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慮

有段時間我一直感到焦慮，不僅因為眼前的人和事，還因為前路的未知。很多時候即使是在放鬆的場景下，依然不辨個中趣味。我堅持跑步，時常冥想，希望用短暫的抽離來療愈難以捉摸的內心，但這些似乎也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於是我更執著地行動，用各種「認知升級」、「卓越高效」和「成功商業案例」的內容來填滿大部分的碎片時間，跑步時聽、開車時聽、等電梯時看、如廁時也看……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預言人類將在人工智慧的影響下分化成普通人和「超人」，普通人在「超人」的編排下，過上富足但卻毫無影響力的生活。言之鑿鑿，不免讓人心生恐懼。似乎只有不斷提升認知，到達「成功」的彼岸，方能逃脫慘淡的命運，抓住僅存的一線生機。我發現自己墜入了自我創造的巨大不確定性中，反覆咀嚼著難以摹畫的哀傷。但同時我又明白，在這哀傷的盛宴中，我只是參與其中的極其不起眼的一員。

那次有人在群里發了幾個「年少得志「的案例，立刻勾起了一位年輕人的回應：「看了這些，我又焦慮了。」焦慮如此普遍，以至於鋪展為一張宏大普適的社會心理背景，任何一個用力打拚卻難見未來的人，都能輕易地融入其中，成為匿名的存在者。吳曉波在節目中說自己敢打賭，現在到隨便哪個一線城市的咖啡館裡，10桌客人中必定有1桌在談創業。「創業」——這個牢牢佔據當代中國人心智的詞語，散發出的光亮異常鮮明卻又透著些微的詭異。「創業」的激情飛揚背後，往往是倉皇無奈的落荒而逃，但國人卻為此紅了眼，蒙了心。人們其實並非真的要「創業」，而是要「創業」後的「成功」，要背後的「名利」。然而「名利」又是何物？擁有「名利」就能從此抵達安寧的彼岸？稍具經驗的人就能發現這是一道虛偽的命題。我們的焦慮，從來不會因為得到一塊夢寐以求的糖果而得到緩解。古代印第安人，也不會因為物質的貧乏而停止快樂地歌唱。我們所期待的遠超出我們祖先們的想像，但我們付出的代價則是永遠都揮之不去的焦慮——我們永遠都不能安於現狀，永遠都有尚未企及的夢想。那是什麼？是什麼讓我們如此孜孜不倦？是「身份」，是附著在「身份」上的尊重和愛。

對於一顆健康的心靈，極大豐富的物質並非必須的滋養，「尊重」和「愛」才是我們能確鑿感知幸福的源泉。而現代社會逐漸形成一種模糊的共識，即身份和德行、能力、才識相關。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別人更優秀。窮人是有罪的、墮落的，他們窮是因為他們蠢。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甚至拒絕對窮人投去基本的憐憫。貧窮本身就是一種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會裡，貧窮更是一種羞辱。托斯丹在《有閑階級理論》里提及，「財富已經成為獲得尊敬的社會基礎，沒有財富的人很難得到他人的欣賞，結果是也很難得到自己的欣賞。」一個人可以很有美德但同時可以很窮的觀點不再被接受。大量的物質並非能帶來大量的快樂，而在於能帶來尊嚴。沒有了某些商品，雖然也沒什麼大礙，但卻有失體面，這是我們所難以承受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富裕社會》（1958）寫到：「只要一個人的收入明顯低於周圍人，即使對生存而言已經綽綽有餘，但他依然為貧窮所困擾。他們缺乏社會所規定的最低的體面的要求，因而他們不能完全逃脫被社會定義為不體面的命運。」於是乎，我們孜孜不倦地追求這個社會暗示我們的東西，誤以為擁有物質就能獲得救贖，相信絕對的物質導致絕對的幸福。

