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史年表（20世紀）
學習中自己整理了一份傳播學史年表。
打聽了下，學生黨來說，出版無望。不浪費 ，分享出來，有心人可以參閱。
另，因為是自己整理的，所以很多直接引用，要是有版權問題，麻煩告知，謝謝。
傳播學史年表（20世紀）
19世紀（1801-1900）
【背景概述】
作為傳播學學科基礎的那些觀念從來不是「獨自」從某個學者個人頭腦中迸發出來的，而是在與一系列知識的互動中醞釀，並最終成型為一個潛藏著有關「傳播/交流」的整體性知識網路的紐結。因此，當我們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傳播學史上各種關鍵觀念的產生過程時，社會整體的知識狀況就必然成為繞不開、必須加以澄清的主題。
麥格雷將19世紀末認定為傳播社會學發展「錯失良機」的一個時期，儘管在馬克思、托克維爾、塗爾乾和韋伯等歐洲學者那裡，對新興的大眾傳媒都有所論及，但是，由於其悲觀主義的傾向，「嚴重傷害了歐中強大學術傳統的發展」（麥格雷，2009：5）。與此相反，美國的學者們對新生事物似乎抱有某種「天生」的樂觀主義，反而「為傳播學專業研究機構在美國的設立創造了良好的學術範圍」（麥格雷，2009：6）。
以對新生事物所持有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感——樂觀與悲觀——為線索，麥格雷為傳播學在歐美兩片現代學術的重要場域中的不同發展路徑找到了某種根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社會心態為重要變數的學術史/理論史的構建並不是一個個案，而是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內在邏輯運作的結果。樂觀與悲觀，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社會心態的一部分或是基礎部分】如果，我們去細細檢視19世紀的歷史，就會發現，這一時期中，作為人類歷史的標誌性事件的是西歐與北美因工業革命促成的技術與經濟上的進步。而這場變革的基礎上，自然科學從其原先附屬於哲學、神學的地位之中掙脫，並逐漸走向成熟，成為現代知識體系的中心。正是基於此，狄爾泰將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分而視之，不僅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自然科學的獨立地位，同時，也開啟了被統和在「精神科學」這一名稱之下的「人文-社會」科學內部持久的爭端。
另一方面，技術和經濟上的變革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知識體系的革新，而且還有社會思潮的顛覆。「民族主義」無疑是主導這一時期的最重要的社會思潮，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民族國家=現代國家」的觀念被逐漸確立，對立與衝突在歐洲大陸不斷重演，直至其後的20世紀，由「民族」所引發的社會衝突依舊餘音不絕。
我們始終要警醒的是，今天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民族-國家」形式，在18世紀及至19世紀都還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國家邊界的不斷調整、民族構成的重新組合，都使得「民族-國家」這一現代國家形式受到了不小的威脅。連「社會」與「國家」的統一，也是現代以後的產物。
在這種不斷的衝突和混亂之中，歐洲學者對大眾媒介的「悲觀情緒」無疑是可以理解，並找到其歷史、現實根源的。
而美國這一土壤中，單一民族（以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為主）的優勢體現明顯，他們所面對的更多並非與「人」的衝突，而是與「自然」的衝突，而技術的進步無疑助長了他們的自信，連實用主義這樣的思想之所以誕生在美國也是由其根源的。因此，當「樂觀」成為美國這一新興國家的整體「情緒傾向」時，
當然，在芝加哥這一迅猛發展的現代城市中，杜威、帕克等人首次遭遇的「人的問題」——也就是社會秩序的問題，他們自覺地將大眾傳媒視為某種處理「人的問題」的「工具」，也就是說，將美國人處理自然問題的思維方式移用到了解決「人的問題」之中。
而更為重要的結果是，美國從此成為了大眾媒介這一新生事物野蠻生長的樂土。不管是廣播，還是電影，都在這裡得到了長足的進展。這一點，在布茨的《美國受眾成長記》（The Making of American Audiences）一書做了詳盡的描述。
應該說，在歐洲大陸，只有德國的納粹採取了與美國一樣的做法：將媒介作為一種工具。「到了1941年，全德國已經有1600多萬台收音機幾乎遍布德國的每個家庭」（石義彬）。而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所看到的是「事實」。
【1825】
關鍵詞：空想社會主義；生命體類比；組織；網路
5月19日，克勞德·昂利·德·聖西門（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去世。「網路」是19世紀思想觀念史上產生的一個重要概念，馬特拉認為，聖西門的「以生命體比喻社會」的思想，構成了將「組織」視為「網路」的開端。「根據聖西門的模式，社會是一個有機系統，是一組網路或網路結構，同時也是一個產業系統，由另一個產業對其進行產業管理。……按照聖西門的觀點，財富的流動對於社會就像人類的血液對於心臟，它使社會聯結為一體，並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H.T.】
1844年，第一條電報線路在美國誕生。
事實上，聖西門的這種生命體類比絕非偶然，在切特羅姆的敘述中，電報誕生後即被不少人認為是聯通社會這一大「生命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某種意義上來說，通過不斷創造新的概念，或是改變概念間的連結方式（比如製造不同的隱喻，在這裡，作為新概念的「網路」和作為新的隱喻方式的「生命體隱喻」被結合到了一起，這種特殊的關係一旦被奠定下來，曾經潛藏於歷史現象之下的「媒介」也得以浮出水面，這也就是後來彼得斯所論述的那種有關交流的觀念得以「重新發現」的重要源頭之一。）
【1830-1842】
關鍵詞：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社會發展；社會研究方法
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出版了六卷本的《實證哲學教程》。
「孔德指出，由於理論總是先於實踐，所以要想完成革命世界的重建，就必須將科學的或『實證的』方法擴展到神學家和形而上學的哲學家視為最後的堡壘的政治和社會的研究。採用這種實證的方法意味著把科學規律與對具體事實的觀察結合起來，尤其要儘力避免綜合總是有著『形而上學』性質的思辨。」（培克林著，凌琪譯，2009）
為了詳細描述社會的構成，孔德將社會研究分為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兩者都強調人類成員的相互聯繫以抵制現代的利己主義」。社會靜力學研究社會秩序，「它專註於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因素。……培養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團結一致的情感」；社會動力學分析社會的發展演進，「給人們一種與過去和未來的人類世代相連的感覺。……每一種社會狀態都脫胎於先前的社會狀態，然後產生下一種社會狀態。」（培克林著，凌琪譯，2009）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社會靜力學還是社會動力學，都繞不開「交流」或「傳播」，因為只有在「交流」或「傳播」中，社會秩序才能得到維繫，社會發展才能順利實現。當然，對馬特拉而言，其更關心的是，在社會動力學方面，孔德所提供的「發展」的觀念，他們指出，「最初的傳播理論來自於這些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描述，……根據這樣的歷史觀，社會進步只能通過一個中心向外圍輻射其價值來完成。」其後，到「19世紀末，把傳播系統描述為社會發展與文明的動因的社會生物學模式得到普遍的認可。」（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作為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奠基者之一，孔德不僅在其著作中暗示了「交流」問題的存在，同時也指出了包括傳播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即觀察法、比較法、實驗法和歷史法。「貫穿在這些具體方法中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統一的科學觀，即認為社會同自然並無本質的不同，沒有必要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作出劃分。這一思想，為後來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奠定了方法論基礎，也成為長期爭議的問題。
觀察法：
觀察法可以分為直接觀察和簡介觀察，直接觀察是觀察者直接接觸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間接觀察則是通過對歷史遺留下來的風俗、禮儀和語言等進行分析獲得有關社會歷史和文化遺迹的資料。
實驗法：
利用社會發展的特殊狀態進行實驗，當社會正常進程收到確定方式的干擾時，實驗的作用就表現出來，使我們有機會發現正常社會的規律。
比較法：
只有通過比較，社會學家才能簡化觀察和實驗所收集到的資料，發現正常的規律。
歷史法：
歷史法是對社會發展的先後和連續方面進行考察，把不同社會現象依照其發展順序加以排列，從中分理處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揭示其增減盛衰的趨勢，從而把握社會發展規律。」（百度百科）
【H.T.】
孔德為傳播學理論【或者是更廣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所提供的一種新的有關「社會進化」的生物學隱喻。在這個意義上，孔德與達爾文幾乎是同時，為社會科學理論引入了這一新的隱喻模式。
【1831-1836】
關鍵詞：生物進化論；偶然性；進化；非語言傳播
1831年至1836年間，年僅22歲的達爾文搭乘「比格爾號」進行環球航行，成為「進化論之創立的一個關鍵事件」（羅傑斯，殷曉蓉，2012）。
「達爾文考察了巴西海岸、阿根廷南部的南美大草原、南美洲大陸南端的火地島、阿根廷沿海的福蘭克群島，然後踏上智力、秘魯和厄瓜多的西海岸。」（羅傑斯，殷曉蓉，2012）「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相當程度上是開創性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其他幾個學者的影響。一個由自然科學家組成的無形學院把進化思想推向前進，許許多多的進化理論已經出現，其中每一種理論都既有贊同者，也有批評者。這個無形學院的成員在進化的性質問題上有分歧。」（羅傑斯，殷曉蓉，2012）
1838年，達爾文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之後，深受啟發。在隨「比格爾號」航行期間，達爾文做了大量生物資料的收集工作，但其航行的主要成果來自於他對地質學方面的發現，而非生物學。偶然機會下的閱讀《人口論》，使達爾文得以接觸到「馬爾薩斯關於競爭的選擇作用的基本思想」，從而為其進化論的形成提供了關鍵概念（羅傑斯，殷曉蓉，2012）。「達爾文意識到，人口的壓力造成了生存鬥爭，因為構成人口的單位為了可以獲得的食物相互競爭。因此，自然作為一種選擇力量而行事，它消滅弱者，讓那些新的、特別適合於其環境的物種得到發展。達爾文推論說，如果這個過程的發生是針對人類的，那麼毫無疑問它也肯定會針對其他生物而發生。」（羅傑斯，殷曉蓉，2012）
1859年11月24日，達爾文的《論物種通過自然選擇的起源、或在生存斗陣中有利種類的保存》在倫敦面市。「在此之前，雖然其他進化理論已出現，但達爾文是第一個提出偶然變異之機制的人。」（羅傑斯，殷曉蓉，2012）
1873年，《人類和動物的表情》出版，作為達爾文直接涉足傳播或交流問題的一部著作，「這本著作創建了非語言傳播的領域，儘管達爾文沒有這麼稱呼。他論證說，如果不理解動物的情感表達，就無法理解人類的情感表達。……達爾文通過描繪嬰兒和兒童、各種文化中的成年人、精神病患者，以及諸如猿和狗那樣的動物的情感表達，來支持他的非語言傳播的起源理論。」（羅傑斯，殷曉蓉，2012）
1882年4月18日，達爾文因患心臟病去世。
達爾文對傳播學的影響，一方面在於其著作《人類和動物的表情》一書對非語言傳播領域的開創性研究，另一方面，也在於其所關注的「進化」問題，經過《物種起源》一書成為了當時一股重要的社會思潮，為社會科學提供了某種可被稱為「生物學範式」或「進化論範式」的理論架構，「競爭」、「進化」、「偶然性」（此概念在經過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後，其決定性作用已被大大弱化）、「環境和生存壓力」等概念，被引入社會科學（包括傳播學研究）中，並間接影響了美國的芝加哥學派等。
【1835】
關鍵詞：近代統計學；概率論；均值人；社會秩序
比利時統計學家、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凱特勒（Lambert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1796～1874）發表《論人及其才能的發展》（再版時改名為《社會物理學》）（百度百科），由此，其稱為「社會物理學」的社會度量方法建立了。「它的基本單位是均值人。均值人相當於身體的重心，偏離均值即可視為社會秩序反常、危機和失衡。」（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凱特勒被認為是「近代統計學之父」，他將概率論引入統計學，從而使統計學成為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的統計學。從1831年開始，凱特勒就已經開始從事人口和犯罪問題的統計學研究。在這種研究中，他發現以往被人們認為從個體來說具有偶然性、從整體來說具有雜亂無章性的社會犯罪現象，也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在做其他諸如自殺、婚姻、神經病患者等問題的統計時，凱特勒均發現了相似的現象。因此，他確認了，那些表面上似乎雜亂無章的、偶然性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現象，如同自然規律一樣也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革新統計學對社會科學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為其提供了用以分析複雜的社會現象的有力工具，而促使這一革新成為迫切需求的，則是工業革命以來社會性質的變化。19世紀，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社會管理問題成為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管理者或統治者所面對的，再也不是過去那種物理空間中分隔、疏離、卻在精神層面具有同質性的農業社會，而是一個物理空間內緊密相連、精神層面上極端異質的「群眾社會」。「群眾被描述為對社會整體的一種現實或潛在的威脅，……由於存在這種危險性，因此必須建立一個系統以便實現對司法和人口的統計控制。」（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隨著進一步的發展，「為了預測社會共同責任和相互依存關係，出現了把責任社會化的福利國家理論，所有社會問題被歸結為不平等問題。共同責任的概念抹殺了慈善和互助的自願主義話語，代之以一套生命單元之間生物依賴必要性的說辭。這些理論都以個體安全為前提，個體通過與生俱來的契約關係——包括債務關係，成為整體的組成部分。共同責任也成為國家間相互依賴的概念基礎。相互依存的生物概念反過來為必要的溝通理念提供了基礎。」（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1835】
托克維爾發表《論美國的民主》
「報刊擅長鼓動，但它憑一己之力不可能製造激情。」托克維爾認為報刊至少有三大功能：
——公開政治的神秘力量，保障自由（迫使公眾任務輪流接受公意論壇的檢驗）；
——為公民提供共同參照，維護社群融合（只有報紙能同時把某個觀點放進成千上萬人的思想中）；
——快速促成統一的行動（個人和黨派無須見面即可交流，無須接觸就能達成一致）
（麥格雷，2009：16-17）
韋伯：
他指出了傳媒對現代人的獨特貢獻：傳媒讓人們每時每刻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觀點，從而廣泛地改造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麥格雷，2009：18）
【H.T.】
在社會學的敘事中，傳播是以對現代化及現代性的影響者的身份進入學者們的視野之中的。
【1839】
關鍵詞：符號學；實用主義
1839年9月10日，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或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出生。皮爾士生於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曾於哈佛大學就讀，在美國海洋和大地測量觀察所任職。一生不得志。1887年以前一直未能在大學謀到一正式教席 。
皮爾士，與語言學家索緒爾幾乎同時代，兩人都被認為是符號學的先驅人物。
「皮爾斯對符號研究的主要貢獻就在於發現：符號之所以為符號，主要是由於符號的解釋者依據一定的共同體或社會的規範所作的解釋或認知。符號自身無所謂指稱和表達，而是人們這樣理解和規定的結果。也就是人賦予符號以生命，並以符號為工具發展了人自身。皮爾斯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主要有兩點：（1）其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2）建立了符號體系，並對它們做了細緻的分類研究，形成了系統的符號學說。」 （阿瑟·伯格，李德剛等，2011，譯者注）
「與索緒爾對於符號問題的研究基本上局限於語言符號不同，皮爾斯的符號學說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哲學色彩，而且把符號問題的探討推廣到了各種符號現象，從而建立了全面意義上的符號學體系。而且二者在有關符號本質問題的許多看法上也存在根本性差異。但是，兩人都發現了符號的一條最基本的功能：符號的作用就在於能代表或替代不同於自身的他物。」 （阿瑟·伯格，李德剛等，2011，譯者注）
「索緒爾致力於在語言之內理解符號（更關注符號之內的能指、所指關係，以及符號之間的組合、聚合關係等），而皮爾士對符號的理解則超越了語言，涉及認知領域。他探尋了符號、指稱的意義以及指稱對象之間的三角關係。這一理論後來被英國文藝理論家查爾斯·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和瑞恰茲（I.A.Richards）發展成了著名的『語義三角』。這種三角關係加入了認知主體，因此為符號意義的理解增加了變數，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受到約定的影響，還受到認知主體的影響。這就產生了所謂『意義在人』的說法，跳出了結構主義的圈子。」（陳力丹，易正林，2009）
「皮爾斯認為，解釋者必須提供符號的部分意義。他寫到：符號『對於某個人來說，從某個方面或某種能力來看，它代表著某件事物』（Zemean，1977，p.24）。這不同於索緒爾對符號功能的看法。皮爾斯承認符號學的重要性，原因正如他說的那樣，『即使這個世界並不完全由符號組成，符號還是遍布了整個世界』。我們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視為一條信息，或者用皮爾斯的話來講，都可以視作一個符號。」 （阿瑟·伯格，李德剛等，2011）
皮爾斯的作品在文是一個世紀之後才常常被人引用，而在他生前長期被忽視，主要因為皮爾斯是個邊緣人物。……在實用主義者當中，皮爾斯反對客觀主義幻象的態度最堅決，他認為一切認識都是發散的，都依賴於一系列的假設關係，就像一根沒有盡頭的論據的鏈條。（麥格雷，2009：23-24）
【1848】
關鍵詞：階級鬥爭；社會不平等與社會衝突；社會達爾文主義
1848年2月，由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同盟起草，馬克思執筆的《共產黨宣言》（又譯《共產主義宣言》）在倫敦第一次以單行本問世，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引自百度百科）
