導致信徒實際上的皈依。

可見，實際情況與我們的分析是吻合的，具有某些特定傾向（比如信教傾向）的人更加容易被控制。

當我們抽絲剝繭般地分析這些心理特徵時，我們會發現這些心理往往能與現實進行一定的對照，這使得我們能大致得出以下易於使個體被他人控制的心理特徵：

1.強烈的需要

美國學者格洛克提出了「短缺」理論，認為個人飯依宗教問題來自於五種類型的短缺：一是經濟上的短缺，即主觀地感知或客觀地界定出物質必須品短期，感覺自己是窮人；二是社會上的短缺，缺少社會權力或社會活動機會，它往往是經濟短缺的結果；三是機體的短缺，即肉體、精神健康或生物機能方面的短缺，如疾病；四是倫理上的短缺，人們尋求某種替代性的價值體系以解決現有價值體系難以解答的困惑；五是心理的短缺，即感覺缺乏心理補償和社會接受度

(羅納德·L·約翰斯通, 1991)。

在控制現象頻發出現的領域中，「短缺理論」具有較為普遍的適用性。「無欲則剛」，當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強烈的需求滿足傾向將使得他們更加容易接受控制。列寧曾說，「宗教偏見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窮困和愚昧。」事實也正是如此，有學者調查表明，在我國邪教多發的2000年左右，在農村70%的農民認為目前醫療費用增長過快，明確表示看不起病的農民有20%，患病因貧困而未就診的農民比例有72%，應住院而因貧困未住院的有89% (苑歌, 2002)。因此，「尋求一種少花錢或不花錢就能治病的方法已成為生存的需要」 (張純利, 2001)，比如在山東某女子勞教所中，為祛病強身而練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一半 (溫謀富, 2004)。正因為此，危機（如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情感危機、信任危機、生存危機等）往往催生巨大的需要，邪教等社會問題往往是危機的併發症，從這個角度來說，危機也是洗腦的契機 (郭安, 2003, 頁 55-56)。

傳銷組織也具有相似的特點：那些參與者內心充滿改變自身現狀的需要和對未來的焦躁不安。研究發現，在就業難的社會環境下，大學生家庭經濟困難會加劇自身的就業期望值，進而使其更容易趨向於以收入高、福利好為主要就業選擇標準，這使得大學生更容易受到傳銷的侵襲 (楊志光, 吳凡, & 詹萬里,2010)。在現實案例中，傳銷的痴迷者多具有強烈的改變自我現狀的需要，因而這些人在現實生活角色中有非常大的共同點，他們往往是那些「家庭出身貧困，想迅速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復轉軍人、下崗職工、提前退休人員，在校大學生或大學畢業沒找到工作的，想發大財又沒有經濟基礎的，手裡有點余錢想發大財的，在單位里得不到領導重用心裡不服氣的等等」(王艷榮 & 李娜, 2009)，甚至包括受到良好教育公務員和老師，他們最大的特徵是對成功有著極高的渴望。

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學者諾克有一句名言，「人們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尋找家園」(馬克斯·韋伯, 1987)，對情感的高需求度也是也被控制的人的一大特徵。據心理學專家分析，邪教中的大部分人在加入邪教前都有情感上的問題 (譚松林 & 孔思孟, 2001)，例如婚姻受挫、家人不和等，生活中的各種原因使得他們失去情感上的依託，他們需要為寄託情感尋找新的載體。信仰宗教雖然並不能幫助人們認識自然或者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卻能幫助人們逃避現實，寄託情感，或提供面對現實世界的勇氣。

當控制能有效地滿足了人們的基本需要時，人們便能接受控制對他們行為的束縛，反之，控制就會失去其合理性，成為人們發現不滿的對象，統治者將首當其衝。

2. 同質性傾向

同質性（Homophily）指具有相似特徵的個體選擇彼此作為朋友的傾向 (Lazarsleld & Merton, 1954; Mcpherson , et al., 2001)，即所謂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社會生活中有大量證據能夠表明同質性的普遍存在 (Mcpherson , et al., 2001)，例如具有相似宗教信仰，或相似年齡，或相似教育背景、或年紀相仿、或相同職業等的人更容易成為朋友。即使是網路社交行為也是如此(Aral & Walker, 2012)。

3. 歸因傾向

如果我們簡單將人們的歸因方式分為內歸因和外歸因 (Heider, 1958)，那麼相對於傾向內歸因的內控者，傾向於外歸因的外控者更加容易受外部環境干擾和擺布，因而也更加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被控制。

4. 心理排他性

你有沒有曾經遇到過這樣的同學，他們在完成作業時總是左顧右盼，當他們想到一種解題思路時，他們不是去通過嘗試來驗證自己的解題思路是否可行，而是去問身邊的同學自己的解題思路是否正確，當被否定時，他們會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中。

