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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篩選

02-12

談及篩選，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進化論，進化論的核心概念就是選擇，而優勝劣汰的本質就是自然對身處其中的生物進行篩選。除此之外，達爾文 (2005)還提到了另外一種選擇，那就是人工選擇，即人類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將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性狀保留下來。相比於自然選擇，人工選擇與我們這裡談及的篩選更加類似，因為施控者會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受眾。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篩選的意義：

一方面，如果只有特定的施控者才能實現他們的動機，那麼他們必須要對潛在的控制對象進行篩選。例如對於商家而言，他們在廣告時必須要選定特定目標人群，道理顯而易見，你是不可能去說服一個沒有孩子的人買兒童尿不濕的。如果受眾無法達成施控者的行為預期，那麼他實施的控制行為則沒有任何意義，付出也不會有回報。這種篩選與施控者的動機直接相關，施控者會選擇那些能滿足自己動機的人作為潛在的受眾，這與人工選擇的內涵相一致。

另一方面，施控者在選定潛在的目標人群後，並不能對所有這些人都實現有效控制，由於施加影響是需要成本的，它符合經濟理性，這使得施控者會剔除出那些沒有價值的目標，即那些無法被控制的人，而那些被控制的人往往具有易控傾向性（後文中將介紹）。最終的結果是施控者選擇了那些具有易控傾向的人，而剔除了那些不易被控制的人。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現在請大家看下面針對我國部分高校學生對宗教看法進行調查後得到的一組統計數據：

表······我國部分高校學生對宗教的看法

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邪教組織，而這些組織中的很多人正是在校大學生。如果你是教主，哪些學生最有可能成為你的信徒？顯然，那些願意嘗試信教、對宗教古籍感興趣並認為宗教在校園會進一步發展的人更加有可能會成為你的信徒，而那些反感並抵制宗教的人則難以被你影響，前者和後者，你影響前者更有可能成功，而影響後者則會失敗。

然而問題在於，在你對這些學生施加影響（比如佈道）之前，你並不知道哪些學生有潛在的宗教信仰傾向，你能做的只能是儘可能對更多的人施加影響，然後將那些能被你影響的人留下來，而將那些不能被你影響的人剔除出去，這就是篩選。

我們對上述篩選的假設真實地發生在了現實生活中。

20世紀70年度，極端邪教組織統一教派在美國風靡一時，直到90年度仍興盛不衰，成百上千的成員皈依於教派。教派發展會員的方式一般首先請被邀請者（即潛在被招募對象）去一個美麗的農莊度過周末，約30%的被邀請者會在度過周末後選擇繼續逗留更長的時間，約10%的人最終會選擇加入統一教派成為正式會員。進一步研究表明，這不到10%的人群中，相當一部分在被招募前就已經傾向於類似統一教會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津巴多 & 利佩, 2007, 頁10)。Barker (1984)的研究結果也與此基本一致，他發現只有不到25%的參加者會堅持超過一星期，只有5%的參加者一年以後仍全身投入，只有不到0.5%的參加者在兩年後仍然和這個組織保持聯繫。

顯然，控制（包括洗腦）的神奇表現跟篩選有著直接的關聯。例如，你作為施控者一次試圖對100個人心理進行改造，在這100個人中，你通過各種手段的影響可能只完成對其中1人的非強制性控制，那麼這100個人中的其他99個會因為無法被洗腦而被你「放棄」，只會有1個人保留下來，當你控制的範圍足夠廣，比如你已經完成對一萬個人的改造嘗試，那麼即使只有1%的成功率，此時你也會得到了100個可以按照你的預期完成控制的人，如果你將他們都變成堅定的反政府主義者，當他們義無反顧地發生暴動時，全世界都會為你的控制手段震驚。

