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化學學會盛衰史——遊走在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

02-12

一百五十年前，在德國統一前夕，大約一百人聚集在柏林。在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超凡魅力的領導下，他們建立了德國化學學會（DChG）。Hofmann通過促進現代有機化學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會員。1892年，當Emil Fischer接替Hofmann時，DChG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學學會。在Fischer領導下，DChG與外國學會合作，促進國際合作。並且，學會在1900年開闢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總部——the Hofmann House，在那裡集中處理其大大擴展了的文學活動，包括摘要和參考文獻的出版物。然而，半個世紀後，在戰爭和種族民族極端主義之下，房子成了一片廢墟，學會已然不復存在。回顧學會歷史，也許會有人問到，為什麼它充滿希望的開端卻導致了這可悲的下場。

前言

德國化學學會「現在（1892年）成為會員們的中心，影響著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機構，擁抱來自每一個國家的人」。這是美國化學家Morris Loeb（莫里斯·洛布）的判斷，出現在給他的博士導師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奧古斯特·威廉·馮·霍夫曼）悼詞之中。他認為其開放和寬容的「國際化」特質，使得學會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對於空前成功這一點來說，the Deutsche Chemische Gesellschaft (DChG，德國化學學會)此時才成立25年，但已經擁有超過三千名會員，其中約四成來自德意志帝國以外。在名譽會員中，二十八人里有十九人是非德國人。在一系列有能力的編輯下，旗下的Berichte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學雜誌，但DChG仍然缺乏Hofmann研究所的幾個房間以外的設施。在接下來的十年中，Hofmann的繼任者Emil Fischer將幫助指導DChG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柏林建立自己的總部——the Hofmann House。DChG通過收購化學摘要和關鍵化學參考文獻的期刊（最初是有機的Beilstein，後來是無機化學的Gmelin），同時擴大了其出版活動，其編輯部門在1900年進入新總部。其結果是集中強化了化學文獻，並似乎使得DChG及其出版物對德國化學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化學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二十世紀初，DChG已經確認了其在世界化學組織中的領先地位，並建立了被近現代歷史學家Walter Ruske（沃爾特·魯斯克）所讚賞的「良好傳統」。然而，在隨後的半個世紀的動蕩中，參與兩次世界大戰和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玷污了DChG傳統的光澤，使得the Hofmann House陷入了廢墟中，並迫使DChG自身解體。DChG與更大、更公開政治化的Verein Deutscher Chemiker（VDCh;德國化學家協會）不能以舊的形式重組；相反，兩者的功能被統合在唯一的繼任組織，今天的Gesellschaft Deutscher Chemiker（GDCh;德國化學學會）。

我（作者Prof.Dr.Jeffrey Allan Johnson）的目的就是像Loeb（也是美國人）以史實和比較的角度，回顧DChG在1867年-1945年間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批判性地使用現在已經成為廣泛和高度提供有效信息的文獻。這包括直到1967年的早期紀念歷史資料，最新的關於Hofmann的學術研究，關於歐洲化學學會直到1914年的資料，以及關於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德國化學家和化學學會的資料。希望能夠揭示使DChG成為高度成功的科學學會的因素以及它最終消亡的原因。

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一)起源，1841–1867

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革命危機中出現的現代歐洲文明中，科學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十九世紀中期，出現了一種新的科學組織形式，致力於組織和促進化學等具體學科。此外，與歐洲劃分成民族國家一樣，新興的學科社團也按照國家路線組織，儘管不一定有明確的國家標籤。英國在1841年率先在倫敦建立化學學會。不久之後年輕的August Wilhelm Hofmann（1818-1892），由他的導師，國際著名的Justus Liebig (尤斯圖斯·李比希，1803–1873)推薦，來到倫敦領導一個私人資助的皇家化學學會。Hofmann很快就在化學學會活躍起來，於1861年成為主席，並推動化學學會雜誌的發展。最初在1848年創立是一個季刊，但是在1862年則是頻繁出版，這反映了Hofmann有機化學成果的加速增長，以及對合成染料新興工業的貢獻。這又被稱為「無聲革命」，並催生了結構化學。因此，到1863年，Hofmann已經在說「科學和工業的聯盟」。然而，由於1848年革命者未能建立一個自由的憲政帝國，德國未能稱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這使得在18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德國化學家國內的職業機會有限，導致像Hofmann這樣的許多人去國外尋求職業發展。

情況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隨著復興的自由主義者開始重新獲得政治影響，德意志民主國家的工業化開始興起，推動新化學實驗室的建設。這被視為經濟增長和繁榮的根源。Hofmann直接受益於這樣的邏輯。19世紀60年代初普魯士教育部給他一個教授頭銜和一個新的實驗室，最先是在他的以前的大學——在波恩，後來是在柏林，實驗室原屬的兩位化學教授最近都去世了，所以Hofmann在罕見的位置同時設計了兩個嶄新寬敞的實驗室。不顧Liebig的建議，Hofmann決定去柏林。

