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奮鬥與回不去的鄉土

女孩的奮鬥與回不去的鄉土_南方都市報數字報

粉墨登場唱粵曲的老人，講普通話的新莞人，揮杆自如的莞商……這是不久前東莞政府投放的的城市形象宣傳片，解說詞中強調「傳統」，著墨於「友善」，試圖扭轉長久以來被片面描述的城市形象。無獨有偶，一本以取材於這座城市的人的中譯本書籍也差不多同期面世，不同的是，裡面的主角是一個個外來打工妹和她們在這座城市的流浪與青春、掙扎與奮鬥的生活細節。如果說90年代初的電視劇《外來妹》表現的是第一代打工女性南下淘金的艱難往事，那麼前《華爾街日報》記者張彤禾的《打工女孩》記錄的則是21世紀打工女性，或許，這才是這座城市的外來者與貢獻者們的真實形象，真正的東莞故事。

早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打工」便被西南內陸的鄉民們賦予了淘金與冒險的神聖涵義，「南下」成為不少青年們向父輩宣告成熟與獨立的選擇。過年時節，通往「塘廈」的卧鋪大巴途經鄉村公路招徠乘客，載著一波又一波懷著掘金夢想的人們南下。對鄉村青年來說，打工所代表的「逃亡」彷彿愉悅的青春旅程和獨特的成人禮。十多年後我才知道，小時候記憶中那個象徵著淘金終點與繁榮世界的地標「塘廈」，只是世界製造業中心東莞的一個鎮。

在新聞報道和學術材料中，「打工群體」常常以碎片化的零星狀態呈現給公眾，而張彤禾的記錄忠實呈現了膨脹期的東莞，「城市的一切都是為了工廠服務」。那麼，八百萬農民工聚集的東莞是個怎樣的城市？在張彤禾的朋友眼裡，「妓女」和「工廠」是對東莞的第一印象。在持續兩年的探訪中，張彤禾分擔三位主角的糾結與痛苦，見證她們的成功與失敗，如此積累而成的參與式觀察的記錄，讓《打工女孩》擁有最珍貴的價值——— 還原了組成這座城市的數量龐大的打工者們鮮活的個體。與官方發布的城市宣傳片不同，書中描寫的打工者們在東莞的遭遇跟官方努力表達的美好願景格格不入——— 原子化的孤獨社會、難得的真心朋友、欺詐、拜金與功利主義滲透這座城市的每一個毛孔，成為這所製造業中心的肌理與關節。

儘管本書中，不難看出來字裡行間透露出來東莞這座城市的陰暗一面，張彤禾仍然有很多理由去喜歡上這裡的直白與赤裸裸，「我開始喜歡上東莞，這地方似乎鉚足了勁要把中國最極端的一切表現出來。拜金、環境破壞、腐敗、擁堵、污染、噪音、賣淫、不良駕駛、鼠目寸光、壓力巨大、拼死拼活、雜亂無序。」儘管這些負面的辭彙拼湊成了東莞的模樣，但張所選取的三位女主角的東莞故事無一不充滿著奮鬥與向上的積極意義：這些初中水平的鄉村女孩從流水線女工奮鬥到辦公室文員、參加提升形象與口才的商業培訓班、她們或許從事銷售工作以及創業、而從未接受過系統英文教育的女孩自學英文可以勝任英文培訓教師的職位———這些故事，或許更能代表「東莞奇蹟」。張所選的三位主角和對她們來回遷徙的觀察與描摹具有典型的人類學意義：她們代表了轉型期的中國，也呈現出打工女性如何在都市社會中尋找自身的位置，還有打工經驗所帶來的鄉土家庭結構的悄然變化。

在本書中，她們是傳統鄉土文化中的「逃亡者」，很大程度上又成為鄉土社會的經濟支撐者。當打工女孩們踏著愉快的旅程走出農村，猶如十八歲出門旅行，一切充滿著期待與未知，恰恰相反，她們的出走並非意味著「逃離」的歡愉，而是另一個宏大的翻新家庭與自我提升計劃的開始：報父母恩、攢錢修房、添置家用、供弟妹念書……而關於自己的計劃比如結婚和安家則被安排到了退出打工行列之後，那時候已經差不多30歲。

在鄉土社會，男女性別分工的傳統思維沒有消除，而打工女孩們往往都要違逆父母的意願盡量拖延打工的時間，她們父母的期待如出一轍：早日「安心」、返鄉結婚、傳承後代。根據張彤禾的隨訪和記錄，「打工」這個地域遷徙行為本身所帶來的影響，對於個體家庭的影響並非止步於經濟層面，也是影響著家庭結構本身與農村社會。早在30年代，費孝通就曾關注過鄉土社會中女性獲得經濟來源而對家庭帶來的衝擊，這些影響被記錄在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中。費孝通記錄，在30年代蘇州地區弦弓村，原本從事家庭繅絲業的女性因為進入了現代工廠變成了掙工資的階層，這導致了家庭地位發生了變化，例如一個女工因為下雨天丈夫忘記給自己送傘就當街斥責自己的丈夫。

張彤禾調研的21世紀初離費孝通描述的30年代的「江村經濟」已有八十多年，而農村社會中，女性依靠經濟來源而獲得地位提升仍然值得大書特書。在外打工的女兒們提供農村家裡翻新老宅的資金、出錢添置傢具和時髦的電器，雖然父母總想「遙控他們的女兒」，但獲得經濟獨立的打工女孩們並不服從。其中，女孩敏和大姐因為在辦公室工作而不是流水線而成為村裡打工者中的翹楚，不僅在家中擁有發言權，還給打工同輩們建言和分享機會，而「走得離家越遠越光彩」是她們的信條。

張彤禾跟著打工妹經歷春運回到老家，「春運」成為打工族一年成果的考驗，不僅需要花費時間、人脈和金錢去搏票，還要將一年以來的勞動報酬換置成禮物分給家人。而獲得經濟成功，使得外出的打工女孩們跨越性別的藩籬而在鄉村中獲得受尊敬的地位。在張彤禾的觀察中，「金錢帶給她們的權力」，「女兒們早已超出她(母親)能幫助或者理解的能力範圍。」外出打工的女性因為經濟成功而改變了自己家庭的權力結構，儘管她們未婚，女孩們卻成為家庭事務的決策者，她們敢拒絕出席不願出席的親友聚會、將父母反對的男友帶回老家、否決父輩的商業計劃、資助弟妹的教育。張彤禾認為，「寄回家的一萬一千元樹立了家庭權威」。

這些遷徙的打工女性，對於鄉土與紮根鄉村的家庭來說，究竟是歸人還是過客？儘管「年」和「家」在打工者心中的地位重要，但張彤禾觀察，在農村的短暫停留與春節的節日放鬆很快讓女孩們感到不適應，她們與第一代打工者迥然不同：沒有人想回到農村，她們的日程按照來自歐美訂單密集程度來安排，而不是像父輩一樣按照農曆與耕作。她們給家裡購置電熱水器、飲水機，裝修浴室，貼上瓷磚———城市經驗帶來的改造是為了「像城裡一樣」。這些出走與返鄉的細節無不印證了打工者骨子裡已經成為「城裡人」，而她們生活期待與奮鬥，正好意味著本書標題中連接鄉村與城市的紐帶，她們是組成「變動中國」的因子。