馬克思「65年的生涯經歷了好幾次由暴力顛覆所導致的歐洲王國的垮台，包括1848年的法國革命。馬克思的理論和革命直接相關。馬克思的成長使時期也是資本主義日益上升、工廠擴張、歐洲各國建立殖民帝國的時期。」（羅傑斯，殷曉蓉，2002）
「馬克思曾想把《資本論》題獻給達爾文，因為他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非常之大。事實上，恩格斯就把馬克思稱作『社會學的達爾文』。馬克思採納了一種嚴格的革命觀點。他說，衝突和鬥爭——而不是和平的生長和增量的變化——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引擎。他的有關變革的社會衝突理論是奠定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即奠定在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的基礎上，後者又以個體對於生產資料（一種稀有資源）的不同佔有為基石。一種進化的機制推動著馬克思主義。」（羅傑斯，殷曉蓉，2002）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中心是諸如這樣一些概念：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異化』——個體被其自身的創造物（它作為異己的力量面對著這些個體）所支配的程度。（西曼，1959；馬茨，1987）。馬克思的一生在時間上與歐洲的工業化相吻合，這種工業化的特徵是人類通過『功效』（個體對於人的未來施加控制的可想像的能力）與內在的控制日益增強對於自然的控制。馬克思把異化看作是他的理論機制中的一個關鍵概念，這是很自然的事。」（羅傑斯，殷曉蓉，2002）
「『馬克思主義』是這樣一種信仰：諸如經濟力量等物質條件決定社會中的社會變革。馬克思主義也被稱作歷史唯物主義，因為它有賴於對於唯物主義（也就是經濟）的一種歷史分析，並以經濟決定論為基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用來賦予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進化學說的名稱，而人類社會是由物質的東西的發展所推動的（魯伊斯，1979）。人類對於自然越來越具有控制力，諸如工廠力量的發展和工業產品的增加，導致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羅傑斯，殷曉蓉，2002）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階級的壓制、向無階級和無國家體系的過渡是由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的，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短暫的局面。社會主義是一種學說，它表明：為爭取財富平等分配的鬥爭，可以通過消滅私有財產、消滅剝削的統治階級、以公有製取而代之來實現（魯伊斯，1979）……」
「……馬克思提出了一種宏觀層次上的有關社會變革的理論，希望這種理論能引向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層面上解釋社會變革，而不僅僅是通過個體層面變化的聚集。因此，馬克思處於宏觀分析層次，而不是微觀分析層次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它在本質上與其說是社會心理學的，不如說是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急需大的社會變革。這一悲觀與激進的觀點將他們置於政治信仰系列的左側。」（羅傑斯，殷曉蓉，2002）
「馬克思提倡一種基本的觀點：『在任何社會，獲取維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資源方面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造就一種文化，這一文化引起某種類型的重大的社會衝突。』（本森，1979）……這裡還包含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社會是不完美的，需要加以改變。而且，人們還可以看到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重要因素的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的意思。」（羅傑斯，殷曉蓉，2002）
「由生產方式所導致的社會階級差異造成了一個系統內對於資源獲得的不平等。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是依靠出賣勞動力而生存的社會階級，它在英國起源於工業革命。他說，由產業工廠工人組成的無產階級為資本主義社會大量需要，因此它發揮著普遍的社會階級的作用。無產階級通過聯合起來，能夠獲得改變社會所必需的力量（本森，1979）。這種聯合有賴於無產階級形成為一種階級意識，也就是，一種對於在一個社會中具有某種共同作用的自我確認。馬克思一直希望即將到來的革命，但是這一革命從未到來。他論證說，產業工人未發展出一種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因為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控制著社會的精神生產資料（例如藝術和大眾媒體），因此在無產階級中製造了一種虛假的意識。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大眾媒體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大眾媒體的內容由社會階級關係所統治。媒體鞏固社會的占統治地位的價值，並主要是反對革命和反對變革的。……」（羅傑斯，殷曉蓉，2002）
【1850】
關鍵詞：有機體類比；單線進化；功能分析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出版《社會靜力學》，「支持自由放任主義事業和對政府權力進行約束。至此，他的最著名的觀點『適者生存』才吸引了廣泛的讀者。」（特納，凌琪譯，2009）
1852年，斯賓塞撰寫了「社會心理學」（Social Physiology）大綱。「自1870年始，他逐步詳細闡述了大綱中的思想——把生物秩序和社會秩序之間的的連續性假設推到了極致。」（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在學術思想史上，包括羅傑斯在《傳播學史》中的記述，斯賓塞常常被冠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並將其與支持諸如機體類比、單線進化和功能分析等理論謬誤相聯繫（特納，凌琪譯，2009）。但是，正如特納所指出的，對斯賓塞在社會學歷史上的輕視，一方面是由於其所提出的「適者生存」的觀點為社會進化論者所廣泛使用，而這些人所提倡的進化論思想因具有的民族中心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特徵而被當今的主流意識形態所否定，斯賓塞本人所持有的認可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傾向，也造成了在西方學界，其長期的埋沒；另一方面，斯賓塞思想的「宏大」特徵和跨學科性質，在西方學術走向專業化的同時，顯得不合時宜。（特納，凌琪譯，2009）
而事實上，斯賓塞在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上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個人物。「他是取得下列成果的第一人：發現了系統規模和功能分化之間的關係；創立了成熟的功能主義，這一理論從生產、再生產、調節和分配方面探究系統的分化；既從達爾文的角度，也從應對上升的後勤供應而做出決策的決策者的角度，創立了奧博的自然選擇論觀點；從辯證的循環、地緣政治和內部威脅等角度，創立了多維的權力理論；概括了聽上去具有現代意味的基本的人類制度動力學的一般規律；整理並採用了大量的關於社會的比較資料；詳細羅列了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方法論問題；充分意識到了分配在推動生產方面的重要作用，並對這些推動作用進行了理論的概括。」（特納，凌琪譯，2009）
就傳播學思想觀念的發展而言，斯賓塞的功能分析路徑將「傳播」或「交流」問題置於其宏大的理論體系之中。斯賓塞的「分化規律」指出，「隨著人口的增長，並且人口增長率越高，滿足人口需要的後勤供應就越大，生產、再生產、調節分配結構和相關文化符號等的分化和精緻化帶來的選擇壓力也會愈大。」（特納，凌琪譯，2009）「傳播」問題，也就是信息傳輸的問題，被包含在「社會分化」和「機體類比」中，「信息和其他傳播手段，如郵政服務、電報和新聞機構，就是負責調節的神經系統，它們管理著中樞系統和外圍設備的複雜關係。社會控制中心通過這些機構影響社會。信息的發送就像神經系統的信號發送，是從一個城市的居民到另一個城市的居民的傳播運動。」（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1858】
關鍵詞：社會學先驅；符號互動論；交往理論
1858年，西梅爾（或齊美爾）生於柏林的猶太家庭。
1885年起，西梅爾在柏林大學任教，其學術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柏林大學教書。
「西梅爾著述甚豐，他的許多作品都是有關今天被稱為現代性的東西。受C·達爾文和H·斯賓塞的影響，西梅爾圍繞著社會進化、城市社會生活、城市生態學等問題從事教學和寫作。他的理論成果直接影響了芝加哥學派，而對於西梅爾的思想概念化來說，芝加哥學派發揮著一種經驗的實驗室的作用。」 （羅傑斯，殷曉蓉，2012）
「在西梅爾的重要著作中，有這樣兩本著作：《陌生人》——這部著作激勵了芝加哥的R·帕克；《團體分支機構之網》（1922）——它導致了網路分析。西梅爾寫到了三人組合，也就是一個由三個人組成的團體。他論證說，一個三人組合構成了一種不穩定的關係，因為三個組合中的兩個成員通常構成了一個二分聯合體，以對抗第三個成員。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在T·卡普洛（Theodore Caplow）的領導下，美國社會學家進行了大量的有關三人組合的研究。」 （羅傑斯，殷曉蓉，2012）
「西梅爾認為，社會學分析的進步是通過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通過積累和分析事實來獲得更充分的理解。與之相比，E·塗爾乾的社會學風格的構成有賴於通過經驗研究而獲得的統計資料，M·韋伯的方法圍繞特殊的概念而構建了社會學分析。現代美國社會學追隨塗爾乾和韋伯，卻偏離了西梅爾（卡普洛，1968）。西梅爾認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是對社會化的理解（斯派克曼，1966），這個觀點由芝加哥學派的C·H·庫利、G·H·米德和J·杜威推向前進，並將之系統地闡述為符號互動論。」 （羅傑斯，殷曉蓉，2012）
「R·帕克將西梅爾有關傳播的理論觀點反映在他的研究和作品中，這種觀點可以概括如下（萊文，卡特和戈爾曼，1976）：
1.社會作為社會學的核心概念，是由個體之間的傳播所構成。
2.所有的人類傳播代表著某種交流，這種交流對於所涉及的個體來說具有交互的效果。
3.傳播在彼此之間的社會距離不斷改變的個體之間發生。
4.人類傳播滿足某些基本需要，……。
5.某些種類的傳播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成為穩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著文化和社會結構。」 （羅傑斯，殷曉蓉，2012）
【1886】
關鍵詞：精神分析理論；無意識；泛性論
1886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維也納開設私人醫療診所，專治神經病患者。「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親去世，引起了一場中年危機和神經疾病，由此導致弗洛伊德對他自己的夢進行自我分析。在對付他自己的神經病，即一種創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時，弗洛伊德開始寫作《釋夢》……」
1899年，《釋夢》（即《夢的解析》）出版。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對心理學有重要的作用，對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也有重要的影響。它通過批判學派、帕洛阿爾托學派、H·D·拉斯韋爾直接地影響了傳播學領域，並且通過C·I·霍夫蘭不那麼直接地影響了這個領域。」（羅傑斯，殷曉蓉，2012）
「弗洛伊德地主要貢獻是他對無意識的認識，對於超出我們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響的認識，對於性慾在個體從嬰兒時期起的精神發展中的作用的認識。」（羅傑斯，殷曉蓉，2012）
19世紀初，「維也納成了精神分析理論的誕生地。作為哈布斯堡帝國（奧匈帝國）的首都，這個有著100萬人口的美麗城市是一個偉大的智慧中心。重要的思想風靡全城：包豪斯的建築運動，A·勛伯格的激進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十二音體系，O·諾伊拉特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維也納學派和L·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世紀之交的維也納也表現出清教主義規範、性壓抑、嚴格的道德規範等等特性。這一套東西與弗洛伊德關於心靈、特別是與他在解釋人類行為時對於性的強調是相對立的。」（羅傑斯，殷曉蓉，2012）
「弗洛伊德的理論體系與當時主流心理學的理論不同，他研究了傳統心理學所忽視的領域，他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人格理論、本能論、焦慮論、性慾論和夢的理論。」（石向實，2007）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化工作之一涉及到無意識。精神分析理論試圖通過考察個體內在的東西、特別是探究個體的無意識來解釋人的行為。」然而，弗洛伊德的研究所採取的方法在後人看來卻未必是科學、嚴謹的，「他不以一種正式的方式來檢驗假說，而是確認概念、建立分類、提出他的這些概念間的可能關係，或許用一兩個個別病例研究來對之進行闡述，用這一種解釋的方式來推論出精神分析理論的組成部分。弗洛伊德將自我分析作為他的研究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精神分析的有效性缺乏確切的科學根據，所以對弗洛伊德的理論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以它表面上的有效性為基礎。」（羅傑斯，殷曉蓉，2012）也正因此，弗洛伊德為社會科學，無論是社會學還是傳播學，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觀念的突破」。
1921年，弗洛伊德「辯駁了兩種群眾心理學的定理，即人群激發了情感，抑制了思想。弗洛伊德認為用『暗示』解釋個體的轉變簡直『不可思議』，斥之為『暗示專制』。為了澄清『群眾情感的本質』，他求助於力比多（libido）的概念。弗洛伊德曾在對神經官能症的研究中檢驗了這個概念。他認為，如果一個個體在大眾中放棄了他的獨特性（singularity），讓自己受到他人暗示的影響，那麼他一定是感到有必要與他人融洽相處，而不是與他們對立——所以或許他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別人。」（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在這裡，弗洛伊德指明了兩點：一是群眾心理學現象的解釋基點不在「群眾」，而在個體本身，這也是精神分析理論的特點之一，「個體」先於「群體」而存在；二是「暗示」的效果應被解釋為群體壓力的作用，而非其他。
「儘管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理論都注重人類行為的個體內的解釋，但它們在幾個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心理學是以（實驗室的實驗）方法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論是以（神經病）問題為中心。心理學試圖通過使用實驗的方法而成為科學的學科，但這對於精神分析理論來說是不適合的。（舒爾茨，1975）
2.受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理學）的影響，心理學的資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論涉及個體精神生活的複雜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資料。
3.心理學的時間框架是實驗的此時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論與個體以前的生活有關，利用回憶童年時期的事件來解釋成人的神經病。
4.對於心理學家來說，主要感興趣的個體是正常的成人或兒童；精神分析學家則涉及神經病患者。」（羅傑斯，殷曉蓉，2012）
【1889】
1月3日，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義大利都靈的卡洛·阿爾貝托廣場上昏倒。10日，被送往巴塞爾的精神病院。醫師維拉（Ville）的診斷是「進行性麻痹症」。17日，在母親的陪伴下，尼采被送入耶拿大學醫院的精神科進行治療。1900年8月25日在魏瑪與世長辭。28日下葬於故鄉勒肯。（矢代梓，2009：26）
【1890、1891、1895】
關鍵詞：群眾；群眾社會學；公眾
1890年，法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Jean Gabriel Tarde）出版《模仿律》
1891年，義大利社會學家西皮奧·西蓋勒（Scipio Sighele）在都靈出版《群體犯罪》。
1895年，法國精神病理學博士居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出版了《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通過這三部著作，塔爾德、西蓋勒和勒龐共同了開創了群眾心理學這一領域，「描述了同樣的社會控制圖景。」（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當時研究群體心理的並非只有勒龐一人，著名者如義大利人西蓋勒（Scipio Sighele）和法國人塔爾德（Gabriel Tarde）。在勒龐思想的『發明權』權上，三人之間還有過一番爭執。但後二人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刑法學意義上的群體犯罪現象，與勒龐側重於政治和社會史的心理學研究畢竟有所不同。」（馮克利，2004）
「西蓋勒的『群體犯罪』理論總結了從罷工到民眾的各種『平民的集體暴力』。每個人群都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催眠者和被催眠者。只有『暗示的力量』可以解釋為什麼後者盲從於前者。……受精神病學家讓·馬爾坦·夏爾科（Jean-Martin Charcot）的影響，西蓋勒認為暗示和幻覺把身陷群體中的個人變成了機械般行動的人或夢遊症患者。」（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而勒龐則指出，「進入群體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機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會產生一種本質性的變化。就像『動物、痴呆、幼兒和原始人』一樣，這樣的個人會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識，完全變成另一種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他明確指出，群體中個人的個性因為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即使在沒有任何外力強制的情況下，他也會情願讓群體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現出人類通過遺傳繼承下來的一些原始本能。」（馮克利，2004）