Liebig認為，倫敦遠遠優於柏林，而Hofmann也不得不承認，相比於倫敦，柏林在1865年似乎只是「一個大村莊」。但Hofmann想要的是一個德國大學的知識氛圍，而且他被新的同事們的高水平學術能力深深折服。他們包括歷史學家Theodor Mommsen（特奧多爾·蒙森）和物理學家Gustav Magnus（古斯塔夫·馬格努斯）等傑出人物。此外，柏林正在迅速地改變。1866年，Otto von Bismarck（奧托·馮·俾斯麥）的戰爭政策使普魯士主導的北德聯邦取代了虛弱的德意志聯邦。根據當時說法，柏林正在「成為一個大都市」，許多同時代人認為，現在已經到了「將德意志全部融合在一起」的時候了。因此，很難說這是一個巧合，1867年在柏林開始啟用北德意志國會大廈之後，由Hofmann擔任主席的德國化學學會同一年也在柏林成立。他再一次宣布了科學與工業的聯盟。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世紀里，半數時間是Hofmann擔任主席，期間交替著有在柏林之外的主席產生。其他主席中除了Carl Rammelsberg（卡爾·拉梅爾斯貝格）都不在柏林，他在19世紀70年代擔任過兩次主席。

德國化學學會1867-1945年間歷任主席（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二）Hofmann時代，1867–1892

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在協會發展中的協同作用

Hofmann把組織的主動權交給那些更熟悉這座城市的年輕化學家，例如Adolf Baeyer (阿道夫·拜爾 1835–1917)，但就連他們對協會起名時使用「德國」也持相當懷疑態度。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勝利，和接下來普魯士領導下的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將很快證明使用「德國」是正確的選擇。為了儘可能多地吸收德國的理論化學家，霍夫曼在1872年自豪地說，除了63位專門從事「純粹化學」德國學者，82%的Extraordinarien（副教授）和93% Privatdozenten（無薪水的初級講師）已經加入了DCHG，甚至還包括70%的Ordinarien（資深教授）。到目前為止，在德國受過學術訓練的化學家中，可能超過半數是會員，而到1880年的這個比例估計為85%。因此，儘管受一小部分教授的批評，其中屬萊比錫的Hermann Kolbe (赫爾曼·科爾貝，1818–1884)反對聲最大，1877年後「柏林的」短語還是從DChG的名稱里消失了。

新協會在最初階段後成功吸引會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ordentliche（正式會員）和ausserordentliche（預備會員，在被兩名正式會員提名後的第一年）之間的不同，以及少量的榮譽會員，1876年時DChG章程被公認為在會員身份上沒有等級或專業資格方面的區別對待。原則上，任何人對化學感興趣都可以加入，任何成員都可以提交論文並（如果接受的話）在協會的Berichte上發布。首先，Hofmann和他的同事們使Berichte成為傳播「現代」觀點的媒介，同時在結構合成有機化學的實驗研究上主要與F. August Kekulé（F·奧古斯特·凱庫勒，1829–1896; 這一時期在Hofmann之後最頻繁地擔任協會主席的人）合作。年輕的化學家們忽視了Kolbe，而極為歡迎結構化學方法的到來。它促進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實驗研究，快速確定了非常多的有機化合物的結構分子式。「快」是一個關鍵；除了夏天的幾個月，新雜誌一個月發行兩次，這對那些關注發現優先權問題的人來說是個優勢。儘管DChG舉辦所有的會議都是在柏林，並無其他的分會，化學家們仍然可以通過一年一度的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rzte（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大會）的化學部分在其他城市見面。

DChG不單單是一個德國的組織，也是國際的一份子；在1880年，它的2107名成員中約有百分之四十人位於德國境外，外國成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仍然保持在接近這一數字。當美國化學家和Hofmann以前的學生Morris Loeb宣稱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團體」的時候，它的規模已經是它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倫敦化學學會（在1890年時擁有會員1698名）的兩倍之大了。美國化學學會（ACS）則小得多。DChG的國際主義精神在一個世紀之前看起來似乎並不是不同尋常的，當時普遍認為科學凌駕於政治之上，即使是在戰時，但是這種信念正在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因此，法國阿爾薩斯化學家Adolphe Wurtz(阿道夫·武爾茨，1817–1884) 在1869年發布的臭名昭著的公告里宣稱化學是「法國的科學」，立即招致了不少的批評，尤其是來自他的德國同事們，他們在1870年也經歷了普法戰爭。然而，Hofmann和他的大部分同事們繼續分享自由，寬容，國際主義的觀點，這反映在1873年他們選舉Wurtz作為榮譽會員，一起的其他八個人（只有一個德國人）來自6個國家。但最早的四位德國榮譽會員之一，Kolbe，在1871年已然辭職，當是時Berichte不僅拒絕一般程度上支持他自己對Wurtz和法國化學家們的攻擊，而且報道了俄國化學學會對他科學民族主義的批判。Kolbe，作為Journal für praktische Chemie的編輯公開譴責柏林的「國際化學學會」，在私人信件里亦指責他們是「化學的猶太協會」，仍然是相對孤立的。在19世紀70年代末經濟衰退之後，使得宣傳員們便於找猶太人做替罪羊，政治上的反猶太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抬頭。儘管有一些突出的支持者，包括柏林歷史學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 (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1834–1896)，還有一群重要但人數少的崇拜跟隨的德國學生，它仍受到Hofmann和其他德國自由主義者的譴責，但對德意志帝國政府沒有什麼影響。

