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切入點Ⅱ
（二）北美理論探索
美國也與歐洲一樣，經歷了19世紀社會的大變革，在20世紀早期進入城市化進程。在美國成為以城市為主導的社會的同時，各種城市社會問題也隨之叢生。大約在一戰期間，城市社會學在美國開始發展起來，不同於歐洲學者，美國的研究者們更強調走出書齋探索城市。那時候芝加哥恰好成為社會問題與社會研究的聚焦點，因而形成了芝加哥學派。
（註：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派在學界享有極高盛譽）
1.羅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芝加哥學派
帕克在其論文《城市：對城市環境中的人類行為的研究建議》里把城市設想為一種社會機制，即通過各種內在過程而把不同的獨特部分捆縛在一起的機制，城市的人口與組織日趨有序和整合；作為一種組織，城市既是道德的又是物理的。在方法論上，他主張完全像人類學家研究其他人的文化那樣來研究城市，必須對城市進行現場調研。帕克與歐洲的學者們一樣，看見了城市的商業結構、由產業競爭驅動的複雜的勞動分工以及城市的市場支配性對傳統生活方式造成的深刻而持續的侵蝕。
帕克首先觀察到城市具有正式社會結構的特徵，大規模的科層組織的存在就是明證，而且它們會取代傳統社會裡人們非正式的互動交往方式。在城市中，政治會形成一種更加正式化的品質，城市市民無力為複雜城市運行中存在的那些危急和重大的問題負責，而不得不依賴由政黨老闆們所操縱的政治組織或公民組織或不得不依賴於相關公民來獲得信息與採取行動。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更多依賴於非個人的大眾媒體（廣播、電視、如今的互聯網等）而非鄉村中那種面對面的口耳相傳的信息網路。
在社會心理層面上，城市生活較少情感性而較多理性，鄉村中根深蒂固的情感偏向，在城市中讓位於自利的計算性。城市中傳統情感聯繫紐帶的弱化和消失，可能導致以利益集團的形式出現的新的社會聯繫紐帶。他與塗爾干相同，堅信城市中存在自由與寬容的可能性。
2.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1897-1952）：城市主義理論
沃斯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主義》一文中將城市主義界定為與城市發展相聯繫的一種獨特生活模式。在城市中，大量異質的人們走到一起，在人口稠密的環境中相互接觸，產生一種新的行為與意識——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居民變得理性、自利、專門化，對他人在某種程度上保守而冷淡，並有高度的包容性。
城市被界定為：1人口規模大而2密集的、3在社會與文化上具有異質性的永久定居點。大量不同人口遷入城市並聚在一起產生了巨大的人口規模，進而導致文化與職業的極大多樣性這一城市特性。這樣的特性又導致了人們對正式控制結構和諸如法律體系的需要，同時更大量的、差異化的人口會促進專門化分工擴散以及基於不同的、具有分化作用的職業結構。最後，專門化導致人們以利益特殊性為基礎來組織人類關係，從而導致社會的分裂或片段化。這樣的社會中，城市人根據他人的所作所為來予以回應，特別是根據他人的角色以及他人的行為是否能夠促進自己的結果來對待他人，社會關係日趨功利化，可能造成社會整體的破碎。
密集的城市人口使城市景觀表現為特色迥異的不同街區，類似於馬賽克拼圖。城市人物理距離越發接近，但心理距離越發遙遠，人口密集導致人們對他人較為個人的層面的內容失去了敏感性，彼此之間心理距離拉大後出現了一種與我無關的寬容與冷酷，甚至可能產生反社會的行為的增加。
城市的社會分化或人口的異質性會產生以下幾個後果：（1）各種類型的人的社會互動會打破舊有的等級之間的嚴格界限，使城市的社會階層結構複雜化，也會相應增加社會流動性。（2）人口的空間運動往往伴隨著人口的社會流動，二者之間互為表裡。（3）異質性人口的聚集進一步導致非個人化，在現代商品經濟的背景中，對金錢的強調會侵蝕個人之間的關係。
沃斯認為他那個時代的城市生活也是日益世界主義的，羅伯特·莫頓則區分了地方性與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世界性的居民更具無根性，思考和行事都是為追求廣泛的可能性。無論貧富，世界性的居民都顯示出某種程度的淡漠性，對他們周邊的環境具有某種程度的厭煩態度或莫不關係的態度，不願意深度依附於這種環境。
最後，可以發現沃斯對城市主義這樣的獨特的生活方式持樂觀態度，他擁護城市；同時，他也擔心城市生活的美好會因為其大量居民的異質性、匿名性、社會生活非個人化、社會整合的碎化被破壞掉，因此必須大力推進城市規劃，創造出一種人道的、高尚的城市環境。
（註：中國城及其生活方式構成了美國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馬賽克之一，圖為舊金山中國城）
3.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城市馬賽克
甘斯是沃斯最坦率和直接的批評者，他認為現代城市中依舊存在大量地方主義者，沃斯的宏觀理論沒有解釋大多數城市居民是如何看待他們自己的生活，城市是由各種生活方式拼成的馬賽克。甘斯在探索北美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多樣性的過程中，界定了四種城市生活方式：（1）世界主義者，受過高等教育者，是城市的高端人員，包括各行業的知識分子、學生等；（2）不婚不育者，包括單身成年人、無子女夫婦、子女長大後自己單獨生活的夫婦；（3）城中族群村落居民，第一代或第二代工人階層；（4）被剝奪者或陷入絕境者。甘斯對沃斯的批判揭示了城市社會生活方式的複雜性，城市人對自身生活的心理認識也因為其居住環境、社會關係的影響的差異而不同。