塔爾德則認為，「群眾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已經進入公眾的時代。二者的不同在於，群眾中的精神感染本質上產生於身體接觸，公眾則是交通和傳播工具長期發展的產物，『是伴隨社會心理發展而取得的進步』。人在一個特定時間只能屬於一個群體，但是他們同時可能是多個公眾（several publics）的一部分，……塔爾德的觀點與他之前的那些學者有一處明顯的不同，即他從不指責『平民群眾』的恐怖狂潮。」（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塔爾德持一種泛模仿的觀點，他認為，「人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模仿」。（何道寬，2006）而這種觀點實際上也深受暗示、被暗示理論的影響。（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
法國微觀社會學的開創者加布里埃爾·塔爾德因為堅持唯心主義的社會模仿理論，一直被視為塗爾乾的不幸對手。但是正如卡茨所言，塔爾德對傳播學理論也有重要貢獻。在「二層傳播流」的說法誕生之前，塔爾德就反駁了報刊影響直接且專斷的看法，認為公眾也可以主動。報刊沒有將內容強加於人，將報刊比作餐館菜單更恰當，它們供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視角，為人們提供談資，正所謂「一支筆帶動一百萬副口舌」。人際傳播不是媒介傳播的產物，因為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交流在先，報刊只是為已經存在的對話增添新的內容。對話促成個人觀點，個人觀點合成社會輿論：在一切影響之中，面對面的影響最有效，可形成最終佔主導的思想。……塔爾德認為，如果報刊有決定性的影響，那隻能是在保護議會自由和促成聯合國之類新社群的過程中。報刊的力量首先在於使觀點多樣化成為可能，進而把一切聯繫起來。「塔爾德說過，報刊誕生之前，只有君主有手段知道不同村子裡的人的想法，民族統一性勉強體現在君主一人身上。報刊獲取了君主這一功能，同時使之去神秘化。通過逐一介紹各個分散的村莊，報刊成了民族整合的據點和中介。」（卡茨：《加布里埃爾·塔爾德的遺產：輿論和傳播研究範例》，載法國傳播學雜誌Hermes，第11~12期，1992年，第267頁）
（麥格雷，2009：18）
【1892】
關鍵詞：芝加哥學派
1892年，在「美孚石油公司」總裁J·D·洛克菲勒的資助下，芝加哥大學得以創建。
「20世紀20年代對於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來說是一個關鍵的10年，而這裡的骰子主要投向芝加哥大學。在芝加哥，與20世紀民主制中的工業革命相連的新的社會問題特別突出。」「芝加哥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自然實驗室，以便檢驗這樣的問題：世紀之交，在美國新的城市環境中，美國民主制如何被調節、才能夠更加有效地發揮作用。」 （羅傑斯，殷曉蓉，2012）
「由於若干原因，芝加哥學派對於傳播理論與研究的影響非常非常重要：
1.它代表著社會科學在美國的第一次重大的繁榮，就那些重要的歐洲理論來說，特別是就德國社會學家G·西梅爾的那些理論來說，它起著思想登陸點的作用。
2.它使美國有關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了強烈的經驗主義方向。芝加哥學派是改良的、進步的和實證的，它試圖通過研究這個世界的社會問題而對之進行改造。芝加哥學派的問題是：在迅速成長的城市中擁擠不堪的移民貧民窟里，誕生於鄉村社區中的美國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
3.芝加哥學派的學者構成了一個以人類傳播為中心的人格社會化的理論概念體系。對於芝加哥的社會學家來說，要成為社會的存在、人類的存在，就需要傳播。他們攻擊對於人類行為的直覺解釋，取而代之強調一種觀點，即後來被稱為符號交互論的觀點。
4.芝加哥學派構築了後來的以媒體效果為重點的大眾傳播研究的模型。」 （羅傑斯，殷曉蓉，2012）
「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在芝加哥的繁榮只是幾個學者的工作：C·H·庫利、J·杜威、G·H·米德和R·E·帕克。這4個重要的美國學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他們都生於1859—1864年間，大約是美國內戰時期，並且都是在小城市長大。他們都有新教和道德主義的背景，但是由於科學的教育，他們試圖成為社會生活的客觀觀察者。他們都是改良派的——通過更準確地理解社會問題而對抨擊社會問題發生了興趣。他們都是樂觀主義者，主張為了美國民主制能夠在城市共同體中繁榮興盛，社會進步是需要的。
他們都與密歇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有聯繫，這兩所大學是當時具有很高名望的美國大學。J·杜威在密歇根大學做過庫利和帕克的老師。庫利影響了米德關於自我的概念。杜威將在密歇根大學做教員的米德帶到芝加哥，在那裡，他們成為好朋友。儘管這4個學者被連結成一個理智相互影響、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際網路，但是他們各自都作出了不同的理論貢獻。
庫利和米德創建了互動社會心理學（後來被更普遍地稱為符號交互論）。他們反對以直覺構成人類個性的基礎，認為人際傳播是個性構成的中心。
他們強調人類傳播的主觀主義——也就是說，信息的接受者以某種為其所特有的方式解釋信息的內容（而不是完全如同信源所意圖的那樣）。這種主觀主義後來被C·E·香農的數學傳播模式所淹沒。
早期芝加哥學派是經驗的，但並不是非常量化的。帕克認為，統計方法是『只會空談的詭計』，直到20世紀30年代，芝加哥社會學才開始將統計的方法運用到量化資料的分析中。」 （羅傑斯，殷曉蓉，2012）
「在社會有機體論的旗幟下，杜威、庫利、帕克都對傳播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並獲得了較為一致的認識。他們把傳播放在社會結構組成部分的高度來研究，因此視域十分開闊。他們提出了許多傳播學必須面對的課題，從而為傳播學的發展打開了大門。由於深信傳媒革命對社會具有強大推動作用，他們也成為傳播學技術主義的先驅人物，……。」（胡翼青，2004）
帕克用生物學概念描述城市，認為城市是地面組織問題，就像植物生命發展提出的問題一樣，只不過城市涉及的是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這些人移動不止，始終處於相互競爭、彼此適應和逐步同化的狀態。帕克的報刊研究也有生物學的影子，他想追溯報刊發展的自然史，他認為報刊的形態變遷是不可避免的。他重視經驗不僅是個人偏好，也是職業經歷使然。對學術圈人士來說，報刊世界頗具異國情調，而深知內情的帕克拿出了真正的報刊社會學，從報紙內部分工到「看門人」世界觀分析（記者編輯怎樣判斷新聞？），他的分析展現了業內同行的觀點，也有對他們的行為的細心觀察。帕克運用托馬斯（Thomas）和茲納涅茨基（Znaniecki）對波蘭移民的深入調查結果，研究了公眾的實際構成，以便弄明白人們怎樣使用信息。……因為帕克的貢獻，美國社會學研究率先引入傳播課題，此後就搖擺於人類學發現和政治規範之間，並最終傾向於後者，這說明了杞人憂天思路的再次抬頭（與「一戰」後的環境密切相關）。
（麥格雷，2009：25）
【1897】
關鍵詞：有機體類比；地緣政治學
「德國理論學家弗里德里希·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開創了政治地理學和地緣政治學，這是一門關於地理空間及其支配作用的科學。拉策爾認為，國家是植根於國土的有機組織，地緣政治學就是研究由國家及其領土所維繫的有機關係。拉策爾認為，交通網、電網、貿易、相互作用和遷移，都是生命力的表現；是交通網和電網賦予這片領土生命及活力。在這個有關地域空間的權力理論中，空間變成了『有生命的空間』。」（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2008）二、傳播學的產生與發展
以下引自何道寬為《傳播學概論（第二版）》（施拉姆、波特著，何道寬譯，2010）
傳播理論興起於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五種互相交疊的視野：交流是公共輿論的管理；交流是語義之霧的消除；交流是從自我城堡中徒勞的突圍；交流是他者特性的揭示；交流是行動的協調。
20世紀30年代，大眾傳播和人際交流的分野奠定了基礎；傳播學研究和通訊技術研究分道揚鑣。在這十年里，以拉扎斯菲爾德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傳播研究走向成熟，後來就成為美國傳播學的主流。這個學派的研究常常和商業活動有關，其重點是大眾媒介的內容、受眾和效果。
20世紀40年代，施拉姆與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和卡爾·霍夫蘭等共同開拓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施拉姆將新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融為一爐，創建了傳播學。
他創造了「四個第一」：建立首批以「傳播」（communication）命名的教學單位和研究單位；編寫首批以「傳播學」命名的教科書；率先授予「傳播學」博士學位；首位獲得「傳播學教授」頭銜。他是當之無愧的「傳播學之父」。
自此，以他和上述四大先驅為代表的美國經驗主義傳播學派就成為傳播學的主流，深刻影響著世界各國的傳播研究。
幾乎同時產生的另外兩個傳播學派是：批判學派和媒介環境學派（media ecology theory）。
粗線條地說，傳播學可以分為三大學派：經驗學派、批判學派和媒介環境學派，經驗學派注重實證研究，長期雄踞北美的傳播學界，以施拉姆和四位先驅為代表（自註：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和卡爾·霍夫蘭）。批判學派的代表有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和法國結構主義學派，以新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翼學者為骨幹。媒介環境學發軔於20世紀初的相對論思想，經過三代學人的開拓走向成熟，以麥克盧漢、伊尼斯、波斯曼、萊文森等人為代表。
美國經驗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誕生。由威爾伯·施拉姆欽定的美國傳播學具有明顯的熱戰背景和冷戰背景，其首要關懷是宣傳、說服、輿論、民意測驗、媒介內容、受眾分析和短期效果，其哲學基礎是實用主義和行為主義，其方法論是實證研究和量化研究，其研究對象是宣傳、廣告和媒介效果，其服務對象是現存的政治體制和商業體制。
美國是實用主義的故鄉，誕生於斯的傳播學自然就沿襲了實用主義的治學傳統，所以美國主流的傳播學派頑固地堅守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量化研究的路子。傳播學的先驅之一的拉扎斯菲爾德將其命名為行政研究，他那篇被人廣泛徵引的文章《論行政和批判傳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就是這個經驗學派的宣言書。
美國傳播學的思想源頭是19世紀中葉興起的、由查爾斯·皮爾斯和威廉·詹姆斯開創的實用主義；傳播學思想的濫觴之地是芝加哥社會學派，該學派的幾代代表人物有杜威、查爾斯·庫利、喬治·赫伯特·米德、阿爾比昂·斯莫爾、羅伯特·帕克、赫伯特·布魯默、歐文·戈夫曼等，他們的研究重點各有不同，但都從不同角度對傳播和媒介研究做出了貢獻。與此相似，稍後興起的哈佛社會學派以及施拉姆奠基的伊利諾伊傳播學派、拉扎斯菲爾德領銜的哥倫比亞傳播學派也始終沿襲實用主義、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的路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波又一波引進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對既存的美國體制產生了強大的衝擊。法蘭克福學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突出代表，對美國傳播學產生影響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席勒、本雅明等。
這些學者高揚的意識形態批判旗幟，因水土不服，只能在高校和文人的圈子裡掀起波瀾。況且馬克思主義本質上和「美國主義」格格不入，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難以在美國產生持久的影響。
真正解放傳播學的卻是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北美傳播學的媒介環境學派。
20世紀50年代初，哈羅德·伊尼斯以兩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闡述了富有原創性的「傳播偏向論」，同時批判英帝國和當代資本主義在空間上的極度擴張，呼籲警惕美國文化對加拿大文化的負面影響，意在喚醒政府和民眾抵制美國的文化霸權。他的背景是經濟學，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
1951年，麥克盧漢用《機器新娘》對美國文化的種種弊端和廣告的「洗腦」本質進行了辛辣的鞭撻。20世紀60年代，他推出極富原創性的《谷登堡星漢》和《理解媒介》，以堂吉訶德的勇武單挑美國的主流傳播學，把傳播學從施拉姆的欽定體制喝書齋里解放出來。他的背景是文學，受英國新批評理論的影響。
1970年，尼爾·波斯曼接受麥克盧漢的建議在紐約大學創建媒介環境學的博士點，高揚人文主義和道德關懷的旗幟，深刻反思當代美國社會的弊端，嚴厲批判技術壟斷，揭示電視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負面影響，把美國傳播學的批判意識提高到自覺的高度。他的媒介批評三部曲《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和《技術壟斷》把美國傳播學的評判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他的背景是教育學和語義學，受麥克盧漢影響。
媒介環境學以人、技術和文化的三角關係為研究重點，以泛環境論著稱，主要旨趣在傳媒對人和社會心理的長效影響。這個學派的崛起有力地矯正了經驗學派獨霸、批判學派式微的局面，為傳播學研究開闢了一方新的天地。
從哲學高度俯瞰這三個學派，其基本輪廓是：經驗學派埋頭實用問題和短期效應，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學派固守意識形態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環境學派著重媒介的長效影響，偏重宏觀的分析、描繪和批評，缺少微觀的務實和個案研究。（何道寬，2010）
橫堂：潘忠黨在為《傳播·文化·社會》叢書所做的總序中，隱約地提出了，當前的傳播學研究的幾條來源：一是以施拉姆為代表的「科學主義」的「正統」傳播學研究；二是以批判思辨見長的法蘭克福批判哲學傳統；三是以跨學科為特徵的，興起於20世紀50-60年代的英國文化研究傳統（1964年「英國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被認為是最早的文化研究機構）；四是政治經濟分析傳統（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有關）。加上，加拿大伊尼斯和麥克盧漢等人所代表的媒介技術（或媒介環境）論傳統，共同構成了傳播學研究的5條路徑。
20世紀（1901-2000）
【概述】1901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這一段期間被稱為20世紀。其最令人深刻的記憶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型戰爭和軍事對峙（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知識爆炸。在這個世紀，影響人們最深遠的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雖然前者對後者的大部分夭折，卻促使後者在經濟與社會上多重的修正與省思。
20世紀額殖民主義發展到極致，卻在1960年代後迅速瓦解。而上世紀廣布歐洲的民族主義風潮傳到亞洲、非洲與大洋洲，卻意外導致恐怖主義在全球盛行，尤其透過網路等信息媒體，造成全球性的恐慌，並使下個世紀初蒙上了恐懼的陰影。而知識爆炸使更多人能接受知識，並質疑與檢討各學科的發展和研究。
在藝術上，以美國為發源地的大眾文化成為最為人所知的事物。尤其透過電視、廣播和電影。幾乎全球各地或多或少都受到其影響，甚至視其為「進步」、「便利」和「文明」的象徵。但另一方面，各地的所在地文化也通過這些科技媒體宣揚散播於本國或鄰近地區，這種現象尤以日本與法國最為明顯。
此外，20世紀是人類史上流動速率最頻繁的時刻：為了勞動需求、政治庇護與更好的生活品質，大量的華人遷至北美與東南亞，許多土耳其人與北非地區人民移居西歐，不少的西班牙裔透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進入美國。這些人口的流動打破過去以種族劃分的地理概念，卻也造成許多工業國家內部的社會問題。
【1902】
庫利撰寫了其第一部較為重要的著作：《人性和社會秩序》。「它涉及兒童個體社會化的問題，其中包括他的『鏡中自我』的概念」。（羅傑斯，殷曉蓉，2012）
其後，1909年的《社會組織》論證了「社會是由大眾媒體連結在一起的，在這部著作中，庫利解釋了『首屬團體』的概念」；1918年的《社會過程》，「討論了傳播在社會中的作用」。（羅傑斯，殷曉蓉，2012）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庫利與拉康之間的某種「共通點」，即兩者都提出了類似的、關於「鏡中我」的概念，所不同的是，庫利更看重的是「鏡中我」形成的社會因素，而拉康則看重此概念形成的個體因素。在庫利看來，「鏡中我」的形成是個體與社會互動的結果，而拉康則認為是個體在與個體以外的廣義的「世界」的互動中形成的（具體來說，是由於個體遭遇了「鏡像階段」，所導致的對自我主體的認知不全）。
【1910】
1910年，他【H註：韋伯】為德國社會學（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Soziologie）寫了一篇關於「報刊社會學」的文章，這是一份有七頁篇幅的的報告。文章內容密度非常大，他在文中提出了一整套傳媒研究計劃，涉及傳播行業研究（關於記者，他在《智者與政治》一書中也有研究）、信息市場的結構、傳播企業的組織、報刊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不同媒介的互補與替代、公共輿論的效果等方面。韋伯還興緻勃勃地研究了當時流行的理論，如報紙可直接影響讀者大腦、報刊閱讀將取代書籍閱讀等。他指出，不同國家的讀者有不同的期待，民眾期待對報刊的塑造甚於報刊對民眾的塑造。他還提出了內容分析的定量和定性原則，並且是針對全部內容（報紙上每個欄目都有研究價值）。最關鍵的是，他指出了傳媒對現代人的獨特貢獻，傳媒讓人們每時每刻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觀點，從而廣泛地改造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麥格雷，2009：17-18）
春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移居位於海德堡涅卡河畔的外祖父家中。韋伯與恩斯特·特勒爾森（Ernst Troeltsch）各自佔據一個樓面。1897年由於父親的去世，導致韋伯精神失常，他暫時辭去了弗賴堡大學的教授之職（1903年），在海德堡充滿熱情地投入了寫作生活。其批判歷史學派經濟學的《羅雪爾與克尼斯》（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 Karl Gustav Adolf Knies）、《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社會科學、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等著作正是發表於二十世紀初的。1910年夏，在到處都留有母親的痕迹、充滿古老氣息的外祖父家中，韋伯迎來了施特凡·格奧爾格的初次造訪。曾經沉醉於格奧爾格詩作的韋伯，雖然對於他作為詩人的才能有很高的評價，但是對於從其弟子貢多爾夫（Friedrich Gundolf）處聽聞的格奧爾格的馬克西敏（Maximin）崇拜以及富有詩意的神秘結社等行為卻加以了批判。他們的會面對於韋伯而言，能更深入地理解詩人的世界，並且能夠使其成為自身的精神食糧，與之相反，在格奧爾格一方，卻把韋伯對於學問認識必須嚴格並且具備悟性的要求認為是對想像力以及精神體驗的一種壓制與扼殺。兩人最初和諧友好的對話，隨著會面次數的增加漸漸地變得生硬緊張。1912年的拜訪成了最後一次，此後格奧爾格再也不曾造訪過韋伯。在頻繁登門拜訪韋伯的年輕人中有喬治·盧卡奇（Georg Szegedy von Lukacs）以及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布洛赫如同猶太教預言者般的口吻，不僅使韋伯，也令沙龍中的許多人感到極為厭煩。對於盧卡奇的美學構想及其當時所寫的《關於精神的貧乏》一文，韋伯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以至於他自己也開始構想如何書寫托爾斯泰論。（矢代梓，2009：50-51）