最終，德國化學工業會走向何方？儘管Hofmann的表述是一個科學和工業的聯盟，在DChG成立的頭十年里，化工製造並沒有用到太多學術風格的科學研究成果。這開始促使了許多Hofmann從前的學生和助手（以及其他「現代」的有機化學家如Kekulé和Baeyer等）進入工業領域。DChG董事會影響1877年首部帝國專利法促進了學術-工業合作，他們的意見被採納，化學產品不能被申請專利，只能加工製造它們。這對學術化學家提供了直接的刺激，促使他們為工業提供新的實驗技術，並為工業建立「發明實驗室」，特別是在染料工業中，這裡對合成新有機化合物的需求不斷增長。這也意味著對新培養的有機化學家的需求不斷增長，他們填補了新一代教學實驗室的空白。因此DChG也許幫助發現了現代史中最成功的學術-工業共生關係吧。

不同年份的學會會員情況對比，包括DChG和VDCh及ACS（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整合與競爭：新的組織與期刊

Berichte的成立將德國的綜合化學期刊引入了一個合併階段。到1885年，競爭的期刊要麼已經停止出版（Zeitschrift für Chemie 在1871年），要麼離開了化學領域（Annalen der Physik und Chemie），要麼已經停止反對或忽視結構理論 (Journal für praktische Chemie 在Kolbe死後的1884年)。Liebig已經看到了Berichte作為他的Annalen的威脅，但在他死後，在他榮耀下改名的雜誌，有效地成為Berichte的一個補充，用來發表Berichte沒有足夠空間容納的結構有機化學方面的較長文章。對Berichte來說第一次重要的競爭來自1887年，當時Wilhelm Ostwald (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853–1932)剛到萊比錫，聯合阿姆斯特丹的Jacobus H. van』t Hoff (雅各布斯·H·范特霍夫，1852–1911) 共同創辦了Zeitschrift für Physikalische Chemie和St?hiometrie und Verwandtschaftslehre，作為一名聯合編輯和傑出的國際編輯委員會成員。這啟動了一個新的「現代」物理化學的時代，由於Ostwald大力推廣許多老牌有機結構化學家抱著懷疑眼光看待的實驗方法和理論方法，但這吸引了年輕的物理科學家們對經典有機化學的不滿。

在Hofmann時代，兩個重要的新組織出現了，分別在1877年和1887年出現。如果是在其他的環境下，有可能誕生在DChG內部。在1877年，Hofmann的好友兼前助理，Carl A. Martius (卡爾·A·馬蒂烏斯，1838–1920)，柏林的Agfa染料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提出在DChG內部建立一個工業化學的部門。Hofmann拒絕了這一想法，因為這和 DChG的科學目標是不一致的。Martius反而去聯合成立了Verein zur Wahrung der Interessen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Deutschlands(VzW; 為促進德國化學工業利益的協會)，作為一個擁有專屬雜誌的製造商利益集團，Die chemische Industrie，出現在1878年。是VzW而不是DChG在1891年領導發展了德國專利法，並在隨後的日子裡，和工業界一起使之更易於保護化工產品及其工藝。十年之後成立的th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ngewandte Chemie（德國應用化學學會）帶著它的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Chemie首先出現在1888年。新集團只有幾百成員，似乎對DChG威脅不大，但事實上，它的出現完全反映了一種觀念，那就是DChG基本上由理論化學家運行，並為之服務，這兒沒有新興的工業化學家真正的位子。在1896年，新集團更名為德國化學家協會（VDCh）。VDCh很快採取了僱傭工業化學家的專業化戰略，一種職業開始出現在1877年之後。因為DChG很難提供給這些工業化學家們實際價值，這不是一個巧合，招收受過訓練的德國化學家在1887年後便不再穩定增加，並逐年比例下降，越來越多的德國化學家們湧向了VDCh。

(三)Emil Fischer時代的改變與傳承

Hofmann的逝世正好是在德國和化學學科發生根本變化的時刻。Hofmann在柏林的繼任者Emil Fischer（埃米爾?費舍爾,1852-1919）也將不可避免地帶來DChG的變化。兩位都是優秀的實驗化學家，但Hofmann在結構化學的「無聲革命」之前接受了培訓，而Fischer已被Kekulé和Baeyer培養，卻對此並無完全的歸屬感。他後來成為立體化學合成生物有機化合物的先驅者。他在碳水化合物方面的工作成果使他獲得了1902年的諾貝爾化學家。作為一位萊茵商人的兒子，Fischer傳播了Hofmann的基本自由價值觀，但對社交感到不舒服，學術地位意識膚淺，事實上沒有推進科學研究。然而，他是一名優秀的組織者。他的才華很快使他在董事會上有權威性的發言權。