我們運用後天形成的思維進行決策、判斷、解決問題、創造、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等活動，這個過程中，外界的干擾能對我們產生多大的影響決定著我們思維獨立性的水平：容易被影響的人思維獨立性低，不容易被影響的人思維獨立性高。獨立思考的能力源自於獨立的意識，思維是否獨立決定著我們思考的結果是否獨立。

對於一個思維缺少獨立性的人而言，當他進行的是有確切解決方案的活動時，他的思維往往不容易受到干擾，他會把已知的解決方案當成金科玉律；當他進行的活動沒有確切的解決方案時，他會主動尋求建議，並傾向於依照外界的建議進行決策，外界的建議對他的決策會起到關鍵性作用。換句話說，思維缺少獨立性的人更容易被外界的左右，他們傾向於依靠他人，因而思維也更容易為人所控制。這個現象在思維獨立性低的人進行探索性活動時顯得更為明顯。

人們的智力水平和他們是否容易產生不同的思維偏差，這兩者並沒有相關性 (Stanovich & West, 2008)。例如，美國膜拜團體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員有80%，遠高於傳統正教 (斯達克·羅德尼, 2005)；奧姆真理教的科學技術省有263人，全部擁有高等學歷 (郭安, 2003, 頁120)。

5. 高信任傾向

「信心可以被描述為一種有把握的預期的情感」(Barbalet, 1996)，當我們與信任的人互動時，會感受到安心放鬆，當我們與不信任的人互動時，會感到焦慮和戒備。信任在缺失時很容易被人感知到，「對焦慮缺場的感知就是信任」(Blank, 2012)，可見信任是一種安全感，它與焦慮被看成是兩個對立的範疇 (吉登斯, 2000, 頁 87)。

大量的實驗室和現場實驗表明個體間在信任他人的傾向上存在很大的差異 (Gurtman, 1992; Sorrentino , et al.,1995)，有的人容易輕信他人，而有的人則對他人難以產生信任。個體的某些人格特質，如對於人的本質的信念，決定著他們的信任傾向性

(Kramer, 1999)。一般而言，高信任傾向的人更加容易被控制。

6. 低自尊

自尊（self-esteem）是我們對自我的全面評價，低自尊的人自我評價也會過低，這其中包括他們對自己的信念和態度。正是由於他們對自我評價過低，因而他們可能缺乏去捍衛他們自我信念和態度的動力，當施控者企圖實施洗腦改變他們時，他們也更容易放棄抵抗 (McGuire, 1985)。低自尊的人在生活中常遇到各種困難，比如收入少、濫用藥物等，他們換上抑鬱症的風險也可能更大 (Salmela-Aro & Nurmi, 2007; Trzesniewski , et al., 2006)。

阿希認為，低自尊的人特性容易從眾，因為他們害怕遭到團體的拒絕或懲罰，研究也證明，那些認為自己有得到認同願望強烈的人更容易表現出從眾行為。然而，無論是誰，都會在有些情況下從眾，有些情況下不從眾，因而，對決定個人行為時，心理學家通常認為社會情境常常比個人特徵更加重要。例如，由於低自尊和羞怯是高度相關的，因而在聽完一個鼓吹與自己態度立場完全相反的說服性演講後，羞怯會讓他們難以鼓起捍衛自己立場的勇氣，他們可能會因此同意演講者的觀點，尤其是在他們被要求做出公開評論的時候。

7. 依賴型人格

施控者希望與受眾建立一種相互信任的情感聯繫，甚至是讓受眾對施控者產生情感上的依賴感。為此，施控者首先需要切斷受眾與他人的情感聯繫，讓受眾產生孤立感、無助感，然後再重建自己與受眾的情感聯繫。其實施控者這樣的做法做顯得多此一舉。依戀逃避型人格的人往往較為獨立，他們習慣於依靠並堅持自我 (Shaver & Mikulincer, 2005)，這類人既是運用各種手段也難以建立相互依賴關係；相較於依戀逃避風格的個體，依戀焦慮人格的人則期待能夠獲得他人的關愛，希望能與他人形成親密的關係，會選擇相信外在的他人 (Collins & Read, 1994)，他們更加容易由於依賴而被控制。換句話說，選擇遠比影響要重要。

在現實生活中，因社會環境制約而存在一些本來就被邊緣化、孤立化的人，施控者能通過付出更少的代價建立起與他們是情感聯繫，這些人更加容易成為受眾。例如，邪教的很多信眾是農村家庭婦女、留守老人以及「問題青年」，這些人常常處於社會的邊緣，情感被孤立，邪教組織容易通過「關愛」方式讓他們產生信任感和歸屬感，有些邪教組織甚至將其信眾安排到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一起居住，創造共同的精神寄託，讓信徒以「兄弟姐妹」相稱，並要求信眾之間相互幫助，這樣便在建立了一條很強大的情感聯繫，這種情感聯繫甚至強過了血脈情親。