那些不被控制的人會對受眾產生不利影響，比如儘管現在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仍有1.5%的大學生會勸說身邊的人放棄宗教信仰，這使得篩選的手段往往極其冷酷無情，這在統治階級實施的篩選體現得尤為明顯。在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那些反對者中最令人感動的也許就是由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發起的「白玫瑰[1]抵抗組織」（White Rose Resistance Group）。在1942年到1943年間，該組織以散發傳單的方式譴責納粹的暴行，並呼籲德國人民推翻納粹政權 (Richard , 1970)。他們進行的雖然是地下工作，但最終還是被納粹黨發現，大多數參與者都被判處絞刑。在中國清朝，政府強推「剃髮令」[2]，以簡單直接的方式區分民眾是否願意接受統治，「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將所有的不服從者殺害；以宗教信仰作為篩選標準，就如同剃髮令一樣野蠻，它導致了歷史上大規模的宗教迫害現象，即使是現在，一些宗教狂熱者仍然會殘忍對待異教徒。

相比於上述較為極端的篩選方式，更多的篩選是將那些異己者從群體中驅逐，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驅逐。

1933年4月7日，納粹政府頒布《重設公職人員法》，賦予政府清除教師中的猶太人和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師的權力 (Pine, 2010, pp. 26-27)。在納粹統治時期，全德國每年大約有14.34%的大學教師和11%的大學教授被從大學驅趕出去 (趙祥麟, 1987)，到1935年，近五分之一的科學家被驅逐出研究領域(Edward, 1937)，到1938年被從德國大學驅逐的教師約為2800名 (Wolf, 1944)，即使是如愛因斯坦、薛定愕、哈勃等享譽世界的頂尖科學家也難以倖免。德國醫學界也同樣如此，約一萬多名醫生在1933-1938年間被解僱，他們要麼選擇離開德國，要麼被殺害於集中營 (Robert, 1988, p. 282)，德國和奧地利被驅逐出境的醫生中甚至還包括五位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3]。

米歇爾·福柯(1999)曾說，「我們當中死去的人越多，我們所處的種族就越純粹」，漢娜·阿倫特(2008)進一步說，「將全人類只看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這便是極權政治得以順利運行基礎。對於統治者而言，篩選的意義就在這裡。

備註：

  1. 「白玫瑰」的名稱取自一部西班牙小說的書名，意為「青年身處一個被摧殘的世界裡，白玫瑰象徵著尊貴、純潔與騎士精神」 (劉志明, 2006)。
  2. 清朝入關之後便頒布系列剃髮、易服等一系列法令，要求全體臣民在限定時間內落實，「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剃完。若規避惜發，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見《清世祖實錄》卷十七），並規定「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遵依者，為吾國之民；遲疑者，為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見《東華錄》卷五）。
  3. 這五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分別是恩斯特·伯利斯·柴恩(Ernst

    Boris Chain)、馬克斯·德爾布呂克(Max Delbruck )、漢斯·A·克雷布斯(Hans A. Krebs）、奧托·勒維(Otto Loewi)和奧托·邁爾霍夫(Otto Meyerhof)。

參考文獻：

  1. 達爾文. (2005). 物種起源. (周建人, 葉篤庄, & 方宗熙, 翻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 陳麗菁. (2013年3月). 境外宗教滲透與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維護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3. 津巴多, & 利佩. (2007). 態度改變與社會影響力. (鄧宇, 肖莉, & 唐小艷, 翻譯) 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
  4. Barker, E. (1984). The Making of a Moonie: Brainwashing or Choice. Oxford : Bail Blackwell.
  5. Richard, H. (1970). A Noble Treason: Students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Putnam.
  6. Pine, L. (2010).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7. 趙祥麟. (1987). 外國現代教育史.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8. Edward, H. (1937).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Ams PressInc.
  9. Wolf, A. (1944). Higher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Francis Group.
  10. Robert, N. (1988).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米歇爾?福柯. (1999). 必須保衛社會. (錢翰, 翻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漢娜?阿倫特. (2008). 極權主義的起源. (林驤華, 翻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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