重組化學文獻

有機化學信息的規模變得越來越明顯，無論在能源和資金方面，任何個人的資源都難以管理。因此，與文獻相關的幾種出版物，開始時規模較小，主要靠個人的努力，在19世紀90年代從其創始人手裡轉而變成由DChG來控制。在1896年，DChG 修改了章程，規定化學文獻的推廣亦是其使命之一。有機化學家 Paul Jacobson (保羅?雅各布森，1859–1923)擔任了新一屆的秘書長（他於1911年被 Bernhard Lepsius (伯恩哈德?勒西斯，1854–1934)取代），主要負責管理擴大出版工作和編輯Berichte。為了提供必要的設施和紀念其創始主席，DChG在其財務主管J. F. Holtz (J?F?霍爾茨，1836–1911, 原柏林先靈公司的聯合創始人)的幫助下，通過獨立的融資機構（Hofmannhaus- Gesellschaft，HHG，霍夫曼豪斯協會，又名Hofmann House 協會）收集了工業捐贈和貸款，在1900年完成 the Hofmann House 的建設。最初由VzW 和化學工業事故保險公司（Berufsgenossenschaft）共用 the Hofmann House。 DChG分期購買了建築直到1908年，當時HHG被解散，而其他兩個組織則搬到了自己的總部，就在the Hofmann House隔壁。

1900年時的the Hofmann House(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為了支撐擴大的組織成本，DChG於1910年建立了兩個工業資助基金，一個用於Beilstein，另一個用於新增的參考文獻，包括Zentralblatt的綜合索引和有機化合物的分子式索引（Literatur-Register der Organischen Chemie）。為了彌補對無機化學的相對冷漠，DCHG在1912年還建立了一個 similar Lexikon der anorganischen Verbindungen，也由Beilstein基金資助。這些基金在1913年提供了47 000馬克，約佔DChG運營成本的30％，因而有助於避免長期的預算赤字。

於此同時，隨著Ostwald的Zeitschrift für physikalische Chemie的出現，新的專業期刊已經出現在分析化學，生物化學（增補一個較老的生理化學雜誌）和無機化學等領域。在1907年，DChG也接管了Justus Liebigs Annalen der Chemie，以避免創建另一本雜誌來緩解Berichte的壓力，而 Journal für praktische Chemie雜誌仍然是有機化學中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雜誌。隨著Berichte的赤字複發，在1910年，DChG再次重組並尋求工業界捐款，以補貼用於替補緩慢更新的Beilstein的附加參考出版物。除了物理化學和電化學外，大多數主要化學期刊的編輯也同意了一個協定， Berichte將出版短的易引起關注的文章，而長的文章和系列將會轉到適當的專業期刊，無論是生理學或生物化學，有機化學或無機化學。自1903年Deutsche Bunsen-Gesellschaft für angewandte physikalische Chemie (DBG; 德國Bunsen應用物理化學學會)成立以來，物理化學家們一直和DChG 比較疏遠。

國際視角

DChG鑒於其成員的國際性質，在Hofmann生命末期開始參加國際會議，就化學命名和原子量問題達成國際共識。DChG加入了1889年巴黎成立的國際命名委員會，Fischer和Baeyer隨DChG成員參加了1892年在日內瓦舉辦的化學命名第一屆國際討論會。Fischer後來非常滿意地回顧到，此次會議在法國阿爾薩斯化學家Charles Friedel領導之下，來自不同國家的化學家們融洽合作。DChG於1898年成立一個原子量委員會，通過其他國家化學學會的參與，1900年成為國際原子能委員會。Fischer的競爭對手Wilhelm Ostwald作為物理化學家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成功推動了O=16，H=1標準使較少定量化的有機化學家們使用。Ostwald後來越來越積極地推動化學和其他領域的國際合作。在DChG同法國和英國的學會於1911年共同創辦了國際化學學會聯合會（IACS）之後，Ostwald率先擔任了輪值主席。到1912年，已經有13個國家的15個學會加入，包括DBG和ACS。最後，從1900年的倫敦開始，DChG參加了19世紀90年代在主要城市定期召開的國際應用化學大會，並且VDCh和DChG共同舉辦1903年的柏林大會。戰前最後一屆應用化學大會是在1912年的紐約和華盛頓特區舉行，而下一屆則是在1915年8月的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