對於個人的相互依存性和獨立性評價，Singelis(1994)設計了「獨立與相互依賴性量表」用於量化評價，讀者可以從部分問題中了解一下自己的獨立與依賴性情況。

8. 低情緒控制力

誰都不可能在情緒上保持絕對的理性，我們的情緒會因周圍環境的影響而發生波動或改變，然而，每個人受外界情緒的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些人容易被環境感染，有些人則不容易被環境感染，比如電影院在播放一部悲情電影，有的人會跟隨劇情而傷心欲絕，有的人則不會。

情緒易被感染的人，往往更容易被自己的情緒左右態度，同時，他們在行為上也更容易被情緒的控制而做出非理性的行為。這類人更加衝動，導致他們衝動的原因正是由於情緒的失控，情緒的失控意味著理性的決堤。

情緒被感染的很大原因在於自我捲入，簡單來講就是他們將自己陷入到情境中，同時也將自己陷入到情境所附帶的情感中。自我捲入水平往往是判斷一個人的情緒是否容易被感染的判斷標準，自我捲入水平高的人情緒容易被感染，他們也更容易被別人用情緒控制。

參考文獻：

卡拉-穆爾扎. (2004). 論意識操縱. 社會科學出版社.
Dweck, C. (2000). Self-theories: Their role in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Mischel, W.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戴維?邁爾斯. (2014). 社會心理學（第11版）. 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
Taarnby, M. (2005). Recruitment of Islamist Terrorists in Europe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Aarhus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aarhus , p. 23.
陳華. (2003). 邪教犯罪的心理學分析. 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1:70-75.
吳經泳. (2010). "9.11」之後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招驀活動——以西歐國家為例. 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佩佩?羅德里格斯. (2001). 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質、防範及處置. (石靈, 翻譯) 新華出版社.
羅納德?L?約翰斯通. (1991). 社會中的宗教.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苑歌. (2002). 關注弱勢群體. 社會學,第6期.
張純利. (2001). 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邪教問題研究. 公安大學學報, 第2期.
溫謀富. (2004). 中國當代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與控制對策探討. 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郭安. (2003). 當代世界邪教與反邪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楊志光, 吳凡, & 詹萬里. (2010). 就業難的社會環境對傳銷滲透的相關性分析. 學校建黨與思想教育, 1,65-68.
王艷榮, & 李娜. (2009年9月). 用馬斯洛需要層次論對傳銷組織精神控制的分析及對策. 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學報, 28-31.
馬克斯?韋伯. (198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北京: 三聯書店.
譚松林, & 孔思孟. (2001). 《反對邪教保障人權》——公民教育讀本. 群眾出版社.
Lazarsleld, P., & Merton, R. (1954). Friendship as a social process: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 18(1):18-66.
Mcpherson, M., Smithlovin, L., & Cook, J.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27(1):415-444.
Aral, S., & Walker, D. (2012). Identifying Influential and Susceptible Members of Social Networks. Science , 337(6092):337-41.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Stanovich，K.E., & West, R. (2008). On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thinking biases and cognitive 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94:672-695.
斯達克?羅德尼. (2005). 基督教的興起. (黃劍波, & 高民貴, 翻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Barbalet, J. (1996). Social emotions: confidence, trust and loyal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 16(9/10):75-96.
Blank, T. (2012). Culture of anxiety or culture of trust? In S. Salzborn, Method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 272).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吉登斯. (2000). 現代性的後果. (田禾, 翻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Gurtman, M. B. (1992). Trust, distrust,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 circumplex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 62(6):989-1002.
Sorrentino, R. M., Holmes, J. G., Hanna, S. E., & Sharp, A. (1995). Uncertainty orientation and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 68(2):314-327.
Kramer, R. M. (1999). Trust and distrust in organizations: emerging perspectives, enduring questions. Psychology , 50(50):569-598.
McGuire, W. (1985).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In G.lindzey, & E.Aronso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Volume II (Vol. ii, pp. 233-3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Salmela-Aro, K., & Nurmi, J. (2007). Self-seteem during university studies predicts career characteristics 10 years later.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 112-120.
Trzesniewski, K., Donnellan, M., Moffitt, T., Robins, R., & Poulton, R. (2006). Low self-esteen during adolescence predicts poor health,criminal behavior,and limited economic prospects during adulthoo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42:381-390.
Shaver, P. R., & Mikulincer, M. (2005). Attach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resurrection of the psychodynamic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 39(1):22-45.
Collins, N., & Read, S. (1994).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The Content and Function of Working Model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 5:53-90.
Singelis, T. (1994). The measurement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lletin , 20:58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