我們對沃斯的觀點也有幾點保留：城市的某種生活方式可能具有超越城市的普遍性；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的社會階層特徵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並非必然導致城市主義。
4.克勞德·費希爾（Claude S. Fischer）：亞文化理論
費希爾也反對沃斯，他認為城市的人口規模、密度和異質性是促進城市內聚的積極因素，那些具有相似性的，甚至是非傳統的利益和價值觀念者或行為者，一旦進入城市後，就會尋找其聚居地。隨著他們聚集到足夠的規模與密度，他們的人口就達到了關鍵規模，達到了產生自我維持動力的水平，最終產生基於共同特性的亞文化。城市極大的異質性導致了城市亞文化的繁榮，亞文化的傳播使得城市日益非傳統。
北美學者們採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實證方法對北美城市生活進行了探索與總結，進一步展現出城市與城市生活的複雜性與多樣性。當然，他們較多地關注的是城市的陰暗面，也從側面說明了城市化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對人以及其所生活的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人建造了城，城吞噬了人。
三、城市發展的景觀與問題
（一）世界歷史上的三次城市革命
1.第一次城市革命
從長時段來看，城市的人口並非總是穩定地增長，技術能力也並非總是持續地進步。歷史的中斷以及出乎意料的事件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改變城市的發展模式。世界上第一個城市，幾經廢棄、數次易主的、位於今天以色列境內的耶利哥城（Jericho）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直到公元前3500年，城市的發展開始加速，很多地方城市開始大量湧現和繁榮，這是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點。城市的數量與人口都在增長，使得社會管理與政治統治的問題加劇，一些城市通過創建城市國家，建立更加複雜的社會結構來應對這種挑戰。這種城市-國家的實際含義就是控制了周邊地區，包括一定數量的其他小鎮、鄉村和農村地區的城市。在歷史進程中，其中一些城市-國家征服了其他城市-國家，或結成同盟，從而形成世界上第一個城市帝國——擁有更大疆域，通常由唯一的中心城市統治和支配。世界各地——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國、中美洲和南美洲——都出現過這種早期城市帝國，它們把作為一種人類居住形式的城市「推升」到前所未有的複雜程度和人口規模。
第一次城市革命時期（大約公元前4000年-公元500年），城市成倍增多，人口總量極速增長。第一次城市革命帶來了雙重後果，最大的進步在於城市促進人們提高生活水平，為人們提供更多生活機會和活動選擇，並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其缺陷是這些城市有嚴格的社會階級和等級區隔，只有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城市的好處，人類福祉與殺戮流血也同時上升到空前的水平。
第一次城市革命的進程體現出某種非連續性、變遷性以及興衰更替。作為人口中心的城市，早期城市人口規模非常小，通常只有10000人左右，最大定居點人口不超過25萬。很多早期城市都存在神權政治權力結構，統治階級是政教合一的精英階層，這種結構的具體構成存在地區差異，但都造成了社會權力與物質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早期城市生活的質量受到生產力發展的局限，明顯很差。其他因素，諸如戰爭與奴隸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早期城市中居民的生活質量。城市，特別是國家-城市和帝國階段的城市，常常是一種死亡與破壞工具。到公元前4000年，當城市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人們征服他人的慾望達到了空前水平。
歐洲的城市顯然是後來者，在地中海北部區域的克里特島出現城市之前，其他地區的城市已存在了數千年。西方的古典文明屬於典型的城邦文明，地中海區域的諸多城市一直保持著繁榮狀態，直到中世紀的到來。它們與早期城市相比，似乎也具有一種悲劇性的能力，來容納強制性的不平等、軍事擴張與戰爭等人類卑污。
2.第二次城市革命與第三次城市革命
現代人所生活的城市在第二次城市革命時產生，而第二次城市革命又是起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或者說是中世紀晚期，當時的地中海區域領導了這一時期的城市化進程。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技術的提升、歐洲政治的變化等因素的推動下，在12世紀到16世紀歐洲出現許多新城市，舊城市也紛紛復興，城市逐漸重新關注藝術、文學和建築藝術等。第二次城市革命始於大約1650年，在18世紀與20世紀前半葉進入高潮時期，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伴隨，歐洲與北美地區日益成為一個城市的大陸。