紐約會議顯示，ACS正成為德國人的競爭對手。在1914年之前，美國人幾乎不能重複在德國出現的共生關係，在1908年，ACS通過一個新的組織和新的期刊開始了有意識的努力。根據其秘書C. L. Parsons (C?L?帕森斯，1867– 1954)所說，ACS創立了新的工業化學家及化學工程師相關部門，和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雜誌，目的是促進相同的「親密關係……在製造商和化學家之間，就德國一樣」。此外，ACS正在將這本雜誌及旗下其他科學雜誌和Chemical Abstracts (成立於1907年)發送給所有訂閱付費會員，不收取額外費用，傳達給ACS會員們一個非常不同於任何「其他……世界上的學會」的價值觀。與此同時，ACS以較高的認購率建立了企業會員制度，這實際上是一種工業補助形式。為了反對專業技術分支上的小型獨立學會，工程部門由幾個專業小組組成，而Chemical Abstracts從一開始就包含了技術文摘。因此，ACS試圖將德國那種獨立分散的學術組織結構，如DChG和其他組織，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學會。有鑒於DChG的學術價值和有機化學家在該學會中的主導作用，人們可以明白為什麼德國人在1945年之前無法實現這種相同的聯合體。在ACS中，新組織更加強調技術和實踐目標，這對於化學工程和物理化學而言更為重要。後者都採用跨學科方法，對許多經過經典培訓的德國化學家來說似乎是非法的，工業生產僅僅被看做是學術實驗室合成方法的簡單放大形式，這在煤焦油染料行業一定程度上還是正確的。因此，DBG的物理化學家們從DChG分離出來，多年來並沒有公認的德國化學工程學科。然而在紐約大會上，BASF已經宣布了Haber–Bosch高壓催化工藝合成氨的成功。這需要應用比迄今為止在德國染料行業更加複雜的工程及物理化學技術。這將打開一個化學生產的新時代，美國的多功能組合方式最終變得更加有效。不過德國人在這個時候仍然可以通過更高的平均化學水平保持很大的優勢，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得到了證明。而這場戰爭也將成為DChG國際主義的重大考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1914-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化學的影響並不是改變了這個學科的性質，而是改變了公眾及政治對其潛在的戰略價值的認識。這一變化並沒有立即發生。在1914 年8月發生的戰爭中，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戰爭將會很短暫。雖然國際科學活動以及大多數科學研究和培訓將不得不暫停，因為所有年輕人都要加入軍隊，當然六個月到一年之後，科學世界將會恢復正常。但是，這場戰爭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德國領導人不幸承擔了很大的責任。由於從德國的戰爭計劃開始，就忽視了比利時的中立條約。隨後發生了德國軍隊對比利時平民的軍事暴行，包括焚燒魯汶大學偉大的中世紀圖書館。針對英國法國比利時的抗議，以及中立者的附和，93名德國知識分子在1914年10月作出了「走向文明世界」宣言的回應。簽署人里包括了DChG的幾名成員，其中包括Fischer、Fritz Haber (弗里茨?哈伯，1868–1934)、Walther Nernst (沃爾瑟?能斯脫，1864–1941)、Ostwald、Richard Willst?tter (理查德?維爾斯泰特，1872–1942)，而Baeyer位列名單之首。他們聲明德國文化與軍隊的統一，天真但絕對地否認暴行的發生，後來Fischer和其他人都表示了悔意。隨著德國引進氯氣作為了化學武器，這是Fritz Haber提出的想法，國際文化在1915年4月後分裂得越來越嚴重。雖然雙方曾經嘗試過使用非致命的化學武器，但這違反了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約的精神。因此根據凡爾賽條約，責任委員會將其列為德國人犯下的三十二起戰爭罪行之一。因在化學戰中的貢獻，Haber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德國首席科學家。許多德國化學家也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貢獻，特別是Fischer在許多戰爭資源諮詢委員會中擔任領導成員。但現在看來，Fischer極力阻止DChG在化學戰中起組織作用。DChG也沒有打擊在冊的敵國會員，這和在法國、英國、美國的同行有所不同。不幸的是，Fischer希望在戰後恢復戰前的科學國際主義精神由於痛苦的延續而最終感到絕望和沮喪。

（四）魏瑪共和國時期的DChG

魏瑪共和國糟糕混亂的景象可能會給人留下一種印象，認為德國的民主制度和科學國際主義精神被破壞是必然的。這種印象帶來誤導性。儘管這場戰爭的結果讓德國人非常痛苦和分裂（正如他們以前的對手），看似沒完沒了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一時期也經歷了科學、文化、社會改革方面的創新性發酵。如果魏瑪共和國有更英明更靈活的政治經濟的領導人，它很可能會倖存下來，它的很多最高原則如今已經融入了今天的聯邦共和國的結構里。DChG也不得不在魏瑪時代的危機中繼續前行，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困難。

國際上的排斥和重新接納

在評判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德國科學政策時，有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戰後德國科學家們被排斥在了重組後的國際科學界之外。勝利的盟國在國際研究委員會之下於1919年設立了一套新的組織體系來取代舊的已經破壞了的國際科學秩序，以各國的研究委員會為成員，以及所謂的獨立學科聯合會。由此開始，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IUPAC）取代了分裂的IACS。在所有早期的IUPAC大會上，德語被正式禁止。在某種意義上說，德國人在組織和理論上，走自己的路，而忽視了英美兩國化學界在化學鍵方面的新興觀點。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參與關於諸如化學命名法等關鍵問題的國際協定，不管怎樣，在他們重整旗鼓之前，這真的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Emil Fischer的自殺（在診斷為癌症晚期後）在1919年很不幸地使DChG喪失了在組建IUPAC的關鍵時刻成為其核心領導者的機會。有幾個原因，證明他很難被代替。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開始是化學工業界最具影響力的領導者Carl Duisberg (卡爾?杜伊斯堡，1861–1935)介入了一所大學的職務任命，據說是為了跟Fritz Haber競爭。因為Haber是物理化學家，任命他來指導德國最大的化學研究所，將會威脅到作為德國化學工業主體和根基的有機化學的未來。但有機化學家Duisberg在柏林最想看到的是，Richard Willst?tter，拒絕了。這個職位空缺了兩年，直到1921年任命了有機金屬化學家Wilhelm Schlenk (威廉?施倫克，1879–1943；慕尼黑博士學位，當時在維也納工作)。這當然在戰後關鍵時期里給DChG的領導人任命上留下了相應的空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他在化學戰中起的作用而受到非常多的譴責，Haber (DChG主席，1922–1924)成為一名主要領導者，和他的朋友Willst?tter (主席，1924–1926)和Schlenk (主席，1926–1928)一起嘗試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恢復德國與科學世界的國際聯繫。到 1931年，他們努力使部分德國化學家重新融入新秩序，儘管在他們自己同事中沒有非常大的反對意見。在同意德國要求的一些結構性改革之後， IUPAC於1930年承認了1928年組織的Verband Deutscher Chemischer Vereine（德國化學協會集團，VDCV），其包括了DChG、VDCh、DBG，外加化學工業協會（VzW）。VDCV的成員由1931年代替了國際研究委員會的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確認。良好的國際關係的恢復可能反映在Berichte雜誌在非德源的引用比例在1929-1932年期間比20世紀2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然而，到了1932年，一場日益加深的政治經濟危機暗中開始對魏瑪德國的民主與國際主義進行最終的破壞。