【1913】
5月28日 亨利·伯格森（Henri-Louis
Bergson）在倫敦心靈研究協會（SPR）進行了題為「生者的朦朧與心靈研究」的演講。SPR創立於1882年，「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心靈主義團體，而是擁有獨立的社會、知性地位的」人群的集會。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批評家拉斯金、心理學家W.詹姆斯（William James）、物理學家J·J.湯姆生（J.J.Thomson）等人都位列其中。已出版了《物質與記憶》（1896年）、《笑的研究》（1900年）、《創造進化論》（1907年）等著作、擔任法國國家學術學院教授之職的伯格森比之前更關心「透視」、「精神感應」等現象。閱讀了他以後收錄於《精神的能量》（1919年）一書中的此次演講稿就會發現，他批判了對於心靈學的偏見，強調存在著利用以往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所無法完全掌握的深層意識領域，他認為心靈學之所以不能作為一門科學被廣泛認可是由於「現代精神科學仍然處於幼年期」。伯格森預言道如同因素論的生物學終究會被自古希臘以來的活力論生命觀補充完善，心靈研究也終將成為對於人類精神研究而言不可或缺的探索領域。（矢代梓，2009：59-60）
【1916】
關鍵詞：語言學；結構主義
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學生根據其三次講課的筆記整理成《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1916年在法國洛桑出版。
「索緒爾是20世紀最偉大的語言學家，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符號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提出的語言學理論，是語言學歷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對於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外，他的語言理論和方法論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心理學、社會學、邏輯學、歷史學、文學、文化、文藝批評等，也有著重要的影響。」（蕭國政主編，2009）
「索緒爾的語言理論產生於風雲際會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的產生並非偶然，與當時的社會科學思潮特別是與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繫。當時社會科學正處於轉型的關口，兩大哲學流派——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和經驗實證主義都把社會看成一種結果，一個第二性的、派生的現象，而非第一性的、實質的東西。這就等於說，社會的研究無法成為科學。而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橫堂註：即塗爾干、迪爾凱姆）、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索緒爾通過他們各自的研究卻發現：對於個人來說，社會不僅使個人行為的總和，也不僅使精神的偶然表現，而是一個實體，並且是第一性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是社會事實本身，而是社會事實和社會意義的結合，要把社會事實放在整個社會框架中去探求它們的功能。他們的這一發現使社會科學向科學性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蕭國政主編，2009）「在索緒爾的年代，社會學家塗爾乾和社會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都提出他們後來享譽於世的理論，他們二人共同的看法是，人們的行為受到一定規範系統的制約，在塗爾干，是社會事實的制約，在弗洛伊德，是潛意識的制約。因此，任何社會行為本身並不具備研究的價值，需要把這些行為及其背後的意義、社會規範、習俗等聯結起來進行研究才有意義。」（陳力丹，易正林編著，2009）
《普通語言學教程》「為語言的研究和語言學的發展奠定了科學基礎，對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被人們稱之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語言理論以語言和言語的區分為基礎，認為語言學只能『就語言而研究語言』，排除任何非語言因素的干擾；而就語言來說，必須區分共時與歷時，語言學只研究共時的語言系統，排除任何歷時因素的干擾；而就共時的語言系統來說，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實質。『語言是形式，不是實質』的論斷就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所謂語言形式就是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因此，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就是索緒爾語言理論的核心。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影響不只限於語言學，現代人類學、精神分析學、文學、哲學、戲劇等多個領域都受到它的深刻影響。」（阿瑟·伯格，李德剛等，2011，譯者注）
「對於符號，索緒爾關注的是它的結構化要素——符號之間的關係，以及符號組合背後的規則。索緒爾把符號之間的關係作了區分，一類是連鎖（組合）關係，這種關係更多基於語法的規則，……。另一類關係是聯想（聚合）關係，……。」 （陳力丹，易正林編著，2009）
「對於索緒爾的符號理論，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又譯「巴爾特」）作了進一步研究。他把符號所指稱的意義進一步區分為隱含義和明示義（……）。此外，羅蘭·巴特希望符號學能成為像自然科學一樣的學科，符號可以充當類似於自然科學中原子一類的角色，來精確地解釋社會行為。不過，這種構想後來證明是很難實現的。而且，結構主義符號學只見符號不見人的特徵，也是巴特難以逾越的障礙。」（陳力丹，易正林編著，2009）
【1916】
初夏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作為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正教授而走馬上任。自從1885年以來，齊美爾一直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擔任私人講師，1900年，就任該大學的編外教授。1908年，M.韋伯希望將齊美爾招聘至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作為文德爾班（WilhelmWindelband）的繼任者，但是由於齊美爾是「猶太人」、是「宗教相對主義者」，因此沒有獲得文化教育部的認可（但是原因並非如此簡單，還存在著一股嫉妒齊美爾的成功的勢力，同時他的人品問題是造成此種結果的最大因素。據說韋伯曾對妻子說過「如果他為人是那樣的話，的確是叫人為難啊」）。克倫貝勒在柏林大學聽了齊美爾的授課，兩人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當時，慕尼黑的敦克爾·洪布洛特出版社將齊美爾在柏林授課期間所教授過的學生恩斯特·布洛赫的書稿送給他，請他判斷是否可以出版。齊美爾將這份原稿——《烏托邦的精神》中與音樂相關的部分底稿寄給了克倫貝勒，希望他讀後能夠幫助自己進行判斷。克倫貝勒立即瀏覽了稿件。發現深有同感，他給齊美爾寫了回信，對書稿作出了肯定的評價。對克倫貝勒充滿敬意的齊美爾向敦克爾·洪布洛特出版社建議出版《烏托邦的精神》一書。就這樣，1918年夏，布洛赫的處女作出版了。自此以後，克倫貝勒與布洛赫成為終身的朋友。（矢代梓，2009：64-）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
【1920】
初春（推定） 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學的改造》由紐約亨利·霍爾特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的原型資料是其1919年2月至3月在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中所講授的課程。1859年出生於美利堅合眾國佛蒙特州的杜威，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的首席教授），1903年編撰了題為「邏輯學理論的研究」一書，進一步明確了以他為中心的「芝加哥學派」的觀點。1910年，隨著W.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辭世，杜威成為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思想家。1922年，他的《人性與行為》一書出版，1925年出版了《經驗與自然》一書，1929年又出版了《追求確定性》一書，從他一系列相繼面世的著作可以得知，《哲學的改造》一書精鍊地歸納了杜威成熟期的思想，是一部堪稱高瞻遠矚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入門書籍。杜威高度評價了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進化論，他認為人是一個有機體，把世界看作是這種有機體居住的環境，人類的思維以及邏輯等等活動也無非是有機體對於這個環境的適應。從這種觀點出發，《哲學的改造》一書中，對於一直以來的哲學都將其作為目標的思考方法進行了再研究。杜威採用了淺顯易懂的語調來講述自己的思想觀念，與德國的講壇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堅定不移地相信人類存在必定有其意義與價值。雖然由於邏輯實證主義的日漸盛行，實用主義哲學本身的影響漸漸衰退，但是時至今日，在R.羅蒂（Richard Rorty）的《哲學和自然之鏡》等作品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杜威的思考模式被悄然無聲地繼承了下來。（矢代梓，2009：72-）
【1922】
關鍵詞：李普曼；擬態環境；刻板印象
李普曼的著作《公眾輿論》（或《輿論學》）出版。
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開創了今天被成為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這個有影響的報紙專欄作者因其1922年的著作《輿論學》而廣為人知，在這部著作中，他談到『我們頭腦中的圖畫，和外在的世界』。他描繪了議程設置：這是一個過程，通過它，某個新聞論題被大眾傳播、公眾和政治精英賦予優先的關注（羅傑斯和迪林，1988）。」 （羅傑斯，殷曉蓉，2012）
「李普曼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特別是受到《釋夢》的影響，他將之利用到他有關『偽環境』概念之中（1922），他說，偽環境是個人在他或她的頭腦中所創造的圖畫。」 （羅傑斯，殷曉蓉，2012）
「《輿論學》不管是在出版的時候，還是在出版以後的歲月中，都是一部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它主要憑藉了李普曼在法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經歷。……當一群人能夠組織一個受眾接觸一個新聞事件，並編髮有關這個事件的新聞以適應他們的目的時，一種宣傳的潛能便存在了。『為了進行一種宣傳，必須在公眾和事件之間設置某種障礙。』（李普曼，1922）諸如此類的受限制的傳播流通往往發生在戰爭時期，此時政府的宣傳家是有關重要事件的新聞的惟一把關者。因此，李普曼將宣傳確定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傳播流通是受到限制的，一群個體希望將新聞歪曲。」 （羅傑斯，殷曉蓉，2012）
「對於設法使公眾理解宣傳在一個民主社會的作用方面，《輿論學》具有至關重要的理論影響。人們是非理性的，對於由大眾傳播傳遞給他們的符號產生反應。李普曼表明一個政府如何能夠通過宣傳技術來審查新聞與歪曲信息的流通。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他提出了怎樣的解決辦法呢？他認為，專家們可以發揮美國民主制的拯救者的作用，其途徑是廣泛傳遞他們的專業知識，以便提供輿論。」 （羅傑斯，殷曉蓉，2012）
「李普曼（1922）認為在輿論過程中『刻板模式』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刻板模式』（stereotype）是一種規範，它能簡化現實以至於一個信源能夠輕易地將之傳遞給其他個體……。」 （羅傑斯，殷曉蓉，2012）
「李普曼（1922）說，我們頭腦中的圖像往往因為幾個原因而與實際現實不相吻合：我們需要簡單的規範（像『刻板模式』），以便為這鬧哄哄的、模糊不清的混亂世界提供解釋。還有由媒體傳遞給我們的偽環境，它是新聞過程中高度把關所產生的結果。」 （羅傑斯，殷曉蓉，2012）
「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李普曼描述了公眾頭腦中關於世界的圖景（也就是所謂的虛擬環境）與真實的現實世界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他認為，『一個人對於並未親身經歷的事件所能產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內心對那個事件的想像所激發起來的情感』。」（胡翼青，2004）
「李普曼認為，『我們頭腦中的圖景』是理解公眾輿論的邏輯起點，這表明人是非理性的，他可能根據傳媒提供的符號產生想像，從而形成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根據這種判斷，李普曼指出，輿論是關於自身、關於別人、關於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係的圖像。」（胡翼青，2004）
【1923】
春 喬治·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由柏林馬利克出版社出版發行。1918年年末，加入了匈牙利共產黨的盧卡奇就任3月成立的B.貝拉（Kun Bela）的革命評議會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以及第五紅軍師團的政治委員。在革命政府被推翻後，直至9月之前他一直從事地下活動，10月在維也納被逮捕。但是由於以托馬斯·曼兄弟為首的十一名社會知名人士聯合署名呼籲進行「救援盧卡奇」，他在12月末被釋放。《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是從盧卡奇自1919年6月開始到1922年年末所寫的眾多論文中選出了六篇，又專門新創作了兩篇成為該書理論核心的論文（《論物象化與無產階級的意識》、《組織問題的方法論》），然後將其結集成冊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將這部著作視為「主觀主義的極左冒險主義」，對其進行了集中批判，然後E.布洛赫、K.柯爾施等人也對其進行了善意的批評。從這部著作公開發行之日起，直到現代，它始終是佔據「歐洲馬克思主義」經典位置的重要書籍。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們也正是通過閱讀這部《歷史與階級意識》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新的發展。稍後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W本雅明在專欄「活下來的書」（1929年5月17日）中曾經這樣寫道：「（《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獨特性在於它在哲學的危機狀況中把握了階級鬥爭的危機狀況，在時機已經到來的具體革命中把握了理論認識的絕對前提，不！絕非僅限於此，它的獨特性更在於把握住絕對實現與最終語言之時的那種確信無疑。在德波林（Deborin，Abram Moiseevich）的指導下，共產黨當局對這部著作所進行的公開的指責與駁斥其實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這部著作的影響之深遠廣大。」
（矢代梓，2009：79-80）
【1923】
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
1923年2月3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成立「社會研究所」。
「該所由費里克斯·韋爾（Felix Weil）創建，當時研究所的成員們希望能在德國正規大學生活之外，從事被高等教育忽視的一些學術研究，如工人運動史、反猶太起源等。」（石義彬，2003：4）
三個階段：1923-1929，「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卡爾·格呂堡擔任研究所所長。——「咖啡店馬克思」。
1933年，「躲避納粹迫害及其對德國思想界的禁錮，研究所遷往瑞士的日內瓦」。（石義彬，2003：4）
1935年，遷往美國加州。
【30年代，「主要是對法西斯主義的揭露、分析和反抗」（石義彬，2003：7）】
【「到了40年代，美國的大眾文化就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研究對象」（石義彬，2003：7）】
1953年，遷回法蘭克福大學。
【1931】
1月 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正是被任命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
（矢代梓，2009：93-94）
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認為，現代性的特徵是技術無處不在、人與人的關係商品化。在職業壓力和競爭精神的壓迫下，為個人提供生活意義和庇護所的傳統社會體制（如家庭）分崩離析。公共領域吞沒一切存在，童年和閑暇也不例外，傳統的社會體制無力繼續保護個體。……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也認為，他們所說的社會原子化現象是現代社會病的源頭：人被遺棄給他自己，變成自己的陌生人，「被異化」，被連根拔起，喪失群體歸屬，所以極易被掌控社會的新生力量操縱，尤其是他們所直面的傳媒。吹捧和引誘是操縱的兩大途徑。領袖的個人魅力（如希特勒）借了工具之力（如用廣播瘋狂重複他的講話），也得益於大眾對他善於行使的獨裁極盡吹捧。阿多爾諾還根據《威權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1950）中提到的方法，拿出了測量個體專橫程度的具體尺度。
（麥格雷：2009：40）
應該指出，批判理論與庸俗的刺激（stimulus）概念無關。它最大的貢獻是把意識形態分析引入傳媒研究（它分析思想受到的影響，而不是條件反射），打通了歷史與傳播。
（麥格雷，2009：41）
批判理論對信息接收環節的分析，是從居高臨下的角度和武斷的假設出發的，接受者的被愚弄和被動狀態只有若干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成果做支撐，從沒給過公眾發言權。阿多爾諾認為，研究公眾對廣播節目或電影的反應就已經是對文化工業的妥協，但在研究大眾中人的專制主義的時候，他偏偏採納了經驗主義研究手法。研究結果正好證實了他的假設！
（麥格雷，2009：43-44）
【1927】
