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平行世界

02-12

最近不少汶川地震的記事貼回憶文冒出來了。九年前的五月，我在海圖一帶（如今叫中關村創業大街）的水吧咖啡座里熬夜趕畢業論文，那時候有一支新發的mv剛開始流行，叫《北京歡迎你》，雖然也沒想過是不是真的歡迎。我和朋友就著這首旋律很上口的音樂邊熬夜邊改論文。

地震之前的生活還是很愜意的，拿了offer申請香港的單間學生公寓，蹭著名漢學家Prof. Nienhauser給研究生開的課，當時的日記里羨慕他跟夫人幾十年如一日的溫潤情緣，因為飛速發展慾望橫流的中國社會裡，年少時就談那麼久的commitment實在是奢侈。當初老倪給我發錄取，讓我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念文學phd，我一想著過去就得轉變自己的興趣方向，不太情願，正好香港的錄取很符合意願就去了香港。同被他錄取的大學同學雖然也面臨方向轉換，她還是堅持去了。今天我update了一下，老倪現在74歲了，還在給學生上課翻譯《史記》。回想起來，興趣和堅持，包括跟人長期相處，本質上講應該是個簡單的事，不複雜。

大學最後一個學期，內容特別豐富，看話劇看演唱會，看《暗戀桃花源》看台灣交工樂隊，林生祥和鍾立豐用台灣客家話唱《菊花夜行軍》。現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樂隊和名字，實在是太小眾。那是一首有點勞工意味和反抗資本的音樂，因為整首歌聲都在描寫夜裡工作的花農幻化的想像。雖然大家都懷著普羅大眾的同情和體會去觀看，但這並不妨礙同場體會情懷的朋友一畢業就拚命擠進頂級投資和風投機構，努力把自己嵌進食物鏈上最頂端的資本環節。

512地震來臨，我剛結束在圖書館工作室跟老師談畢業論文，之後那一個星期狂改論文。那個星期雖然牽掛家人，在城市買了帳篷的他們也還無恙。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一位性格內向的同學因為家處震區銀行停擺生活費斷供又不好意思求助，差點沒得吃。一位朋友告訴我，雙親連續一個多星期只有稀粥喝，家裡的房子牆壁裂了縫，不知道能否繼續住。身在其中的人，除了努力離開重新開始，似乎別無他法。

那時候，每個人心中都有無數想法，但身處於一片平和的世界大都市，找不到地方去發泄愛心的情緒出口。獻血的人非常多，我去了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做志願者，雖然已經忘了當時的工作內容，但面對豐盛的工作午餐，比學生食堂好太多，一隻大雞腿就等值於學生一頓飯，我想起來地震地區的人們，他們吃不到這麼好的飯菜。

逐漸，也有很多紀錄片陸陸續續展示非常自然選擇的一面，殘酷而艱難。而繼續生活的人們除了選擇遺忘別無他法。當時除了嘗試去理解而「共情」之外，沒有想太多。畢竟，那個時候我是滿腦子裝著理論的小青年，功能主義，Levi-Strauss，結構主義，民族主義，後殖民與後現代的各種fancy的理論亂花漸欲迷人眼，而你以為你身處其中。

不久後的畢業典禮，林毅夫的演講讓大家熱血沸騰，他說，「只要世界上有一個飢餓的人，就像我們自己在飢餓；只要世界上有一個貧窮的人，就像我們自己在貧窮。」雖然受他真傳的大部分學生都毋庸置疑都想著怎麼擠進來錢最快的投行，沒空考慮什麼情懷社會責任別人餓不餓。畢竟這也是最後一把溫情和情懷了，從此以後，大家就進入互不干擾的平行世界，還有可能互相撕咬。

不論是interstellar還是《北京摺疊》，還是社會學背景的韓國導演拍的《雪國列車》，都告訴我們空間是平行的，不同群體/空間是隔離的，雖然是電影，小說和創作是虛構和想像，但從社會分層的角度上看的確如此，只是大家都不太願意承認。比如，傳銷群體在拉人的時候，就對你進行社會分層了。

08年地震，南周的一位懷著孕的女記者就近上了一線沖在前面，過了幾年，自己的小孩終於出生，如今退出媒體，在老家嘗試體驗式教育。後來我自己在一線媒體，也明白一個道理，任何重要的環節與時刻，作為記者必須保證第一時間「在場」。剛離開媒體，同事去四川採訪泥石流事件，接到任務就直接去了在機場，沒來得及帶細軟裝備，我趕緊托成都的家人送了一台筆記本電腦。面對關鍵時刻，別人後退你往前，只因為這是職業職責的要求。

九年過去，當初同場共哭的舊友如今天各一方，而曾經的憂愁現在看來或許也不成為憂愁。聽80年代學長說自己的同學聚會，說到離世的同學，我正好看過他們年級著名主持人阿憶的回憶錄，坐在車裡問，「就是那位舒春兒嗎？」老學長在璀璨的都市夜空里，邊努力從車流中擠出來邊回答說，是的。時間，很快就慢慢滑過取了。

掛掉一位獵頭的電話，然後你想著，只要有所準備，明天總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