重組出版活動 戰爭的失敗導致了德國馬克的加速通貨膨脹，這對DChG出版物有著重大影響。同時，外國出版物越來越難獲得，也加劇了本已在戰爭廢墟之後非常困難的局面。最初的一個反應是1919年通過接管VDCh的技術性文摘，進一步集中編寫流程，這也可能被視為對Chemical Abstracts競爭的反應。1919年之前，Chemical Abstracts發表的文摘比Zentralblatt多，但只是因為他們包括了技術性摘要而後者沒有這麼做。之後，Zentralblatt再次在摘要總數上領先，但是增大的活動帶來顯著增加的成本，而這隻能部分地被工業補貼所覆蓋。

DChG及CA年度報告數據（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補貼來自Adolf Baeyer 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der chemischen Literatur (ABG; 阿道夫?拜耳化學文獻進步協會)，在1920年由Carl Duisberg組建。其成員是化學工業的大公司，1925年後被IG Farbenindustrie AG 控制，其由Carl Bosch (卡爾?博世，1874–1940)領導（如同ABG ）。因而，Zentralblatt可以將其摘錄的期刊增至三倍，而其文摘數增至兩倍以上。另一個創新是在1921年成立了Verlag Chemie GmbH作為DChG、 VDCh和化學工業協會（VzW）的聯合出版公司。最後，DChG在1922年成立了Gmelin研究所，編輯了新版本的Gmelins Handbuch der anorganischen Chemie，平行於Beilstein Handbook（當Beilstein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了第一個版本，它是從Gmelin Handbook獨立出來的）的單位。不幸的是，近十年的經濟形勢不斷惡化，行業大量裁員，基於人均就業數據的ABG補貼，也隨著就業人數的下降而下降。即使是在情況較好的20世紀20年代中期， DChG也出現了長期赤字，到了1932年，大幅度削減支出勢在必行，支出只相當於1927年的一半。但是這樣的削減只會使DChG更難解決根本問題，化學文獻在世界範圍里持續增長，這也在影響著他們在美國的競爭對手。在1930年Zentralblatt摘錄了1100份期刊，卻只有3500名用戶的基礎支持，ABG 只能給DChG提供165000 RM的補貼支持，剩下的無法彌補的虧空約為56500 RM。Chemical Abstracts則摘錄1500份期刊，但擁有15000名訂閱者，以及來自美國化學工業的$50000（相當於210000 馬克）年度補貼，即使這樣他們也面臨著長期的赤字。有鑒於此，Carl Duisberg建議此時可以考慮與美國或英國聯合出版刊物。但很快這種想法變得不可能了。

（五）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DChG：雅利安化

德國不是第一個，不幸的是也不是最後一個，這樣的現代化國家：一個不擇手段、極具煽動能力的領導人，他具有暴力氣質和極端種族民族主義世界觀，通過所謂「憲法」手段奪權上位，儘管他並沒有在自由選舉中獲得大多數的選票。但是，Adolf Hitler的國家社會主義(NSDAP or NS; Nazi，納粹)政治制度成為二十世紀最臭名昭著的案例。Hitler政權在現代最血腥和最具破壞力的戰爭中迎來極盛，在1933年已經是可以預見到的事。不幸的是，許多受過良好教育和文化熏陶的人，包括理論化學家和DChG的領導者們，選擇支持該政權並遵守它的命令。正如歷史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利用了NS 政權早期提供給他們的機會，這樣做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信念，而是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從愛國主義，到職業前途，到機會主義，到單純慣性的接受命令。