從夏至秋 瓦爾特·本雅明旅居巴黎。本雅明在前一年的3月起，也曾在巴黎逗留數月，撰寫了格言集《單行道》的中心部分，但是此次在巴黎的逗留對於本雅明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閱讀了阿拉貢的《巴黎的土包子》一書，此書對他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巨大影響。本雅明一生最後十年中最大的創作《巴黎拱廊街》的構想，正是由於與阿拉貢的這部作品相逢而產生的。1982年，才得以出版發行的《巴黎拱廊街》的遺稿第一部分，也正是從1927年的這一時期開始創作的。當時曾考慮將該書名為「巴黎的拱廊街。辯證法的精靈的國度」。當初，在本雅明的構思中是希望將這部作品作為《單行道》的具體化文本，他生前未能完成書稿，遺留下數量龐大、堆積如山的書稿。「為了能夠從根本上理解拱廊街，我們必須將它沉入夢境的最深處。」本雅明如此寫道，他在《十九世紀的首都——巴黎》發現了中產階級的夢想的原型。希望將超現實主義所追求的「夢境的自動記述的方法」運用到「巴黎神話般的寓言」中去，進行這項偉大嘗試的本雅明雖然只留下了空具框架的未完之作，但是其中關於十九世紀的首都巴黎的眾多引用文尖銳地反映出資本主義文化的根本矛盾。《巴黎拱廊街》的草稿由於都是片段性的文稿，因此毫無疑問它是作為二十世紀的遺言轉交給二十一世紀的書籍中最具分量的一部。它採用引用文拼貼的形式表現出二十世紀一直想要超越卻無法超越的十九世紀神話般的面貌。該如何解讀這部巨著，是留待今後解決的課題。
（矢代梓，2009：85-86）
【1933】
佩恩基金研究（Payne
Fund Studies）資助研究電影及所謂電影對兒童的惡劣影響，研究成果共12卷，於1933年出版。它首次以事實為基礎，論證了電影對觀眾心理是無害的，對閱讀行為也不構成直接競爭。該研究成果給頑固的偏見來了個釜底抽薪，其貢獻還遠不止於此：「佩恩基金研究」還表明，觀眾與電影的關係不是個人的現象，它會進入兒童的集體生活——電影呈現的景觀不是用來邀請人們在現實中模仿演員的行為，它是讓人運用想像的模式嘗試扮演社會角色，如摸索戀愛的編碼和自我展示的技巧等，以便更好地適應社會化的要求。（麥格雷，2009：46）
受佩恩基金資助的主要作者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提出了「象徵互動論」。他認為，人與傳媒之間，是人在與意義發生關係，而不是與刺激發生關係。
（麥格雷，2009：46-47）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
【1937】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的《文明的進程》試印出版。1939年，該書正式出版。【1938】
美國電台轉播奧森·威爾斯的《世界大戰》，很多聽眾以為外星人真的入侵地球了，因此驚慌失措，這也被認為是廣播威力的證明。（麥格雷，2009：30）
【1939-1940】
關鍵詞：傳播學的5W；宣傳研究
1939-1940，【拉斯韋爾】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大眾傳播研討班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在那裡，他將傳播描繪為「誰？說什麼？對誰說？通過什麼渠道？取得什麼效果？」，從此奠定了傳播學研究中經典的「5W模型」。
拉斯韋爾的另一個易被忽視的對傳播學的貢獻在於，其對所謂的「宣傳研究」的探索。劉海龍曾經指出，作為被誤讀的「奠基人」，拉斯韋爾未必有如施拉姆或羅傑斯等人所推崇的那樣，對傳播學研究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因為，拉斯韋爾關於傳播的研究，實際只有在將其放入他有關政治學的研究中，才更具有合理性。
【30年代】
根據美國學者格蘭德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眾多美國教育界人士質疑宣傳在教育活動中的正當性，由此引發了美國國內的一場「宣傳大討論」，爭論的結果是充滿負面含義的宣傳為更加中性的傳播所取代。【H.T.注意，在拉斯韋爾寫作《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1927）時，「宣傳」一詞尚屬中性。】
（高海波轉引，2010：3）（Timothy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Educational Effects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0.）拉斯韋爾也參加了這場討論。他所提出的區分為，宣傳試圖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改變人們的態度，而在教育則是技能或見識的傳播，並不涉及態度的變化，其內容是人們已經接受的觀念。對拉斯韋爾本人來說，他一直試圖將宣傳概念中性化，以抵消它在美國人心目中的負面含義。
5W模式、傳播功能理論、宣傳研究與內容分析方法，這些拉斯韋爾在傳播學領域中所曾經作出開拓性研究的內容，在當時戰爭的環境之中被整合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高海波，2010：4）
1939-1940年，拉斯韋爾是洛克菲勒大眾傳播研討班最有影響的成員；
1940-1945年他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戰時傳播研究項目實驗部主任，
1942年，他作為權威學者受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邀請加入新聞自由委員會，
1955年，他當選美國政治學會會長。
（高海波，2010：5）
被視為「反對派」的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辛普森則在他的《高壓政治學：傳播研究與冷戰，1945一1960》一書中告訴我們，拉斯韋爾的傳播觀在於強調其本質即思想控制，也就是能將一個人的思想強加於另一個人，特別是作為大眾的他者，認為通過傳播與暗殺、暴力、賄賂等手段的綜合運用，就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辛普森還指出，拉斯韋爾在冷戰期間所服務的眾多機構都跟美國軍事情報部門有著密切聯繫，他和坎特里爾、拉扎斯菲爾德、利克特等人是這一時期從美國政府獲得心理戰研究合同最多的學者。又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拉斯韋爾是福特基金授予委員會成員之一。該委員會主席為著名心理戰專家漢斯·斯皮爾，其他成員包括拉扎斯菲爾德、布魯納、普爾等。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要求，福特基金會向相關傳播研究項目提供經費。一個以知識分子為目標的宣傳項目「文化自由委員會」就獲得了50萬美元的費用。或許反對派的歷史的意義並不在於提供令人瞳目結舌的材料，揭人陰私，曝光傳播學的「家醜」，從而讓一些自詡為名門正派的傳播學者感到難堪。但它確實讓我們可以更為清楚地了解為什麼拉斯韋爾等人被尊為傳播學奠基人，而另外一些人被學科史所忽略，以及傳播學是從哪裡來的，它在歷史上的真是面目是什麼樣子，等等。
（高海波，2010：6）
高海波將拉斯韋爾有關傳播、宣傳的理論觀點分為三個階段，並歸結為「3W理論」（W為war的首字母），即一戰時的輿論管理理論、二戰期間的心理戰理論和冷戰期間的反共宣傳策略思想，而貫徹其中的是拉斯韋爾有關「情報功能」的理論。（高海波，2010：7）
拉斯韋爾的貢獻至關重要。拉斯韋爾是經過改造的實用主義者，他冷靜分析了以政府干預為名的說服技巧（當時民主大國認為政府應該通過宣傳履行知道民眾精神的責任，就像用新政引領經濟一樣）。他發明了「皮下注射」的說法，以此表示被動受眾承受的影響，提出了「大眾傳播」的概念，用來界定所謂大眾的媒體的研究範圍。194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問題表」（誰、在哪、怎麼說、說給誰聽、效果如何），進而命名了細化的傳播研究分支（信息生產者研究、信息影響力研究等）。拉斯韋爾的界定推動了傳播作為一門學科在美國的發展，在卡爾·霍夫蘭（Carl Hovland）的帶領下，耶魯大學心理學院也加入進來，此後逐漸得出的研究成果推翻了最初的假設。傳播效果研究是一個逐漸自我顛覆的過程，最初是接受信息的感官被放在首位，後來慢慢發現主體擁有注意、理解、接受、拒絕和行動的能力（哪怕在實驗室里）——拉扎斯菲爾德的社會學總結並超越了這一發展過程。（麥格雷，2009：36）
【1942】
維納對於高射炮炮火的研究導致了他1942年的技術報告，它被稱為「黃色險境」（Yellow Peril），因為它有令人難以理解的內容和黃色的封面（標明它的保密等級）。這一報告將那種未來的控制論應用到高射炮炮火的問題上。「黃色險境」報告的日期是1942年2月1日，它後來被銷密，並於1949年以書名《以工程應用來推斷、插入與平整靜止的時間系列》（維納，1949）得以發表。
（羅傑斯；殷曉蓉，2002：417）
維納的控制論是一個傳播理論，涉及信息如何在兩個或以上單位之間進行流通，以便一個影響另一個。……
控制論處理循環的因果關係，在這種關係中，A造成B，B又造成C，而C造成A，所以A造成它自身（克里彭多爾夫，1989a）。
（羅傑斯；殷曉蓉，2002：419）
1948年，維納出版《控制論》。
（羅傑斯；殷曉蓉，2002：428）
【1943】
1943年，施拉姆卸下他在華盛頓地區的戰時職務，返回衣阿華大學，並以一種傳播學的觀念，創辦最早的大眾傳播博士課程，以及最早的傳播研究所。那時，施拉姆受到P·F·拉扎斯菲爾德、C·I·霍夫蘭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影響，這些人正在從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傳播研究，該項研究將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方面的學者集中起來構成新的傳播領域。威爾伯·施拉姆是傳播學的奠基人，也是傳播學史中的核心人物。
（羅傑斯，2012：2）
【1948】
萊曼·布萊森所編文集《觀念的傳播》（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出版。
1946年冬，萊曼·布萊森「在紐約猶太神學院主持了一門關於『觀念傳播問題』的課程」，並於1948年結集出版。「該書呈現了40年代傳播學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的多樣性」（卡茨等；常江譯，2011：18）
【1949】
施拉姆編撰出版《大眾傳播學》。
施拉姆在1949年編撰的《大眾傳播學》書中整理收錄了政治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許多其他學科的專家對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並從大眾傳播學的發展、大眾傳播的結構與作用、大眾傳播的控制與支持、傳播過程、大眾傳播的內容、大眾傳播的受眾、大眾傳播的效果和大眾傳播的責任等八個方面著手將傳播學知識系統化，以此組建傳播學學科核心範式。
施拉姆的這種學科框架體現了三方面的特點：首先，由於研究所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完善預測、控制媒介和信息現象等工具理性維度上，因此傳播學科整合的理論主要源於社會科學領域，且多屬於定量的、經驗主義和行為科學的研究傳統，對批判與文化研究等人文主義學科的知識傳統吸納較少；其次，由於研究所的服務對象多為政府、企業、社區等提供資助的機構組織，他們所普遍關注的大眾傳播過程與效果控制問題成為「有意義的學科問題」被予以強烈關注，因此，大眾傳播很快從研究的重點領域躍升成為學科研究的核心，傳播學成為了實際意義上大眾傳播學，並逐漸獲得了學科的合法性地位，通過大學層次的教育與研究，更加支持和強化了「大眾傳播研究」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再次，由於拉斯韋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5W模式（傳者、訊息、媒介、受者、效果）對傳播過程的分解契合了大眾傳播研究的領域劃分（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分析），因此成為組織和思考大眾傳播理論的中心框架，可以說，後期申農（C.E. Shannon）、韋弗(W. Weaver)、德福勒（M. Defleur）、奧斯古德（C.E. Osgood）、賴利夫婦（J.W. Riley，M.W. Riley）、馬萊茨克（Maletzkes）等學者提出的新傳播學模式都是在拉斯韋爾模式基礎上的補充和完善，5W模式的深遠影響延續至今。
（陳蕾，2013）
【1949】
香農-韋弗出版《傳播的數學原理》。
……資訊理論……致力於傳播渠道傳送信息的技術功效。他們發展處一種分析信息傳送的模式，將傳播視為一種連續性的過程：「信息源」首先選擇某個「信息」，然後以「信號」的形式「傳遞」，通過「傳播渠道」到達「接收者」，由他將信號轉化為信息，到達目的地。設計這種模式是為了說明傳送的信息和接收的信息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來自於渠道中的「噪音或干擾」。這種「傳播」模式並非直接和大眾傳播有關，但之後它作為一個萬能的模式解釋了眾多人類傳播的過程，尤其是信息傳播的效果。
（麥奎爾，2010：52）
【1951】
貝特森和魯謝撰寫了《傳播：精神病的社會發源地》
（羅傑斯，2012：091）
【1940-1950】
關鍵詞：帕洛阿爾托學派
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一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和數學家通過非正式網路（有的就是因為來自同一所大學）建立起聯繫，漸漸成了學派，該學派就以他們居住的加利福尼亞城市命名。其典型人物格里高利·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先後研究過動物學、人類學和心理分析學，其他人的學歷背景也大體相似，都對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由濃厚的興趣，都想把這些學科的概念嫁接到社會科學，以期最終實現所有知識的整體化。貝特森著有《納文》（Naven，1939）一書，以講述新幾內亞部落儀式和習俗為主，但他用系統論的觀點描述那裡的社會。從40年代起，維納常與貝特森來往，影響他走上了研究傳播的普遍理論的道路，即用普遍理論包含兩個方面（活的/非活的，信息/能量，他本人的說法是「精神/自然」）。
（麥格雷，2009：63）
拒絕線性、拒絕為系統而系統，促成了一個重大轉變：即發現了組成整體、生成整體的要素。貝特森認為，系統內在於行動中，形成於我們所觀察到的互動中，而不是在互動之前就已存在，不是行動的隱秘來源，不是像工業生產的模子一樣生產看似多樣，實則雷同的產品。這一點與功能主義截然不同，功能主義認為行動是系統的產物。帕洛·阿爾托學派改變了系統論的中心，使其從抽象的普遍性轉向微觀社會，關注日常生活的源起。
（麥格雷，2009：64）
【H.T.】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羅傑斯所構築的傳播學源頭中，維納的系統論與香農的控制論之間存在的某種內在差異性。
貝特森和他的學生們發現了「元傳播」（meta－communication）的問題。「元傳播」的理論認為，人類的傳播包含兩種類型：一種是意義明確的言語傳播，另一種是意義含蓄的傳播，即元傳播。「元傳播」是一種抽象水平的傳播，依賴於傳播雙方的關係和對於所傳遞的信號，通常是對意義不明確的隱喻信息的辨識和理解。貝特森用「元傳播」理論分析了遊戲的本質。他認為，遊戲是信息交流和操作的過程，其特徵就是「元傳播」。也就是說，遊戲過程要以遊戲雙方能識別對方的遊戲意圖為前提。
（劉蒙之，2009）
【1944-1947】
貝特森主持了著名的「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s）項目。貝特森在二戰期間的這段經歷，造成了後來他對應用科學的負面評價。事實上，貝特森一開始並不願意為軍事或情報部門工作，甚至在戰略服務辦公室（OSS）工作後，貝特森仍在為人類學家在戰爭時期把知識作為武器的行為在倫理上感到困擾。儘管米德和貝特森都對心理戰中使用的欺騙感到困擾，但是米德沒有貝特森嚴重。二戰結束後，天生樂觀的米德沒有失去對科學基本信仰，她認為科學如果被負責地應用，就會促進社會問題的改良和解決。但是貝特森卻為戰爭期間的經歷深感不安，他認為科學應用於社會具有內在的危險性，科學最大的作用是形成理解而不是促進行動。
綜觀整個20世紀40年代，貝特森非常重要的一個學術活動是參加了羅伯特·維納領導的跨學科的控制論研究團隊。……貝特森通過對自己以往研究的反思認為其在1936年寫作的人類學研究傑作《納文》缺少的東西就是這種「反饋」的闡釋框架。系統論作為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離不開二戰期間貝特森和馬格麗特·米德的開創性貢獻。貝特森認為，系統依賴於信息而不是能量，信息的流動最為特殊和重要，因為只有信息的流動可以從A處到B處然後再回到B處，實現循環往複而不會消泯。貝特森還發現了系統的層次和等級問題。貝特森把信息定義為「生異之異」。貝特森解釋說，神經細胞只在事情發生變化的時候才向大腦報告，信息就是差異和不同。貝特森還認為，信息並不是固定不變地固守在某一個點上，信息永遠都處在一個「迴路」（circulation）中。在迴路中，信息不斷地進行互動和影響。
（劉蒙之，2009）
【1967】
P·沃茨拉維克、J·B·貝弗拉斯和D·傑克遜撰寫了《人類傳播語用學：交往模式、病理學和悖論的研究》（1967），以便對帕洛阿爾托學派的主要觀點進行概括。這是表述交往觀點的核心文獻，也是這個小組最著名的著作。
帕洛阿爾托小組中的另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H·馮·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他（於1911年）生在維也納，並在那裡成長。他的叔叔就是哲學家L·維特根斯坦。
馮·福斯特指出，一個行為的觀察者、被觀察的現象和觀察的過程構成了一個控制的體系。這個觀點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即一個科學家所觀察的是一個社會的結構，有關絕對客觀性的嘗試是徒勞的。
帕洛阿爾托小組和弗洛伊德的觀點
帕洛阿爾托學派與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強烈的反差，因為它在其傳播思想中表現出一種系統理論的觀點。「就控制論、資訊理論和一般的系統論對於貝特森的思想所產生的作用而言，很難作出過高的估計」（懷爾德，1979）。
帕洛阿爾托小組將焦點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的關係網路作為它的分析單位。因此，小組的關係理論內在地具有一種人際傳播的性質。「這是從個體向社會網路（從客體向模式）的焦點轉變，它與把一個相關宇宙的中心從地球轉向太陽的做法相類似：（它是）行為科學中的哥白尼革命。」（懷爾德，1979）
「準確說來，它們（精神研究所和貝特森的退伍軍人管理局項目組）的共同特性是反對線形的、單元的、精神內部的模式，並用交往的觀點取而代之。」（沃茨拉維克，1981）帕洛阿爾托小組原先的兩個組成部分都共同反對有關治療的醫學模式。按照這種醫療模式，一個人可以「被改變，只要他從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脫身出來，並在一個私人辦公室晨或一家醫院中得到個體性的治療。一旦被改變，他就會返回到他的社會環境中，他變了，因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難的那些精神內部的問題……因為重要的是病人對他的真實世界的知覺，所以這個真實世界的本身就被認為是次要的了」（黑利，1971）。
帕洛阿爾托小組在醫學模式上所發生的視野轉換需要一種不同的理論觀點，這個觀點以個體和他人的人際關係為中心。「始終如一地最受到歡迎的模式是一種源於控制論的系統理論。這個模式能夠對付以一種自我糾正的方法彼此響應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員似乎就是以這種自我糾正的方法來行事的。傳播技術開始成為這個領域的語言的組成部分。」（黑利，1971）
（百度百科，待查）
【1967】
沃茲拉維克、比文和傑克遜於1967年發表了《人類傳播語義學》在此，這些帕洛阿爾托學派的後期代表人提出了「人不能不傳播」的著名格言，而這本書也成為研究帕洛阿爾托學派學術思想的經典著作，而他在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思想不僅對於人類傳播學的發展有著非凡的意義也影響了其他相關學科的建設，成為通信傳播理論的研究基石。……
在傳播學的三大學派之中，帕洛阿爾托學派側重於研究人類動態的傳播行為，將傳播視為一個人們相互交往的過程來進行研究。以個體和他人的人際關係為中心和研究出發點，帕洛阿爾托學派的研究涉及領域眾多，其傳播思想中也體現出了系統理論的特點。
保羅·沃茲拉維克作為帕洛阿爾托研究小組的重要成員，也是貝特森最傑出的學生，他繼承並發展了貝特森的傳播思想。……
（馬亮，2013）
【1972】