（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城市）
在文藝復興及其後的幾百年里，歐洲社會的封建權力結構逐漸被打破，人們越來越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貿易變得日益重要，增加了人們獲得財富的可能性，城市的重要性持續而迅速地凸顯出來。在整個歐洲，商業開始慢慢取代農業而成為支配性的謀生方式。一個新的中產階級開始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並逐漸掌握了權力。資產階級（bourgeoisie，法語的字面意思是城鎮中的人）包括了商店主、貿易商、官僚、政府職員，以及所有在各種商業中投機冒險的人。隨著這些城市財富的積累和增加，它們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希望分享該過程的物質好處者的到來。
在17世紀中葉，封建主義差不多已經消亡，中世紀以農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最後殘餘也隨之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資本主義，城市生活方式已經建立在貿易能力的基礎之上。到18世紀，工業革命過程開始了，這個過程又使以城市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支配地位更加牢固和強大。這種變遷是驚人的，特別是歐洲各地城市人口都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因為技術效率提高、醫療衛生條件改善，人口的死亡率逐漸降低。城市人口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從農村到城市的農村移民的結果，但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本身也極高，歐美地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一直持續到20世紀。北美地區的情況也與歐洲相似，幾乎是同期見證了第二次城市革命，歐美地區以城市為基礎，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紐帶的現代工業文明與世界上同期的其他地區的社會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二戰以後，伴隨著廣大亞非拉地區相繼獨立，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並發展自身社會經濟，城鎮化進程開始快速擴散到亞非拉地區，開啟了第三次城市革命。廣大亞非拉地區的城市革命帶來了空前的人口增長，其城市人口數量遠遠勝過了歐美國家。這些城市一方面利用各項優勢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也面臨種種問題，人口壓力、生活質量低下、環境污染嚴重、社會貧富分化、棚戶區泛濫等等，而且這些共性問題也有地域差異性。二戰後的歐美地區的城鎮雖然經歷了去城市化的波折，但其主要大城市在互聯網時代到來時又再次振興，經營起新的產業，西歐、南歐、北歐、東歐與北美等地的城市區域各具特色。總體而言，第三次城市革命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城市化差異更加明顯，不同城市之間形成了可以用政治經濟學進行深入分析與批判的複雜經濟關係。
（二）城市特質與問題
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展現出其不同於鄉村的特質，寬容、非個人化、密度大、城市心理不適等等；它們既是城市化作為一個動態過程飛速開展的表現，本身也構成了制約城市發展的系列問題。城市所塑造的個人的社會關係與心理環境、分層與社會階級劃分對城市的影響；由種族、族群與性別所展現的城市的多樣性；在住房、教育、犯罪、城市規劃布局衝突中的城市問題等都貫穿了城市發展的始終。城市之間的關係探尋、城市發展異同點與文化特質的對比分析則是更加開闊的思路方法。
（劉易斯·芒福德，美國社會哲學家；寫過很多建築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著作，極力主張科技社會同個人發展及地區文化上的企望必須協調一致。代表作：《枝條與石頭》(1924)、《科技與文明》(1934)、《生存的價值》(1946)等）
正如劉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的使命就是促使人類有意識地參與宇宙的（cosmic）和歷史的過程。城市通過自己的複雜而持續的結構，可能極大地擴大和加強人類理解這些過程的能力，並在這些過程中發揮積極和建構性的作用」。藉助歷史的維度，透過城市的表象去了解、分析城市背後運行的現實的各種社會關係會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城市以及其文化，這一點可能也正是城市史研究的永恆不變的主題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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