1933年1月30日，Adolf Hitler被任命為總理，領導國家社會主義黨和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聯盟在幾個月里完全顛覆立憲政府，令人沮喪的細節這裡就不必敷述。即使在1933年3月最後一次相對自由的選舉中，NSDAP也未能贏得多數選票，卻也不能阻止一黨專政制度的建立，同樣不能阻止它在學術機構中系統性地清除猶太人、其他「非雅利安人」以及政治上「不可靠者」。此事對化學的影響是戲劇性的。正如Ute Deichmann所指出的那樣，德國化學家和生物化學家在科學家中遭受了最大的損失，在學術職位中每四人就有一人是猶太人或者是有猶太血統，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他們在1935年被肅清。這些數字是如此巨大的諷刺，這反映了這些學科對「非雅利安人」相對較大的開放性，這是Hofmann、Baeyer、Fischer自由遺產的力量源泉。由於許多被迫害的學者流亡國外，但最初保留了他們在DChG的會員資格，這可能使得他們佔1934年外國成員里非常大的比例。

DChG主席群像（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DChG和其他無數的德國協會、專業、學術組織都經歷了一個名為Gleichschaltung的過程。這個獨特的國家社會主義術語通常被不正確地翻譯為「協調」，它字面的意思是將一組機器換成統一的齒輪。事實上，這意味著組織化。更確切地說，這意味著直到1937年「新科學秩序」被建立起來的時候，通常更早，國家裡的每一個組織都應該按照國家社會主義路線重寫他們的章程，並被整合到一個被一黨控制之下的集權體系之中。那些被認為無能或不適合被整編的人將被遣散。關鍵是將「非雅利安」成員從領導層（最終從成員）中消除，並通過Führerprinzip（領導準則）取代組織內的民主控制，這實質上是一個軍事風格的指揮系統，領導人自上而下地任命。這樣的領導人最好是黨員，雖然有些情況下可以任命非黨員，但是前提是他被認為政治上可靠的，並能夠遵守系統中來自上級的命令。Richard Kuhn (理查德?庫恩，1900–1967)便是一個例子，他作為DChG的領導人，從1938年一直做到1945年系統瓦解。

在多數情況下，Gleichschaltung幾乎立即自發地發生，因為政權在1933年春季里鞏固了其權利。這樣的例子有由Paul Duden (保羅?杜登，1869– 1954)擔任主席的VDCh。其他情況下，包括DChG，這個過程由於各種原因而更加漫長，主要是由於在國際上有大量會員。令人擔憂的是，採取太過激進的做法會導致大量國際會員的流失，也就是會大量取消對DChG出版物的訂閱。鑒於這些出版物由於全球經濟蕭條而面臨的經濟壓力，不能太快地驅逐「非雅利安」成員。然而，從1933年5月開始，引誘猶太領導人辭職，這是由一位最同情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董事會成員開始推進的過程，IG Farben- Elberfeld (原Bayer)的Heinrich H?rlein (海因里希?霍利，1882–1954)在一次全體大會上獲得了一隊納粹突擊隊的支持。因而，DChG失去了主席(Alfred Wohl; 1863–1939)，在柏林的副主席(Arthur Rosenheim; 1865–1942)，一名董事會成員(Otto Warburg; 1883–1970)， Berichte的科學編輯(Max Bergmann; 1886–1944)。Bernhard Prager (伯恩哈德?普拉格，1867–1934)隨後在1933年6月擔任了Beilstein手冊的主編，另外10名Beilstein職員在1936年被辭退，儘管新編輯F. Richter (F?里克特，1896–1961)警告道，這樣做會大大減慢主要出版物新增內容的出版發行工作。在IG Farben的顧問委員會中只有一名「非雅利安人」， Arthur von Weinberg (亞瑟?馮?溫伯格，1860–1943)，留在DChG領導層直到 1935年。當時H?rlein取代了他財務主管的位置。Weinberg最終於1943年死於Theresienstadt集中營。少數DChG的「雅利安」領導者毫不掩飾他對該政權政策的不同意見，其中一位便是Wilhelm Schlenk，在1935年他被懲罰性的轉移到了Tübingen（在科學院的納粹人士不歡迎他），使他不能在柏林製造麻煩。他的席位——同樣是Hofmann和Fischer的席位，曾經是德國化學界最具影響力的教授職位，直到政權結束一直空缺著。 Gleichschaltung的進程在Alfred Stock (阿爾佛雷德?斯托克，1876–1946)繼續深化，他是一名無機化學家，值得注意的是他1933年加入NSDAP，之後在1936年2月的全體大會上任命為DChG的主席。他批准以「領導準則」修改章程，儘管並沒有明確的國家社會主義術語（顯然是為了避免得罪國際會員）。然而，Stock現在可以用自己挑選出來小團體代替DChG以前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小團體中包括一些黨員，但大部分是老派的國家保守派，這在老一代化學家裡比較常見。1937年Stock任期即將結束時，DChG成為了「科技新秩序」的一部分，通過被吸納進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und Deutscher Technik (德國科技國家社會主義聯盟； NSBDT)的Fachgruppe Chemie (化學組)，由Fritz Todt (弗里茨?托特，1891–1942)領導。Todt已然下令，NSBDT的所有成員組織應該秘密地執行對其會員「雅利安化」，按照1935年紐倫堡種族隔離法的規定，清除那些被定義為猶太人的人。雖然DChG從未正式修改它的章程以遵從這條命令，然而它的領導人卻在逐漸執行命令，秘密清除了德籍猶太人（在1937年只剩下約100人左右），最初避開了國際知名會員，諸如Richard Willst?tter。Stock在1937年12月使用純粹的實際論據來說服Todt推遲章程的正式變更，引用對DChG國際聲望的影響，以及出版物在財務上依賴於國外用戶（Berichte和Zentralblatt的50%訂閱費，Gmelin的60%，Beilstein的70%），每年貢獻了750000馬克的德國外匯。Stock還指出，其他一些德國科學協會仍然擁有少量的猶太成員，這符合德國大學裡允許一小部分猶太學術（1.5%）的政策。儘管這個問題是在1939年和1941年提出，但DChG從未正式在其章程中加入「雅利安段」，這與VDCh和DBG不同。然而，1944年修訂的章程草案里加入了「雅利安段」，外國成員也將被清除出去，德國贏得了這場「戰爭」。