人們在這種價值體系的推動之下成為了焦慮的攀登者，機場成功學終於生長為眾人熱捧的顯學。當然，中國今天發生的一切並非孤立，下面的一長串書單確是似曾相識：富蘭克林《自傳》、威廉·馬修斯《成功立足》（1874）、威廉·馬厄《致富之路》（1876）、艾德溫·T弗雷德利《成功秘訣》（1881）、萊曼·阿博特《成功法術》（1882）、威廉·斯皮爾《成功法則》（1885）、塞繆爾·法洛斯《年輕人如何搬開成功路途中的絆腳石》（1903）……「馬修·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慨嘆：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像當今十分之九的英國人一樣，堅信我們的地位名望和幸福生活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富有。」 如今的中國看起來又何其相似。

不得不說這種「熱鬧紛呈」里包含了普遍的誤解，其實人類從來都很難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是什麼。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里寫到：「不管我們認為自己在思想上多麼獨立，我們實際上並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現象。我們的靈魂很少直接說出自己需要具備什麼，才能夠使自己滿足，或者即使它們有時候嘟噥些什麼，它們的指令也往往建立在謬誤的基礎之上，或乾脆自相矛盾。」當廣告商們一遍遍地在身邊鼓噪具體的物代表著特別的身份階層，周圍的人一次次地刻薄審視我們購買物品的高低貴賤後，我們內心關於「尊嚴」與「愛」的渴求被物化了。

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找出了本應廣泛存在的緩解焦慮的藥方：哲學、藝術、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亞。哲學教人擺脫他人的觀點進行充分的自省，它提醒人們，「你的品質」並不取決於他人對你的評價（馬庫斯·奧勒留）。以他人的評價作為行為準繩多半是愚蠢的；藝術幫助人們以一種悲憫的心境和視角去看待人間的悲歡離合，或者以戲謔自嘲的心態解構日常的不如意，藝術筆下的世界或許抽離現實，但能助人以一種更公允的態度解讀人世；政治上的探索帶領人們明了制度編排對世俗生活產生的巨大影響，一個人的成功除了依託自己的努力之外，更易受到社會洪流的影響，很多時候都身不由己；基督教向人們展示現世、來生，將人類的渺小限於宇宙神明的悠遠宏大之中，教導人們「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愛。」即使並非「成功」、身份普通，我們也值得被人溫柔相待；波西米亞作為一種反資本主義、反制度的存在，雖然看上去沒有什麼建設性，他們許多烏托邦式的實驗也已失敗告終，但依然提供了一種反思、批判、對立的視角，商品社會崇尚的規則從本質上依然充滿謬誤和矛盾。

尷尬的是，在當今的中國，哲學式微，藝術只是少部分人的「酸腐」愛好，政治領域也缺乏討論的空間，宗教精神基本已從世俗世界遠離。至於波西米亞，大多數人恐怕只能說出似是而非的「波西米亞風」。世俗焦慮的情緒在這樣的背景下，如脫韁的野馬般滾滾向前，裹挾了多少現代中國人不安的內心。失去了有效的抽離和撫慰，社會更像是一個單一價值體系的競技場，要麼如魚得水，要麼直面眾人鄙夷的目光。古時的吟遊詩人還可以通過清澈的歌聲在競技場外收穫路人的駐足，現今的世俗社會卻要麼地獄，要麼天堂。

我們想在社會上揚名立萬的慾望，在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於作為一個普通人對所具有的種種不利因素的恐懼。我們越認為普通生活令人恥辱、膚淺、低賤或醜陋，我們想要同他人區分開來的慾望就會更加強烈。集體越墮落，個人成就的誘惑力就越大。如果做一個普通人就意味著過一種連一般的尊嚴和舒適的需求都無法滿足的生活，那麼對上層身份的慾望則會變得異常強烈。不幸的是，這種集體的墮落是如此現實。

社會洪流中的人們別無選擇。我們一邊遭遇著不公正的評判，一邊不自覺地面目猙獰。日常的生活成了用一種焦慮代替另一種焦慮，用一種慾望代替另一種慾望的過程。焦慮的如影隨形，或許是再自然不過了。這是癥結的所在，也是救贖的緣起。世俗意義的成功本身並無不妥，但單一的目標顯然是不妥的選項。雖然哲學、藝術、宗教等元素並不是自然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但善思的人們依舊不會自甘泥塗。去閱讀、去思考、去行動，擁抱那些美好的東西，或許是我們獻給自己、獻給世界的一點力所能及的善意和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