他的【H.T.即貝特森】最重要的著作《精神生態學的步驟》（1972）是複雜的，難以閱讀。貝特森論證說，人類精神不在大腦或身體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於身體，在個體與其他人的關係之中——因此有了這樣的標題：「精神生態學」。這樣一個概念強調個體與其他人的傳播關係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爾托小組的中心論題。
（羅傑斯，2012：091）
貝特森在這本書中探索了「精神」（mind）的概念。「精神」被貝特森用來說明複雜、自洽和控制的系統，如生態、組織、心靈和文化。貝特森該書了帕斯卡的一些表述，認為「精神有屬於它自己的我們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動機」以及「精神有自己精確的運演算法則」。【Bateson，G．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CollectedEssays in
Anthropology，Psychiatry，Evolution，andEpistem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運演算法則是一個數學用語，貝特森用這個詞語來解釋我們認識、思考和行動的潛在前提。在貝特森看來，所有的認識和反應，所有的行為，所有的神經病學、生理學和內分泌學，所有組織的進化都可以被看成是傳播現象，這些領域都受到傳播法則的支配。
（劉蒙之，2009）
【1972】
保羅·沃茲拉維克出版《走向生態思維》。
提出了有關傳播的五個命題：
1、人類不能不傳播。保羅認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活動和行為都可以視為一種交流行為。
2、交流=內容+關係。每一個傳播行為，都是由兩個方面所構成的，即交流的內容及其意義和交流雙方的關係。所有的傳播交流行為，除了解釋言語本身的信息外，更多信息是在於傳播者想要傳遞出的信息，傳播者想讓接收者理解的信息以及他如何判斷與接收信息者之間的關係。
3、交流關係的本質依賴於溝通雙方在交流過程中的停頓。……停頓使人們的傳播行為產生了次序，互動次序必須像句子一樣組織成有意義的意群，才能夠被理解。
4、人類的交流活動包括了數字的和類比的兩種模式。
5、人際間的交流溝通過程要麼是對稱的，要麼是補充的。……對稱交流是一種建立在交流雙方平等權利基礎之上的交流。……補充交流是建立在交流雙方不平等的權利基礎之上的交流。
（馬亮，2013）
【1952】
1952年，貝納德·貝雷爾森根據二十多年的實踐總結了這方面【H.T.註：即內容分析】的實證規律。問題或主題均可歸為概念，要找出概念，然後翻譯成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
（麥格雷，2009：55）
1952年，美國傳播學家伯納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將內容分析法定義為「一種對具有明確特性的傳播內容進行的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術」。
《傳播研究的內容分析》出版。
【1953】
羅蘭巴特結集出版《寫作的零度》。
【1967】發表著名論文《作者之死》
【1973】發表《文本的快感》。
巴特在《文本的快感》（……）一書中提出了文學快感的理論，其分析的中心是讀者，而不是符號體系。他猛烈批評唯心主義文學意識形態，結構了關於作者和作品的神話（福柯當時也在這樣做）——正是以這些神話為基礎，人們以為文本可以純粹地存在，某類作品及其作者應該世代傳授，某種文化優於其他文化。但巴特漸漸放棄了符號學的預設，也不再分析大眾傳媒……
（麥格雷，2009：85）
【1953】
維特根斯坦出版其後期哲學的著作《哲學研究》。
在《邏輯哲學論》（……1921）一書中，維特根斯坦沿著羅素的思想軌跡，將語言類同於邏輯命題，認為所有無法用邏輯命題說出的，就是不可能說出的。神秘性就是意義的局限：「對於不能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維特根斯坦後期的論文集《哲學研究》於1953年出版，他被這個局限的概念折磨，因為這個局限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某種形式科學史理解符號交流的唯一嚮導，他最後只好承認個體就是愛說話的，即可以超過理論假設的句法的限制來表達自己。符號不在普世的語言當中，而是在行為的情境當中，意義從來不能獨立於語境而存在。訊息所處的環境被命名為「言語的遊戲」（jeu de langage），後又被命名為「生命的形式」（forme de vie）。維特根斯坦給出了一個不合常規的名單，以突出使用可能帶來的無窮驚喜：命令或服從，描述，提出假設，用圖畫呈現，編故事，戲劇表演，感謝，詛咒，祈禱……維特根斯坦倒推了導致意義封閉的所有嘗試，最終放棄了系統化，走向了純粹描述性、非理論性的目標。
（麥格雷，2009：87）
【1955】
拉扎斯菲爾德基於迪凱特的調查，主編出版了《個人影響力》（Personal Influence）一書。該書是「美國經驗主義社會學在大眾傳播研究領域的重要文獻」（麥格雷，2003：50）。
在該書中，卡茨等人較為明確地提出了二級傳播理論。
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既是以往研究的延續，也標誌著重大的轉折。拉扎斯菲爾德是奧地利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法蘭克福學派成員。1935年流亡美國。他對當時關於傳媒的諸多預設和通用的思考方法提出了質疑。他堅持實證主義[他與實證邏輯的源頭——維也納學派過從甚密，……]，重視信息收集與行為分析，相對而言忽視探討純理論性質的假設。在他看來，科研不是為了報告知識的可能性，也不是考察事物的存在本身，而是釐清經驗的真實性——對傳媒這個極少被記錄的研究對象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所有問題都可以用概念來表述，而概念無非是分類系統，所有概念都可以被編碼，翻譯成數學式的指標，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多維的（一個概念往往包含多個指標），而且只屬於概率的範疇。
（麥格雷，2009：47）
1938年，拉扎斯菲爾德任普林斯頓廣播研究項目的負責人。
1940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俄亥俄州跟蹤調查了600位選民；
1945年至1946年期間，在伊利諾斯州的迪凱特（Decatur，一個6萬人口的小城市）跟蹤調查了800位女性的消費選擇。
（麥格雷，2009：47）
1944年，拉扎斯菲爾德與貝雷爾森、高德特合著，《人民的選擇》（The People』s
Choice）。拉扎斯菲爾德率先提出，投票不單是傳媒策劃的選舉運動導致的個體的偶然選擇，而是取決於階級、地理區域和宗教這三個變數。……三個因素合稱政治取向指數（IPP，indice de predisposition politique）……這個指數過於籠統，在實際運用中難免墮入社會決定論，但它為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政治選擇之間關係的研究開闢了道路，它有力地平衡了社會已裂成碎片、個體可被隨意操縱的觀點。（麥格雷，2009：48）有限效果論及其後續發展的局限，就是一切實證主義理論的局限。為了研究社會世界，拉扎斯菲爾德宣布割斷一切政治或道德思考，以便用有效的工具全面表現真實。……盧因堅持的社會測定法對社會心理學來說是一個進步，但同時也有弊端：在當時的大環境中，它把一切歸入微觀社會學，誤以為可以像研究物理一樣研究社會（個體關係可以用若干個量表示，可以像原子關係一樣表述），結果賦予事實以客觀性的假象。由於堅持狹隘的科學方法觀，拉扎斯菲爾德用功能主義的社會理論（認為所有人必然想方設法適應體制的限制，有意無意順應顯功能或隱功能），把社會衝突問題、權力/文化關係等社會學核心問題統統簡化了。傳播問題也被簡化成個體適應社會秩序的問題、面對面或遠程不得不做的交流的問題。
（麥格雷，2009：52-53）
拉扎斯菲爾德到美國以後漸漸用進步主義理想取代了年輕時候的社會主義理想，開始相信經濟權力（廣告、輿論受眾和市場研究等）未必是民主的障礙，而是實現民主的手段：傳媒的勝利是公民社會探討的勝利，市場就是消費者選擇增多的同義詞。
（麥格雷，2009：54）
【1957】
理查德·霍加特出版《窮人的文化》一書。
文化研究後來跨越學科和大洲的邊界，盛況空前，其起源則應追溯至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學教授理查德·霍加特的《窮人的文化》（1957）一書。這部作品兼有自傳和人類學論文的性質。……他首先指出，充斥大眾媒體的離奇煽情故事雖被廣泛閱讀，但讀者實際上絕不過照單全收。大眾媒體屬於「attention oblique」（讓-克洛德·帕斯隆將之譯成法語即「漫不經心的消費」）。不會有人全神貫注緊跟內容，大家都帶有諷刺、不在乎或挑釁的心態，都善於取捨。……不同點在於，霍加特充分表述了文化實踐的意義。他描述了工人文化的組成：工人文化關乎象徵性擺脫惡劣工作條件的強烈慾望，所以表現出對活力和巧合因素的喜愛。……大眾媒體的作用是給日常生活增加快樂，同時增強家庭和圈子內部的社群感。大眾媒體讓人看的是有實情實景的可嚮往的世界，它們更重要的作用引起話題，增加圈子裡的活動。
（麥格雷，2009：109-110）
【1958】
雷蒙·威廉斯出版《文化與社會》。
威廉姆斯對整個的文化經驗，意義和構成都感興趣，他發現文化這個研究領域可以將他的兩個主要興趣——文學分析和社會研究聯繫起來。……《文化與社會》……，這本書仍然運用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文學-道德研究模式。它是一本文學歷史書，但和傳統的文學歷史書不同的是，威廉姆斯關注的不是文學的文本，而是它們同某一觀念的關係。……他自稱要追求的就是擴展文化的意義，使其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同義詞。在這本書里，威廉姆斯將文化與社會看做一個整體，以求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研究傳統。
《文化與社會》只是表明威廉姆斯將注意力集中於「文化」，真正標誌著文化研究作為一個門類被建立起來的是他在1961年出版的第二本書《長期革命》【H.T.即《漫長的革命》】。這本書徹底和文學-道德研究模式決裂。《長期革命》為文化研究建立了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並為接受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做好了準備。首先，威廉姆斯對傳統文化概念進行了梳理。威廉姆斯認為，文化應該是對社會種種描述的總和，那些所謂的「人類最高的文明成果」、「經典的文學作品」以及它們所蘊含的意義並不是文化的全部，它們同日常生活一樣，只是社會進程的一部分，……它們和其他許許多多實踐相互作用，難以分離。文化概念在這裡被民主化、社會化。……威廉姆斯……受到人類學的啟發，強調文化是所有社會實踐之間關係的綜合，是生活的整體方式，文化理論就是對這些社會實踐之間關係的研究。在這個語境中，經驗被擺在顯要的位置，人處於特定時代的各種各樣彼此相聯繫的組織形態中，通過分析人們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我們有希望把握實踐和組織形態之間的關係，因為任何文化都包含著對生活獨有的領悟，具有特殊的個性色彩：……。他的「感覺結構」實際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被體驗的整個生活方式。於是威廉姆斯試圖展開文化制度（institutions）以及它們的意識形態和話語研究。遺憾的是，這本書存在著一個內在的矛盾：缺乏文化結構的理論和相應的文本分析的方法，一些術語如「感覺結構」仍然讓人感到模糊不清，不易把握。……
【1962年，威廉斯出版了《傳播》一書。】威廉姆斯在討論了現代傳播技術的功能時，並沒有脫離《文化與社會》和《長期革命》中的文化研究。他特彆強調大眾傳媒所體現出來的權利關係和生產關係對於社會和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並指出像教育、語言、大眾傳播、戲劇小說等文化形式生產過程和在社會上被接受的過程都值得研究。……這本書受到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極大影響，主要是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經驗主義影響。但在《傳播》一書中，威廉姆斯提出了一些獨到之見：建議人們研究媒介機構（制度）和產品，建議發展將所有文化形式連接起來的文本批評。
（石義彬，2003：128-130）
【1959】
關鍵詞：傳播學史上的第一次大討論
距離布萊森所編輯出版的《觀念的傳播》一書近十年，在目睹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和勒溫等人逐漸離開傳播研究領域之後，社會學家貝雷爾森發出了「傳播研究正在走向死亡」的警告，此言一出，遂引起了施拉姆等人的回應，傳播研究的境況尚不至於如此悲觀。在這場討論中，施拉姆為其後「欽定」傳播學「四大奠基人」提供了基礎和依據。（高海波，2010：1）。
【1959】
戈夫曼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埃爾維·戈夫曼（Erving
Goffman）完成這一理論建設工作，徹底告別了控制論。他將人際傳播引入了美國社會學理論（受齊美爾影響，以米德和帕克為代表）。戈夫曼的理論明顯受到語言學研究的影響，充滿了系統、行為的「語法」、「文法」和「規律」之類的概念。他本人希望與系統論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齊名，不過他的實踐更接近於微觀社會學，即始終重視實驗、注重新事實的發現和歸類。戈夫曼對所謂極端社會情境（精神病院里的生活、抽煙的方式等）比對日常生活更感興趣，他研究這些問題，試圖從中提取出維持關係的規律。意義不可能還原成信息、系統或社會。意義就是對別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就是我們根據角色在我們認為重要的人面前生產出來的東西。角色是多重的，情境和人也是多樣的，人的傳播是永無休止的衝突，要用互動的儀式來解決，這種儀式未必消滅了衝突，但是能讓所有人保全面子。會做人，就能確保關係平和，避免僭越，否則就會導致公開的暴力。這一交流框架的概念引出了後來的情境社會學思潮。（麥格雷，2009：64-65）
【1962】
埃德加·莫蘭出版《時代的精神》。
莫蘭是左派作家、人文主義無神論者，出生在地中海地區的一個猶太家庭。他推崇馬克思主義，但是並不排斥動畫片和好萊塢電影……他的學術研究與霍加特同時代，寄望於基本上以工業標準生產、面向社會大眾的新文化所帶來的全球性變革。他說社會大眾是「被社會內部結構（階級、家庭等）攫住的個體所組成的龐大聚居體」，但他並不為此焦慮。談到生產者，莫蘭借鑒了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的措辭；涉及內容或製造出來的幻象，他又借鑒了宗教人類學，因此有人將莫蘭歸入批判理論或告別失意的社會學派的追隨者陣營，但是實際上，莫蘭的理論從內部對這兩種思潮進行了顛覆。他認為，既非體制（國家、教會等）命令亦非精英設計，而是通過市場運作產生的文化為民族、宗教和藝術增添了新的形式，而不是像阿多爾諾以為的那樣在上述領域取代已有的東西，這種文化的誕生本身就是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化行動。市場參與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公眾——「大眾」，這是機會均等化的結果（對休閑的普遍追求就是機會均等的表現）。大眾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社會隔閡就此消亡，而是讓身份和差別相對化。「工業化的文化是社會各階級交流的唯一領域」。不論何種身份，無論在社會上處於什麼位置，我們擁有共同的參照，工業化的文化由此獲得了「人類歷史上首個普世文化」的地位。
文化工業的成功不是因為它用愚弄人的做法「使人昏昏」，而是因為它擅長取悅大眾，能夠運用足夠豐富、符合社會現實的作品引起人的興趣。莫蘭在此借鑒了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成果，並從組織和文化的方面予以了補充。他認為市場可能導致平庸和劣質，因為標準化的金錢邏輯發揮著首要作用，但是，市場天生不穩定，這就意味著產品不可能永遠重複下去。……文化工業是「工業化—官僚化—壟斷—集中化—標準化」和「工業化—官僚化—壟斷—集中化—創新」者兩種思路的永久競技場，前者約束創作，打壓創意，滿足於沿用已經成功的套路；後者要求給創作者以自由，希望他們通過努力取得新的成功。……
……當代文化應邀被各種人群使用。多義性，不論有心栽花還是無心插柳，是當代文化顯而易見的特徵。混合或兼收，是為了追求受眾最大化，是因為希望同時面向更多的異質團體。另一個原因是類別、敘事規範、主題（民俗的、世界的）、目標公眾日漸糅雜（面向成人的媒體越來越青少年化，面向兒童的報刊也越來越向成人開放），差別越來越弱化——當代文化做到了驚人的融會貫通。……
莫蘭的社會學研究從組織的角度入手，最終得出了關於想像（現代神話）的宏觀社會學。
（麥格雷，2009：137-139）
【H.T.這裡值得注意，市場不僅提供「標準化」，同時提供了一種「不穩定性」或「不確定性」，其背後所反襯出來的是「風險」。】
【1962】
哈貝馬斯出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他【H.T.註：哈貝馬斯】希望重建18世紀思想批判和布爾喬亞民主的模型，當時的思想批判和民主允許公開使用理性，由此產生了輿論，而輿論又是民主的條件。其中的推理是，內心獨白讓個體面對自己及自身特性，關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則讓個體擺脫「低級趣味」（康德語），把他們從自身特性中抽出來。私人之間富有成果的交流形成一個新的場地，即公共領域，這個領域是介於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中間層，是以個人邏輯為中心的合法化機構。廣告，取其傳統含義而非工業化時代的意思，使對觀點的了解普遍化，使神秘的專斷無以為繼。對話的實用理性追求的是跨主體性和普世性，與追求真理和效率的技術理性不同，它能在有良好願望的個體之間達成共識，這些來自私人空間，但是逐漸擱置個人利益，而服務於全體的利益。除了理論分析，哈貝馬斯還具體說明了哪些場所可能成為公共領域（報刊、沙龍、咖啡館、俱樂部等），並指出大眾傳媒發展過程中會時不時走向墮落。廣告不再支撐對話，而是淪為商業，吞沒私人生活，自私的個人主義和暴露癖腐蝕了公眾可獲取的東西，傳媒淪為消費，自戀又無聊。
（麥格雷，2009：165）
一方面，哈貝馬斯回歸柏拉圖哲學傳統，鼓吹語言的理性，反對工具邏輯（資本主義）的暴力及其他一切導致本位主義的社會力量（社群、宗教、個人衝動等）的暴力：傳播問題是邏各斯問題的新瓶裝舊酒。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傳媒中主觀性上升的歷史現象，並匆匆予以譴責（理查德·桑內特關於私密性的批判研究也是如此……）：在對傳媒的憎惡中，自我的登峰造極取代讓人無腦的虛構，成了揭批對象。哈貝馬斯的雙重定位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它照搬了傳媒愚弄人的說法，忽視了個體的社會構建，它將私人和公共截然分開，實際上二者是協商的（Eley，1992）。
（麥格雷，2009：165-166）
1989年在一次公開的討論會上，哈貝馬斯宣稱，此書是他本人思想體系的入口，舍此並無他路。
（石義彬，2003：53）
【H.T.哈貝馬斯之所以撰寫《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主要在於對抗霍克海默對其在理論立場上的不滿，並希望可以以此獲得法蘭克福大學的任教資格，但是，雖然該書得以出版，可最終哈貝馬斯並未獲得任教資格。】（石義彬，2003：54）
除了學術歷史背景之外，此書的寫作還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公共領域理論是哈貝馬斯從傳播學角度對西方民主憲政所作的一種理論反思。
（石義彬，2003：54）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的源頭在於美籍德裔猶太血統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阿倫特說的公共領域是指作為行動（action）實現的場所，是人們平等對話、參與行動的政治空間。所謂行動是指人們之間不藉助於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動，它是人類意識發展最高階段的產物，是優於勞動和工作的真正人類自律。
（石義彬，2003：55）
【1963】
