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之輪，鳥之羽

車之輪，鳥之羽

——略論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係

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分卷中由夏鼐先生和王仲殊先生合作的序言《考古學》中所下的定義，即「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考古學屬於人文科學的領域，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張光直先生對考古學的定義的討論做了三點總結：「1.考古學從實質上說就是歷史學；但是它有獨特的對象和獨特的技術、方法，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學」，「2.考古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是富於變化的，而且不是孤立的，它要與許多其他學科做點上或面上的接觸」，「3.因此考古工作的訓練，也應是有靈活性的，多樣的；所接受的訓練範圍越廣，工作的範圍就越大，對歷史研究的貢獻也就越大。」故而，中國考古學屬於廣義上的歷史科學是毫無疑問的，而國內大多數高校的考古學系也大都屬於歷史學院，但個別高校則將其歸屬於人類學之下，如中山大學，但這一歸類大抵是受到西方考古學界的分類影響。

西方的考古學起源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歐洲考古學，一類是美國考古學。前者脫胎與古物學、地質學、歷史學和進化論等學科理論，其目的在於研究歐洲漫長的古代歷史。以最早發掘特洛伊遺址的施里曼夫婦為例，其找尋特洛伊的動力就在於對《荷馬史詩》的記載深信不疑，這也多多少少反映了歐洲考古學誕生之初的特徵，即追尋歐洲古代歷史。而美國考古學則脫胎於人類學之中，對於締造現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美洲新移民來說，北美最早的文明是印第安土著文明，而這一文明大部分未出現文字，更不必提成體系的歷史文獻記錄了，所以對於美洲的歷史研究則需大大藉助於人類學的學科理論和方法，因此後來19、20世紀漸趨獨立和完善的美洲考古學則與人類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正如朱鳳瀚先生所認為的那樣，「歐、美考古學定位的差別實際上並非緣於研究對象有本質區別,而主要是由於二者產生於不同的學術背景下，研究的對象、出發點、資料與手段有某些差別。但不論在哪一地區，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學既然在本質上都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人類所創造的文化遺存來研究當時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古代社會，那麼，如果將劃分學科的基本點放在研究對象上，則美洲考古學當其以古代印第安人的歷史與文化為研究對象時，它實際上也可以歸入廣義歷史學即歷史科學的範疇。」

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與發展都難以與歷史學相分割，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金石學，金石學的發展在宋代得到了極大的推動，如最早的金石學著作《考古圖》等，歐陽修、趙明誠和李清照等人文人學者對金石學的研究把玩也大大提高了金石學的地位，至明清以來，「樸學」興盛，乾嘉考據之風也使金石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如拓本，拓片的更妥善的製作和保存等等。但真正意義的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則是殷墟的發掘。雖然「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哈佛取得的是人類學博士學位，其在哈佛的主要導師狄克遜（Roland Dixon）和虎頓（Earnest Hooton）的學術建樹也在於人類學和民族學上。戲劇性的是，李濟僅在哈佛聽過托策（Tozzer）的考古課，不想竟成為了李濟回國後的主要事業。但毫無疑問，正是李濟對殷墟的科學發掘，開創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田野方式並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考古學家。但殷墟的發掘、發現則與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密不可分，王國維在《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續考》中，第一個將甲骨文的研究與商代歷史研究進行體系化的聯繫起來，證明了《史記》中《商本紀》對商王世系的記載，並提出「二重證據法」，將地上之文獻與地下之文物相結合對古史進行研究。而殷墟的發掘實質上是「二重證據法」的進一步實際運用，因此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之日便與歷史學密切相關。

按照研究對象的時段差別,考古學大致可分為史前考古學、原史考古學與歷史考古學三個組成部分。史前考古學即提供並研究文字產生之前的人類史的資料，史前人類歷史的全部資料都有賴於考古學產生，故而史前考古學者便是史前歷史學者。而有史時代的考古學，又分為原史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原史」（protohistory）一詞，法國《史前大辭典》一書所言較為確當,即:原史時代自身尚未有文字,但卻為同時代的其他人群記述,或通過後世口頭傳說記憶或記載保存下來其歷史，朱鳳瀚先生認為按此一划分，中國的這一階段下限應在於文獻記載的夏朝。而此就牽扯到了考古學與歷史學對於「夏朝」問題的看法。雖然夏朝存在種種爭議，但發掘的二里頭文化類型也確實反映了歷史文獻記載的「夏朝」某些特徵，因此讓我們先擱置爭議，將考古學來作為一個學科來看，其與歷史學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雖然從方法上來看，考古學借鑒了諸多人類學的思維模式及方法，但就其本質，依然是屬於廣義上的歷史科學。