（六）最後的輓歌

儘管，DChG的最後一任主席（1938-1945）Richard Kuhn並不是一個黨員，但這也不意味著他抵制現政權。Kuhn的公開講話里，特別是在1942年12月的 DChG紀念活動上對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絕無懷疑，毫不猶豫地支持戰爭，為此他秘密協助指導神經氣體的研究工作。這只是Fritz Haber一句名言：「在和平時服務人類，在戰爭中服務祖國」的單純的實際擴展嗎？不——因為作為VDCh的最後一名主席，一名黨員在1973年寫到1914年8月的影響，「真正的和平永遠不會再來了！」如果沒有真正的和平，那就別無選擇，只能忽視人類，服務祖國，對一名國家社會主義信仰者來說，科學團體的組織化、統一化、軍事化、軍事領導原則才是正當合理的。寄希望於德國的軍事勝利，DChG期待成為歐洲化學組織中主導「新秩序」的領袖。Kuhn帶領DChG全面融入嚴密的國家社會主義技術體系之中，曾經「世界上最重要的」學會，如今僅僅作為一個小小的「工作組」，一個痛苦的末端下屬而存在著。

於是在嚴格管制之下，DChG為德國戰爭工作提供了技術信息和研究數據。作為回報，DChG使其員工免於前線服務的危險，並得益於從被征服國家化學機構戰時沒收的儀器和圖書，甚至1944年Gmelin研究所利用了集中營囚禁的科學人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軍方在1945年5月崩潰之前不久就焚燒了被炸毀Hofmann House的廢墟，並為此賠償了DChG。這結束了DChG在推動國際化學文獻方面曾經不可一世的地位，以及德國在化學世界裡的主導地位。到1939年Berichte的文章數已經下降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低點，而引用外國文獻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27%。即使是在有機化學領域，20世紀30年代的Chemical Abstracts中德國文章比例首次低於英文比例，顯示出美國化學家（其中包括大量的德國流亡者）日益增長的自主權。德語作為化學語言的時代終結了。在1967年DChG百年紀念活動中，被深情回憶的「優良傳統」，此時已被嚴重玷污。正如Kuhn 在1945年承認的那樣，DChG無法在戰後以舊形式復興，即使它沒有因為被當作是國家社會主義技術組織的一部分而被盟軍佔領當局取締查封。

1944年轟炸過後的Hofmann House（來源：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DChG隨著Bismarck的德國一同升起，並隨著Hitler的德國一同隕落。因此，它的歷史也是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歷史的縮影，它反映了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下科學組織發展的可能性與局限性。DChG在早期得益於Hofmann的魅力領導和Fischer的組織天賦，以及一眾專職人員和工作人員，確保了DChG及其出版物不僅對德國化學家尤其是有機化學是不可或缺的，同樣對世界範圍內的同行們亦是如此。在Hofmann和Fischer領導之下，由於其對自由主義和國際科學主義價值觀的開放性，確保了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有超過四成的成員來自德國境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由於戰時組織化的壓力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苦澀的後果，它開始衰落下來。戰勝後的盟國出於懲罰目的將德國人排除於重建的國際科學秩序之外。由於DChG從1933年開始逐漸接受了國家社會主義原則和「雅利安化」，從此組織化、種族主義、保密戰勝了自由、寬容、開放，玷污了它從前的包容精神，並迫使DChG消亡於1945年。在戰後最終可以恢復和延續的仍然是期刊，尤其是最重要的參考文獻出版物，它們對化學家的工作來說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這些戰後的發展導致出現了如今的GDCh，並結合了DChG 和VDCh的功能（而DBG保持了獨立，前工業利益集團VzW，如今變成了Verband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這是新的歷史篇章，在此按下不表。

Walter Ruske作品出版以來如今已經有五十餘年了，它仍然是唯一一部涵蓋了DChG整個歷史的書籍。儘管有其限制性，Ruske的作品對歷史學家來說仍然有用，而且它得到了近期幾份關於DChG大部分歷史時期的學術研究的補充。只有魏瑪共和國時期被相對的忽視了，鑒於此時期的重要性，人們可能希望它很快會從更大的學術研究中受益。

雖然DChG參與了犯罪政權和全面戰爭可能損害了其早期領導人堅持的理想，這些理想仍然是有意義的，但在今天與一個世紀之前一樣具有挑戰性：

科學可以超越政治和戰爭；

科學家可以不因政治立場而相互敵視；

科學進步可以最終推動人類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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