E.湯普森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和威廉姆斯不一樣，湯普森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發展出自己的文化理論。湯普森不同意威廉姆斯將文化看做「整體的生活方式」，他認為「文化產生不同於利益集團和社會力量之間的鬥爭」。……湯普森將文化定義為流行文化，「人民」的文化。湯普森就是要重寫文化歷史以便矯正官方歷史中對它不平等的表現。湯普森拒絕接受簡單的經濟決定論和傳統的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模式，其目的是為了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他不接受階級統治論；他主張活生生的文化和個人經歷的重要性；他主張基本的人文主義。
（石義彬，2003：130）
【1964】
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出版。
《理解媒介》（1964）讓麥克盧漢一舉成名。他的著名論斷「媒介即信息」，暴露了他一直為人詬病的特點：迷戀直覺、不清晰。……麥克盧漢的中心思想借鑒了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觀點。……麥克盧漢的單一因果論認為，傳播手段（這裡說的是最廣義的傳播，從運輸到藝術都包括在內）建構社會不是出於經濟動機，而是出於感官需要。感覺和認知的手段是人類感覺工具的延伸，反過來也影響工具使用者的個性，因為手段和手段的使用者屬於同一範疇。「技術的效果不在想法或概念的層面，而在意義關係和感知方式的層面——技術所向披靡，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感知的方式」。
（麥格雷，2009：67-68）
【1964】
1964年，霍加特創建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麥格雷，2009：110）
霍葛特出生於里茲（Leeds）一個工人階級的家庭。從1946年到1959年，他在湖爾大學（Hull
University）的成人教育部教授文學課程，這段經歷影響了霍葛特對文化的定義。接受成人教育的人通常都是因為經濟原因、個人或階級原因而不能正常地上大學的人，《識字的用處》寫的就是這些人。霍葛特的《識字的用處》可謂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在這本書里，霍葛特利用文學分析技巧分析更大範圍的文化產品：音樂、報紙、雜誌和通俗小說；與工人階級相關的公共文化——小酒店、工人俱樂部、雜誌、體育活動、私生活、家庭角色、性別關係、社區共識等都成了霍葛特的「文本」，他試圖通過讀解這些文本探究出工人階級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他描述的城市工人階級文化具有民間文化的所有品性而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大眾文化的品性。這樣，霍葛特的「實踐批評」（霍爾用語）精神也落了空，因為他對當代工人階級出生的年輕人生活的複雜性視而不見，從而無法探究普通人的文化中的特殊根源。
（石義彬，2003：126-127）
1964年，霍爾來到伯明翰大學，開始了影響世界學界的文化研究。要了解斯圖爾特·霍爾的傳播思想，我們必須對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有所了解。因為，一方面，霍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基本上都集中於他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十幾年裡；另一方面，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眾文化研究為核心的，而媒介研究是大眾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霍爾領導時期，媒介研究是其最重要的內容，霍爾的傳播思想主要是在這個時期體現出來的；……
（石義彬，2003：119-120）
【1968】
1968年，霍葛特離開中心，中心工作由霍爾主持。霍爾在當主任的十年時間裡，親眼目睹了中心在理論基礎方面的發展。結構主義者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民族志和媒介研究是中心文化研究最明確的發展方向。
在霍爾的領導下，中心擺脫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影響、傳統的文化與文明研究的影響、社會科學經驗主義的影響，開始轉向媒介的意識形態功能分析。在這些分析中，媒介被定位為「主要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力量」。媒介是人們闡釋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的主要方式，在受眾意識形態中的產生和轉變中，媒介居於主導地位，這種研究不大關注媒介行為的結果，而比較重視媒介的意識形態效果，比較重視權力結構和媒介政治研究。在這個心的批評視野里，以精英文化為主體的諸多種文化現象不再作為分析和研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的主要對象，恰恰相反，這種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轉向了被以往的理論活動所排斥的領域。
（石義彬，2003：132）
有人把文化研究分成這樣三個階段：早期以威廉姆斯為代表的文化主義、中期以霍爾為中心的意識形態文化研究以及現在的後現代主義。
（石義彬，2003：134）
【1964】
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出版《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在晚期資本主義中，正如馬爾庫塞所說，科學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它使工具行為或者勞動越來越合理化，人類的交往越來越不合理化，交往行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為」之中，於是，人類的情感、意義、價值等因素全部消解，人成了「單向度的人」，成了工具的附屬物，喪失了自主性和創造性。（石義彬，2003：80）
【1965】
安伯托·艾柯的論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結合方法》發表於法國符號學陣地《通訊》雜誌上，意味著他已經躋身於以羅蘭·巴特為核心的符號學陣營。（百度百科）
翁貝托·艾柯也認為大眾產品是結構性保守的，它所喻示的要麼是被秩序統治的穩定世界，要麼就是已被動搖但秩序還會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重新確立的世界。他對弗萊明（Ian 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小說的分析《詹姆斯·邦德：敘事組合》（James
Bond：Une combinatoire narrative，1966）很有啟發性。他指出了作品中的對立體系：主人公邦德（盎格魯-薩克森、白種、男性）的對手總是蘇聯人、地中海沿岸人、亞洲人、猶太裔，女性角色要麼是順服或性別不明顯的盟友，要麼被勸降為共謀，要麼就是在性的方面被征服最後也難逃一死的對手，反正都不是讓人嚮往的角色。艾柯找到了大眾傳播與教條主義的對應，而不是與藝術的對應（藝術有無限闡釋的可能性）。他認為弗萊明應該受到譴責，不僅因為他反猶太和男權主義，也因為他思維僵化。……符號學譴責傳媒履行的秩序複製功能，並且認為公眾應對此負責，因為公眾超越不了小資產階級的底子，抓不住信息的外延（公眾認為信息是「自然的」），因為他們所識不多，素養不夠，也無暇自我提高。
（麥格雷，2009：83）
【1968】
丘奇曼（C.West
Churchman）出版著作《系統方法》。在嚴格意義上，系統論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個廣泛的樣式，一種對於還原主義問題的回應，一種對抗日益增長的科學專業化的觀點。
（羅傑斯；殷曉蓉，2002：430）
系統論的原則之一是等結局（equifinality），這個思想是說：可以從不同的最初條件，並以不同的方式達到同樣的最終狀態。
（羅傑斯；殷曉蓉，2002：432）
【1969】
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出版《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赫伯特·席勒在搜集了大量證據以後，於1969年出版了《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一書 ，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這一引起此後長期激烈爭議的命題，矛頭直指美國。
在《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一書中，席勒提醒人們注意美國出口的電影、音樂和其他媒介產品對發展中國家本土文化的潛在影響。他認為，美國的傳媒公司醉心於破壞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由於美國的傳媒產品製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於其他國家的人們很難抗拒它們。結果是，西方控制的國際大眾傳媒就會取代民族文化，這種形勢就像是搶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拚命掠奪殖民地國家自然資源，以使殖民國家發財致富一樣。此後（1973、1976、1979、1981年）他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闡釋這一理論。2000年1月29日他以80高齡去世。當年5月，他的最後一部著作《生活在頭號國家：一個美利堅帝國批判者的反思》出版，對這一理論作了最後闡釋。席勒回溯了美國如何通過虛偽地聲稱維護國際間「信息的自由流動」原則和大力資助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等手段來支持傳媒公司在海外推銷他們產品的歷程。他指出了當代美國社會的資訊機器支撐美利堅帝國在海外進行冒險的途徑與方式。
文化帝國主義的重量級批評家、美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文化帝國主義著重批評的是，資本主義是一種勻質的文化力量，而這種資本主義是在不斷生產和再生產著一種消費文化。英國學者傑里米·滕斯托爾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命題認定，這個世界上許多地方真正的、傳統的和本土的文化正在被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大量精心製作的商業和媒介產品的一古腦傾銷而席捲出局。」
（百度百科）
政治經濟學試圖通過研究創作者受到的限制理解文化的形式，儘管它不能假設在組織結構和內容類型之間存在簡單的對等，因為生產結構並不決定藝術或信息的形式（麥奎爾，1992）。互動社會學會認為，善於遵從規範的行動者就有談判的能力，可在規範中遊刃有餘，或把規範強加於人。
（麥格雷，2009：143）
【1972】
讓·鮑德里亞的《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
讓·鮑德里亞認為，傳媒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內容無關，而是自成系統，是一整套由代碼組成的交換系統，個體休想介入或改變（《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972）。傳媒不是意識形態效果的中心，而是意識形態本身，是空洞的再現。鮑德里亞重拾真實與幻象的古老對立，方式不論什麼想法、不論什麼畫面都沒有意義，都不是現實構建的組成部分。
（麥格雷，2009：45）
【1972】
麥庫姆斯和肖提出「議程」這一概念。
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納德·肖（Donald Shaw）提出了「議程」（agenda）的概念（1972），用這個新穎的思想工具，比較傳媒所承載、所傳遞的觀念和公民自己的觀念，找出二者之間的關聯。
（麥格雷，2009：154）
麥庫姆斯和肖以工具主義者（instrumentaliste）自居，聲稱希望拿出覆蓋面不大、社會學相關性不強但是經得起經驗考證的理論。……這種思路失敗後，議程說的支持者轉而嘗試實驗研究，把這個領域的知識變得更加抽象，把思路擰向了更具分析性的層面[他們提出了議程架構（agenda framing）的說法了]，走向了半實驗心理學。
（麥格雷，2009：157）
【1973】
斯圖亞特·霍爾出版《編碼/解碼》一書。
霍爾把文化看做矛盾的空間，拒絕訊息在生產時刻與媒介接收時刻想對應的觀點。他認為，如果這兩點能夠對應，則傳播根本就無從談起。受到巴赫金[或瓦洛希洛夫（Volosinov）]的語言學分析和巴特、艾柯修正後的符號學成果（不相信公眾如軟蠟，可被意識形態的模子隨意留印）的啟發，霍爾就媒介提議的編碼指出了三種接收或解碼的方式（《編碼/解碼》，1973）。
1.霸權模式 訊息接收者的解碼與訊息發出者的編碼對等。……但在這種情況下，訊息內部也不可能沒有衝突和矛盾，因為訊息所承載的意識形態是統治者內部對抗的產物，也是統治者與其「意義代理人」（agents signifiants）——媒介組織之間向對抗的產物。
2.協商模式 訊息接收者將提取出來的意義部分改變。
3.對抗模式 解碼與編碼不同，甚至於編碼對立。
訊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編碼自動解碼。霍爾認為編碼和解碼往往會巧合，因為他認為權力無處不在。統治者的意思或某種偏好的閱讀方式被強加給接收者，這就是霸權。
（麥格雷，2009：111-112）
【1974】
諾埃勒-諾依曼（Noelle-Neumannn）首次提出「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諾埃勒-諾依曼在《傳播學刊》上發表論文，提出了「沉默的螺旋」這一概念。1980年，她以德文出版了《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一書，對該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概括。
「沉默的螺旋」來源於這樣一個事實：1965年，德國阿蘭斯拔（Allensbach）研究所對即將到來的德國大選進行了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兩個政黨在競選中總是處於並駕齊驅的狀況，第一次估計的結果出來，兩黨均有獲勝的機會。然而，6個月後，即在大選前的2個月，基督教民主黨與另一個黨獲勝的可能性是4：1，對基督教民主黨在政治上的勝利期望升高有很大的幫助。在大選前的最後兩周，基督教民主黨贏得了4%的選票，社會民主黨失去了5%的選票。在1965年的大選中，基督教民主黨以領先9%的優勢贏得了大選。這一年大選帶來的困惑和對它的解釋逐漸發展成為「沉默的螺旋」概念。
（百度百科）
【1974】
格拉斯哥學派由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體研究小組的成員組成，該小組成立於1974年，稍晚於同時代很有國際影響力的英國另一媒介學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然而尤其是在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後者的日漸式微，格拉斯哥學派的創作力與批判精神卻依然旺盛不減，大有超越之勢。同時它也是英國傳播政治經濟學學派的代表之一，與萊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齊名。
（唐曉燕，2009）
【1975】
米歇爾·福柯的《規訓與懲罰》出版。
福柯的著作談的也是普遍化的壓迫，……提出了權力中央化和無處不在的理論，即目光設施（敞視式監獄）和供詞設置的權力，導致體質將自身內化於個體，從而實現對個體的控制。他認為，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國家發明了所謂個人主義，藉此獲得了規範行為的權力：人人天真地以為個人主義就是獲得自由，實際上個人主義只是一種控制手段，結果是製造出千人一面的個體。
（麥格雷，2009：45）
【1978】
塔奇曼出版《做新聞》（Making News）
（塔克曼）受德國現象學和戈夫曼社會學的啟發，特別指出了對時間的理解在新聞製作領域的重要性。製作新聞信息，就是編網捕捉事件，也就是在通常被認為不可控制、不可捕捉的世界延續中「抓出典型」。記者往往依靠可預見或重複出現的、組織上可控制地事件，因為這些事件在他展開報道的物質可能性之內。
（麥格雷，2009：126）
【1979】
甘斯出版《什麼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
關於媒體與主管者的關係，甘斯的研究相當深入。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從多方商談，而不是單方主宰的角度來分析。編輯方確實受到了壓力，但這個壓力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領導可以拍腦瓜定下新聞報道的政策，但政策的執行因時因地而不同，也因情況變化和記者挪用事件和觀點的能力高下而產生差別——編輯部里也會意見相左。此外，如何衡量經濟結構的影響也衍生出了許多概念性問題。
（麥格雷，2009：128）
赫伯特·甘斯則認為，記者往往混合了保守派和進步派的觀點，因為他們認同資本主義有序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同時又普遍以支持民主、立場溫和自居。他們屬於「均等階級」（classe moyenne），眼界有限，他們對體制的忠誠有目共睹，但也正因此才確保了自己的言論自由和操作空間。
（麥格雷，2009：130）
【1979】
布爾迪厄出版《區隔》一書。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布爾迪厄……綜合了韋伯的合法性理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塗爾干、列維-斯塔勞斯的想像理論，且有所創新，影響最為突出。布爾迪厄是列維-斯特勞斯和雷蒙·阿隆的學生，他率先將人類學視角與工業社會批判相結合，也就是說，把塗爾乾的法國結構主義和韋伯的德國社會學相結合，並且揉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實際上，布爾迪厄的成果是社會批判理論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它揭示了學校里的社會複製機制：最善表達的學生（就學業而言）從小就可以通過父母的藏書接觸並熟悉文字，其在學業上更有可能比其他孩子成功。……布爾迪厄還將上述推理延伸到整個文化領域，因為學校只是文化領域中的一粒棋子。他認為，文化（取高雅文化之意）是一整套結構化的想像，是共同的象徵，其合法性為大家所承認，但對文化編碼和文化運行的掌握卻沒有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
在1979年出版的《區隔》（……）一書中，布爾迪厄對文化實踐做了更定性的分析。他把繼承而得的關於品位的「慣習」（habitus）分為三種（有素養的、中等的、大眾的）。區隔的中心原則就是要與內容保持距離，要注重形式，因為形式最非直覺，掌握形式所需的時間最長。有素養的社會階層定義哪些文化是經典，同時他們又讓自己可以隨時抽身逃離以避免貶值：……。中等文化的階層有「良好的文化意願」，他們努力跟隨前者，但是步履笨拙，總是慢一拍：……。至於大眾這個階層，他們不得不屈從於命運的安排，由於自身條件有限——收入少、閑暇少，也沒有象徵的能力，只好受困於純粹消費的狀態。他們的審美降格為「必需之物」，形式不重要，功能和內容才是關鍵，而且要始終與別人一致，讓自己與其新屬階級站在一起，讓他們以為大家處境相同。
布爾迪厄的理論揭示出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用象徵建立起來的秩序的暴力，是對20世紀60年代流行的無產階級本真文化（……）、反文化以及均有文化等說法的回應。……
布爾迪厄上述理論的貢獻在於把文化實踐和社會地位結合起來。……社會決定傳播關係的編碼，而不是反之，社會既是共同的象徵，團體的特定暴力，也包含著暴力承受者對暴力合法性的認同。……他的結構主義剝去了聖化文化的神秘外衣，認為文化和傳媒這兩個緊挨著的領域都是社會統治的表現，即「語言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富有者統治資本最貧乏、最被剝奪的人。他從一開始就避免了實證主義和文化工業的比方，甩掉了這兩塊危險的巨石，他認為行動者的視角是他們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傳播現象。