而考古學也有狹義的考古學和廣義的考古學，「廣義的考古學，指對考古調查、發掘所產生的一切遺物、遺迹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對動植物、礦物等各種資料的分析研究。狹義的考古學，指專對人工產品或文化遺物的分析和研究。對那些非人工遺物的研究，我們可以根據研究對象及所使用的科學手段，在考古學前面加一個限定名詞，比如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土壤考古學、金屬考古學等等。這些加以限定詞的考古學，都是用自然科學手段來做研究的，可以簡稱為科學考古學。」科學考古學的出現，加深了我們對古代文化變遷的理解，同時也豐富了考古學的內容，但就其研究目標而言，與狹義考古學是完全一致的。

陳淳認為，中國考古學應屬於「文化考古學」，因考古學剛剛傳入中國時，西方考古學已處於文化考古學的發展階段，這種從考古遺存來建立文化歷史編年的方法，無論從目標或方法上都非常迎合中國的史學傳統，因此毫無困難地迅速被史學所採納與同化。正如蘇秉琦先生「文化區系類型說」，將中華大地分為六大考古學文化區系，奠定了新時代考古學的基本框架並一直延續至今，中國考古學的文化性、歷史性也一直伴隨至今。

雖然傳統觀點一直認為，考古學屬於廣義上的歷史學，但這也導致了些許負面影響，其中最大的問題時對考古學理論的忽視，由於中國考古學家基本上以史學研究思維方式來看待自己的材料，漠視創建獨立闡釋理論的必要性，結果一旦考古材料處於史料記載的範圍之外就只能一籌莫展，無法提供體系化的科學闡釋。正如美國考古學家約翰對中國考古學的批評，他認為中國考古學存在著只重描述，不重闡釋和缺乏以解決某些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為目標的戰略性研究的兩大問題。而這些長處則是歐美考古學所具備的。

正如在西方，史前考古學的發展與人類學的發展齊頭並進，從20世紀60年代起，兩者共同成長，用彼此的思想觀念互相補充。當然它們有許多共同之處，都是研究人文科學的新課題，即研究未開化的文明。它們的研究對象是文字出現之前的人類和至今沒有文字的人類——考古學研究的是人類的過去，人類學研究的是人類的現在。不過它們對原始人類作共同的研究時，它們自然又分別與其他學科有著緊密的聯繫，如人類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發生聯繫，而考古學則與有文字文明的研究結合起來。這裡所謂的有文字的文明對許多人來講就是歷史。（即上文所說的「原史時代」）這種不可避免的雙重使命，泰勒稱之為「文化人類學——歷史學矛盾心理」，它使得泰勒把今天的考古學者說成是「兩面派，生成『干著』歷史學，可又『是』個人類學者」。現如今的考古學人類學傾斜趨勢在中國依然處於冷門階段，史前考古學的研究依然有著很大前進空間，而是時如何處理考古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的關係問題又會成為一大難題，不過我們不妨跳出學科體系來講一講當下學術界的發展。

當下學術的發展，也極大的依賴社會科學的思維方法和自然科學的技術手段，在整個歷史學界推崇跨學科思維（interdisciplinary）的大背景下，考古學也好，自然科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都是歷史研究的手段和方式，只要對歷史變遷的研究有利，我們即可使用。如果我們接受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觀點，「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那麼對於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來說，應由之前的歷史科學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轉變為「車之輪，鳥之羽」，即成為一種研究問題的思維模式，不排斥其他方法和學科體系，成為這輛車子上一個輪子，這個鳥體上一束羽毛，與其他學科和方法一起推動「歷史科學」的發展。

注釋和參考文獻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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