（麥格雷，2009：90-93）
布爾迪厄的社會學對媒體的看法則更加嚴厲了。他以前的論文巧妙地指出了信息生產的雙重特徵——既接受標準，又注重創新。但他在20世紀末出版的《關於電視》（……）和《記者的主宰力》（……）中卻徹底換了調子，他大談媒體與權力暗地裡合謀，以及記者職業局限性帶來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且不留任何分析的餘地。他認為，記者知識「必要的傀儡」，而不是在多種關係的空間中保持自己的戰略的行動者。
（麥格雷，2009：132）
場域概念讓人覺得信息生產過程中的行動方是與競爭機制（同行之間）和共同利益（同行反對場域之外的人，如政客）相聯的。這個概念有助於更好地理解許多情況，比如每天早上，所有新聞都播報相同的內容，這些內容被記者們認為是讀者興趣的中心（事實上未必如此），每一家都想方設法擺脫別人的印記。但是，場域的概念基於勻質和嚴格的假設，而這類假設早已被強烈質疑（行動方無意中會受習慣驅使，利益被簡化成了經濟利益，未掌握進入信息領域鑰匙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外……）；這個概念還忽視了同一場域也有相互矛盾的邏輯，甚至存在於主導做法相對的邏輯。
（麥格雷，2009：133-134）
【1980】
米歇爾·德·塞托出版《日常生活的實踐》。
70年代，德塞爾托使大眾問題和預設的媒體效果問題不再突出，他指出了精英判斷佔主導時的兩大特徵：悲慘主義和民粹主義。他的說法結合了維特根斯坦的實用主義、艾柯的符號學、霍加特的工人人類學（……）和年鑒學派的思想，……
在《日常生活的發明》（……）【H.T.中譯名為《日常生活的實踐》】第一卷《閱讀是一種偷獵行為》中，德塞爾托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指出了意義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把話說出來，把字寫出來，把產品放到市場上讓人看的人，對消費者（遊戲的讀者或專業的學者）有一種權力，他們有權力強加意義並強加承載和傳遞意義的形式。……意義生產這就彷彿土地（文本）的擁有者，控制著對土地的進入和使用。消費者（接收者這個表述後來漸漸常見，德塞爾托並沒有使用）彷彿偷獵者，不平等地竊取產品、構建自己的日常生活：從文本中挑選元素，用自己的方式閱讀，並聯想到與該文本不相干的其他元素。文本的擁有者制定戰略，採取行動，控制自己的空間，給被統治者設置陷阱——這一切必須在土地上，也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進行。偷獵者也有自己的戰術，時而頑強抵抗，時而游擊動作（偶爾暴動成功）。
（麥格雷，2009：104）
米歇爾·德塞爾托提出了「權且利用」的說法，認為它包括三層現實（見下圖【H.T.暫略】）。抵制戰術是基本能力，它說明了自然的存在，並且指向下一層；文化佔用和社會政治抵抗之間的張力，說的是社會功能運行過程中的對抗、權力與文化的平衡；通過學習和與他人接觸可以引入新事物，說的是更全面的現實，這一層把前面兩層全都包括在內了。與他人的溝通似乎讓社會困擾，如果沒有這個問題，社會真的就是一個功能的或價值的系統了。過於簡單的兩極社會觀給第三個層面，即新事物和他者上場的層面，留下了空間。
（麥格雷，2009：164）
【1981】
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和斯文·溫德爾（Sven Windahl）出版《大眾傳播模式論》（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西方學者構建傳播研究模式的熱情還沒有減退，他們對模式的遵從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構造功能、解釋功能、啟發功能和預測功能之上」（石義彬，2003：2）
【1981】
哈貝馬斯出版《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為理論》（1981）已經借鑒了使用與滿足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的成果。
（麥格雷，2009：166）
通過重拾古典，閱讀實用主義著作（尤其是米德）和語言行為理論（奧斯汀、塞爾），哈貝馬斯堅定了自己的目標。他就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展開討論，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模型。他認為，韋伯的四種理想類型的定義很有局限，它只考慮了行動的目的性，即在各個維度實現目標的可能性。這個未言明的分類是按照理性遞增的順序，從理性化程度最低的習慣行為（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按照日常的做法辦事，但自己就會那樣去做）到效果行為（讓行動有手段，還要目的），然後是價值行為（以意義為指導，但是不計後果），最後是理性行為（行為的級別就此完整，手段—目的—價值—後果）。合理性的發展讓人從傳統和情緒的世界脫身，生產出現代社會。它先受宗教價值指引，繼而由官僚合理性指引。韋伯有時認為這一發展是有害的，他的文章論調悲觀，認為世界喪失意義，行動領域自說自話，無法溝通，無法生產出共同的世界。韋伯沒有看到，人在任何情境下都有製造意義的能力。哈貝馬斯則希望重點研究為追求相互理解而採取的、由原則協調的行為。他綜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借鑒結構-功能主義模型，提出了更為細緻的理論，其中不乏他本人表示並不喜歡的多類型表述。他把行為分為工具行為——屬於有技術目標的指向型行為（有效但是無意義）；戰略行為——有目的性，受利益驅使但是與理性合作者的決定有關；交往行為——非目的性地尋求對情境的共同定義。
（麥格雷，2009：167）
……如果對哈貝馬斯的思想進行歸納的話，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這就是科學技術意識形態理論和交往行動理論。前者揭示了科學技術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控制的新形式的意識形態本質，後者則著重從語用學角度論證了人類交往的地位及其意義。
（石義彬，2003：47）
哈貝馬斯的傳播學理論還具有以下特點：
從政治的角度研究交往。……哈貝馬斯的理論不是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關注，而是更多地關注民主憲政的實現問題。……
……應當說，和早期的批判理論一樣，哈貝馬斯的理論仍然是一種文化批判，但是這種文化批判的哲學基礎卻已經發生了轉移，前者主要立足於主體哲學，即在主、客體兩分的基礎上，後者卻立足於一種「立體間」（H.T.疑為「主體間」？）的哲學基礎之上，這無疑是一大創新。……哈貝馬斯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進行批判的傳統，雖然他承認科學技術同舊的意識形態一樣，也使人們安於現狀，阻止他們思考，但是它應完全沒有傳統意識形態的壓抑和奴役人的功能，……。他認為，技術與科學已經成了合法性的基礎……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理論史一種政治傳播學的話，同時也是一種哲學傳播學，具有哲學和傳播學的雙重特徵。……
致力於批判學派傳播模式的構建，這是哈貝馬斯理論的又一大亮點。……傳播學模式是傳播學理論最精粹的表述，作為批判學派自然也需要從事模式的構建，可惜的是這一思想卻為大多數批判學派的理論學家們所忽視（或者認為是經驗學派的事情而不屑為之）。……
哈貝馬斯傳播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以語言為媒介的人際傳播格外關注，人際傳播實際上等同於哈貝馬斯理論中的「交往」。
（石義彬，2003：48-）
【1982】
哈貝馬斯返回法蘭克福擔任哲學教授，1994年退休。（石義彬，2003：47）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的基礎是普通語用學，……（石義彬，2003：71）
盛曉明先生認為，哈貝馬斯從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理論中得到了啟發，語言遊戲說把研究的出發點直接定位在主體間性，……。在語言遊戲界面上，主體間性本身就是一個自明的出發點，人們一開始就處於語言交往的過程中了，並且毫無例外地受到交往情境的制約。（石義彬，2003：72-73）
實際上，這種從公共性到主體間性的轉換，涉及到了從意識哲學向語言哲學的轉換問題。……公共領域的實質在於如何取得一致，在意識哲學中，所謂一致就是主體與客體相符或者說是主體與客體的同一。（石義彬，2003：73）
【H.T.在某種意義上說，「公共性」本身是主體性的一種表現形式，也就是仍有著一種「實體屬性」，但是，一旦將問題的關注點聚焦於作為一種「關係屬性」的「主體間性」上，哈貝馬斯就從原先的第一代批判學者所持有的主-客體對立的框架中走了出來，邁進了後現代思維的範疇之中。】
哈貝馬斯認為，所謂交往是兩個或兩個以上言談與行為主體以達到理解為意向而進行的活動，其間，為了經過認同來協調其行為，行為者們尋求著達到對行動境況及其行動計劃的理解。這就是說，交往是由符號協調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按規範進行，這些規範又決定雙方的行為，且為至少兩個主體所承認和理解。正因為交往以語言為中介，所以語言學成了哈貝馬斯20世紀70年代以後研究的一個重點。（石義彬，2003：74）
哈貝馬斯的理想話語情境顯然是針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系統對生活直接的侵蝕，導致人類交往行為中嚴重扭曲的「不合理」這一嚴峻現實提出的。所謂系統，主要是政治的、經濟的制度。生活世界則是「作為交往行動者『一直已經』在其中運動的」領域，它分為三個層次：文化、社會和個性。
文化不是指一般意義上觀念、意識、信念，而是指符號的集合，也就是人們在交往活動中可以隨時運用的知識儲備，交往者對某些事務發表看法時，就要動用這些知識作出解釋。社會是指「合法的秩序」，藉助這些秩序，交往的參與者把哈貝馬斯們的成員調節為社會集團，從而鞏固聯合併保證哈貝馬斯們的團結一致。個性指的是「一個主體在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具有的許可權，就是說，使一個主體參與理解過程，並從而能夠論斷自己的同一性」。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的背景，也是達成理解的「信息儲存庫」；生活世界以語言為媒介，公共領域是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而系統則是以金錢和權力為媒介的。
（石義彬，2003：77-78）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的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應當用「勞動」與「相互作用」之間的矛盾取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一對基本矛盾。……
哈貝馬斯認為，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逐漸「消失」的時候，另一種矛盾——勞動與社會交往之間的矛盾卻凸顯出來，並且成為社會的基本矛盾。在哈貝馬斯看來，勞動不同於生產力，生產力只適用於前工業社會，生產關係也只是交往行為的一個附屬體系。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經濟危機的話，那麼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和社會交往之間的矛盾則表現為「合法性的危機」，而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正是這種合法性危機的具體體現。（石義彬，2003：81-82）
【1982】
霍華德·貝克（Howard
Becker，1928-）出版《藝術界》（Art Worlds）。布爾迪厄在文學場域以及後來的新聞場域分析中揭示了生產的內部運作規律，但是排除了與公眾互動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某些被認為是幾乎不可避免的狀態的多變性（如電視空間對知識分子關閉、審美眼光自動化等）。這一研究與霍華德·貝克的社會現實非決定論非常吻合。貝克和布爾迪厄一樣，他認為作者是被語境化的（避免了孤獨天才的浪漫主義想像），不認為生產者和接受者之間存在鴻溝。貝克是芝加哥社會學派成員、爵士樂鋼琴師，他從內部了解流行樂手的形成過程，也親眼見證了音樂圈對樂手的影響。在《藝術的世界》（……）一書中，他把作品的生產過程解釋為集體行動，作者被呼喚投身於合作和規範的建立。生產者或所有者、材料製造者、創作者、技術人員、公務員、臨時工，還有被參照的新老作者，以及要面對的公眾，共同組成了網路。作品作為集體行動的成果，包含了多種互動的（往往相互矛盾）物質痕迹或認知痕迹，通過互動，個人和團體的技巧、通常做法以及認知類型相互交流或交鋒……在作品中，可以讀出使之成型的種種規範。規範塑造藝術世界，藝術世界與規範一起發展變化，但不同的藝術世界未必朝相同的方向發展，某種「藝術」的文化獲得認可、某種「手工藝」或「子文化」被輕視，表現的只是某項動員的成功或失敗，而不是世界的本質。
（麥格雷，2009：142-143）
【1984】
安東尼·吉登斯出版《社會的構成》。
【1991】
出版《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吉登斯不想割裂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他既借鑒了布爾迪厄的生成結構主義（結構既是行動的源頭或資源，也是行動的結果），又吸納了反思的潛力。個體總是追溯自己的軌跡，自我把握，哪怕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這種能力不是說在社會之外還有什麼存在（齊美爾則極端地認為自我可存於社會化之外），而是社會自我生產的不間斷努力，它有時會導致複製的失敗：結構不是以外在的方式起作用，而是以內在生成的方式組成。吉登斯把反思的問題搬到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矛盾的層面，傳統社會到處是面對面的日常做法，人與人之間未被距離化，個體的重點是從自己出發計算時間，重點卻是空間，而現代社會發明了遠距離傳播的手段，位移和抽象普遍化，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剝離。……當代的關係越來越有傳播性，這些關係按照線性的時間在全球範圍內共享，也就是說，表現為從非本地化走向全球化。個體之間希望建立信任關係，協調遠距離行動，這是齊美爾或戈夫曼的邏輯，現在這一邏輯應用到了結構性的反思。反過來，個體也發明小型傳統，重新定位自己的行動，並且加入迂迴曲折的心理體驗和自我反思。
（麥格雷，2009：187）
【1986】
烏爾里希·貝克出版《風險社會》。
貝克指出，社會學是與現代性同時立足的，因此社會學體現了在20世紀大獲成功的現代性的獨特形式，即工業化、民族國家、男性、社會階級組成、專業分工、專家與外行區分等。可這種形式（尚未消失）越來越相對化了。休閑與工作、私人與公共、類別、政治與非政治等劃分日漸模糊，科學戰無不勝的說法被發現原來是個神話，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在個人主義的迫切要求之下，社會階級的概念的意義淡化了。民族國家的秩序被跨國的維度挑戰。貝克對這些變化做了深刻的描述，他認為工業現代社會正在向反思型現代社會過渡，前者否定了在自然和社會之間通過傳統表現出來的認同迷思（這些迷思又創造了自己的傳統——社會階級、國家、類別），後者將工業現代性去傳統化，否定了已有的類別，實際上那些類別早就變成了僵而不死的空殼。貝克研究了對風險的認知，他表達的意思大概是，個體以前是遭受來自上帝的命運打擊，或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如今要承受的則是個人的失敗（他們自己眼中的失敗）。行動的外在性不復存在，行動首先以自己和自己的集體構成為參照，而不是參照外部權威。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思個人主義的發展和民主（不局限於從體制出發）的發展之間確實有一些淵源。
（麥格雷，2009：188-）
【1994】
E.M·羅傑斯出版《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
在其中，羅傑斯終於站在後來者的角度上，將極具有美國特色的「傳播學研究」與歐洲的批判研究匯於一體，從而使「傳播學的全部即行政研究與批判研究的合流」這一敘事成為了一個經典文本。
事實上，在羅傑斯以前，作為施拉姆本人來說，傳播學僅僅只是一種與實證主義、功能主義密不可分的一種「科學」，其所處理的並不能包含所謂的思辨式的批判研究。
【1999】
彼得斯出版《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英文版）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即《交流的無奈》）
該書融宗教、哲學、社會、歷史、文學、政治和媒介技術史為一爐，將傳播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置入上下數千年的大背景中，既體現了傳播學研究的人文取向，也以一種通俗大眾的表達方式激發了公眾對傳播的興趣，為突破美國實證主義傳播學研究傳統提供了可行的路徑——作為撒播的傳播——而成為傳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
1958年，彼德斯出生於美國鹽湖城，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時間在波士頓附近度過。他在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學習，從猶他大學英語系獲得學士學位（1981年）；碩士畢業於猶他大學語言傳播系（1982年）；博士畢業於斯坦福大學（1986年），方向為傳播理論和研究。從斯坦福博士畢業後，他到愛荷華大許多傳播系教授傳播學至今。
（鄧建國，2017）
【2002】
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被撤銷，就是保守主義「壓制異議空間」的一次行動。……
撤銷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是伯明翰大學當局做出的一份「削弱左翼激進主義」的政治決定，是消除校園左翼心頭大患的一次行政行為，儘管它給出的理由是該系由於在最近的「學術研究評估」中排名靠後，不能再從校外獲得足夠的資助。不過，很快有人揭露，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在伯明翰大學所有人文社科院系中獲得的捐款名列前茅。一個「保衛文化研究中心」的運動隨即在校園裡發起。由於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的幾位左翼教授早已名聞遐邇，該系也因此享有國際聲望，關閉事件很快就引發了國際學界的反響，幾十名著名學者投書《泰晤士報》，抗議伯明翰校方關閉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希望校方收回成命。一些抗議信還直接寄到了伯明翰大學。但校方不為所動，於是，一個維持了38年並被冠以「伯明翰學派」而使伯明翰大學像一座學術高峰一樣呈現在國際學界的機構就這樣成了歷史，其成員星散而去，而其豐厚的思想資源則依然四處被徵用。
（程巍，2015）
【2003】
伊萊休·卡茨等人編纂了《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
這完全可以被視為是羅傑斯著作的餘緒，其作用或明或暗地鞏固了羅傑斯有關傳播學歷史的結論：傳播學研究的思想根源源自歐洲，在經歷了短暫的、本土化的自我創製以後，又重新吸納了歐洲思想的營養，從而形成了今天傳播學科的整體版圖。
卡茨（Katz）將人際傳播和媒介傳播相結合（前者優於後者），提出了「使用與滿足」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公眾首先是有記憶、有批判能力的社會行動者，他們有選擇的自由，不是在強加的制度下的被動接受者。（麥格雷，2009：7）
H.T.人際傳播與媒介傳播的結合事實上要早於卡茨，拉扎斯菲爾德之所以提出「有限效果」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這種人際傳播與媒介傳播研究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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